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在一九五七 (一)

其实，我不必为纪念反右五十周年，专写一篇怀念父亲（章伯钧）的文章。因为我日日在祭奠，夜夜在追想。卧室里端放父亲的遗像，逢忌日，在遗像前磕头。临寿诞，我抚摩遗像，说：“小愚，今天祝你生日快乐！”人懈怠了，立于遗像，闭目自省。痛苦了，扑在遗像前大哭。出书了，第一件事就是捧到遗像前，说：“爸爸，这是小愚对你的报答，高兴吗？”书里，每一行字后面积淀的沉重与激情，都属于他。

命是父亲给的，我是他的延伸。这是不是有点像意大利西西里岛人？家族代代相传的自尊心、荣誉感超过一切。我必须感谢共产党——是它掀起的政治风暴以超越血缘纽带的力量使我们父女之情，比石坚，比水柔，比命长。父亲的一生以及父辈的故事，是一页永远写不完的稿纸。因为他们的生命都了断在删节号上……

本文讲述父亲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间的情况，且以民盟为主。即使写民盟的反右，也是极不完整或许永远无法完整。我相信世上有许多事，会永远淹没在黑暗里。

发端——一九五六

反右发生在一九五七，发端于一九五六。

七年间，毛泽东胸怀大志，马不停蹄地搞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战争、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路行来，所向披靡。他从不知足，自有更大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使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强大，再强大！提前实现国家工业化，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这是毛泽东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把“我们才吐一口气”改为“我才吐一口气”，就准确了。

要达到这个强国目标，靠八路和共干是不行的，单靠工人农民也不行。他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而这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们大多处在游离状态。一方面，他们想在中共政权下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教书，研究，写作，办报，唱戏；另一方面，持续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未使归顺新朝的知识分子变得俯首帖耳，反使其内心产生反感和压抑。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允诺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陆定一等人也在大会发言。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于是，一个叫“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词，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上了。请注意：无论是周氏还是毛氏，都没有否定那些打击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

历来，中国统治者与文人就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彼此需要又相互排斥，相互依附又彼此猜忌。曹操和杨修堪称典型。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是矛盾的。加之自身被大知识分子轻贱的经历，更使其内心有着更多的排斥和猜忌。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毛泽东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自然是两手政策：使用和改造。父亲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啥叫“使用”？怎么“改造”？政策下来后，父亲耗了许多时间，到处去解释这个政策有多好！回到家里，他也骂：“什么使用？还不是利用！”

自一九四九年后，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表示归顺的同时更多的是观望。同是文人却靠武力成功的毛泽东却要求他们绝对归顺：政治归顺，思想归顺，心的归顺，越是大知识分子，就越要你归顺。归顺的办法就是一系列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也许只有自卑感、报复心、权力欲三者集于一身的帝王，才这么对付文人。我曾读到张东荪在燕京大学几次自我检查，也读到潘光旦、刘王立明在民盟中央的检查全文，不禁伏案而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遍遍地违心检讨，一步步退出了一生坚守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肃反”和“肃胡”运动，制造了大陆知识分子整体性的恐惧与不满。“冷雨青灯读书舍，怕别离又早别离。今宵醉也，明朝去也······”剩下一具躯壳，挣扎生存。表面的俯首帖耳，内心的压抑，情绪的消极，怎能符合并配合毛泽东一心要掀起的建设高潮呢？于是毛泽东迅速作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下发了，毛泽东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一时间，大报小报都刊出宣传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文章。

三月初，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翻译印发，顿时成为民主人士热门话题。本来父亲就反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道路，何况胞弟章伯仁是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以“间谍罪”杀害的。所以，那段时间，家里屋外都听到父亲带着愤怒的议论：“斯大林就是代表最丑恶的名词。”一次，他对农工中央外地来京的朋友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作《十大关系》报告。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且明言实施这个方针的前提，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开出“百花”、形成“争鸣”，毛泽东还是真想了些办法。比如，他让《人民日报》改版四版扩为八版，以接纳中共之外的声音；把《光明日报》和恢复的《文汇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主办；活跃学术争鸣活动，放宽期刊出版限制，松动文艺政策，禁戏全部开放。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兴奋！父亲也兴奋，说：“社会主义民主有待我们来创造！”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司长、局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做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么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传达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时，他还说：“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是有活力的。为什么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是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单靠活跃文化学术是不够的。罗隆基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因为是中共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形成的“戒慎恐惧”，才使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共“敬而远之”。毛泽东心里清清楚楚，若要消除知识分子的思想压抑和政治恐惧，还需政治方面出招。这个招数就是请出民主党派。现在的材料表明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觉察到中共有可能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实施一党专政，自己打心眼儿里也想这么干。但他也十分清醒：现阶段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是“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听取第二次汇报时的讲话，《党的文献》二○○四年一期）”。而启动民主党派，自是中共的策略的重要部分。为此，毛泽东扬鞭策马，放出话来：“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们（指民主党派）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同上）”好大的胸襟气派！我们简直区别不出此刻的毛泽东和前不久搞“肃反”、“肃胡”的毛泽东，怎么会是一个人？

