改革与开放
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
——第6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理论综述
发布时间：2009-05-19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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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场由次贷危机演化成的金融危机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并且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此时，又值我国处于改革开放30年，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社会问题和环境有许多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的改革如何走？如何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的严峻时刻，针对新形势、新环境探索新的改革实践，化解危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目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于2008年11月1—2日在海口联合主办了“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国际论坛。邀请部分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迟福林、常修泽、张曙光、秦晖、倪红日、曹远征、汪玉凯、汤敏、左小蕾、沃尔夫刚·S·库恩等就“新阶段改革的趋势与目标”、“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等当前改革最突出、最急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和辩论。此次研讨对于我们思索今后的改革之路具有一定价值。关键词：深化改革；中国改革国际论坛；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宏观经济走势；市场化改革；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在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所面临的问题与30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需要从实际出发，解决新阶段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是改革本身需要面对的新的选择。另一方面，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蔓延，我国如何通过新的改革实践，化解危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各方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国际论坛上，部分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就当前改革最突出、最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和辩论。此次会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海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洪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出席会议，并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有近400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专家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改革下一步的目标与政策选择
(一)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着眼于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谋划新阶段的改革
当前，我国能否通过相关的制度创新，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走出一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路子，是改革30周年之际方方面面对新阶段改革的期盼。这次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使得国内改革的紧迫性大大增强。与会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与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冲击的外部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内部的体制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这些年来改革在多方面没有到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当前经济领域最突出的矛盾。即使没有金融海啸的因素，国内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早晚也要出问题。金融海啸只是使这个问题暴露得更快、更为充分。因此，当前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重要的是加快国内改革步伐。
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保证有质量、有效率的增长。最近，我国宏观政策开始把“保增长”作为重要目标。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当前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追求结构调整，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增长。有的专家强调，过去1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是政府控制土地要素；二是把GDP的增长看作是主要的政绩指标，各级政府都运用自己掌握资源、支配资源的权力，用粗放的方法营造政绩；三是各级政府财政主要收入是生产型增值税，直接跟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速度结合在一起；四是商品价格，特别是消费品价格实现了市场化，但是在资源价格方面，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控制。行政控制的低价格鼓励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此，要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致力于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针对发展体制改革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洪虎提出，我国新阶段改革的实质是发展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发展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过去那种把改革局限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以扩大内需为例，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仅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因此，新阶段要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还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等多个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二)客观把握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进程，不失时机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关键领域的突破
客观清醒地判断市场化改革进程，不失时机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到位，是当前解决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不能因国际金融市场出了问题而否认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比如有观点认为，我国这次金融领域改革慢反而好，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比较小，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发展反而是个好事。还有观点认为过去对外开放过度了，外贸依存度过高，经济在外部冲击下显得脆弱。与会专家指出，这些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误导性，给人的印象是越不改革开放越好。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完全放任市场，但不能因市场会出问题而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市场化改革进程。有的专家提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因为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部分仍有很大缺陷，比如，商品领域市场化了，资源要素领域还没有市场化，产权等基础制度仍未建立起来，财政、金融等各领域的改革都还不到位。现在看来，这些改革任务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就可以完成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必要抓住机遇，推进新一轮价格改革。有专家指出，国际上石油等矿产资源价格的下调，使得我国放开这些价格的压力明显缓解，可以乘此机会抓紧实现与国际接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建议，应尽快建立环境产权制度，使环境成本能够反映到企业产品价格中去。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激励企业节约能耗、自觉地保护环境，为下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大大减轻，应当放开粮食价格，使其与国际初步接轨。这样，一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投资农业的积极性，更好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是可以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扩大内需。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吴敬琏强调，虽然我国技术人员总数世界第一，超过美国；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超过日本；我国的发明的数量并不少，有一些已经达到世界前沿的水平。但是要把这些发明创造产业化，改造国内的传统产业、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步履维艰，主要障碍在体制。政企不分，在很多重要的领域，一些握有垄断权的企业阻碍了创新，阻碍了某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常修泽提出“四双破垄论”，即技术、市场“双驱变异论”，网络内外“双重竞争论”，纯粹公共产品与非纯粹公共产品并存及“双向转化论”，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双重利益博弈论”。
