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

自1946年10月28日以梁漱溟为主提出的"第三方面"的和平方案失败后，梁认为和平已"无可为力"，"拔脚走开"，其余的第三方面人士仍留南京，希望通过是否交国大名单问题，逼国民党作一些让步，在中共也无可推托的情势下，争取和平前途。下面就以一张照片为题，述说当年那场严酷的政治拼斗史实。

一、照片由来

这是1946年11月17日中共南京代表团周恩来等与当时民主同盟在南京的中常委合影。

照片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劢、王炳南。

这张照片，是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摄的，而摄影时间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11月17日说：黄炎培《八十年来》（1982年出版），《沈钧儒纪念集》附图；11月14日说：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附图。

为什么合影留念？《八十年来》和梅园新村纪念馆所编资料都没说明原因。

《沈钧儒纪念集》说是"欢送"周恩来"赴延安"。

这里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时间，二是为什么合影留念。

从一些文字资料来看，当时亲历其事的中共南京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南京局"）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的文章中，对国大交名单的过程，差不多是逐日记述事态发展的。他对摄影事记为："十一月十七日……这天中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梅园新村宴请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接着说："民盟拒绝参加一党包办的国大，使国民党孤立中共的阴谋不能得逞，这是一件好事，后来周恩来把第三方面大部分人不参加国大看成是谈判的成果之一。"

钱之光是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是主其事的亲历者，说的具有权威性。但当时另一个亲历其事者黄炎培，在日记上记为"11月14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增刊第五集《黄炎培日记摘录》："11月14日，中共梅园招餐，周恩来明日飞延安，仅董必武留下。摄影。"而且日记记当夜"上火车回沪"。16日"午后四时十六分，携维（夫人姚维钧--笔者）上火车赴杭州"。19日"晚车返沪"。则17日黄夫妇尚在杭州。黄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看来，时间应以黄炎培日记所记为是（黄《八十年来》出版于1982年，时黄逝世已久，出版社责任编辑附他人之说致误），原因应以钱之光以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使国民党孤立中共阴谋不能得逞，摄影留念为是。这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题为《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报告中说："我们也料想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几年抗战和一年来谈判的成果。""拉住"了民盟不参加，对中共来说意义重大，值得"摄影留念"。

二、"涂名事件"和张君劢被拉出民盟

民盟拒绝参加一党国大是为了坚持政协原则。

政协《国民大会案》原规定"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

(1)政协决议《政府组织案》规定："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并提出了修改要点，其中明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就是说，国民大会须在政府改组后，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来召开。

(2)《国民大会案》第二条规定"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就是说，在没有完成政府改组和完成宪法草案以前不能召开国大。其中"改组政府"又是最关键的问题。第一届国民大会的召开，须完成政协决议所规定的程序后才是合法的，否则是破坏政协决议的行为。

但国民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中共军队的同时，又要在政治上孤立中共，在拖延履行政协决议已超过5月5日后，突于这年7月3日，未经政协综合小组协商，单方面自行决定将国大延期至11月12日召开。中共和民盟都为此提出抗议。

这年的10月11日，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后，当日午后悍然宣布国大要如期召开。围绕着国大召开的斗争，从此开始。

当时的情势对中共来说是异常严峻的。梁漱溟讲到国大开会前的情况说：

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即它在政治上是失败，对内对外都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它落下，形成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双方亟欲争取。（《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23页）

"拉"的大动作而影响全局的，莫过于在是否交国大名单问题上，中共之于张澜和国民党之于张君劢及其所领导的民社党的事件了。

"第三方面"是否交国大名单问题，其经过情况，民盟中委范朴斋自1946年11月1日至12月上旬有致鲜特生、张澜和梁漱溟的11封信达数万言的详细报告。这11封信已由中华书局辑入《中华民国史料丛刊增刊》。这是范亲历、亲见、亲闻的报告，十分珍贵。我这里大量采用了他报告的事实。

1、 "涂名事件"经过

为国大是否延期问题，曾经发生过一次"涂名事件"。"涂名事件"是"国大"召开前中共"拉""第三方面"出现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