为了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做了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对他们应如何“监督”、怎样“共存”，提出具体意见和办法。那些被邀参加座谈会的都异常感动。父亲毕竟是职业政治家，职业敏感告诉自己：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他本人，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机快要来临。第三党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主张，也有实践的可能性。故而他在农工党中央放言：“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世界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今后形势要大变，我们的责任很重，每人要立志做一个政治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我所说的转折点，就是要在今后做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父亲有着很突出的两面性，江湖作风和政客色彩。这与他长期搞第三党，在夹击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统战部那里，他的话都是跟进、拥护中共的。回到民盟和农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对面。“一个人穿的是英国兰开夏的呢制服，坐的是小汽车，吃的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但如果不让他独立思考，一切都是听从别人指挥，要坐就坐，要站就站，这种人也会闹革命的。”——这是他的牢骚，也是他的内心真实。父亲身处高位，生活优越，但这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民主党派被排挤在国家权力边缘的处境，早就有所不满。现在，好了！毛泽东提出“监督”方针，正是一个政党当作之事。父亲私下里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作特作”。父亲虽然在民盟中央和农工中央的公开场合提倡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而他在很多座谈会和私人场合里却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兴趣，不值一学。《人民日报》所刊载的也完全是教条，毫无意义。”“新中国需要‘新人文主义’，我打算搞一套‘文艺复兴’······如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没什么可搞的。”

父亲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在农工党中委座谈会上，谈到对“共存”与“监督”方针的感受，说：“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执行统战政策，它就有了威信。后来有个时期不与党外人士合作，反对中间势力，共产党的威信就降低，作用就减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相当雄厚，还有力量；它们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组织，也还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一是经济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还要加上一条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共存’和‘监督’，这是两个大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在我国，可能出现一个到处演说和做文章的局面，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意见。我打算开始演说，准备在政协礼堂先同民主党派的干部来谈谈。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问题是开始了。昨天，我在政协和民盟唱了两曲。我主张中国搞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资本主义国家是实行两院制的，这种制度过去发生了作用，今天也还在发生作用。在我们国家实际也在发挥着两院制的作用，不过就是没有取得法律手续。有人大和政协，这就说明已经有了两院制的架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发生资本主义两院制的作用。现在形式更完备一些，并具备法律手续，问题就解决了。具体意见是：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见权，对人大的某些方案，政协可以表示不同意。不同意，两院再协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不必强搬硬套别人的东西，我们可以走‘文不成法’的道路。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能发挥两院制的作用就行了。所以，我认为不修改宪法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的主张。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既然讲民主，就要搭个架子。我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

果然，父亲“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在七月、十月统战部召集的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座谈上，针对监督中共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比如监督应该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对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民主党派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党派的“议会党团”有权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建议，要认真处理，不得敷衍。此后，父亲提出的政治设想就更多了。比如政协应成为建议、监督、审核机关，具有监督权、否决权。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组成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政府和中央提出方针、政策的建议等等。果然，如父亲生前所料-－“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章伯钧的一系列急切又激烈的政治主张，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十年后，他把这些情况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

要有作为，就要有人马。别忘了，从在邓演达手下工作开始，父亲就是专门从事组织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组织限制颇多。“八个党派加起来才九万人。”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感慨，是无奈，更是不满。

一九五六年秋，他在国外接受记者采访。人家问：“中国民主党派的成员一共有多少？”父亲心想，九万人还是八个政党的总和，说出去都丢人。自己索性把数字翻了一倍，说：“十八万”。事后，他告诉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

邢西萍大笑，没责怪他一句。父亲对母亲叹道：“看来，连徐冰（即邢西萍）也觉得我们可怜那！”

现在机会来了，父亲怎能放过？对民盟、农工的组织发展工作，他早就憋足了劲儿。

他在民盟放出话来：“共产党有一千万，民主党派只有几万，如何谈得到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

