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在一九五七 (二)
在吃饭的时候，父亲讲的话就多了，闵刚侯概括如下几点：
一、章伯钧的插话中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
二、章伯钧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认为现在民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章伯钧还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的发展，至少要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谈到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章伯钧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
三、章伯钧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他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最后章伯钧提出要大家见总理、彭真、康生和李维汉。
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章伯钧说，前一天晚上她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要父亲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父亲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明情况严重，大家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总理看了条子后也未置可否。父亲哪里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就在明天。
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特别是中国的政治风云，恐怕是任何西方星象学家、东方算命高手，都无法预测的。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接着该报于九、十、十一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反右斗争。
从六月中旬起，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分别多次举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常委扩大会议。民盟集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言论。农工民主党中央批判章伯钧的右派言论。开初，把批判会称为座谈会。父亲也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九日，民盟率先表态批判右派的是吴晗。他在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谈到他不同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他说："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委员会，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六月十日晚，父亲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上表态说："感谢各方面在报纸上对我在中央统战部发言的批评。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保证都对。不对的，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总以为是对的。经过大家的批评、提醒，自己记忆检查一下，有哪些不对，这对我是有帮助的，是好的。"他又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下午，父亲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只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的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但不做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六月十三日，父亲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说明自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父亲说："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父亲对各方面的批判想不通，私下对人说："我只就四个方面提出一点意见，而且我的政治设计院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来批评我。"
当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举行的座谈会上，史良、千家驹、胡愈之、罗涵先等人先后发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本人尚在国外)。史良第一个站出来，作长篇发言，狠揭章伯钧，批判储安平，要求罗隆基回国立即检查。胡愈之立即跟进，同意史良的意见，并要求民盟中央向全国人民作严正表示。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所有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刊出史良发言的全文。香港《星岛日报》于十六日发表了《中共清算"民主同盟"》的社论，社论也几乎全文发表了史良的讲话。社论说："中共很狡猾，他们不亲自出马，却用'民盟'的人去清算，分裂'民盟'。首先出马的是'民盟'的头子史良······一经分裂中共便很容易将之消灭。'民盟'一垮，其他小党派当然命不久矣！中共跟着便建立苏维埃独裁政权。这是短期内必然的事。"
六月十五日，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开始批判章伯钧错误思想和言论。
这段时间，一些学生也在寻求社会帮助，不懂政治的孩子们甚至找到民盟。十五日下午，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一年级学生黄心峰等四人访问民盟中央，反映高校问题，由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接待。
晚上六时半，父亲接待了一个叫王襄的人，他是农工党员，黄埔军校四期，邓演达的学生。王自我介绍说：一九二七年就见过父亲，现在特地从湖北赶来探望。父亲非常感激，不但请吃，且吐露心曲。父亲向他表示："现在苦闷得很，想退下来，保留一个政协委员，读读古书。"并说："你看我的几次发言到底错误在哪里？"脆弱是人性，父亲也是极度不安。遂问："你听到共产党准备如何对我？"两人一直聊到十时。父亲哪里知道此人竟是统战部派来摸底的暗探。王襄把谈话稿交给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后，十七日乘车返回武汉。
官方的确派了一些眼线，以记者、老友、亲戚的身份到家中探访民主人士。他们分头到了梁思成、陈仁炳、王造时（均为民盟中委）等人家中，做反右动向的摸底工作。教授们把来者当朋友，说不上推心置腹，也算得真诚相待。陈仁柄说："现在我有空，逛逛公园，逛逛城隍庙，生活很好。我好久没休息了，这次我想休息几个月。我的民盟副主委和市政协副秘书长，还是拿掉吧······我这次问题不小，头脑发热，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我对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大有在野党的味道。"这些真心话，都以书面形式汇报上去了。在被打探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警惕性的要数马寅初了。他对记者说："如果毛主席要找我个人谈，我可以说，但也只能适可而止。总之，我不给你谈！"
六月十五、十六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社务会议，检查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在十五日的会议上，父亲首先发言。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同时要求在座的储安平准备承认错误，并说："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十六日的会上，父亲再次发言，说："近来报上有四个新闻人物，在座的就有三个（指章乃器、储安平和自己）······有人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击中了要害，这是指其严重性来说的。昨天乃器说我是投降将军，也是击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有人说，我是两面派，我看不止是两面，还多一面，有资本主义一面，也有社会主义愿望一面，另外还有封建思想残余一面。古人说'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