(三)宏观政策调整与全面制度创新相结合，在结构性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何保持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与会专家认为，应当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发展体制的改革要相互配合。经济政策的调整一般见效快，看准了应择机迅速出台，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改革需要认真准备，方案应充分论证，重大改革启动比较慢，效果有时并不能立刻显现。但是确保我国经济平稳持续有效发展，必须最终依赖机制的转变和制度的创新。只有宏观政策调整与全面制度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如何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的改革配套、联动起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从多个领域阐述了积极财政政策与改革有机结合的问题。(1)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减税与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结合起来，与完善个人所得税结合起来，可以在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消费上取得重要进展。(2)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资源环境相关体制结合起来，使增加的财政支出能够流向新能源、环境保护等重大治理工程，并向环保产业投资倾斜，提高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质量。(3)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社会体制改革相结合，使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4)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投资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相结合。有专家特别指出，下一步要在铁路建设上投入2万亿资金，这些领域仍保持着高度的行政垄断，如果垄断体制不打破，将来会出很多问题。(5)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农村改革相结合，在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关于积极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的问题，吴敬琏指出，实施稳健或者积极的货币政策不是简单地“放水”，增加流动性。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无节制地增加流动性。(1)积极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相结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如果没有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信贷的体制创新，增加的流动性不一定能够使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受益。(2)积极的货币政策与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相结合。农村金融是薄弱环节，但如果没有相关的金融制度安排，增加的流动性也很难使农村受益。(3)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相结合。积极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对证券市场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证券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因此，从中长期看，证券市场稳定还需要创制并完善扎实的基础制度。
事实上，政府转型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结构性改革的主线。迟福林强调，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的进程和实际效果。市场化改革依赖于政府转型，只有通过政府转型才能使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基础性作用。没有政府转型，市场化改革就难以突破，包括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环境制度改革等就难以有实质性进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依赖于政府转型进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实有一个财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要以政府转型为基础和突破口。进入新阶段，政府转型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把政府转型的问题解决好，公共治理结构建立起来，就能实质性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要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
在政府转型与行政成本的问题上，迟福林指出，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和快速增长的公务员职务消费已成为政府转型面对的严峻问题。当前，在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财政增收压力有所增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减轻税负，要与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同步推进。应当说，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很大，关键在于推进政府改革，约束和规范政府利益。从本质上来说，政府是一个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干部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安排，使政府自身利益逐步形成。问题在于，如果政府的利益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解决，要降低行政成本就比较困难。政府转型的深刻意义在于，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地位。这是政府转型最具实质性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以政府转型为目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实现政府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前行政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是同现行财政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中央、地方事权、财力结构不合理既是政府经济职能不规范的根源，也是社会职能发挥不好的根源。所以，中国发展出版社副社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指出，在下一步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是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各部门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税种划分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联动起来，而不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单兵突进，这样才会事半功倍。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实现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对应。政府有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是一个大政府，可以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承担的责任也应该非常大，比如承担很大的社会福利责任；第二，可以是一个小政府，拥有比较小的权力，同时也对应有限的责任。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保持一个权力过大、权力行使不规范，而责任过小的政府。当前可以从规范政府权责入手渐进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政府的问责，切实完善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
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研究、统筹、协调、组织试点的发展体制综合改革机构。有专家指出，新阶段的改革需要从发展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入手，把各方面的改革串接起来，不断地解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障碍问题。一个时期可以重点解决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问题，但改革始终是围绕发展体制的综合改革，这样更有利于把发展和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新阶段的改革需要组织一批人专门从事预先研究、统筹谋划、组织试点、综合协调、及时收集和反馈改革信息等工作，组成为领导提供改革决策建议的“参谋部”。改革试点是对旧体制的突破，要有权威的机构牵头组织协调。改革要综合配套、前后衔接，要有机构精细统筹。改革又是权力、利益的调整，不宜由主管部门自己负责自己主管业务的改革，要有与权力利益配置无关的局外人来推进。改革的谋划是一项“冷”工作，需要冷静、细致的思考，不宜与“热”的工作搅在一起，否则会顾此失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过去设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对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改革任重而道远，建立一个研究、统筹、协调、组织试点的专司发展体制改革的综合机构十分必要。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与政策调整