他在农工党没有放话，却真放手大干了。七月间，农工民主党中央为贯彻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在医药卫生界开展工作的精神，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当时出席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解剖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及北京著名中西医共五百余人。父亲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医药卫生界所做的工作，表示今后愿意继续在这方面更多地做些工作，希望和大家进一步加强联系。-－他的诚意和大度，博得了掌声和好感。一方面使得上述五个学会的许多代表对农工民主党在医卫界进行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有了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父亲的用心所在：它为各地组织在医卫界重点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打开了局面。这次招待会，在民主党派中非常惹眼，大家都说章伯钧办事就是有气魄。结果也是满意的：从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一年中全党吸收成员的人数为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两倍，医卫界成员占总数百分之四十点五二，其中有许多是全国著名的中西医专家。

组织要大发展，就非要取消“防区制”不可。因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组织上是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以大中城市为主和以中上层分子为主的方针，这是中共定下的规矩，还形成了决议。父亲认可了决议，执行起来却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主张发展年轻人，说：“在发展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工农兵，我们都欢迎！”他还主张把组织发展到县城，父亲的理由是：“县城里‘以党（指中共）代政’的现象，比上面更严重，如果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整个夏季，父亲积极布置举行民盟在京中委、候补中委座谈，一共搞了三次，后根据发言记录，八月三日民盟中央编辑了一本“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汇集”，里面有一百零三条意见。如何监督共产党，县级也应该发展组织，今后发展盟员最好不要交叉，关于法制与运动的关系，民盟纪念先烈是不是只有闻（一多）李（公朴）等问题，尽在其内。尽管很多意见是针对他的，那也高兴。

当月，父亲在农工中央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为什么先打后拉？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这一点，连作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毛泽东。蒋介石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那牙齿和舌头比，牙齿总是先落。”

九月，中共召开了八大。父亲西装革履地应邀列席。这次会议确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确认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会议决定，把共产党的工作着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经济模式；规定了“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就提到党内存在着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后来，这三个主义被称为：“三害”。显然，斯大林的错误教训和本国的现实状况，让毛泽东感到，要迅速成为一个强国，主要问题在执政党。那时，他多么自信：不让大家提“毛泽东思想”；选举中央委员，不事先排定中央委员名单；唯一被他指定过的人，是曾经反对过他的王明、李立三——这些举动，于民主人士而言，可谓出乎意料又惊叹不已。他们认为：毛泽东七年来都在改造别人。现在终于转变了，共产党准备改造自己了。

父亲在《前进报》第二期上发表《建议与感想》的文章，对中共八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其中提到的理论、原则、政策、方针和对于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的方法，都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我们不能置身事外，漠不关心，加以曲解。代表大会文件是一部伟大的精深而又实用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它丰富多彩，生动有力，充满战斗精神······”父亲又应俄文《友好报》之约，发表了《我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浅见》一文。他说：“民主党派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随着阶级的消灭，民主党派将通过自我改造逐步成为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那时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关系，将是进一步的亲密合作，即接受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又同共产党平等共事，有职有权，互相监督，根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有言论自由，在组织上是独立自主，在学术思想上可以‘百家争鸣’······为了更好地发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今后民主党派应该积极地发展组织，团结更多的人在共产党的周围，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谁都能领会章伯钧的真实意图。

突然，发生了东欧波匈事件。举世震惊，毛泽东也震惊：原来红色政权是可以丧失在瞬间的！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的“闹事”，工人闹，农民闹，学生闹，工商业也闹，退（合作）社，罢工，罢课，游行，请愿。毛泽东分析再分析，民主党派琢磨也琢磨，两者立场不同，结论却也相似：闹事的原因源于共产党政权不能正确解决社会内部矛盾，源于执政党脱离群众而引起的普遍不满的社会情绪。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开展党内整风。

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也空前关心时局。他们有所预测，预测形式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政权在受到巨大挑战的同时，民主党派将得到空前的机遇。那些日子父亲天天等着看《参考》，他们聚会频繁，大会，小会，私人聚会。他们议论国事，议论中共的执政失误，议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他们传递社会上频频“闹事“的消息。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心底掀起了波澜，起伏跌宕。那段时间，父亲在家请客象开流水席一般。大家高谈阔论，以父亲说话的声音最高，毫无顾忌地指责共产党。说到闹事，他的表情真的有点幸灾乐祸呢。