六月十七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就章伯钧、罗隆基等发表错误言论的事情向新华社发表谈话，号召全盟团结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农工党中委继续举行座谈会批判章伯钧。
六月十八日，在统战部的部署下，胡愈之主持召开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最近我们民盟成员中暴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整风对于革新民盟的政治面貌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个会议上，民盟中央通过了号召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和盟内整风的决定。决定具体提出：
一、本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的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
二、章伯钧、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应该尽情加以揭发批判；
三、对犯错误的同志盟组织应当责成他们坦白交待，深入检查；
四、本盟立即开始在盟内进行整风。
这个决定，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会上，邓初民做了"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兼斥罗隆基、陈仁柄的谬论"长篇发言，与"决定"一并刊登。邓初民的发言从反动历史到当下罪行，显然是对章罗二人进行彻底清算，它被认为是官方释放出的反右基调。
这时，父亲感受到的是一个世界的颠覆，剑一样锋利，铅一般沉重。章伯钧明白了：自己已然被推到了毛泽东掀起的政治狂澜的中心。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等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刊出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全文。它与毛氏原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差异极大。父亲大怒，把报纸拍得直响，对母亲说："我没有讲错吧，他是个大流氓。"
对这个修改的"人内"讲话，境外人士是这样分析的："人内"讲话原来为何不发表？因为它的内容"颇与苏联政策有所抵触，有与苏联分庭抗礼、互为领导之嫌。现在为何又发表？那是由于党外人士的批评，直斥国家制度。这种表面是诤谏，实际是需要更多民主的呼声一扩散开来，会造成比匈牙利革命更重大的事件······中共不得不找寻一个收场的办法，于是公布了订正了的毛泽东演说。"
六月十九日上午，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刘国成等四人访问民盟；下午，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级第一组学生任平生等二十三人来访。二十日又有北师大学生访问。
六月二十四日晚，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章伯钧。
六月二十五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指示"中的第五条内容是："本盟中央即日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及中央整风办公室，领导全盟整风运动。"会议还通过了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和整风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在领导小组的主席团成员里，除了主席沈钧儒，副主席马叙伦、史良、高崇民以外，还有胡愈之，并兼任整风办公室主任。民盟中央开释编发《民盟中央整风简报》。"简报"快速传达盟内反右斗争的动向和成果。第一期的"简报"，就点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是资产阶级右派。当晚，民盟立即举行中常会扩大座谈会，整风领导小组和整风办公室集体登台亮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揭发章罗反动言论，这也是罗隆基外事访问回国后第一次接受批判。胡愈之还出示了一九五一年罗隆基写给他人的书信，以为反动罪证――心似刀切，身如转蓬。章罗二人当初对民盟付出了多少劳苦，现在就有多少伤痛！
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六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学生十二人访问民盟，反映问题，由邓初民接待。
晚上，在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按签到次序排列）：费振东、陈望道、胡愈之、华罗庚、李文宜、高崇民、沈钧儒、喻德渊、吴昱恒、马叙伦、彭迪先、许杰、张国藩、邓初民、周新民、吴晗、罗子为、梁思成、千家驹、史良、金岳霖、杨明轩、成柏仁、闵刚侯、吴作人。主席是高崇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员）、闵刚侯（中共、民盟交叉成员）。会上具体研究和布置民盟的反右斗争工作，决定事项如下：
一、关于盟内右派分子的组织处分问题：已经撤销盟内职务者，暂不恢复职务。尚未做出处分者，暂不做组织处分。
二、定于七月十日晚七时三十分召开整风座谈会，通知章伯钧到会交代：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北戴河的密议、如何策划拉拢知识分子、中共整风中的进攻布置、擅自设立四个工作组问题、全国工作会议中的活动、歪曲传达毛主席讲话问题、在国外的活动问题、与台湾特务的关系问题、六月六日六教授密议问题、搞军事活动问题等。另，章伯钧与杨虎的关系问题由农工民主党责成交代。
三、关于江西省委推出已被揭发为罗隆基右派集团中的许德援参加整风小组事，推定周新民同志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联系后，再作处理。
四、《争鸣》自七月号起暂时停刊，推进内部检查。检查完毕，再行复刊。
五、召集来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地方组负责人在离京前，会商有关整风事项。
六、请周新民同志协助中央整风办公室的工作。最后，胡愈之传达周恩来有关整风的讲话。(案：以下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所有会议内容均为会议记录稿，不再标出)。
六月二十九日，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江西小组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参加安徽小组批判。黄绍竑到广西小组。广西代表诉说从前的苦难，斥责他忘记了广西人民对他的宽恕。
六月三十日，民盟在文化俱乐部举行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由罗隆基交代问题。由于他的态度恶劣，临时决定晚上继续举行座谈会，揭发批判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
父亲看了《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一口断定这社论一定是老毛写的！说："这次讲话（指统战部座谈会发言）是上了大当。"又说："共产党真会变哩！除掉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它都会变。"
罗隆基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父亲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法回答你。"罗隆基第二次离开我家时，怒气冲冲，用自己的手杖击地，折成两段，拂袖而去。
民盟中央上下都知道，"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毛泽东往知识分子抹了一脸肮脏，你必须说他抹得好，做得对；还要把肮脏保留下来。你无法申辩，也无人替你申辩，其中包括你最棒的同事，最好的朋友，最近的亲戚。一切没有道理，没有原则，更无信仰，而毛泽东又是最标榜"道理"、"原则"、"信仰"的。
七月间，各民主党派内部纷纷进行反右斗争，在一片斥责声、质问声中，被认定的右派分子，陆续作公开检讨。父亲是最早低头的人。其原因我以前的文章里讲过，不再赘述。
七月三日上午，父亲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安徽省代表小组作检查。
