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上)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办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学术研讨会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与会学者：
蔡定剑，王贵秀，高 放，郭道晖，于建嵘，
吴 思，张 鸣，袁绪程，周孝正，任剑涛，
王长江，毛寿龙，汪玉凯，吴稼祥，赵树凯，
辛 宇，王占阳，党国英，李 楯，展 江。
内容提要：
一、对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反思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和障碍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主持人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各位来宾、专家，改革开放到今天已走过30个年头，30年之际纪念会议非常多，但却很少有从政治体制改革角度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会议，30年的纪念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是缺憾的。我一直认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如果我们总结历史，要进一步对中国未来发展作出一些判断和分析的话，缺少从政治体制改革角度的分析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今天请各位在这个领域最前沿、最权威的专家来交流。让大家有一点时间坐下来认真总结、反思30年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分析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以及我们作为学者和希望领导者怎么来推动未来政治体制发展。
一、对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反思
王贵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回顾和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我认为，面临着“一大转折”和“三大矛盾”，非常突出和尖锐，是躲不开绕不过的，亟需着力加以研究和解决。所谓“一大转折”，就是由于“六四”前后国内国际客观形势的激巨变化和决策层的主观应对方略，而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大调整和大转变。由此而引发出“三大矛盾”。
1、“大转折”使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前后不同的两大阶段。在3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其间发生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巨变所引发的大调整和大转折而使政治体制改革构成了前后不同的两个大阶段。从粉碎“四人帮”，经“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为第一个大阶段，历时10多年。其宗旨在于结束“十年内乱”，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而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消除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
十三大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本来是要按照既定的规划和蓝图积极而又稳妥地加以推进的。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国内外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当时有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要改变已经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重新回归到“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错误道路上去。在此情况下，邓小平于1992年初，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表南方谈话，顶住了“左”的和右的特别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和冲击。不久召开的十四大，在政界和学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压力下，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未能作出积极的正确的反映，错误地以为这是由于外部实施“和平演变”，内部有人搞“自由化”，而主要领导人对此“软弱”、妥协、退让、斗争不力所致。于是，在对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上，就作了大的调整，使其发生了“大转折”。这就构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大的阶段。大约20年。
这一大调整、大转折突出表现为，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心发生了转移：从消除“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转向了完善如人大制度和多党合作制等。这就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边缘化”和越来越滞后，甚至倒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钳制，导致原有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党委集权和书记集权）更加严重，从而使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不断深化，经济发展难以顺利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腐败现象继续泛滥而难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矛盾冲突。政治体制改革，却如前所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剧变以及对此作出的应对，而使之发生了大转折，形成两个不同的大阶段。
改革开放的后20年间，由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西化”以及制止“动乱”等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政治运动或“不叫运动”的运动相继发生，而使人们特别是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心存畏惧，采取了竭力回避的态度。特别是随着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的逐渐形成，他们对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抵触和抵制越来越“自觉”，逐渐由“自在”走向“自为”，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递减，阻力递增。这就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明知不搞不行，有时不能不在重要文件和讲话中写写、说说，但总也不见实质性的行动。即使有一些改革举措，也只是肤皮蹭痒，作些表面文章，实际上往往劳而无功，甚至还有负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质的核心的问题上，非但没有前进，反而有所倒退，滞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这就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3、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知与行的矛盾冲突。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认知，从一举粉碎“四人帮”开始，就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不断向前迈进，特别是在对民主法治的认知上不断有所突破，并日益深化和提升。在30多年中，对民主法治的认知不断深化和提升，突出表现在相继提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命题，诸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相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见成效的途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问题上的认知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对此，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知”并不等于“行”。在现实中，“知多行少”或“知而不行”（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炼）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知进”而“行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尤其如此。