这些活动都被当作思想动向，报告了毛泽东。也难怪毛泽东后来说：谁知道章伯钧背后骂了我们那么多！此言不假。

运动——一九五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父亲随彭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和东欧访问。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父亲对毛泽东的讲话非常欣赏，说这是老毛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好的讲话，是政治的，也有哲学的东西。三月一日，毛泽东主席作总结讲话。父亲那几日精神欠佳，本想不去，后民盟中央来电话，说是毛泽东主席要讲话，父亲马上更衣，钻进“吉姆”车，直奔会场。还好，讲话刚刚起头。

会议结束，父亲回到家中，见他气色极好。不是中午还觉得“身体不适”吗？气色好原来是听报告听好的！是什么让父亲气色转好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毛氏不但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还做了极其明确的说明。啥叫“长期”？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啥叫“监督”？就是“批评和建议”。多么甜的口号，多么棒的解释。八个字方针一出口，就立马解决了民主党派多年以来的存亡问题。别的党派不说，一九四九年后单是民盟成员就有不少人对民主党派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持怀疑态度。年寿有尽，花开有时。民主党派的年寿也到了“尽数”。为了对付“取消论”，担负组织工作的父亲会上会下，不知说了多少好话。现在好了，民主党派非但要“长期”了，还要“监督”中共了。无论是民盟还是农工，作为一个政党作用终于可以兑现、实施了。章伯钧、罗隆基是文人，但毕竟不是传统的“士”，他们搞得是政党，而非“幕业”。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绝非他们的政治抱负。你说，他们能不激动吗？

毛泽东的讲话又是中共党内整风的动员令，老人家还要邀请民主党派参加，帮助党整风——这从未有过的。从前只有共产党整别人或关门整自己。应该说，是那时国际与国内的紧张形势，让毛泽东把自己的思考集中到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他觉得只有用批评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那时，毛泽东不怕批评，怕的是中共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失去执政的绝对优势。于是，他要以内外结合的新形式开展党内整风。由于这个决定受到了来自中共高层的阻碍，毛泽东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八方游说，四处扇风，搞思想发动。与此同时，父亲为了配合中共整风，更为了民主党派自身，他在三月中旬到五月，也在四处扇风，八方点火，搞思想动员，搞组织发展。要说野心，父亲是有的，罗隆基也是有的。野心不是为自己在往上爬，而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政党，民盟也好，农工也罢，真正起点作用的时候到了。

三月十二日，父亲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瑞升吃饭。目的很明显，联络感情以调动其参与政治、参与盟务的积极性。席间，父亲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接着，又谈到两院制问题，说：“政协要起上院的作用。”钱瑞升听了，很佩服，感到父亲“真的是抓住了形势”。

三月十八日，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就贯彻“二百”方针和加重政协工作任务问题，发表这样的意见：“我希望在百家开始争鸣的今日，大家要有宽容的心情，不要急于以‘卫道者’自居，对于那些求进步或勉强求进步的多数知识分子，开始发言的时候就给他们拦头一棒，以阻塞鸣路，这是不妥当的。旧的文化遗产中，有好的成分，让他们鸣，让他们放，教条主义或修正观点也就显露出来······在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下，政协的任务和工作将要日益加重起来，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要日趋完善和充实。我认为可以考虑从第三届起给以更多的政治任务，如协商、建议和监督三方面权力是可以加强起来的。从实践政治生活中，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一环。”

父亲在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三月二十一日的预备会议和三月二十七日的大会上讲话。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基本要求，是进一步地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自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三月下旬四月初，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分别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

三月二十八日，父亲在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上做党的工作报告时，说：“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好像孩子大了，保姆还要啰嗦他，那就要家庭革命。民主党派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在组织上全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是需要的，不是这样就搞不起来。今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这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我们党内的工作，就是要当家作主、就是要自己负起责任来搞。统战部的大衙门是不会管民间的事了。老实说，过去统战部对农工党的一些是非问题就搞得不好。

“你们还记得统战部总派一些小辫子来和我们这些部长来谈问题，她们懂得多少？今天不来了吧？你们没有看到那些小辫子了吧······过去，什么事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常要跑统战部。有人说我们是共产党的特务，我曾在民盟建议以后由我、罗隆基、史良等轮流来做这种特务。”

后来，整理这份讲话记录的人告诉我：“当你父亲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顿时全场气氛紧张。”我想，那时父亲心中恐怕已经没有任何警戒线了。