下午和晚上，父亲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检查，以下为检查摘要。父亲说："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发展起来的，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多场合都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效仿的地方。从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对苏联的批评有很多不好的言论，对苏联的估计过低，成绩估计过少。"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父亲说："过去同罗隆基在盟内有矛盾，从去年开始合作，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罗过去是反对我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的思想，他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人大开第三次会议，我请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达、沈志远、彭迪先等人吃饭。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他们完全拥护我。后来，罗在民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他。如罗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协，我同意。罗提出在政协要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我支持他，作为民盟的建议提出来。再有文化俱乐部的管理上，统战部要收回，罗反对，我支持他。在民盟办刊物上，我们合作得很好。如《争鸣》我原来打算自己办，后来按分工给他办，以这个刊物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论坛了。在民盟人事安排上，罗把费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抡安排在文教委员会，我同意。罗要把陈新桂安排在《光明日报》，我也同意。在民盟交换政治意见，过去有争论，从去年以来我们两人就不大争论了。"
谈到去年夏季在北戴河，民盟几个副主席常一起开会。父亲说："我与罗谈过知识份子问题，谈到肃反和平反问题。我在中共的座谈会上建议把劳改的大知识分子释放，由体力劳动改为脑力劳动。今年，罗隆基提出沈老年纪大了，作名誉主席。我作第一副主席，他作第二副主席。现在民主党派独立了，不做共产党的尾巴了。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做的，我就做'"
父亲坦言："我骂共产党是很多的，主要是有职无权，当面捧场，背后骂娘。我有一套政治野心，不是为做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三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发言的最后两句――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说很好！我是把民主和社会主义分开的。总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竭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同罗隆基相同，和储安平相同，也和徐铸成相同。"
他又说："我总觉得西方有科学技术，有民主。我受了南斯拉夫的影响，受苏共二十大影响，受波匈事件的影响。我对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的民主党派很欣赏，他们有所作为。我感觉过去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得太紧，特别对地方管得太紧。民主党派所有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代为安排的。我很不满意。因此，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的方针，我以为大有可为了。我在民盟中央搞了四个座谈会，在民盟北京市委搞了十几个座谈会······我在三个岗位（民盟、农工、光明日报）都是负责任的，犯了错误，我负有更多的责任。我在各方面指导向共产党提意见，也就是点火。我在政治上的企图是发展组织，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在这次会上，经一些人当场发动，把揭批章伯钧个人的斗争扩大为揭批"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斗争。于是，父亲在两个党派，有了两个阴谋集团。
七月七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布置十日责令章伯钧交代并进行批判大会。
七月八日，交通部举行全体职工大会揭发批判章伯钧。在十四人发言中，部长助理孙大光最引人注目，第二天的各大报纸都以醒目位置刊登他的发言。孙大光说："去年五月，我和他商量工作，顺便谈到'长期共存'方针。这时，章伯钧很兴奋，对我说：'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我当时就请他解释这是什么意思。章伯钧说：'所谓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教徒是指党员。'其实，章伯钧所说的上帝是指我们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九月北戴河体制会议后，有一次问他体制会议开得如何？章伯钧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少了，上面管的太多，有许多的委、许多的办。你们党组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实际上也是管不了许多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的只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和办的负责人的人。我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为什么一些生病的人还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的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章伯钧对我们国家制度是不满的！"
有意思的是，一个房间里的两人对话，被选为定案材料的罪证。更有意思的是一九八○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文件里，保留的五个右派里，章伯钧位列第一。父亲一九五八年定性材料全部推翻，却单单挑选孙大光的揭发作为唯一的凭证。"文件"宣布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母亲和我到统战部谈话，副部长张执一怀着歉意对我的母亲说："李大姐，其实，这一条也不能成立。两个人谈话内容，谁能证明？"
交通部举行的批斗大会搞了整整一天，气势威严，穷凶极恶，如飞沙走石，沉雷急雨。每个干部在党组煽动下都变成劣马，乱蹄在"章部长"身上踩踏。父亲身心疲惫，难以支撑。回到家中，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这样搞法，我还能支持三个月。"后来，交通部举行批判章伯钧的大会，父亲都没有出席，估计是李维汉打了招呼。现在，许多期刊报纸上刊登的章伯钧接受批斗的那张照片，会场就在交通部。
七月九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几许布置十日令章伯钧交代和批判大会。
七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作第一次检查交代。
七月十二日晚七点半，在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出席者有刘清扬、李文宜、陆士嘉、童第周、陈望道、胡愈之、华罗庚、高崇民、沈钧儒、喻德渊、吴昱恒、彭迪先、许杰、张国藩、邓初民、周新民、罗子为、梁思成、史良、杨明轩、成柏仁、吴作人。主席是高崇民、胡愈之。会上决定事项如下：
一、暂定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举行中央整风座谈会，责令章伯钧到会交代。
二、人大大会开幕后，要求外地负责同志留京两天（参加十四日批判章伯钧大会），并决定盟中央开会一天，以便商讨盟内整风事宜。留京同志的名单，由周新民同志提出，不得有右派分子在内。
三、同意陕西的成柏仁、韩望尘、任谦、李敷仁、李馥清、马平甫、苏资琛，黑龙江的石增荣，湖北的聂国青，四川的刘芝畦等同志，留京参加盟中央的整风会议。
四、要求在中央交代的马哲民、韩兆鹗等，决定责成回原组织交代。
五、右派分子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时，应在重点的单位交代。如盟内负责人，则盟内交代为重点。但须与其他有关方面密切配合。
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如收到地方组织的报告和情况，请及时转交或报告中央整风办公室。
七、沈主席建议中共中央李维汉部长专门召集民主党派共同商定整风的方针和计划，以指示地方组织。
七月十三日，民盟中央派干部到《光明日报》了解在章伯钧、储安平领导下，该社到大城市点火与民盟各地方组织的关系问题。