政治体制改革在行动上、实践上之所以严重滞后于认知，主要在于被传统的带有封建性的“左”的思想观念和原有体制机制钳制和阻碍着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加之，随着既得利益权贵阶层的不断形成，他们不仅位高权重，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对既得权势和利益的维护和扩张，正在从自在、自发走向自为、自觉。因此，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在递增，动力在递减。这就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知与行的严重矛盾和冲突有继续加剧之势。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最为现实、最为致命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深化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就在于针对封建专制主义，从行动上根本改变集权专制——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一切权力又集中于书记。
4、中共的革命党角色与执政党地位的矛盾冲突。建国已经60年了，始终处于革命党角色与执政党地位的矛盾冲突之中，使党陷入一种撕裂状态。角色包括理论观念和体制机制两个方面，至今都处于革命状态，而没有转变为执政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早已处于执政的地位，而长期却在继续扮演着革命的角色。这样领导国家和社会能不层出不穷地出现重大问题吗？！现在面临的执政党建设，关键在于实现角色的转变，即从根本上破除不合时宜的革命党理论和思想观念，进行思想理论创新，建立起适合于执政的理论和思想观念；从根本上破除不合时宜的革命体制和机制，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起与执政地位相适应的执政体制和机制。这个任务刚提出不久，离形成执政理论和思想观念，找到执政规律，建立起执政体制和机制，还早着呢，远着呢！对此盲目乐观，难免止步不前，重蹈历史的覆辙。
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就意味着党的思想观念（包括理论）和体制机制必须来一个大的转变或革命变革，而不是对原有革命（党）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像目前有一种倾向那样，把马、列、毛等那些传统的有关革命（党）的论述重新加以梳理、剪裁、编排一遍，加上现今的一些新词语，就以为找到了执政规律，建立起了一套执政党建设理论。对此不能不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实际上是“炒老黄豆”或“新瓶装旧洒”。这不但是于事无补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想观念（理论）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转变，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不适合执政的思想观念（理论）和体制机制，大胆进行创新，建设起一套适合执政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工作，而不是轻而易举的、在短期内可以办到的事。
蔡定剑教授：
对三十年改革应有一个基本判断：1980年初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以扩大选举民主，加强人大制度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民主制度性成果。1986－1989年以适应经济改革需要为动力，进行了以党政分开为目的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无果而终。1989年以后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滞，或只说不做。但不等于政治没有变革，所以我认为要分清两种“改革”，一种是真正制度层面的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一种是社会推动的或自下而上的社会演变的改革，2003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后一种变革。30年来，后一种变革比前一种改革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影响还要大。
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是1978年到1982年从上至下推动的改革，它是第一次思想解放带来的结果，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并现实了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什么呢？
第一，选举制度的民主化改革。扩大了直接选举、实行了差额选举、实行了代表和组织联合提名，选举制度的民主化有一个小的迈步。
第二，在人大制度方面加强了人大常委会，让人大常委会变成一个更加具有权力的机关，变成一个真正的立法机关。现在的立法权基本上转移到人大常委会来了，还加强了它日常的监督和日常的会议（制度）。
第三，地方分权，不是毛泽东“十大关系”意义上那个放权，是从宪法体制上的分权：地方设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权力下放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给它立法权。较大的市以上有立法权，而且它们经常开会，监督政府、执法检查等等，虽然是“橡皮图章”，（但）也使政府、司法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真正制度意义上的地方分权。
第四，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解决。民主问题的核心是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我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贵族式的民主，不是人民民主。因而也是没有保障的。
第五，基层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建立。这是宪法确立的，并有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施行和1988年正式确立和推行的海选制和民主治理加以落实。当前农村民主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基层民众的自我觉醒，农民为了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自我意识大提高，而且这种选举在中国有很大的民主证明作用，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情论”和“公民素质论”的反民主改革谎言。
以上都是中国30年制度层面实际发生的改革，都反映到宪法和法律上。
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是1986年至1989年。如果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是总结“文革”的教训的话，那么这次改革的动力是“政治体制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实际上是试图继续进行上一次改革没有完成的一些使命。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党政分开。但当时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对很多政治体制问题都讨论过。就我参与十三大报告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研讨和其他改革而言，就研究过以下问题：
第一，人大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当时赵紫阳的基本观点就是让人民代表大会仍然成为代表性的大会、群众性大会，但把常委会做实。当时我们提了一个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155个代表代表性太差了，应该至少扩大到500个。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也减下来，让它发挥点作用。比如减少到2500或2000，军人也不需要当人大代表，当时首先就遇到军队反对，军队有260多个代表，它是一个最大的代表团，不同意减，各个省也不同意减，就没减下来。
第二，人大设违宪审查机构的问题也研究过。我也写了好几个介
绍西方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制度的资料，这个问题十三大报告没有吸收这个意见，也没有完全否定，当时赵的批示是这个问题留待人大常委会来研究。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也就没有结果。
第三，研究室也接受领导交办的研究国外多党制的材料，多党制下怎么保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怎么搞？还有党在人大中怎么发挥作用，党员可不可投反对票等问题。
第四，在深圳市建立人大时搞直接选举和进行人大制度改革。研
究室和中央政体改研究室共同派人去调研，并拿出了方案。我向领导建议可以搞两个改革：一是深圳市的人大代表直选，不搞间接选举；二是把深圳人大常委会做实，搞成像香港立法会那样人数不多的代表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并经常开会，代表大会虚化。这个改革因89年的政治风波都中断了。
1989年以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基本停滞，稳定压倒了一切。政治变革还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这就是来自社会公民层面的，自下而上的推动性改革。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对中国近30年左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可以总结为三个特点：
