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秘史

私人通信往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相比，书信的可信度更高。和公事文件相比，私人书信更能反映历史过程中的矛盾。人和人之间，往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才通信。因而，通过书信观察历史，是一个极好的角度。最近，徐庆全出了一本新书《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就是利用周扬等人家中收藏的私人通信，写成的一本饶的趣味的史学新著。

周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所保存的往来书信的重要性。文革以前和打倒“四人帮”以后，周扬两度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人，处在文坛的漩涡中心。他生前保存的往来书信，自然是观察文坛风云的极好视度。给周扬写信，多是职位低于他的文化官员和他商议公事，或是遇到麻烦的文化人找他申诉，向他求援。由信中涉及的问题说起，梳理事件或风波件的起因和来龙去脉，就成为一条通向历史深处的隧道。

有些事，如果光看当时的公开报道和文章，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结合当事人的书信考察，就能通往背后的真相。例如1978年陈荒煤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阿诗玛，你在哪里？》，当时我读了这篇文章，只知道他为进一步放开老电影发出了有力的呼吁，局外人哪能知道背后竟然引起文化界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江青在文革期间把老电影都封起来不让老百姓看固然不得人心，江青倒台以后，这些电影，特别是爱情电影能够和老百姓见面，其实也不容易。

书信多数是周扬在台上时所写，内容也多为别人有求于周扬，只有一封比较特殊，是周扬在1976年底到1977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的底稿。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报刊上自然要发表批判文章。一些文章循着多年的习惯，把过去被定性为敌人者和刚刚揪出来的敌人捆在一起批判。当时有人发现张春桥三十年代以狄克的笔名攻击过鲁迅，就把他和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挂在一起，批判他们三十年代鼓吹“国防文学”，宣扬“投降主义”的“罪行”。周扬是1975年经毛泽东批示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的，当时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未获平反。但周扬心里清楚，自己已经不是“敌我矛盾”，所以不应当和张春桥归为一类，于是向中央写信申诉，要求把自己和“四人帮”区别开来。这个要求是正当的。但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在提出不能把自己划入“敌人”之列时，又要和当时被认为是“敌我矛盾”的胡风、田汉、阳翰笙等小心地划清界限，仍然视他们为“敌人”。在这个意义上，周扬和写批判文章的人采用的是同一逻辑。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当时要整谁，墙倒众人推。后来的人再挨整，不论和前一批人是否对立，都要捆在一块儿批。直到胡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人们才从这个荒谬的逻辑中走出来。包括周扬，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胡耀邦的历史贡献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