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民盟举行中央整风座谈会，父亲到会继续交代问题。
七月十六日，李维汉部长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负责人座谈。下午两点半至六点半，在文化俱乐部第五次整风座谈会，责令章伯钧交代问题，并揭发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七月十九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整风扩大会议，父亲继续交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章黄李等右派集团阴谋活动"。会议由季方、徐彬如主持。会场上的人听了他的交代，认为只说了一些工作关系过程，"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没有谈"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因而引起了一阵严厉的斥责声，高呼口号："章伯钧不彻底交代，我们要斗争你到底。"第二天，父亲对我们说："再搞下去，民主党派恐怕要把共产党延安整风的一套办法拿过来了。"《人民日报》从七月十五日起，发表了二十篇属于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的"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有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马哲民、黄药眠、叶笃义、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韩兆鹗、谭惕吾、潘大达等人的检讨。曾经喋血沙场的勇士，最终没能造就出光耀历史的伟人。极端权力却轻而易举地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说成是"其源盖出于章罗联盟"，因而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反右斗争中首当其冲；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民盟提出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被认为"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章伯钧邀请六教授举行的座谈会，被认为"反党阴谋紧急会议"；这两个党派分别召开部分成员及联系群众提意见的座谈会，被认为向党进攻的"点火会"；前一时期根据党派"重点分工"进行组织发展的工作，被认为"招兵买马恶性大发展"。这两个党派很快地把反右斗争扩大到地方组织，民盟很多地方组织纷纷揭批"章罗联盟"的"分店"和"骨干"。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举行中央领导整风小组第四次会议。刘清扬、李文宜、胡愈之、高崇民、沈钧儒、吴昱恒、许杰、邓初民、周新民、梁思成、史良、杨明轩、萨空了、楚图南、千家驹、吴作人。主席是沈钧儒、高崇民。会上决定如下：
一、通过"关于进一步展开反右斗争和盟内整风的指示"。
二、通过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各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名单。召集人：沈钧儒、马叙伦、史良、高崇民、胡愈之；地方工作组组长杨明轩；宣传工作组组长邓初民；调查组组长胡愈之；整风办公室主任胡愈之。工作组负责人应尽快提出组员名单，立即开展工作。
三、定于本周内（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最迟月底召开中央整风座谈会，责令罗隆基交代。
四、?史良传达李维汉部长于七月十六日对民主党派整风负责人的报告；胡愈之报告盟内最近整风情况。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宣传组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关人士研究反右斗争的宣传问题。
八月一日，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参加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办公室的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八月十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宣传组在文化俱乐部招待新闻记者。下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揭发批判罗隆基反动言行。
八月十二日下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七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罗隆基初步交代了反苏反共的历史。
八月十六日下午，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主席史良。
一、会议通过以邓初民、李文宜、陈翰伯、张毕来、楚图南、萨空了等六人组成《争鸣》月刊检查组，以邓初民为召集人。
二、民盟中央领导小组成员费振东在华侨事物委员会盟支部被揭发有严重错误言行，责令在盟内彻底交代，并中止民盟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及所兼整风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八月十九日，在政协礼堂举行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罗隆基。
八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登出章罗联盟的各地人员名单，列举其"兴风作浪"的事例。该报称"章罗反共联盟"，是全国右派分子的司令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均有"据点"和"首领"。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听取中央统战部萧处长关于民主党派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第二天下午二时半，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座谈中央统战部萧处长关于民主党派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胡愈之主持，史良在会上说："虽然对右派的揭发批判仍要彻底，能由右派分子自己交代问题更好。不交代才揭发。罗隆基的会，准备在本周进行两次。"
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九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罗隆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九月三日，十二日，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七、八次会议。主席史良。商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同盟于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的决定。看来，别人收拾自己还嫌不够，要自家整自家了。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伟大的反右斗争。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会上，周新民报告民盟地方整风的情况。决议通告要"注意防止右派分子发生自毁事件"，通告"地方整风领导小组彻底贯彻反右方针政策，坚持说理、大辩论方式，避免简单粗暴。"比如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之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
就在这个月，地方就开始催促中央尽快处理右派。来自重庆的一份内部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重庆市已反出右派分子三千七百四十四人，估计最后将达到五千人。目前各单位已斗了的右派分子一般都还没有处理，多数单位是斗了就搁在一边。这些被斗过的右派分子不少没有做工作。目前，他们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到处控告、喊冤、进行翻案；
二、满不在乎。有些党员高级干部成了右派，表现无所谓。经常逛大街，吃馆子，遇见另一右派分子，常开玩笑，互称："汪右派""刘右派"；
三、顾虑重重，怕开除后失业，少数问题严重的，怕当反革命惩办。