1、“危机驱动”：就是政权强势时不思改革，在遭遇危机时才被动改革，这时，改革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2008年.各种驱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非常强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非常多、想法非常乱，究竟该在哪里改？不清楚。这样一个危机驱动的改革是一个被动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需要主动进行。如果总是一种在危机驱动下的回应性改革，改革空间就骤然缩小了。历史总是惊人的一致。80年代的教训表明，总是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才意识到政治体制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严重障碍。所以我觉得政改的启动必须要从危机驱动变成主动适应、主动筹划的这样一种改革。
2、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多头触动”：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四处点火，星星之火，从未燎原。一会儿谈行政体制，一会儿谈社会体制，一会儿谈党政关系。可以说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启动的时候要求太多，而收获太少。这样一种“多头触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零散性的改革，没有总体收益，东敲一下西敲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变得很麻烦，改革的根本问题未曾触及。
3、我们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功能启动”，不愿意对中国涉及到的根本的政体选择问题做一个总体筹划。改革前30年，我们是一个革命政体，落实到现代政体的平台上是什么？总是不清楚。我们又拒绝进行政治体制的总体设计，不愿意对我们的政体进行表态，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总是“改着说”，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改革有它的便利，回避了意识形态、国家基本理念、国家基本制度安排上的障碍。但麻烦在于，这种功能驱动的改革造成了边缘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不成其为国家改革的主调。尤其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改革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其它体制改革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换言之，我们不愿意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一种结构问题对待，总以为是原有政治体制的功能优化问题。
于是改革30多年来我们总是致力于原有政治体制的功能优化，并人为设定了一个什么主义或什么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绝对前提。结果改革前就将改革生机窒息了。
可见，需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做一个整体回顾，我觉得今天恐怕需要正面面对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构问题、总体问题和主动性问题，否则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收益的。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时间不多了，我尽量讲的简短一点。昨天上午参加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会一年一度的研讨会，要我准备发言的题目恰好就是我们今天这次会议要讨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我昨天下午就赶过来参加会，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我简短谈一点我自己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考虑的简要过程。
我从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为中心。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我是痛定思痛、痛定思改，觉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不改最终必然都是要亡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苏东剧变，我就考虑苏联政治体制最主要的弊病是什么。我简单归结为十个体制，每个体制五个字，50个字概括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病：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控制选举制、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斯大林带头搞的，实际上使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君主专制国和民主共和国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三句话：民主共和国是权力制约制、职务任期制、选举接班制；斯大林搞个人集权制，党政军三大职务集中于一身，而且终身任职，又指定接班人。“等级授职制”是马克思用的语言，实际就是层层领导干部从上而下任命。“控制选举制”，苏联也有选举，1936年宪法还规定了普遍、直接、平等、秘密投票四个原则，但实际上严密控制选举，候选人是由党委内定的，没有差额，没有竞选。“消灭异己制”，对政治异己不仅开除党籍，而且肉体上消灭，布哈林等等都被斯大林处决了。“监控干群制”，用强大的公安机关监控广大干部群众。斯大林带头搞的这十个“制”有普遍的国际影响，有的国家还加码，我们国家也是加码，大家都知道。30年来的改革有没有进步？有进步。拿这十个“制”来衡量，前面很多同志都谈了，至少“职务终身制”是废除了。“消灭异己制”也有进步，“监控干群制”大大削弱了。
回顾历史，这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分为两段：前十年是一段，迈出两大步，但又两次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第一次迈出大步是从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开始，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对政改的目标、重点是什么都讲的很明确；但是1982年十二大就开始退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十二大的党章草案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恢复“八大”的决定，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和年龄，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归属党代表大会领导，各级监委监督各级党委，中监委监督中央委员会，这是很进步的；结果在讨论过程中被有权势的人否决。第二次大进步是从1986年开始——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权钱交易、“官商”、“官倒”现象加剧。当时邓小平就决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到1987年十三大是一个大进步，十三大报告第七个部分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政府各部委取消党组，使国家机关的党委成为保证和监督机构。后来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又倒退回去了。所以前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两次迈出大步，又两次止步而且后退。
后二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三个方面不断地迈出小步，在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这三个方面都迈出不少的小步，也取得不少的成绩；但是中步、大步都没有迈出去。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前《中国法学》总编）：
改革是有成就的，特别是经济改革，有巨大成就，不容否定；但也不要高估。究其性质，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主要是恢复解放初期我们短期内曾经主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即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和发展。如果那时就坚持这个正确路线，其成就可能远远超出现在。当然时代不同，条件不同，发展的速度不同，效果也不同。