三月三十日，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第七小组会上，父亲发言说：“我是主张大发展的，我们应当以六亿人口来想问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主党派的队伍小了是不行的。只要不是为个人打算可以好好发展一下组织，太保守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有些人事相宜发展组织作为政治资本的。过去民主党派一切都由党包下来，什么都依赖党。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谁都包不干的。国家大，事情多，要包也包不了。要民主党派自己独立自主，发挥积极性。我个人看法，将来会发展到贤者当道，不好的就会被淘汰，谁也不能包谁。民主党派被轻视、冷视的情况会很快改变。以后我们的责任大了，共产党不包，我们不能坐在保险柜里过生活了。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利还要大的。”

四月二日，章伯钧、罗隆基召集“民盟地方负责干部座谈会”。晚上，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副主席在和平宾馆八楼东客厅,举行与地方盟员见面座谈会。与会者都非常高兴，说：“这次座谈会似于大家庭，很亲切。吐出苦衷，也获得收获。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父亲最后讲话，说：“今晚我觉得很愉快，真正表现出民盟同志的友谊和民主党派的新气氛。我们中常会对同志们所批评的意见，都会全部整理出来。对应该办的，就办。可能办的，就拟办。有些不可能办的，也向同志们有个交代，中央不该敷衍塞责的态度。中央研究机构方面要加强起来拟建一个政法研究会，其次，再搞一个财经研究会，再次文教委员会，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也可以这样做，干部政策方面，我们中央很对不起大家，目前还不能具备建立专门的人事机构的条件。今后民主党派的干部由民主党派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我想会慢慢健全起来，对地方干部要加强培养提拔，配以职称。宣传方面，五七、五八年主要以提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向科学进军’为中心工作。另外，盟务、简报的工作也都要做好。总之，靠中央力量不够，则靠地方协助；地方不够处，中央要大力支持。我们要向地方学习，把太平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搞出名堂！”

罗隆基也讲了话，说：“我们的会，温暖够，批评不够。我们的民盟的进步是有的，进步从哪里来？进步是因为有了从下而上的批评。”

四月三日上午，在和平宾馆一楼后厅召开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会，罗隆基主持，父亲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一、中央工作有些进步，从去年确立领导，四个副主席加上秘书长，成为一个小组。我们几个基本一致，有过同当，有功同赏。每周开几次会。去年试验搞检查，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当然，这样做还是不够，以后要加强。二、全国的盟员增加了九千多，地方同志很辛苦。我们表示感谢！三、有些问题是理论性的，比如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存在，它不止关系到我们少数人的政治生活前途或是三万盟员问题，而是联系到中国人民政治生活问题。现在的中国有三样新东西，一是农业合作化，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再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中国的民主党派，除了民盟、农工民主党，其他党派的成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发起的。成立民主建国会时，中共向民盟借了二十几个人去。解放后，中共全面领导，政治、组织领导，交叉干部、兼职干部等问题都产生了。去年，毛主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也是民主党派的任务，也是中国民主生活方式之一。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实际已经发展，而思想还停滞在过去。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有很多话没讲，很多问题是历史潮流推动出来的，而历史的彻底改变，要一个长的时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美的。我们民主党派的产生、性质和发展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要知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出，也有斗争。不少人怀疑，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搞不通。民盟盟员多，影响大，多大知识分子，尤其要加强思想认识。今天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干部问题，兼职问题，交叉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过去有问题找统战部，今天请示我们的民盟中央。大事要共同研究，什么马都骑就会弄成五马分尸。民盟的代表性人物要统筹安排，但要准备新的人物代替。民主党派没有太子，也没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所以，我们的人事安排是个不断需要研究的问题。另外，中国有三大落后，落后之一就是文化落后。而向科学进军就能解决文化落后。民盟面对知识分子，包括大知识分子，今年我们和文教部门合作，做出成绩来，五八年总结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就是搞文化科学的一部分，重点突破。把工作做好了，组织发展也就不成问题。”

父亲讲完话，史良紧接着说：“章副主席对民主党派工作有专门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刚才的讲话值得大家研究。”

四月四日上午，父亲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做“访问东欧六国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民生活是存在很多困难，需要我们来解决的。另一方面是精神生活。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有文化生活，思想生活就会提高，自由、民主就来了，人的尊严问题就来了，这都是问题······要做到真正民主不是容易的，民主生活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还要创造。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民盟是知识分子的集团，都是有学问的人，有权威的人，在我们力量所及，应担负起这个任务，在学术方面搞起一个高潮来。”

当晚，民盟全国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举行第十一次会议，由胡愈之主持。当大家议论发展组织工作问题时，父亲说：“从全国看，我们的发展是合乎民主党派发展规律的。在肃反以前几个大运动，如果发展太多，那一定有很多头痛和麻烦的问题。今天情况变了，多做些发展工作是应该的、必要的。我过去就是主张积极发展的，我还主张发展青年，但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