与此同时，西方也在揣测运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那个合众社香港分社社长也撰文分析："中国共产党首脑今天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对批评政权的人，应该怎么办？枪毙他们呢，还是发发慈悲心，对他们'再教育'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共产党本身邀请他们进行自由和坦率的批评的······北平敢让明显的批评者逍遥法外吗？敢把他们枪毙吗？作为对其他有同样思想的人的儆戒，意味深长的是共产党对六月间在汉阳发生的暴乱的领导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还有别的枪毙人的消息。这些血腥的清洗是否会扩大到三个'右派'政府内阁成员······"－－西方人哪里晓得中国共产党里有个大人物，在处理右派问题上和后来对付青年学生上，表现出富于创造性的、魂悸魄动的天才。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先从高校师生右派的处理意见入手，制定出一个方案。方案拟出，即在人大、北大等高校组织师生传达文件的指示精神，并动员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以内参形式上报。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一种人反应平静，即"事情是你们搞的，处理是你们的事。"一种是抱怀疑态度："右派分子又没有杀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犯什么罪。也恨不起来。""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专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多数人则不同意"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论点，不同意对右派学生采取"一般开除"的处理办法。而高校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右派言论是否属于犯罪？师生中的左派，当然是"一致拥护中央的原则"。对右派的性质和处理，辩论是短暂的，思考是持久的。时至今日，即使右派骸骨已朽，也未曾停歇。
十月十日下午三时，在民盟中央办公室召开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主席史良。
一、核准"民盟中央十至十二月三个月反右斗争计划要点"及地方工作要点。
二、推定闵刚侯同志代表本盟参加各民主党派共同研究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机关全体干部到民盟北京市委参加北京市批判右派分子大会。
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主编职务。三天后，（十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主席高崇民。
一、高崇民报告《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主编职务。另选杨明轩（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继任社长，陈此生（中共民盟交叉成员）任总编辑。周新民提议：代表民盟参加《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曾昭抡应撤销他的职务，另推萨空了继任。
二、决议通过月底举行章罗联盟批判大会计划。
十一月八日按照：
一、根本制度和基本政策问题；
二、知识分子问题；
三、民主党派问题；
四、政治背景阴谋活动
等四个方面批判章罗联盟问题，所分四个组分别在下午和晚上在民盟总部开会，准备批判大会的材料。
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在民盟中央举行全体干部大会，揭发罗隆基和批判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罪行。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决定给予周鲸文撤销盟内一切职务及开除盟籍的处分，建议全国政协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通报全盟并登报公布。此前，父亲从别处已知他去了香港。
父亲吃饭时说："如果不走，周鲸文一定是右派。"
我说："走得好！爸，你也走。"母亲狠狠瞪了我一眼。
哦，我忘了：家里也安了眼线（详情另述）。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在民盟中央会议室，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主席史良。
一、千家驹汇报驳斥罗隆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的筹备情况。
二、大会决定在十二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天举行。
三、沈志远等右派分子的发言一律作书面发言。
四、决定在执行主席里增加胡愈之同志。
五、决定在大会的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留罗隆基半小时，让他表示态度。
六、讨论胡愈之的发言稿。
七、推定胡愈之、周新民、千家驹、萨空了、闵刚侯五位同志审阅全部发言稿。
十二月十九日，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主席史良。
一、千家驹报告批判罗隆基大会筹备情况及议程。
二、讨论批判章罗联盟发言稿内容。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主席史良。
一、讨论民盟中央中委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及处理程序问题。决议：原则通过五人小组提出的十四个标兵处理意见的材料。所谓"标兵材料"，就是在统战部直接领导下，由各部门联合商议执笔写出的示范性、指导性材料。标兵材料一律呈送邓小平；再由邓小平，呈送毛泽东过目。这十四个标兵是：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沈志远、韩兆鹗、潘大达、马哲民、宋云彬、陶大镛、浦熙修、费振东、彭文应。会上，推举杨明轩、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铭、闵刚侯、罗子为、关世雄等七位同志（全部为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组成小组对中委中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全部处理意见。
二、讨论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程序。决议：于明年一月中旬左右召开中常会或二中全会对中常委中的右派进行处理。
三、讨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的时间问题。决议：于一月十日以前举行。
四、关于整风领导小组的分工名单：1，右派分子处理方案小组――组长杨明轩，副组长闵刚侯，组员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铭、罗子为、关世雄。2，起草民盟反右工作报告总结小组――组长周新民，组员千家驹、张毕来、陈鼎文。3，继续起草章罗联盟发言稿小组――组长胡愈之，组员沈兹九（胡愈之夫人）、萨空了。
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天，统战部和民盟已经在研究如何处理右派了。而父亲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一直在检查、再检查，一次次总不过关；一直在交代、交代，一遍遍总说不行。口头检查交代了，还要书面检查交代。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责令父亲的交代从幼年写起。
"什么名堂？这是清算！要清算我的一生。"父亲自语道。
每次写交代，都是父亲来到洪秘书工作的房间。他口述，洪秘书记录。早已戒掉的烟，重新拾起，一根接一根。在烟雾缭绕中走来走去，或望着窗外两眼发直。口述材料整理出来以后，经父亲修改，再用赵体小楷誊清。我喜欢看洪秘书写字，工整又漂亮，有时一站就是好久。父亲真是从安徽桐城地主家庭说起，说到读私塾，读桐城中学，说到德国留学，说到加入中共，说到脱离中共，说到邓演达，说到第三党······父亲交代最多的，还是与国民党军界的关系。从陈诚开始，名字一排一排，密密实实的。有的姓名，我听都没听说过。
一次，我从洪秘书的房间出来，忍不住对父亲说："难怪人家要说你是右派，你结交了那么多的国民党。"
"你懂什么。"不过，父亲是笑着说的，即使情绪低落到极点，父亲对家人总是那么和善。仅此一点，我就服他。
