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回忆：我所认识的刘少奇长子刘允斌

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抛妻别子回到了祖国，因为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30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跟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研究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当时，刘少奇带着儿子工作很不方便，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就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

刘允斌5岁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时常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这年7月，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1939年，刘允斌被送到苏联去学习。在苦水里长大的刘允斌一到苏联，学习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个起床跑到外面去练习发音，免得惊醒其他同学。新学年开始时，他被编入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整整跳了一级。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课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

刘允斌知道原子能对自己国家前途的重大意义，就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它直接与原子能有关。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允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专业学习，并在这个系里认识了玛拉，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跨国婚姻的悲剧

玛拉的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家境堪称小康。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考虑到他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他趁暑期带玛拉回国，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并说，玛拉初到中国，会感到不适应，你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各方面帮助她适应。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有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刘允斌不抽烟、不喝酒，体贴妻子、喜欢小孩、抢着干家务，这在俄罗斯男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苏联女同学都对他们羡慕不已，希望将来也能找到一个像刘允斌这样的爱人。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自己也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而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苏联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欣赏刘允斌的学识和才能，主动出面劝说刘允斌留下来。但刘允斌坚持道:“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理解。”

玛拉彻底失望了，她明白，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万般无奈地对丈夫说:“克林姆，你回去吧!”

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之后出差连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围绕膝前，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他拼命帮家里干活，好像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的。玛拉知道，刘允斌所以如此，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一些痛苦。

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系了。

献身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抽烟。

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有着南方人的温柔、文静、体贴，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1962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刘允斌立即成立第三研究室，设立物理化学、工艺试验、理论计算、分析研究四个组。遗憾的是科研人员奇缺，刘允斌四处物色人才，李妙秀这时也来到包头，在三室担任分主任。由于刘允斌独特的用人方法，工作人员很快就配齐了，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刘允斌忙得不可开交，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时间去理；一双磨破了的翻毛皮鞋也舍不得丢掉；一件蓝上装日夜不离身，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在苏联担任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

李妙秀生第一个孩子时，为了不影响刘允斌的工作，自己提出到上海娘家去。生第二个孩子时，刘允斌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以后，拜托了护理人员就一溜烟跑出医院，钻进了实验室。李妙秀自己也是干这一行的，她知道刘允斌离不开实验室，所以很理解丈夫。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刘允斌不禁泪如雨下，自己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刘允斌自杀之谜

“文革”开始后，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刘少奇，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父子关系，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都无言以对。

1967年11月21日晚上9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回到家里，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夜，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最后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铁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年仅43岁的刘允斌唯一留给妻子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

刘允斌苏联的子女今何在?

刘允斌的女儿索尼娅是一位诗人，她早年移居美国，在美国成家立业，生活安逸幸福。儿子阿廖沙门门功课的成绩都很优秀，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从事苏联极端机密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

长期以来，阿廖沙一直想和北京亲人取得联系，回中国寻亲，无奈中苏两国关系长期未能解冻，一直到1987年他才得到刘家的消息，从此他便产生回中国去看看的想法。1990年玛拉因心脏病去世，他这种想法便更加强烈。

2003年4月，阿廖沙和妻子准备踏上寻根之路，他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办理签证，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有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刘少奇和刘允斌有这么一个后代。

办齐手续、获准出国以后，阿廖沙和妻子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北京，和奶奶王光美百感交集地见了面，王光美也是心潮澎湃:想不到事隔40多年以后见到了这个在苏联的亲人——刘允斌的儿子、自己的孙子，怎么不让她激动万分呢?刘少奇和刘允斌父子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阿廖沙的归来含笑九泉的。

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