当胡愈之谈到大家对中心工作意见很多，要求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进去的问题时，父亲说：“今天我们是练习民主，过去认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不大吃香，自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民主党派又吃香了。民主是不简单的，民主要能听别人的话。为什么民盟的中心工作不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三方面的情况：一、互相监督是双方面的，我们还有些困难和不习惯。二、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这也是困难的一面。三、如果民盟大喊监督，各民主党派都大提倡互相监督，党内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抵触，这将产生很多困难和问题。”

四月五日上午，父亲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说：“现在讲民主还不习惯。因为我们中国是由封建专制一下子就跳到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文明的，比封建阶级的野蛮专政进了一大步。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所以在这一段讲民主就很难讲得起来。昨晚民盟争论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说民盟是大知识分子集体，应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重点工作，一部分人同意；但另一部分的意见主张把‘互相监督’也作为工作重点，我不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的工作是中共展开民主运动的一个措施。我们如以此作为重点贯彻，不然会影响目前整个政治生活。因为共产党内高级干部中对此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思想不通······今后发扬民主是稳步的，要在中共内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改变了时，才可以更好地贯彻。我们要保卫民主，使民主健全地发展，不致受波动，受损害。某地一个人来找我，他在肃反运动中搞了十一个月，被打的遍体鳞伤，来京申冤。我呢，我只能请他吃餐饭，安慰他一番。”讲到国际形式的时候，父亲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浅薄无聊。日本、德国的生产提高几倍。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资本主义是有活力的！”

后来，父亲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么一钱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说过，中国（指中华民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四月八日，父亲主持农工民主党六届三中全会，并致开幕词。他说：“民主生活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在摸索，还在创造。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都各有他的民主生活内容。但我们不能完全照他们的办法。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主党派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长期间发展起来的；第二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很复杂，许多具体情况与波兰、捷克等国家不同。我们的政治生活在不断变化，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民主生活更日新月异，组织和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由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有密切关系，有许多共产党员一开始就交叉了民主党派，往后民主党派成员中，也有不少参加了共产党，现在由于新的方针的提出，这些人都要逐步撤回去，有些人已经撤回。这是一种趋势，我们首先要对此有所认识，要有对策。我之所以一再提出，是要大家用当家做主的精神办好党的工作，把责任担负起来，意思就在这里。”

父亲还在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前进报》第十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平凡之谈》的短文，他写道：“在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我党的历史是较长的。它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贡献。但它也有很多弱点，需要我们用力克服。我们已经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要为党增加新生力量，尤其是新生的领导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京的农工党中央举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父亲又作长篇讲话。他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常说很多国家伸手向美国要美金。其实，也有不少国家伸手向苏联要卢布呀！老实说，哪个国家都是很现实的，没有钱，谁跟你跑？象东德、波兰、捷克······还不是在那里向苏联伸手，但苏联哪有这么多卢布给他们？于是，中国的责任就更加重了。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么办？我看中国儒家那套‘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是有用的，不过要加上新的内容。我看马列主义还是少说一点，因为马列主义不能吃，也不能穿。二、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帝王就是如此，革命就是大杀。不狠当不了英雄！大家查查历史，刘邦一得到天下，把那些武官都砍了。朱元璋更凶，一得天下，不但武官砍了，文官也砍，因为武官会造反，文人还可以给武人出主意。斯大林也是这样，等到他一掌握大权后，把过去的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杀了。今天看起来，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些人，当时与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存在分歧，例如对富农的问题。一个要消灭富农，一个是要暂时对富农让步。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三、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

“很多共产党看不起民主党派，这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共产党能搞好吗？比如中共像个理发店，它开在王府井，北京几百万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发，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么多人呀！所以，民主党派也就要在鼓楼、西单开起理发店来。不过，王府井理发店比鼓楼、西单的理发店好一点就是了。但都是理发店，都是为人民服务呀。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很多共产党员就不懂这个道理。老实说，我们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教育共产党员的。”

从四月份起，从国家体制，即科学研究和高等院校两个领域的问题入手，民盟中央开始进入了帮助中共整风的实干阶段。四月八日，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招集自然科学家座谈会，章罗二人特地邀请盟外科学家钱学森、李宗恩参加。座谈会的问题如下：