父亲坚守中间路线的主张，坚守第三党地盘，被认定是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重庆迁至上海。父亲为制止内战，仆仆于沪宁道上。那时父亲就对农工民主党的朋友说："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如果是相持局面，第三方面就大有可为了。"一九四七年二月，自农工民主党全国第四次干部会议以后，父亲加紧了长江以南的组织活动。在工人、学生、农民中发展成员的同时，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吸收成员，并通过这些人搜集军事情报和弹药物资，为将来时机成熟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做准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解散，农工党立即转入地下。农工党公认为是各民主党派中与国民党斗争最有经验、警惕性最高的政党。在民盟尚未解散前，父亲就主持农工党中央发出第一号、第二号《政治通告》和第一号、第二号《组织通告》，提出了"严密组织、保全机构、隐蔽分散、建立据点"的策略。十一月，父亲到达香港。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父亲把工作重点几乎全部转移到军事活动方面，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建立起了二、三十支武装，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千人。父亲还派遣党内许多军人出身的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到国民党军队中作策反活动。他本人就与李济深合作，促成了吴化文部起义。他与陈诚，杨虎，龙云，卢汉，潘文华，刘文辉，邓锡候，邓宝珊，范绍增，周绍轩，吴奇伟，马师恭，方师岳，李洁之，练剔生，李汉钟等几十位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持联系。父亲的军事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中共，打击老蒋，另一方面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坚持中间路线紧密相关。父亲认为共产党占据华北、西北和东北以后，暂时是不能南下的，即使南下，恐怕也要四、五年的时间。美国也会帮助老蒋保持"南中国"。在这个时段里，中间势力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站住脚，方能与中共鼎足分治。这一年的四月，陈其瑗在香港彭泽民家中见到父亲，大家谈起中共的军队占领了东北、华北等许多地盘。陈其瑗认为蒋政权坍台在即。问父亲怎样看法？父亲说："嗯，我看始终是和局。如果毛泽东聪明一些，还是和好！"
父亲一向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在他第一次与邓演达见面时，就被确立下来。邓演达被杀以后的几十年，父亲对第三党人一再讲：我们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演达的精神。他指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当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改革大纲，父亲在华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就表示反对。他的军事活动为的是能够变二分天下为三分天下，为中间道路挣得一片天，站得一垄地。他和罗隆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一心把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搞成第三大党。你国民党有枪，共产党有枪，老子也搞枪，免得受夹板气。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是现实教训出来的；也是邓演达教导出来的。父亲的慷慨大度，父亲的江湖作风，父亲的两面手法，都与他的现实处境和政治目的密切关联着。一九四八年农工党在压力下准备清算中间道路，父亲拍桌子，耍家长作风，拒不清算。父亲还对农工党的朋友说："中国是可以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特别叮嘱秘密前往上海的朋友："不要再有交叉党员，所以一定不要吸收中共的人参加农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会议。章伯钧与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应邀首批离开香港，乘苏联轮船"宝德华"号北上，抵达哈尔滨。他在东北逗留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在这期间，父亲给留港的农工党的中委写信，说："此间无事可为，求人无所得。我等多年轻视自己，就是很大损失。斗争是长期的，急起直追，还来得及。我平时的看法仍然正确，还想设法回香港来。"这封信想必是保存在中央统战部了。若问：章伯钧想回香港干什么？当然是干第三党、走中间路了。
"云山有意，轩裳无计，被西风吹断功名泪。"仰望天空，天是解放区的天，环顾四周，皆为中共人马。父亲在东北一筹莫展，便成天和章乃器一起，宗兄宗弟结伴出入书摊、古董店。真有好东西，价钱又便宜，二人大买特买（后也成二人罪证）。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北京，见到久别的老友季方，父亲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我做了政治俘虏。"有朋友问及新民主主义与第三党党纲有无区别的问题，父亲说："根本没有区别！我们的纲领，实际上还更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过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权都握在共产党手里，你有什么办法呢？革命成功了，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
一九四九年底，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催促和压力下，父亲同意批判中间路线，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会议上，承认第三党的历史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
收煞――一九五八
一月二日下午三时，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主席高崇民。
一、关于右派分子处理的程序问题。决议：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右派分子，外地中委一般不另邀参加，出席人大会议的中委可邀请参加。在京的中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可以参加会议，外地者不另通知参加。
二、讨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的意见（草案）"。
决议：一致通过，并一致同意新增加钱瑞升、钱伟长、吴景超、潘光旦、黄笃义、张志和、范朴齐、张云川、杨子恒、陈仁柄、刘王立明等十一人为标兵。
一月九日晚上，七时，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主席胡愈之。
一、胡愈之报告各民主党派开会处理右派分子的情况。
二、杨明轩报告七人小组工作进行情况。
三、关于召开中常委扩的会议的问题。
决议：一月十七日召开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作反右斗争小结。
一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三日分组座谈右派分子处理问题。
一月十九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批判章罗联盟大会。宣读了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
此间，分别于一月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四日，在沈钧儒家中，举行了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十七、十八、十九次会议。连续三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和讨论"关于处理民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的决定"草案。其中两项决议：
一、关于张志和、舒军、李康的处理问题，推萨空了与四川统战部部长程子健联系后，再向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汇报。鲜英的处理，改为四类，王文光改为五类。
二、推陈望道、胡愈之、萨空了、张国藩对处理决定作文字修改。
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时半，在民盟中央礼堂，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主席史良。出席者：刘清扬、李文宜、陈望道、胡愈之、高崇民、沈钧儒、喻德渊、吴昱恒、许杰、张国藩、邓初民、罗子为、史良、杨明轩、邵宗汉、沈兹九、千家驹、徐寿轩、楚图南、闵刚侯。
一、胡愈之报告明天座谈民盟中央右派分子处理决定，准备邀右派分子参加，向他们宣布处理原则及名单。史良说："明天上午的座谈会右派分子也参加会议，今天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他们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要及时展开批评。"
二、杨明轩代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对张志和、李康、舒军三个右派分子的处理，已经征求四川统战部的意见，并经七人小组研究决定：张志和、范朴齐为三类，舒军为第二类，李康为第一类。