但也要看到，经济单轨运行，片面发展，而且往往是以牺牲环保、透支资源、纵容腐败，甚至搞“血汗工厂”，严重奴役劳工为代价，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至于政治改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现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的大好局面，颇具勃勃生机。可惜80年代末因发生政治风波，后20年政改陷于停滞甚至倒退。最近几年。政治与法制改革虽不无点滴改良，如通过修宪，在宪法文本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以及在党的文件上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口号；但由于在实践中缺少切实政改的支持，口号多于行动，许诺多于兑现。总体上是言胜于行，步履维艰，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与法治需求，甚至有些领域在观念和制度上还有所后退。不但回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强调的要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宪政；而且政法领域这几年倡言的某些原则与口号，有违民主法治的基本常识。诸如讲多元的“三个至上”（而回避三者有矛盾时谁“至上”）；坚持一元化的“党的绝对领导”（至少在客观上排斥了司法机关要受选出它的人大的领导，对人大负责，这实际上是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违宪的境地；也实际上是回复到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批判过的“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也回复到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的：“把政法工作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对此刘少奇也早予否定：“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至于批判“普世价值”，否定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等等，实际上将导致30年来在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上拨乱反正以及司法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不能不令人困惑和忧虑。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要对政治三十年的发展有一个开阔的认识，我们不用民主、法治去衡它，但它本身发生的变化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我们要看看那些变了、那些没变：
第一，一党执政没有变。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没有变；掌握国家的政权也没有变。但民主党派是有所发展的，通过考察，发现他们还是发挥了有限的作用。但我们党与国家的发展中的变化，是我们要梳理出来的。党与国家的哪些关系在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发生变化，我们缺乏梳理。
第二，国家制度还是有所发展。人大制度是有所改进的。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家最高权力实现了共事，地方权力利益化明显。其中特别要注意领导人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领导人权力集中于中央，又集中在个人，现在就没有了家长式的权威。这是三十年中最重要的变化。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分立化的制度研究很缺乏。
第四，干部制度的变化。其中领导终身制的废止对民主政治意义很大，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第五，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发生转变，逐渐转向依法治国的方向发展。
要看到这五个变化并进行总结。国家政治统一性有所减弱，但国家的压力体制仍然存在。地方政府不大考虑中央的意见，领导人的地方化倾向严重。政治领袖的权威丧失了。权力资本化趋势比较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的非制度化影响加强，而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比较低靡。制度化参与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政治认同与政府信任流失。群体性事件在增多。（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
从198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传媒圈子里摸爬滚打。传媒在言论自由领域，属于公共物品，可以影响利益分配和政治体制，自身的开放程度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我主要说说这个领域的历史和问题。
首先我得承认，30年来言论自由有进步。比如说，许多过去被批判被禁止的文艺作品现在放开了。在消费、娱乐，经济领域，几乎说什么都行。在政治方面，一般的说些民主、自由也行，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可以讨论甚至争论一下，当然不能碰那几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在网络上，非常尖锐的话不时也能看到。传媒甚至自身也有分化，有了不同政治色彩的差异。
为什么能有这种进步？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因素：大量的传媒被当作财政包袱甩给市场，于是传媒人要迎合市场，不让说政治，说吃喝玩乐总可以吧？在政治方面不让说敏感问题，说说不那么敏感的问题还不行吗？传媒方面冲，管制方面放，几个回合下来，这方面就有松动了。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传媒生存的获利方向变了，要在市场上找饭吃了，这个方向一变，后面的变化是很难挡住的。只要市场需求存在，传媒就有一个强大动力挤大言论空间。
如此十几年发展下来，传媒自身的性质越来越多元化。党政机关的报刊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结束。许多既无官方投资，又不在党政和事业编制的传媒出现了。灰色身份的主体越来越多。传媒人个体的流动性和市场性也越来越强。再加上网络和博客之类的新兴传媒主体，一定要自己找饭吃的主体，管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非政府或半政府半市场的利益主体，不敢让读者一看就换频道。反过来，如果他们提供的东西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就能迅速扩张。
第二点，在承认进步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言论空间的扩展过程中，传媒也不断遭遇阻击。
我在2007年7月做过一个统计，以统计时间为基点倒推十年，我搜集到停刊和撤换总编之类的报刊处罚案例31个。为什么对报刊痛下杀手？第一大类，占32%的主要原因，是报刊揭发黑幕，损害了党政系统中某个地方、部门或个人的既得利益。再加上调侃高层领导人那一类的6%，触犯权贵导致灭顶之灾的比例就是38%。因此，各级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封刊撤人主要的力量。第二大类，占26%，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这两大类合起来就超过60%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是某部门第一位的工作，第二位才是维护整体形象。
所以刚才各位有几个判断——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权贵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从传媒领域来看，可以得到量化的证明。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觉得咱们对30年改革不要过于歌颂。什么叫“改革”？我理解就是无非把世界人民都有的权利给了我们，就说原来是你把人捆起来了，后来你放开了点，还没放全：哪个国家不让老百姓自己经商？哪个国家不让农民自己种地？就这么点事，说实在的，你给了，这些权利是我们之前就有的啊！不是来源于恩赐，阻力来源于党和政府自己啊！今天的成就有多少是执政党的？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在70%以上，你国家掌握了最核心的资源民营企业还有这么大贡献，你说你的贡献在哪？在我看，唯一的（贡献）就是这30年维持了国家的稳定，这恐怕就是它唯一可以自己称道的。下一步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原来你拿绳子捆了，我们现在问问你这“绳子”怎么样？“绳子”是不是要改一改？你别用那么硬的“绳子”——总是直接控制，能不能用一些“软绳子”——法治、宪政啊？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往前走就变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困惑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一定程度能否（避免）让革命扑倒改革？这个问题恐怕是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的，怎么处理？我相信在座诸位没有一个人愿意让革命扑倒改革的。