一、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科学力量，如何利用与安排。地方是否也需要科学研究机构？
二、中央各部门质之间力量如何摆的问题，如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业务部门的研究机构。
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比重。
四、科学研究的经费问题，设置科学基金问题。

章伯钧、罗隆基决定通过《争鸣》月刊展开科学体制、高校党委负责制问题进行讨论。先后于四月九日和二十四日发出征稿通知，对象主要是科学家，教授，专家。许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发表在第五期、六期的《争鸣》（十余名撰稿人后被划为右派）。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对于非共产党员有如下指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自由退出。”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涉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等问题。毛泽东深知这些话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党外呼声。它们若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不仅有利于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能证明中共是践行政治诺言的。讲到“有职有权”问题，毛泽东展现出开国君王的宽大襟怀，笑眯眯地把眼光投向台下端坐的马寅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无党派人士）、许德珩（时任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主席），问：“马校长，许部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如此一问，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不等马、许二人回答，他就下了定语：“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谈到高校，毛泽东说：“大学校的管理机构应如何办？可以找一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工矿、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单位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另外，毛泽东还坦言中共缺乏学习，对治理国家是没有经验。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不懂就学，长时期的学，不懂要懂，要学懂科学，过去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学，一直学到懂得为止。“再如毛泽东也道出民主人士的思想状态，说他们“都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但“都相信民主主义，都要求民主、自由。”

不佩服毛泽东不行，一番话能把个中国搅得春意盎然，满城飞花。知识分子个个攘臂轩眉，精神意气自是不同了。五月五日父亲决定以风的速度，在民盟中央举行的座谈会上，传达这个讲话。他认为毛泽东这次是“治病治到根儿，说话说到点儿”上了。

自五月八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征求对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十三次座谈会。十一日，李维汉部长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民主党派搞不搞整风的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运动中，要集中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五月八日下午，李维汉邀请章伯钧（代表民盟）、罗隆基（代表民盟）、许德珩（代表九三）、章乃器（代表民建）、麦朝枢 （代表民革）等人举行座谈会。请大家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中共整风问题提出意见。父亲第一个发言，他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中常委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会上，有人说某机关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虑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因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留学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很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父亲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什么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他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都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准备的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一九五○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只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民盟中央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不够。民盟中央是‘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

五月八日上午，父亲邀集北京市部分著名中西医和科学文化专家学者座谈如何学习和帮助中共整风的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叶恭绰、张申府、李宗恩、赵树屏、陈邦贤、沈谦、李克鸿、吴朝仁、刘士豪、傅一诚、王雪涛、汪慎生、周太玄等工民主党成员。会上，父亲号召农工民主党成员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帮助中共整风和加强自我改造、参加体力劳动、向科学进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了贯彻上述任务，他倡议先在北京就中医、西医、工程技术、农林水利、文化艺术、科学教育这六个方面，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分别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讨论。在学习讨论中，不仅要敞开思想，大胆揭露错误和缺点，还要提出正确处理问题、改进工作、增强团结的意见和方法。与会同志一致同意这种做法，决定成立六个工作组开展工作。会上还确定学习讨论的内容应围绕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贯彻“二百”方针的问题；
二、关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农工民主党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发展组织、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会后，上述六个工作组在北京市主委李伯球的布置下，召开了中医、西医、工程技术、农林水利、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六个方面共二十一次五百多人参加的帮助中共整风、贯彻“鸣放”方针的座谈会。

五月十三日，父亲和罗隆基二人以民盟中央的名义，邀集了教育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教授举行会议。会上父亲首先宣布开会的企图是动员全国的盟员争鸣，组织大家座谈党委制、科学体制问题。会议首先研究了民盟北京市委为推动鸣放而召开的十四个座谈会的计划。针对现实的急迫需要，父亲提议在民盟中央成立“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体制规划”工作组；罗隆基提出“有职无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组共四个工作组。用两个月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搞这四个问题，以响应和配合毛泽东的倡议。父亲提议“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由黄药眠、陶大镛、储圣麟等人参加，罗隆基建议增加吴超和费孝通，父亲同意，这个组以黄药眠为召集人。父亲提议“科学体制规划”组的人选是曾昭抡（化学家）、钱伟长（力学家）、华罗庚（数学家）千家驹（经济学家）、童弟周（生物学家）等组成，由曾昭抡召集。章罗当面商定：罗直接抓“有职无权”工作组，由父亲直接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组。但首先展开“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体制规划”工作组的工作。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章罗两人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父亲说“以前民主党派是被动的，今后要变被动为主动。”

