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大跃进的年代：粮食问题上的荒唐
一、“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原因有三：其一，用行政力量加速实现工业化；其二，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其三，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1949年以前，沿海城市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作原料。1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1]【出处】
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的决议》，10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的命令》，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2]【出处】粮食市场由此消灭，政府垄断了一切食品。
粮食征收是指农业税，即公粮；收购是指国家收购农民的余粮，二者统称“征购”。说是收购余粮，实际上国家给农民的口粮标准很低，按这个标准，农民根本吃不饱。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2
刘少奇这段话虽然是1962年讲的，实际上反映了统购统销以后政府的一贯态度。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除了秋收后很短时间内能吃饱以外，其它时间根本没有吃饱过。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1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使得农村出现了饥荒，此后两个年度的征购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
表1 “大跃进”前粮食产量、征购量和返销量（单位：亿斤） 产量与征购 1953－1954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粮食产量 3337 3390 3678 3855 3898.2
征购数 1003 1078 1041 994 1038.3
占产量比重 30.1% 31.8% 28.3% 25.8% 26.6%
返销粮 494 405 490 429
占征购粮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不让农民吃饱，就得借助政治权力和压力推动粮食征购。1957年，城市里开展“反右”，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其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等。3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1957－1958粮食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
1958年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4
二、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1956年苏联放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也为之振奋，把工作中的特大突出成就称之为“放卫星”。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报纸不断有粮食高产“卫星”的喜讯。实际上这些“卫星”全是假的。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5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
翻开1958年6月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每天都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同一天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调查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实际是斗争会。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用科学的权威让人们相信这些高产卫星是真的。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6
1959年3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的秘书李锐问毛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7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报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8
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9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10这两位农业领导人还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
在来自全国上下的粮食喜讯中，毛泽东对粮食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11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12。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13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14
三、“高产量”带来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
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国家的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15 正常年景的征购量只有850亿斤。
农民以生命的代价承担了浮夸风的后果。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遭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16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17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月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18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后来，四川省是饿死人最多的省，饿死1000万人。这当然与粮食高征购有关。
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了100多万人，称之为“信阳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59年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19
1959－1960年度，预计全国粮食产量5000亿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这个年度的实际产量只有三千多亿斤，完成征购任务很困难。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就把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20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21，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粮食部门的喜讯伴随着农民的眼泪。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四、大批农民饿死了，还不承认缺粮食
农民没有这么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22
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23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24
安徽的饥饿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1959年春天已经很严重了。在广大农民因饥饿而死的时候，1959年，《经济消息》第9期发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题为“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25文章一开头就说：
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粮食工作。
这篇文章援引调查报告的材料说：“原来各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且瞒产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1700斤，只报700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夹壁墙中藏粮3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200斤。”文章认为出现大量“瞒产私分”的原因是宣传工作没做好。
毛泽东真是相信了这篇奇文中讲的情况。相信有人瞒产私分，相信农村粮食很多。他比一般干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地反对“瞒产私分”，而是从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语：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26
这篇文章，加上毛泽东的按语，转发全国。虽然对抑制“一大二公”的“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国各地的高层干部对粮食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加强了全国各地对农民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饥饿。死人越来越多。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27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明明知道，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
五、残酷的反瞒产私分
各级领导人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就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一斤不能少，一天不能拖。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进行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28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中宣布：“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某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29
在反瞒产私分中，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资料出处】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甘肃省定西地区通渭县把反右倾斗争当作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县委书记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35岁。中共通渭县委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资料出处】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有的公社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帐，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有的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30
在农民倍受摧残的时候，1959年9月25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这篇文章使干部们相信，农村的确藏有大量的粮食。
六、政府的粮食库存比农民生命更重要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从表2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表2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57－58年 58－59年 59－60年 60－61年 61－62年
七月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八月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十二月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一月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二月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三月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四月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五月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六月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其中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31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政府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
七、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食品出口最多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32，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6）。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个数字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见表6）。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再一次强调了加强肉、蛋等出口商品收购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谈到蛋，李先念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33
表6 1956年－1965年中国的部分食品出口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万吨） 265.12 209.26 288.34 415.79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万吨）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万吨）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鲜蛋（万吨）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猪（万头）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冻猪肉（万吨）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万头）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万只）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冻家禽（吨）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冻兔肉（吨）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产品（万吨）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苹果（万吨）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资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Ⅷ－47到Ⅷ－50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海外版）Ⅷ－47到48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突击收购运动”和“断然措施[3]”到基层就成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34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食品的出口数字和表6略有不同：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35
表3 大跃进年代及其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单位：亿斤）
年代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产量 3855 3901 4000 3400 2870 2950 3200 3400 3750 38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统计年鉴为生产年度（1月1日到12月31日），粮食部数字为粮食年度。所以数字有差异。
表4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收
入 合计
征购 粮食年度
生产年度
进口 920．11 1125．44 1214．29 823．74 794．67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 － － 42．90 115．53
支
出 合计
销售
城镇销售
乡村销售
财政供给
出 口
损 耗 899．65 1166．57 1260．51 949．09 777．10
842．09 1052．01 1119．13 886．97 736．32
422．43 546．32 592．65 524．89 467．87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12．43 12．32 13．12 12．18 12．45
41．68 72．56 86．51 23．92 17．55
3．45 29．68 41．75 26．02 10．78
期末库存 其中陈粮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291．68 217．14 151．83 109．39 130．30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说明： 57－58年，58－59年，59－60年 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60－61年度和61－62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注释：
1，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粮食部档案，年代：1954。
2，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3，山东《大众日报》，1957年10月20日。
4，《中央转发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关于十六省区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和各地党委提出的解决措施的简报”》，1958年4月25日。
5，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36页。
6，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365页。
8，《粮食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58）粮发20号，1958年5月20日。
9，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扎记二则》，载《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10，《中共中央批准谭震林、廖鲁言两同志[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见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513页。
11，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12，《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13，《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第519页。
14，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15，1959年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资料。1962年粮食部计划司统计的1958－1959年度的征购数是1092.02亿斤。
16，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14页。
18，《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
19，中央办公厅、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
20，《中央书记处1959年10月15日电话2会议上李先念同志讲话纪要》。
21，粮食部党组：《关于当前粮食情况和今后粮食工作意见》，1959年11月27日。
22，粮食部党组：《当前粮食购、销、调运情况汇报》，1958年10月4日。
23，《谭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麦座谈会上的总结》（1959年2月21日，记录稿）。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1959年2月26日印发。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3页。张裕彬等主编：《大跃进和三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25，《经济消息》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内部刊物，主要是为中央领导人提供决策资料。这个刊物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这一篇文章起了极坏的作用。
26，毛泽东：《关于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年，第80页。
27，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200页。
28，《王子清同志1960年10月3日关于于荣县一些问题向农村工作部的汇报》；《张守愚、刘景周1960年11月30日向省委的汇报》。
29，省、市、县委工作组：《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共辽宁省委1960年12月25日报送东北局。
30，（《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善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31，粮食部计划司统计数字，1960年7月5日统计。
3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41页。
33,在中央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1960年4月19日。
34,《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第56－59页，附件三：《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年5月3日。
35,商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供应出口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8日，（60）上海会议文件97。
[1]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粮食部历史资料，年代：1954；全宗号：180；目录号：2；案卷号：52。
[2]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1953年月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