(一)充分估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宏观政策既要注重短期的“保增长”，又要注重中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以美元为单一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产生重大冲击。这场危机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吴敬琏指出，有三个因素导致此次危机： (1)当前的世界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 (2)美国经济体系出现问题和内伤，核心问题是过低的储蓄率，向全世界借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 (3)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放松金融监管。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 1929年大萧条以来出现的几次危机，一般是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三者中的某一类型。但这次危机在短时期内连续穿透了三个市场，形成了三重危机叠加并且殃及实体经济的局面，由此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或倒闭，或被收购，或被迫转型。目前初步估计全球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损失高达上万亿美元。虽然出现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但次贷危机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世界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
对此，我们不能低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吴敬琏认为，从政策调整的角度看，宁可把危机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做最坏的打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要大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宏观经济将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从短期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世界经济衰退将减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中国的美元资产投资暴露于风险之中，中国政府及中国商业银行持有大量衍生债券。此外，中国的银行业体系也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长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可能包括各国贸易保护带来的危害、企业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困难加大、FDI减少等。有专家指出，我国将面临着“双周期”的重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周期；一是我国过去几年宏观调控形成的经济回调形势。因此，两个周期重叠，将使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因此，宏观政策调整不仅要保“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保“有效率的增长”。左小蕾指出，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当前必须把“保增长”作为工作的重点。但新阶段保增长不是简单地保所谓的8%、10%等增长速度，而是保持一个有效率的增长。如果单纯为了增长而增长，还有可能出现过去由粗放型增长所导致的恶性循环。从历史看，在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在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情况下，再加以大量的投资去保增长速度，造成的后续问题更难解决。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在保增长中推进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低成本、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几年我国出现滞胀的风险在加大，要把“防滞胀，保增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
(二)“保增长”要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环节采取强有力的政策
与会专家就稳定资本市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内需等关键领域形成了较多的共识，认为应当在这些环节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政策。要尽快恢复资本市场信心，减缓虚拟经济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速度。迟福林指出，资本市场稳定在保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我国股市涉及1亿多个家庭财富状况，一年来股市大幅缩水对国内消费产生的负面影响极大；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不利于企业融资，进而影响到企业投资。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资本市场平稳有序地发展至关重要。有专家指出，当前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信心问题，金融危机的本质也是信任危机。因此，政府需要出台多项强有力、综合性的政策措施，比如进一步降低利率、汇金公司入市、国有企业回购股票等，建立防范信任危机的机制，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也有的专家提出，我国未来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反思华尔街模式，防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资本市场要回归到中介服务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重点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的主板、三板、企业债、公司债等，要防止太虚拟化的发展模式。
针对目前房地产业的情况，有专家指出，实施房地产新政应该兼顾各方利益。房地产行业关联性很大，房地产业投资下降，会影响到装修等几十个行业。为此，应当重点避免房地产行业投资锐减。但专家们对房地产价格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房价过快下降并不能促进消费，还会拖累银行业，要防止房地产价格大幅回落。另一种观点认为，保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不能等同于保房价，也要看到过高房价不利于满足居民住房需求。与会专家提出了房地产行业发展多方面的政策建议，其核心是兼顾房地产行业的各方利益。(1)兼顾贫困群众利益，加大政府廉租房的供应力度。这是解决贫困人口居住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兴建集体宿舍。要少建甚至不建经济适用房。实践中的经济适用房容易走形变样，很难满足真正需要住房的中低收入者。(2)保持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发展。要尽快改革当前的地方土地财政制度，进一步出台稳定房地产行业的政策。甚至政府可以直接购买商品房，然后低价出售给中低收入阶层。(3)防范银行风险。房地产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密切，需要防止由于房地产企业销售回款困难导致的银行坏帐。
这次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左小蕾指出，应该以稳定就业为目标，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中小企业与就业、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直接相关。因此，保增长要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政策调整的重点。近几个月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的形势表明，需要放松相关的信贷政策，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宏观上应当考虑适当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地方政府也需要出台一些具体措施，帮助企业渡过困境。在财税政策上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空间很大，应切实减少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税负。如： (1)可以对一些行业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 (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增值税转型； (3)大幅度增加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
进入新阶段，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迟福林指出，以刺激内需为目标，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对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同时应该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进程，以有效拉动农村消费。有的专家认为，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是一个基本趋势，但在这个进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中低收入阶层由此受到的影响。例如，在粮食价格改革进程中，要对城市贫困群众提供粮食补助。并且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安全网，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社会安全网，使得员工下岗失业以后有基本生活保障。