在四个组里，“科学体制俎”实力最强，最积极。这个组，于五月十七、二十三、二十四日先后三次召开座谈会，讨论科学体制问题。二十四日的会，是以五个副主席的名义，约请参加科学院学部会议的全体盟员来讨论的。很快，五人起草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在这份文件里提出应该保护科学家，培养新生力量，改善科学研究领导，协调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其他业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协助科学家妥善解决时间、助手、经费、设备等问题，针对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批评。五月二十八日，《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分送民盟中委、候补中委，科学院学部委员（盟员），征求意见。六月五日民盟通过。六月九日，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反响极其强烈。发表后父亲立马获得许多消息，一直称赞他和罗隆基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做了件大好事。

《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由黄药眠亲自执笔，于六月十日脱稿，打印了二十五份，分送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等人，准备召开扩大会议修订。由于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这份《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整风运动原本是按毛泽东思维逻辑和他铺排的轨道进行的。他以为经过七年的一系列运动，中国人都服帖了，治国关键全在执政党自身。当“教授治校”、“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共产党有术无学”等说法传到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是赞同的，因为他希望党外能够帮助中共整风。五月四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把整风转为反右。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五日的时间里变了主意，决定把整风转为反右？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毛泽东从大量的民主党派公开座谈会的言论和同样大量的民主人士内部言论、私人谈话的秘密汇报里，感到事情并非合乎他的判断。中国第三势力的心未死！知识分子并不服气！民主人士的顺从也是表面的，他们的批评、直言、抨击和嘲讽，还赢得了众多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的喝彩。人们不仅要求党改进作风，还要求改变制度，撤销党组、取消党委制，民主党派要政治独立，民主人士要有职有权······它们是言论，更是呼声。这呼声撼动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和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章伯钧早期说的那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言论，尖利无比，直刺他的敏感神经，挑起他的戒备心理，更加剧他的猜忌疑虑。谙熟人情世态的人都知道：事情超过了限度，就要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更何况他是毛泽东。果然，十日之内，毛泽东的谈话腔调变了，一伸手就把个运动翻了个儿，整风变为反右，花旦改唱铜锤了。毛泽东是个当机立断的人，快刀斩乱麻，说干就干。十四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常委开会，通过了一份“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现在学界公认它是整风变为反右的标志，因为这个“指示”里出现了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的提法。

五月十五日，蒙在鼓里的父亲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在农工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第十四号）发表《关于一件大事的说明》一文，希望全体党员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所在单位的整风运动。同日，毛泽东发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给党内高干阅读。信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五月十六日，开始行动了——以“鸣放”为圈套，“引蛇出洞”，内定右派名单，拉名单上的人参加正在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以网罗罪名，并指示报纸以突出位置刊出他们的言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大流氓。”父亲说对了，没冤枉他。

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言论的激烈态度和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民主党派，也超过了章伯钧、罗隆基。全校性的停课学潮以及罢工事件接踵而至，社会对抗情绪以极快的速度蔓延。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用当时担任合众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话来回答，那就是：“在今年五月第一次出现公开批评的时候，支持者（指提出‘鸣放’的毛泽东）就被击倒了。批评是猛烈的，是出人意料的坦白的，提出批评的大多数都是非党人士。毛的‘百花齐放’政策就在这一阶段出了破绽。它失去控制，毫无疑问，北平是知道这一点的。――这无疑坚定了毛泽东反右的决心。”

五月二十一日，父亲“入套”了。头天午夜已过，李维汉亲自打来电话请他出席统战部下午的座谈会。有些腹泻的父亲对李维汉说：自己说的已经很多了，对中央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李维汉就是不放电话，非要他出席不可，真是“盛情”难却。下午，车行路上，父亲还没有想好说什么。没有话说，也得说话。

以下，就是父亲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第八次座谈会发言摘录：

“学校中的党委治校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因此，认为应该更多的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有人没有把话说完······下面也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今后有关国家政策、方针性的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可以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经验。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进行讨论，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陈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的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的讨论。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仅限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开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还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外的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也可以由大家讨论。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要考虑放上一些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该“入套”的都入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于六月三日结束。李维汉最后说：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并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祸要临头，也说得出口。“笑提常向尊前舞，醉解多从醒后赎。”

学潮像洪水爆发，倾泻而下，淹没校园，扑向社会。父亲还真着急了。六月二日晚上七时半，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会举行座谈会，听取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校的情况。

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还反映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认为一九五三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一九五三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年轻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实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对以上讲话，章伯钧是欣赏的，有时还要插话。

□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时报文化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