咱们对比一下清末新政：清朝的改革如果从1860年总理衙门算起，一直延续到1911年，不止十年，50的改革，中间也有过大倒退，比如说义和团，和我们现在非常相似，尤其是到最后几年的时候、革命要来之前。革命来的时候并不是清政府最弱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6000-7000万（两白银），辛亥年是2亿4000万（两白银），它当时的政府能力是最强的，等于在最高点发生革命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发生革命之时并不是民怨沸腾的时候，1910年的统计全国“民变”——我们讲“群体性事件”——1万起，1911年新政的时候民众的信任度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倍——瓮安事件，没政府啥事，“哗”就往政府身上拸。强化国家机器是没有用的，清末新军是改革的产物，到最后变成起义的主力了。不是说没有危险，实际上危机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实际上相似之处是很多的。清末新政的时候也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纲常伦理已经不行了，包括慈禧太后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刚才王长江说穿裤衩跑步，实际上咱们早裸奔了！但我们老想披上一层什么东西，实际上啥都没有，早进入了一个赤裸的利益格局时代。关键对统治集团来说，就是一个利益格局的问题。当年搞预备立宪，西太后最核心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皇族或满族集团它的位置在哪？她反复地问立宪派和进京讲法律的官僚们：我们站在哪？日本宪政以后皇族怎么样？德国宪政以后皇族怎么样？其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政局关心的问题很相似：党或党的上层怎么安置？这是宪政逃不脱的一个问题。明智一点的是松动了——不管怎么样要试一下，塌了以后再说——但现在必须得搞。而当时鼓吹立宪的人是高度一致的，跟现在不太一样。官、绅、民、商，尤其是官绅商高度一致，整个一个立宪运动是铺天盖地的压力，这种压力它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我要分享权力”，从谘议局到资政院，这帮家伙他们其实也不懂什么叫民主，但有一点“我要分享权力”是很明确的，跟素质没关系。（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袁绪程（《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
如何评价政改？从未来宪政的角度看，很多人不免失望，政改似乎没有大动。因为宪政概念的完整表述是权力属于人民、有限政府、独立的审判制，三者不可或缺。但是从过去专制角度来看，我们的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30年前的文革时期是全面“专政”时期，是政治的、生活的、文化的全方位专制。我记得，文革批判周扬，说他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是“铁桶”，无处可逃。周扬五十年代整别人，“文革”反被整得很惨，真应了他的那句话，没有人能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正是“文革”的极端状态才催生政治改革。从这个角度看，三十年改革的进步非常大。不要从教科书概念出发，要从中国的政治现状出发，因为中国的政治状态是全世界所没有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突破“全面专政”的现实开始的，通过放权和分权，“专政”首先从人们的生活领域中退出，中国人有了生活的自由；再从经济领域退出，人们有了择业和创业的自由，可以办企业，于是有了市场经济等等。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国家把吞噬的社会权利，又逐渐还给了社会。首先是还权于私人领域，然后再在公共领域分权和放权。
有人说民主和自由是对立的，我说两者是不可分的，民主的前提是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没有个人平等自由的选择权，哪有民主？民主的三个原则是不可分的，一是自由参加共同体和认同共同体规则的平等原则，二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三是保护少数人自由进退的权力原则，而法治正是民主的法律体现。因此，法治、公正、自由、平等本身是民主的题中之义。实际上，经过“文革”的反思和痛定思痛，高层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有共识的，一是民主化，二是商品化（市场化）。关键是如何改？回顾30年改革，私人领域、市场化改革较快，公共领域改革缓慢。结果是市场经济基本建立起来，市场已经渗入到人民的认识和思维方式里，甚至在某些方面，过头了，如生命、自由、选举权都有人用来交换。这在西方如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用马克思的话，就是上层建筑的改革滞后于经济基础的改革。如果上层建筑不改革，经济基础，比如现代市场经济是难以建立的。
与中世纪的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不需要交换的西方领主经济不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需要有市场的，因此，中国很早就有原始、初级的市场经济，一个初始的市场经济是可以和专制制度相适应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和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为什么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老的市场经济不能转变和发展为现代的市场经济？这与中国的专制制度有关。专制制度虽容忍了市场存在，但又限制了市场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朝代循环，经济轮廻的悲剧所在——专制制度毁灭了市场，市场的发展又颠覆了专制王朝，所以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市民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专制制度把“社会”分裂为两级，皇权及官僚一级和百姓一级，并通过儒家和宗族等统合两极的关系，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中间的社会组织。两极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发展到一定时代就会出现对抗和崩溃，出现像毛泽东说的，打到皇帝再做皇帝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停滞轮廻的历史。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原来的轮廻，走出了“周期率”。
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得益于开放，只有开放，才会进步，有改变。改革开放为什么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这是由人们的基本需求决定的。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推理，改革的顺序应是经济——社会——政治。但中国的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权力改革，而社会组织的改革又比政治权力的改革走得慢。这就出现了麻烦，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发育，法治和政府转型就难以进行，市场经济就会扭曲，就会出现权贵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看到了，但解决的办法不同，左派是将市场经济往后拉，右派是将市场经济往前推，正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不配套，才出现有两级分化、腐败，环境污染、透支未来等等如此之多的问题，才出现了城乡二元隔离发展的结构。中国这种分裂的城乡二元发展结构，造成了农民工群体不能跟着城市一起成长。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现代化的成果。本来，GDP的增长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本的增长，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增长。中国的农民工继续做着最低级的劳动，并没有因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升级，中国现代化的辉煌掩盖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如食品、水安全问题等等。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如果要回顾，《南方周末》最近这期说“1979年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的决定使（这些）普通人结束了‘贱民’的生涯”，因为富农无非就是种田能手，地主无非就是社区精英，废除地富子女成分的决定就是人的解放。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其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环境包括两个，一个叫自然生态一个叫社会生态，后者（破坏得）更加厉害，现在是“收入上升、信誉下降、彼此戒备、天天过节——（愚人节）”。
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治、要有信用，我们讲有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新教伦理道理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我们国家离这远了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用吴敬琏的话讲，叫亲朋好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当中最差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中国是41.5万人，人均510万美元，一乘就是2.1万亿——美元！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人家非常得清楚，人家说了：“改了这体制，我们怎么当亿万富翁？”（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和障碍
任剑涛教授：
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处境表示担忧：中国很难真正有效地启动政改。简单说三点：