三、讨论通过"民盟中央常委会关于右派分子的决议"。
一月二十六日，我永远记住的一个日子。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中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民盟中央一级的右派分子共五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章伯钧、罗隆基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决议：民盟中央五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列为密件管理。中央和地方组织各保存一份。
据说，中央高层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就开过一次会，邓小平、彭真提议审查这次的右派分子，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黄绍竑、龙云两个副主席，费孝通、钱伟长两个科学家，陈铭枢、黄琪翔以及学生谭天荣、林希翎共六十四名，应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未予采纳。后来，改定为群众路线，即对右派搞批判斗争大会，每人都经历十几、几十次的批斗。翻旧帐、追既往、找现行，定出罪名，再作处理。
四天后（即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被收拾的老老实实、也吓的战战兢兢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悉数到场。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许德珩、邓初民、邵力子等三十余人，相继发言。一致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爱戴，对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对民主党派内部展开整风的拥护以及进行自我改造的渴望。当然，每个人的发言都少不了批判章罗联盟。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自我贬抑吗？真的就那么心悦诚服吗？恐怕未必。但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欲存于当世，除了俯首称臣，已别无他途了。
毛泽东在台上，听得舒舒服服，怎地不舒服？从此，中国进入了"中共独霸全国，毛氏独霸中共"的历史阶段。会议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向八个民主党派提出五点指示：
一、要适应工农业生产高潮下的新形势；
二、每人每年下乡四个月，老弱不勉强；
三、整风勿太严；
四、各地都可以开右派座谈会；
五、右派可以转变，对他们要有信心。
听着这五点指示，我已很难想象挂在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脸上的，是啥表情。这些民主党派元老，两脚跨入了新朝政治，心底仍存留着些许故国情感和文化眷恋。现在连心底的东西也要被除去、洗去、拔去了。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能在被允诺的限度和不多的余地里选择。一九五七年的黄炎培是左派，与此同时黄家有四个孩子都划为右派，其中就有中国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民主党派圈子的人都清楚：黄炎培、程潜、陈叔通、章士钊几个人是领袖平素最喜接近的党外人士。有时还要特别送上些时新蔬菜，这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把黄家几个孩子都划成右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不奇怪！在毛泽东心底，黄炎培就是右派。
针对章罗联盟继续保留一些职务和较好待遇，毛泽东曾这样解释："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也摆他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插话：现在有四十五万）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
我曾问父亲："你的罪名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我们的罪名吗？那就是我们说得太多，我们懂得太多，我们帮得太多，我们受教育太多。"
我又问："你们为什么失败？"
父亲想了想，说："你年纪太小，以后再告诉你。"
五十五万右派，绝大部分都失去工作――这话是后半辈子都深感歉疚的李维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的。中国任何一次的社会浪潮，都是极少的人兴起了，很多人消失了，许多人被镇压了。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文革中，知道来日无多的父亲，以无比的痛悔和清醒，向我讲起了自己的一生。我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记住了······先知先觉者，已命赴黄泉，后知后觉者，也难逃厄运。而我们这些不知不觉的人，起码应该明白这五十年的惨烈与荒谬。
二月二十七日，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号召各党派成员通过整风，掀起自我改造大跃进的高潮。"决定"里说：整风任务对于民主党派的组织来说，是彻底清算右派路线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接受共产党领导、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对于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是进一步辨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使尽可能多的人从原有基础上向工人阶级立场前进一大步，坚决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行动上今后力求做到：
一、真诚跟着共产党走。交出心来！
二、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积极主动搞好共事关系合作；
四、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
五、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民主党派的这次整风是自我检查，也是揭发他人。所以，"决定"又规定：对于在一般整风中，被揭发出来的曾经有过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除情节特别严重、态度很恶劣，因而引起多数人公愤的分子，应当戴上右派帽子，按右派分子对待以外，其他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按右派分子对待，但是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对于主动揭发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做右派分子对待，鼓励和帮助他深入检讨，决心改造。在一般整风中，如果有人乘机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这种人是现行的右派分子，应该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月二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会上，决定要搞一份"自我改造决心书"以号召全盟。决心书是由萨空了、金岳霖、张毕来当场拟就通过，会议开到半夜十二点，自始至终，情绪饱满。第二天（三月三日），民盟中央举行了一个名为"促进一般整风和加速自我改造大会"。由主席沈钧儒带头，老副主席史良、高崇民，新当选的副主席杨明轩、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楚图南，中常委千家驹、刘清扬、周新民、闻家驷、萨空了，秘书长闵刚侯等共一百零三人，都在决心书上签名。
三月十六日，在中央统战部的策划组织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大会主席为沈钧儒，并致开幕词。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先后讲话。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和上毛主席书。会后，全体走上长安街，高呼口号，列队游行。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头版。不久又听说，民主党派许多体面人物踊跃要求加入中共。被婉拒后，还心生愧痛。
对此，父亲感慨道："都下跪去了。"
下跪？必须下跪。这是唯一的、被迫的选择。如果章伯钧不是右派，他也得签名，也得游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包括史良、吴晗、邓初民等反右积极分子在内，他们感受最深的恐怕不在"作宦之危"。最不堪的，还是"依人"。"我这辈子已不再妄想做共产党员······现在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中能够帮助共产党提些政治上的建设性意见的，简直没有多少。李济深？黄炎培？张治中？"陈叔通在党派圈子里，一向被认为谙熟世故、练达人情。而这话，就是他说的。