(三)实现“标本兼治”，重要的在于把宏观政策与改革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宏观经济的问题，是多年来改革不到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所积累起来的。即使没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这些问题早晚也会暴露出来。与会专家主张，要在实施强有力的宏观政策的同时，深化各项改革，实现“标本兼治”。
首先，宏观政策要“多管齐下”，要及时到位、要强有力。有专家通过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指出，要保持短期内经济增长势头，在市场危机中政府必须站出来恢复并保持市场信心。如果恪守政府不干预的教条，会出现市场崩盘的可能。也有专家认为，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拥有许多有利条件，例如充足的储蓄率、巨额的外汇储备等，这些条件有可能使我国改变经济周期，遏制住经济下滑的趋势。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保持经济增长出发，加快货币政策调整的力度，把就业问题纳入到货币政策目标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2)借鉴1998年经验，果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启动农村消费市场。(3)构建有效的安全网，比如金融安全网，包括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三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前两个机构已经建立，还要建立存款保险机构，防范金融风险。
其次，必须探索一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路。“九五”以来，我国就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十多年来未有实质性进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困境。吴敬琏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1)抓住城市化的势头，帮助进城务工农民成为新市民。(2)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以期提高附加价值。(3)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4)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具有高知识含量的现代服务业。许多专家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不在于企业，而在于约束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越位，掌控大量资源配置权力，使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有实质性的转变。例如，土地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这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障碍。由此，要探索一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主要的办法就是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在当前，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在政策调整与改革中的强有力的作用。迟福林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们期待政府在政策调整和改革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另一方面还必须明确，政府有效作用的发挥，应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具体来讲： (1)充分发挥政府在稳定市场预期中的有效作用。在市场出现危机时，政府必须出台强有力的政策，稳定市场，尽快使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危机状态下的政府作用与常态下“政府干预”有本质的不同。(2)强化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来看，政府能不能独立于各利益主体，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能，对维护市场秩序、恢复市场信心意义重大。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充分暴露了政府监管的漏洞。(3)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解决“外部性”中的有效作用。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对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政府既需要在重大环境治理工程中加大投资，又需要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面对公共需求增长的巨大压力，需要政府切实承担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作用和最终责任。
三、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一)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
虽然我国无法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我们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既要看到威胁和挑战，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把握机遇，赢得主动。我国已深深地融入国际化进程，对世界市场依存度很高，而且拥有巨额外汇资产，国际金融危机势必会对我国对外开放产生一定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中影响外资引进和外贸出口，尤其是美欧经济下滑对我国的出口将产生持续的影响。(2)我国的美元资产投资暴露于风险中，因为中国政府及商业银行持有一些美国国债、“两房”相关债券及雷曼兄弟及其他倒闭公司相关债券等投资。(3)国内金融机构、企业持有的衍生产品交易合约将会持续出险，海外需求下降使出口企业面临困境，海外资金出逃带来短期金融市场流动性波动，进而使国内经济面临进入大幅下行期的风险。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包锦球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引发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改变。未来的这种改变有许多方面对我国来说都是重要的机遇。比如，当前的局势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过去我们到美国去收购资产，既有政治风险，价格也高，而在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过程中，资产价格可能会比较便宜，政治控制标准可能也会相对放松，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可能会相对容易；比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改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机遇；再比如，我国95%以上的进口矿产品是以贸易方式直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在国外投资开发资源、有控制权的份额矿占进口量的比例不足5%，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为我国购并海外矿产资源提供机遇，形成新的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开发进口体制。
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国家，抓住机遇最重要的是在对外开放战略上提前布局，做好准备。汤敏指出，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要更多地把注意力往前移，要弄清楚危机以后我们到底应该要什么，应该得到什么，能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有的专家提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提前做好准备，在新阶段的对外开放上进行布局和安排，为未来10—20年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做好准备，在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形成中赢得主动。
(二)着手谋划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每次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大调整，都伴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对外开放战略。有的专家指出，过去我国抓住了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参与了新一轮国际化进程，创造了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目前，更应该审时度势，面向未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应积极创造有利条件，让人民币提前参与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有的专家认为，在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情况下，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产生多方面积极效应。例如，有利于解决当前国内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有利于节省国际贸易结算成本，降低汇率风险，以及由此提高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有利于运用境外储备投资的金融业收益；甚至有利于产生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收益。有的专家认为，目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例如，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流通，对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形成支付需求。也有专家指出，目前人民币处于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曹远征认为，从现有条件看，在短期内甚至较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完全可兑换。为此，我们可以争取，在不一定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只要满足一定的规定，承诺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部分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并通过这种方式逐渐让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储备体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作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美国和欧共体的经济衰退，消费需求锐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此，要在WTO的框架下，积极拓展双边、多边贸易。比如，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参与东盟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形成了“10+1”和“10+3”的机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中亚和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再比如，积极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援助和支持非洲国家的同时，鼓励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既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又获得自身发展条件。