1、上个世纪80年代，领导人下了那么大决心，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还是动不了，是因为政改有其内在障碍。因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有历史理由自证国家政体的既有模式。我们的百年政治尝试，结果是一个党国体制——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是后发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要从帝国形态转变为现代国家形态，就必须要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来影响这个民族。但影响的结果是建立了党国体制，而非民族－国家体制。在中国，Nation－State始终建立不起来。我们在面对政体选择问题的时候要承认，政党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动员机制面对国家这种相对分散化的动员机制，它们之间有矛盾。但今天的状况是，政党始终觉得它的组织、号召力是占主流的，整个社会却对党的号召力越来越产生疏离状态。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逐渐走向了一个相对多元的社会——尽管这个“多元”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基本制度上没有承认，我们还在力图维持一元的党国体制——这样一种状态，就变成了我们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问题。80年代的领导人谈怎样安顿党的领导问题，总是从党政分开的思路切入，这个很难。因为党本身是率领这个国家的，是这样一种体制，你说要把它“安顿”下来，那这个国家动员机制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是第一个障碍。
2、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严重的社会障碍。简单地表述为：公民们有强烈的政府依赖，公民们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跟自己有关的，总是期待最高领导人替自己包办一切。这样一种依赖，使政治体制改革所能仰仗的三种力量——政党－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变成了一种力量，就是政党－国家力量。产权安顿是要靠政治去安顿的，所以产权改革为什么始终改不下来？我们以为市场就是市场，没有政治要求，实际上它有政治要求。所以定剑兄开初说的是对的，中国三十年前启动的改革是从政治上着手的；但后来我们以为市场改革可以独立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市场的政治诉求变成一个被忽略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我们解决社会福利和公平分配如此困难？道义上我们很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社会的政治自治能力实际上是禁止的。政府乐得自己成为全能政府，执政党乐得做全能政党。但大包大揽却又揽不住。怎么办呢？这时候要解决一个“政府”依赖——我这个“政府”是一个大政治概念，是党、国的“政府”——所以我们不要给社会和市场一个错误信号，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就行了。这实际上是个误导，或者说是中国政治、行政学界的一个重大误区。
3、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是具有“目标障碍”的。我们一开讲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设定的就不是一个政治目标，而是“审美目标”。为什么是“审美目标”呢？你看各代领导人提出的目标都是“尽善尽美”，试图将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关系美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审美表达，不是政治表达——因为政治表达是不平衡的，边际关系是绝对不平衡的。政改从哪个方面启动，哪个方面的利益就有损害。还没有开始损害，我们就说要杜绝，要将损害和收益结合起来，这哪里可能呢？政改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原来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推行不了；现在推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肯定要受到损害。你说我又要市场又要计划，那是啥经济形态？谁都搞不懂。因为这是经济形态的类型选择，不是功能拼盘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样一种“审美”主导，导致我们对不平衡的政治体制有着一种平衡的审美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多年来处于一种含混的平衡状态，但实际上只要一改革，它就不可能平衡。我们如何接受这个代价？现在变得非常关键。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标障碍非常大。现在我们要确立现实目标，打破平衡，这是关键。比如说党管干部，管哪一类干部要按类型来区分。追求绝对平衡的心理，导致我们对政改总是出于一种审美眼光的状态而不是政治眼光的状态，这跟我们汉民族是所谓唐诗宋词的诗化民族有关系，我们像写诗填词一样地看政治，讲政治术语，没有将诗学思维与政治学思维切割开来。
蔡定剑教授：
89后为什么不改革？害怕改革有很多的原因，公开说是党的利益，实质上是既得利益。但也有领导超脱既得利益，对改革必要必要性不乏缺乏。领导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了解情况和信息，而是缺少民主、法治、宪政系统的知识和理解。缺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指望领导听讲座能解决知识不足问题，很遗憾的是讲座挑的是领导听的人讲。领导人还是按五十年代学习的那套知识来理解和解决今天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问题。就象毛泽东虽然是很聪明、知识渊博的人，但他只能按四庫全书的知识治国，按秦皇汉武的方式治国，因为他完全不懂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他和他的同事缺少现代政治法治的知识。这是政改相当大的局限。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统治知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那种理论和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如还靠学习运动、领导拍扳、开会传达、政治动员等治理方式都没有变。真的不是真正、理解更不会用现代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方式思维和治理。21世纪还在讲民生，而不讲民权，君不知民生必须以民权作保障才能真正实现。30年政改有前进，但也有不少方面越来越倒退、越来越保守，包括各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集权、人大工作和司法改革等方面。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第一，现在最大的阻碍是对政改问题评价不一。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有些人好像觉得我们的体制简直好得不得了啊！我们的体制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美国那套资本主义搞不下去了，得向我们学习啦！？这么一种氛围使得决策者可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有些不负责任的学者从中也在推波助澜。有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你最好是顺着领导人去说话，好像你逆着说他往往听不进去,顺着说我觉得也可以，你毕竟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怎么个顺着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良心的底线，跟着胡说八道，看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至于符不符合政治逻辑、符不符合学者的良心——那东西是可以卖钱的！听说有的人已经在写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这太恐怖了，感觉好像要搞世界革命似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去指责，因为毕竟作为领导、作为执政党它有自己的难处，注意策略我觉得是需要的，但不能昧着学者的良心去干事，我觉得这条底线是谁都应该守住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对政治体制改革心存担忧，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关键在于怎么扭转，我现在觉得的的确确有一点迷惘。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阻力越来越明显，就是党内既得利益。我这强调党内既得利益，因为党外或者说政府里面、部门的既得利益看得是非常清楚的，不但我们学者看得清楚而且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看清楚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比较公开、透明的场合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我们已经看见了，尽管部门都出来声称自己的这套东西是符合公益、为了大众的，但这不能由你说了算，老百姓也要出来说话，包括网民，你不能不听。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已经构成了一种拉锯战。所以说政府的利益应该说扩张起来已经非常困难，而且有的部门可以说是在缩小，我可以做这样的评价。但对党的这块我感到没有这么多信心，为什么呢？道理就在一个：我们在说政府、部门利益的时候，它明明白白地摆在这，所以它也不敢否认；但政党这一块不太一样，它是从不承认部门利益的，恰恰相反，政党的部门等同于全党。