三月中旬，全国政协把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黄绍竑、陈铭枢、龙云在内的五十多名大右派分子，统统弄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中进行学习改造，由于右派在单位都很孤立，在家中也十分无聊。现在有个机会把大家聚集起来，同吃同住，个个高兴透了，见面的时候，又是拉手又是拍肩膀。一个小组就是一个沙龙，有说有笑。父亲第一周放学回来，脸色就不错，心情也不错。他说："头两天，我们住的房间的门上，都标出学员的名字。我的房门贴着章伯钧三个字。结果，远近学校的老师、学生、干部都跑来看。我和努生（罗隆基字）、老储（安平）以及龙云的宿舍门前，整天的水泄不通。两天后，姓名标签就撕掉了。"父亲边说，我们边笑。
父亲故意板起面孔，瞪着两眼，对我说："笑什么？在西方，那些政治犯在有文化的人眼里，个个是英雄呢！他们在监狱里待遇最好，可以写作，容许接见记者。"
从四月十一日开始，上边就叫他们"交心"。所谓交心，就是交代过去没有交代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交待对自己被处理的反映（即对被划为右派分子服不服）。到五月五日为止，他们一共交出八千八百四十条。平均每人一百七十条。交代最多的有黄绍竑，顾执中，一人三百条以上。中等的，有罗隆基、储安平，一人二百多条。父亲交代最少，三十条。陈铭枢说："我有三不交代。已揭发的不交代，和朋友有关系的不交代，历史上的事不交代。"父亲说："要邓初民、高崇民来,他们的问题很多，我不相信他们都能交代出来。"说到认错、认罪,绝大多数是不服的，理由很多，如："不过是说错了话""六条标准发表太晚了""没有构成犯罪""过于热心"。
知名右派难得会聚，他们话题多，故事多，趣事多。会打桥牌的，找到了搭档。会下围棋的，找到了对手。即使写交代，也是你写的，给我看；我交代的，给他看。"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个个饱经风霜，地老天荒，无不以"过关"为准则。等到了五月份快结业时，大家竟然是难舍难分了。陶大镛建议："学期是否可延长两年，把右派帽子摘掉再走。"宣宁说："什么时候恢复健康，什么时候出院。"费孝通主张："可放暑假，九月再来搞理论。然后再下放劳动。"陈铭枢说："我们已经来啦！改造好了再出去吧，要改造得像个样子再结束。"最有意思的是罗隆基，他嫌老师水平低，说：希望能调一个到两个理论高的人来，从理论上帮他从头学起。
再回来说民主党派转入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到九月收场，其间经历大鸣大放大字报，集体向党交心，梳辫子自我检查及大辩论四个阶段。每个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党交心，交心成果则按"条"计算。左派里，交心最少的是吴晗，八条。交心最多的是邓初民，二百零六条。右派里，交心最少的是曾昭抡五十一条。交心最多的是费孝通，二百八十二条。在民盟中央每个人几乎都被别人贴了大字报，大字报以"张"为单位统计。吴作人被贴大字报的数目最少，三张。最多的是胡愈之，二百一十八张。民盟干部的意见从强烈要求尽快把章伯钧、罗隆基开除盟籍到质问许广平为何不来民盟开会，从批评史良的娇、骄二气到楚图南、胡愈之请求大家不要叫他们"楚老"、"胡愈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运动进入自我检查阶段，首先提出作自我检查的共有五人，头一个就是胡愈之。继而，史良检查，吴晗检查，千家驹检查······一路下来，中国民主同盟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右转左，全都作了检查，且均为书面检查，并上缴中央统战部。这似乎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民盟最坏，男盗女娼。"说句老实话，要在民主党派里当个左派也不易。用父亲的老朋友顾颉刚的话来形容就是："如今知识分子真够苦的！要有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的功夫。"
毛泽东把个民主党派整成一摊提不起来的烂泥，心满意足了。此后的民主党派几乎是看到什么，就赞扬什么，让拥护什么就拥护什么。最可怜处是某些人居然为此而自得。中共深知他们，他们也深知中共，无非彼此需要罢了。民主党派负责人，不管你是副主席，还是政协常委都是"听筒"罢了。毛泽东的每句话，统战部的每个决定，都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一声传唤，可以高升，一声传唤，亦可垮台。凡是毛泽东说个什么，共产党干个什么，民主党派都紧跟着表态。谁个敢学章伯钧，施展江湖作派？谁人敢做罗隆基，抖擞风月情怀？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民主党派也表态呢？"父亲说："你想呀，皇帝虽然是专制权利的顶点，但是若无官僚、文人的合作和服从，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九月十日，毛泽东视察江南，邀请张治中作陪。视察归来，张文伯（张治中字）就给父亲通了电话。挂了电话，只见父亲满脸阴云。
好一阵，父亲才对母亲和我说："刚才是文伯打来的电话。老毛真坏呀，在北京收拾了我还嫌不够，又跑到老家败坏我。"
母亲忙问怎么回事。父亲说："老毛这次特地去安徽，特地带上文伯。他知道章伯钧是安徽人，用意不是很明显吗？在合肥，老毛对文伯说：'你们安徽有人才呀，远的不讲，近的就有三个。'文伯问：'哪三个？'老毛说：'李鸿章，陈独秀，章伯钧。'说罢，手掌一晃，笑着对文伯说：'你还不够格呢。'"
悲矣痛哉！"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父亲一直想念家乡，反右以前，同乡黄镇综约他一起回家看看，父亲忙得顾不上。现在顾得上了，却已无颜见江东父老。到死，章伯钧也没能回去走一趟，看一眼。
父亲成了头号右派，终日无事可做。郁塞落拓之情、隐约浮上心头的恨意，无时不在。平淡乏味的人生里，从哪儿去获得力量？面对时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父亲仍然缺少心理准备，同一个世道啊！国民党打击他多少次了，通缉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这样。
这一年的深秋，沈钧儒曾约父亲到他的住所谈话。朋友关系依旧，客厅布置依旧，可说话的内容全变了。沈钧儒劝父亲"好好改造思想"，说他自己也在"努力改造"。沈钧儒还告诉父亲：今年四月到上海，白天开会，晚上还请沈志远、徐铸成到宾馆吃饭谈话，也是希望他们好好改造，对前途不要丧失信心。父亲很感动，明知他的谈话很可能是奉统战部之命。
一年后，沈钧儒送了父亲一册正楷书写的毛泽东诗词，线装本，很讲究。父亲拿给我看，说："抄谁的诗词不行，何必花那么多工夫去抄他的。"
"为什么？"我问。
"诗词配不上书法。"父亲迟疑片刻后，这样回答。
我想起来了：鲁迅墓碑上"民族魂"三个雄浑无比的大字，就是沈钧儒书写的。
是配不上！可父亲为什么要迟疑一阵呢？
反右以后，沈钧儒常在衣袋中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写到这里，我的两眼都是泪。一寸之心，如万刺千锥！"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沈钧儒何许人也？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考中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又留学日本，专攻法政。一生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始终以民主立宪为志。辛亥革命前夕积极倒袁（世凯），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北洋军阀通缉。"四、一二"事变，险遭枪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组织"政治讨论会"以推进宪政运动。他是著名"七君子"之首；他是中国著名大律师；他是有名的教育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轻尘弱草，月折日磨。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萧萧风尘，卷走了所有的流光遗韵。"易代"大多是要流血的，"易代"在一个人的生命和心灵里同样也是流血的。
沈老的字条，给我极大的刺激。他让我常想起父亲关于杨树的谈话。我一家人从香港迁到北京不久，父亲便带我去北海公园。从后门进去，便看到飒飒作响的杨树。树皮白如梧桐，树叶色似冬青，微风掠过，淅沥有声，悲凉又凄清。香港没有杨树，我就站在那里一听再听。父亲过来拉我的手，朝前走。
我问："这杨树怎么会有声响呢？"
父亲说："你知道耶稣的十字架吗？那粘血的十字架，就是用杨木做的。从此，杨木就不停地颤抖了。"
反右后的日子里，看一步步衰萎的沈钧儒、看一点点忧郁的父亲，我觉得父辈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杨树。即使人已归去，灵魂仍在颤抖，不堪，不平，不公啊！
□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时报文化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