面对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应该推动国内企业由单个“走出去”转向组团式“走出去”。有的专家指出，我国已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利用外汇储备投资海外市场，在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的同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积极合作者。同时，要设立国家“外汇战略投资基金”，提高外汇使用效率。
要加快沿边地区的开放开发，在沿边开放口岸创立跨国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探索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的新模式；与国外政府联合创办境外工业园区的形式，引导企业进行集群式对外投资；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集团采取贸易和投资开发相结合等方式，开拓拉美和非洲众多国家的新兴市场，降低欧美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贸易增长的影响。从“走出去”的实践看，企业自己一个一个走出去，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为此，需要推进全面制度建设，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外交政策、移民政策等在内的政策与体制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三)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和建构中扮演积极、重要的角色
这次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建构离不开我国的参与。这同时对我国提出了一个重大而现实的命题，就是我国在新的游戏规则制定中扮演什么角色。汤敏指出，一次大的国际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新的规则。过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但在决定国际金融等重大问题上，缺少应有的发言权。例如，很多重大问题都是G7开会决定，发展中国家只有跟着的份，这种不平衡的国际规则制定方式造成很大的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没有我国的参与是不行的。有的专家认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从而减弱了金融风暴的冲击。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应采取积极措施，与世界共同采取统一行动，稳定世界经济。有的专家指出，在未来经济国际化进程中，我国不应仅是一个参与者，而应成为一个推动者。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并开始影响到我国整个宏观经济，亟需我国采取措施防止危机扩散。有的专家则认为，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最大的威胁就是缺乏一个国际性的监管。为此，我国应在共同推动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协调机制上扮演重要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在比较充分地利用现有国际规则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我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成为常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许多国际上的游戏规则也开始对我国起到某些负面的制约作用。有专家指出，我们要在新一轮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为此，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或联合其它力量为我国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例如，应逐步打破长期的观察员身份的局限，谋求更多平等的知情权、参与权、规则制定权、否决权等，使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能够正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四、积极探寻扩大内需的新路子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迟福林指出，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积极推动扩大内需，今天再次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在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地在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走出一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路子。
(一)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首要战略选择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与会专家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世界经济走向衰退，对我国也将产生重大冲击，尤其是海外需求下降，出口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我国当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系统几十年运行的一个结果，外部因素只是加速了我们这轮经济下行的速度，没有改变整个中国经济演进的方向。进入新阶段，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多年来，出口和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出口导向的路子很难走下去；随着高成本时代的来临，靠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实现低成本投资扩张的路子也难以为继。外部环境的恶化，暴露出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正是将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的重要时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政策的首要战略选择。
保增长最重要的是保内需。左小蕾指出，我国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的衰退，保增长的目标不是简单地保两位数甚至更高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保内需，靠公共投资和消费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稳定、有效率地增长，提高内需增长对拉动经济的贡献率。这不仅是短期内应对金融海啸的重要手段，也是长期内转变出口导向的战略举措。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经济全球化红利的缩减，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切实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稳定，从而走出一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共同期盼。
(二)构筑经济、社会安全网，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内需的压力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正面临三个方面调整的压力：一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二是经济周期调整的压力；三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在这个调整的阶段，需要采取积极的经济、社会政策化解社会风险，避免国内需求下降得太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必须构筑金融安全网，并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政策稳定资本市场。金融危机使得每一个人的资产缩水，穷人支付房贷会更加困难，实际需求能力下降。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全世界有42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逐渐呈加速的趋势。到2006年6月，全球共有9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另外还有20多个国家正在研究、计划和准备实施中。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需求的冲击。从我国的实际看，无论是防范金融风险，还是扩大内需，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构筑防洪堤。目前，首要的是建立金融安全网。我国负责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和负责审慎监管功能的监管机构都已存在，现在缺少一个存款保险机构，金融安全网存在这样一个漏洞是非常危险的。