政党的文件通常都是部门起草的，而部门起草的东西一旦中央通过那就是全党的东西，但这里面有多少是既得利益的东西啊！所以我在05年就写了个东西：《要注意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做许多事情，对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公众的利益、什么是党的利益，分不清。过去分不清是有个理念的问题，“党除了人民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明明白白地摆着还不承认自己的利益就有问题了，你的利益到哪去了？现在关键就在不承认自己的利益，而且一出面“我就是代表党”；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当你的利益要和他的利益博弈的时候，你不是在和他博弈，他要掩盖自己的利益。刚才很多学者都谈到党政关系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方面我们推不下去？不是说没有办法、想不出办法，关键就是它有利益在里头，这是很糟糕的事，党的部门的既得利益是非常突出的、根本没分清，所以它掺和进来之后很多问题根本没法弄清楚。所以我非常赞同剑涛的说法，说核心还是一个“党”的问题，没错！党的问题没弄清楚，你把政府里面的责任、权能、相互之间的关系全都理清了也没什么用。就好比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全世界都认为穿着裤衩背心跑得最快，你也穿着裤衩背心，但你说我们中国的特色就是穿着裤衩背心还要再背上一个包包，那不又不科学了、白穿了吗？还不如穿长袍马褂呢！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在这，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没有触动。我们在探讨改革的时候，怎么把这种利益给揭开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怎么在合法利益、执政党的利益和老百姓利益、公众利益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说什么是党的利益，什么是领导的个人利益，什么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全部分清了在权力分配中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这是阻力之一。
第三，我们缺乏一个从总体上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有些人一听“政治体制改革”血就往上冲，要么就是高兴，要么就是愤怒，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咱们怎么想办法从这里面跳出来，我觉得是学者应该去努力论证的责任之一，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政改落到实处必须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理性思考？必须跳出利益格局从总体上去设计，就是大家都站在全国的高度、全民族的高度、全党的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不是这样，没有这样一个决策机构，我们现在的决策说起来也是非常可笑的。怎么决策啊？我们想起一个重大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重大问题来找我们认为是专家的人，专家的人还不是说就是学者——“你们这些学者说的话那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只有那些部门干具体事的人才比较讲求实际——这样一种思路的结果就是每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情，都是到各部门去挑选自己认为是专家的人。比如说要解决一个金融问题，得把银行的叫来吧？得把国资委的叫来吧？得把监事会的人叫来吧？然后再找几个什么研究所的人。这些人坐在一块，最后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呢？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部门的利益，每个人都在论证自己部门特别重要、自己部门的任务特别重大、自己干的事特别高尚，结果不是为我们整个国家改革的向前推进提供一个研究的平台，而是给利益博弈提供了一个空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大家上来以后就是讨价还价，如果是在整个政治体制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博弈我们是认可的，各种利益都体现出来。现在问题是有的体现出来、有的没有体现出来，有的是在体制内、理所当然地去参与的，有的还在体制外、但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最后导致博弈的结果是改革方案本身带有很大的既得利益的性质。怎么跳出这一点？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超出各方利益之上的，或者说真正的学者，去设计这个东西。至于说设计得如何、脱不脱离实际总是有办法的。关键是现在用作设计的这套机制是不行的。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个体改委，我想它的意图是想超脱来设计。但我们弄了体改委思维马上就回去了，这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那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那体改委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利益啊！那些要改制的企业就由体改委来管，就等于在体改委兜里也装了既得利益，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实际上又堕落为一个部门。始终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所以我们设计不出东西来，我们就没有一个设计的机构。怎么向前推进？现在我就觉得这一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呼吁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机构，真得能从全局的角度、全民族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当务之急，这样后面就好解决了。（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政治体制改革很多问题的探讨都很有价值。这里我想说这几点：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老话题了。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话题，即使同样的话题，也有不同的意义。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是什么？现在跟八十年代肯定不一样，三十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是指文革的问题；二十年前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谈党和政的问题，而且集中在选举制度改革；现在回过头去看，文革的问题以及党和政的问题都已经淡化了，或者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已经淡出，选举改革的问题好像也没什么动力。目前来谈政治体制改革，看来需要确定一些新的思路。
这里，我主要想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问题。主要讨论三点：1.经济取得目前的成就以后实际上使得我们对很多问题有了很多不同的看法；2.社会变革以后使得选举的基础实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搞选举的话；3.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变化：到底是不是为选举政治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也很难说，但是应该说有点关系。
第一点，经济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20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国家制度改革，党的领导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基本上不涉及当时的经济改革。后来逐步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结构，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那么，从现在来看，目前的经济情况到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看来，伴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看出来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突破性的帮助。唯一一点有力的因素是，政治体制改革、选举化的很重要基础——资源有很多是民间化的，资源的民间化使得民间的政治力量很容易获得资源，这个变化是对政治变革很有好处的。但也有一点不利，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改革，核心的资源还是跟权力有关系的。目前最核心的是项目资源的分配，其分配通过民主政治来划分和通过现有体制来划分，会有很大差别。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包括环境等资源，一方面依然是国家的，但实际上，正在民间化。民间化有利于民主化，但如果民间化使得民间有了新的权贵，就很可能阻碍民主化。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往往与权力层有很好的关系而获得并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政治很容易贵族化，而不是民主化。另外，资源配置在初次配置后通过市场机制得以配置，市场配置在短期里也很难使得现有不平等的格局有所改变，而且绝对量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下，即使穷人的收入以50%的速度增长，富人以10%的速度增长，穷人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夫人的绝对量。这再加上地区差异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国家层次上，到目前为止，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很有利。