建设存款保险机构是提高公众信心，保护存款人特别是大多数中小存款人利益的重要保证，对实际支付能力的下降也将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面对宏观经济调整的压力，需要有个过渡，也就是一定要有个社会安全网，使得职工下岗失业以后能够有生活的保障，才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当务之急要加快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尤其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跨省市的转移和续接显得十分紧迫。有专家建议，应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基本收入制度不仅能够消除相对贫困，保障基本需求，而且能够作为一种经济激励方案，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投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指出，应将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应完善人口领域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加大人口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特别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满足广大农民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现实需求。实践证明，公共服务支出对降低私人支出成本、稳定预期、提高消费率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新阶段扩大内需，关键是从改革中寻求出路
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会专家指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依赖于制度障碍的消除，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落实到改革上。
在现阶段，有必要通过改革破除扩大内需的体制性障碍。迟福林指出，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提出扩大内需， 10年来并未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改革滞后，例如，由于资源价格改革滞后，使得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人为压低资源价格、不计环境代价的基础上；由于农村改革滞后，广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村潜在的消费市场难以启动起来。有专家指出，这次扩大内需与过去相比，重点领域有很大的不同，政府应当把更多的资源投到资源环境领域、社会领域和农村大市场中去。因此，我们再次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在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地从改革中寻求出路，以解决扩大内需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扩大内需，可以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源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与会专家指出， 2007年，我国在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4倍多，达108亿美元。如果放开能源价格，使其能够反映供求关系，新能源开发投资需求还会更大。2007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3387.6亿元，仅占GDP的1. 36%，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2%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俄罗斯2000年1. 6%的水平。如果把比重提高到1.8%，以2007年的经济总量水平，当年在环境领域的投资额需要达到近445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曙光指出，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对拉动内需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前提条件是政企分开。目前我国的铁路改革严重滞后，铁路体制是中国唯一的政企合一的体制，即使发行铁路债券，主体都是铁道部，而不是铁路公司。这种情况下，如果铁路体制不改革的话，即使国家再增加几千个亿的投入，也难以带动民营资本的投入。从现实的情况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使之在加大国家投资的同时，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范围。
在现阶段，必须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扩大社会投资需求。新阶段我国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必然会大大提高公共投资的比重。有专家估计，最近几年广大社会成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每一年的消费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按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初步测算，广东省要在2020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投入5000亿—8000亿元。从全国情况看，保守地乘上10倍， 12年中需要投入5万亿—8万亿元。由此看来，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是十分有潜力的。如果未来5—10年能够在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方面有重要进展，公共需求方面的投资会逐年明显增大。而且，从中长期考虑，改善民生，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必然会为扩大内需奠定重要的制度保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推进农村改革，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迟福林指出，扩大消费的力量最主要的在农村，如果整个农民能够提高消费，整个国内市场就会启动，我们也将逐步从依赖外需转向依托内需。目前，我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在0. 72，农村为0.85。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块钱收入，城市人花掉0.72元，农村人花掉0. 85元。考虑到有2/3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从短期看，重点是提升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增收，促进一般消费的增长。对于城市居民，则可以考虑发物价补贴和提高薪酬，这样做城乡居民都会满意，还能扩大内需。从中长期看，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为广大农民创造公平发展和提高收入的机会，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全局的重点所在。
(四)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累积了许多结构性矛盾，如果不适时做出结构性调整，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引发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因此，迟福林指出，从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仅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使宏观政策调整与重大改革有机结合。
首先，应该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与会专家指出，财政支出政策调整要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放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增值税转型，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
其次，要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有专家认为，短期内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长期内不宜大量放水，因为今日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昔日大量放水。可以考虑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例如，借鉴1998年国务院采取的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建立中小企业贷款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扶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专家认为，应坚持“政策救市”与“制度救市”兼顾，在稳定资本市场方面有所突破。货币政策的松动还要与银行改革相结合，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农村、落后地区，由此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
再次，要将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指出，改革30年，社会事业成绩很大，但也存在“总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结构和关系严重失衡”的突出问题。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应主要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与会专家建议，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长的同时，应当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上，不仅要注重为正在工作的人提供保障，还应把其他群体(包括失业人员)都纳入保障范围，以工资、资产等收入作为缴费基础，使社保体制变成一种可持续运作的体系。秦晖指出，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中，还有大量“负福利”的现象，就是一些福利反而增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对困难群体是“负福利”。这应当在下一步公共服务体制创新中得到充分考虑，尤其要高度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