第二点，就是社会的变化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我想民主化的社会基础是以个人为核心，但实际上我们目前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到以个人为核心，而是以政策划分的群体为核心。比如城市和农村的两极分化——过去是区域隔离，现在是以户口政策性的方式隔离，今后可能以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的差异来隔离。农村人口很难进入城市，城市也很难进入农村，过去式农转非难，目前已经出现非转农很难。另外一个就是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本身的多极化分层。托克维尔讲民主的重要进步是社会的平等，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大块的不平等对政治民主化变革来讲是很困难的。即使变革开始，也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磨合才可能有一个稳健运作的民主。
第三点，就是文化的娱乐化和八卦化——包括现在"山寨文化"的兴起，这一点应该说是对民主化的前景是看好的。文化这个本身是——包括它的选举、选秀、八卦、调侃——娱乐版的报道模式和运作模式基本上是未来民主政治的报道模式和运作模式。民主文化和八卦文化是直接相关的，不要规制；而且娱乐精英的去权威化、世俗化，跟政治精英的去精英化、世俗化是一致的。大家看美国的民主、包括台湾的，一搞你就可以看出来，政治精英实际上就是娱乐明星，以玩为主，然后玩出政治上的很多花样出来。但山寨文化本身的草根性，在小范围的政治里可以影响政治，在大范围的高端政治中，在大国中，山寨文化由于其低俗性，非礼仪性而往往走向边缘化，可以影响乡村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但很难影响国家民主。
从这几个基础来看，目前来讲应该说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没有到有推动核心政治变化的基础。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我的基本主张是中国要由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转为以人民意志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判断，我第一个判断就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八十年代，换句话讲，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甚至越来越小。我们应该看到，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意识形态是一种开放的、向上的、吸纳世界文明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我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权贵资本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是现在与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的，八十年代没有形成权贵资本，而这些年的改革造就了非常大的权贵资本。这二者结合到一起成为中国推动政改的最大障碍，而且权贵资本的力量不断在壮大。
第二、现在发展到开始批判普世价值，连人类基本政治文明一些共性的东西现在都开始公开批判，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八十年代都在吸纳，现在发展到要公开批判。
第三个佐证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有人认为美国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救西方的自由资本，给中国人造成很大的误导，以为好像我们的体制确实比别人的要优越。（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吴稼祥（自由撰稿人）：
说一下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由来：小平同志85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要退休，提出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86年他12次谈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改并不是说没有条件，条件早成熟了，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首先是缺少一个伟大人物，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要讲三个真真切切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技术性障碍：国家越大，民主化越难。我提出一个定律或者叫假说：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成正比。一个国家越大要求权威落差越大，更简单地解释，一个国家越大就要求越专制，为什么这么讲？专制的国家能动员资源，豢养军队、官僚，你要不动员资源、不肯豢养，这个国家就分崩离析了，所以所有的大国都是专制的。我这个定律想说明什么道理呢？一个国家一旦变大了，它绝对有一个专制的倾向；一个国家一旦专制了，它绝对有一个侵略倾向，一定要扩张自己的权威基础。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搞联邦制；美国以前所有传统的大国都是这样的。一旦权威落差扩大到不能再扩大的时候，它就需要扩大它的权威距离。我主要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大国它的改革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家越大，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权威一旦崩溃以后，一个大的国家再加上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有两种困难。多民族后，（各民族）它本来是没有主权的，一旦改革它就要求主权，所以我把这叫做“雪崩”现象，因为它的“山体”结构不一样，同一民族维持原状的可能性要大。技术性的难度导致我们所有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民主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中国第一次民主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外蒙丢失，台湾主权悬挂，加上新疆到现在还有主权问题，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这些问题能不考虑吗？主权一旦分裂了这不是个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个地地道道、切切实实的障碍、一个问题，这不是虚假的。
第二个障碍，我说的就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问题。我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有政治革命的理论、有政治保守的理论，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理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流行过无政府主义，流行过共产主义，流行过契约理论，这三大派其实都是政治变革理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它是主权消亡的理论。如果要坚持这些就永远不能政治改革，国家主权消亡、打碎国家机器，还改什么？这一障碍完全不能逾越，一旦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它就遇到：政治要改革吗？它要革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现在已被废除，但仍影响着我们：国家是什么？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一种理论怎么可能改革呢？党中央领导人改革的时候总会想“我是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要国家消亡的嘛，你为什么还要加强国家机器？这个根本上是冲突的。这样一种理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个障碍就是利益结构。大家都看到了苏联、东欧崩溃之后那些前政党，看到台湾、韩国的审判，尤其看到捷克和东德前共产党员都不能就业，这样的事情对执政党来说难道不是心理上的障碍吗？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应该来讲不是虚构的。
至于对策就两句话：权力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权力分到乡镇，民主跟到乡镇；权力分到县一级，民主跟到县一级。这个民主实际上就是联邦主义民主，从草根民主向上不断推的，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的思想。（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