这时"第三方面"都是政协的参与者，都主张国大应在政协决议规定程序完成后召开。在逼近11月12日"国大"召开前，第三方面阵容步调，并未凌乱（当时青年党想摆脱政协时孤立处境，由未参加政协的李璜、左舜生出面活动，愿与民盟采取一致步调）稍前，青年党发言人在上海发表谈话说："青年党是否参加国大，以民主同盟的态度为转移。"民社党发言人在上海发表谈话说："民社党参加国大，将与民主同盟一致行动。"这些话都登在报上。（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还有，蒋介石于11月7日忽下停战令并发表声明（8日见报），声明说国大如期召开，会上先通过政协宪草审议未完成的宪法修正草案，由6个月后普选产生下届国民大会，作最后修改，要求各方交国大名单。"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集会，胡政之首先说："这还有政协吗？"因为按政协决议，国大应由改组后政府召开，宪草也由政协而来，现在政协未完之宪草遂交国大，哪里还有政协？再是修宪应在宪法内加以规定，现在宪法法尚未立，即预留6个月修改之余地，何以昭人民之信守？等等。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表示要采取一致行动，发表声明。当时"表示得最起劲的，却是君劢、幼椿（李璜字）、舜生"。（范朴斋11月16日致鲜特生转张澜的信中语）。声明稿还是李璜所拟，就足以说明问题。声明9日见报。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时看来除了延期，别无他法。国民党也逼到临岩，要求"第三方面"转圜，于是向"第三方面"的人表示，"大局转圜的关键在第三方对此事的措施以为决定"，"最好首先提名单，即不然，只要第三方面提供保证，交一部分国大名单，哪怕三五个人都成，政府便可对十二日的开会，予以延期"。（引文来源同上）这是11月10日的事。

国民党的建议并没有说延期要完成政协程序，这当然是个阴谋，不待说"第三方面"的人都清楚，"第三方面"又紧张商量对策。张君劢出了个主意："（一）我们保证12日的期能延缓三个礼拜，于谈好之后再开会，大家都可以提名单；（二）三个礼拜中按照政协程序先改组政府，由改组后之政府主持开会，大家才能送全部名单并保证出席；（三）如果三个礼拜谈不好，仍是分裂的国大，大家仍不参加；（四）信上署名的人，就算是提送的保证名单。"（引文来源同上）当时罗隆基首先表示赞成，无人有不同意见。于是各方分头讨论。

10日晚，民盟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对"三个礼拜"这个时间心存疑虑。次日（11日）早晨，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也从上海赶到，又开紧急会议，张君劢也赶来参加。对张君劢建议都无异议，并草拟了一个稿子带去。中常委按约定的10时赶交行开会。会商的结果，采用了由李璜拟的比同盟稿语气较缓和而内容"大体不错"稿。同盟的6位代表都签了名。本来，同盟有张君劢一人签名即可，罗隆基说"这信若只有张君劢署名，觉得不很好"。他是怕上了政府分化同盟的当，意思很好，却不料因此闹出大乱子来。（以上均见范朴斋16日信）

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在交行签名之后，同去梅园新村向周恩来报告此事，周恩来不大赞成，认为这样将会上政府的圈套，造成民盟受骗，中共也将在政治上被孤立。周特别指出尽管"第三方面"写的是信，国民党就认为是提了名。张申府听后竟匆匆到交通银行把已签好名的信中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三个名字涂了。"最奇的，晚上'第三方面'全体又在交通银行聚议之时，张申府竟又赶去报告一番，而报告的内容，明明白白说是'签名之后去报告周恩来，中共方面不能同意这一举动，所以我们三人，又转来把名字涂去'云云。"（引文来源同上）张申府的话一出，全场就炸了锅了。于是发生了左舜生、陈启天与周恩来关于"鸡口牛后"的激烈交锋。

李维汉回忆说：

张申府说出内情，左舜生火了，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面上说的是张申府等人，矛头实则指向中共。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和我都在场，周恩来立刻驳斥道：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650-651页）

另一个目击者叶笃义所记为：

……张申府在会上讲的方式也太不策略，明明白白的说是"签名之后我们三人去见周恩来，他不同意这一举动，因而我们转回来把名字涂掉"，因而就给了青年党……借以攻击民盟的口实。左舜生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启天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周恩来针对青年党人对民盟的谩骂，针锋相对地反驳说："鸡吃人民的粮食；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帮助人民生产粮食。当牛后是光荣的，当鸡口是可耻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第39-40页）

叶笃义因是民盟出席政协的代表团秘书，故亦随代表去参加了这次会。他所记更符合交锋的实际。

周恩来的"牛后光荣"之说一出口，会场又再一次炸了锅。

可怪的是，当时民盟在场的领导人竟没有一个人出面对张申府之行为予以呵斥，对青年党左、陈的污蔑（应指出系个人行为）予以驳斥，对周恩来的话予以回应。

从此，"尾巴"之说怎么也割不掉了。

平心而论，张君劢所提的四点中，虽说了"延缓三个礼拜"时间的话，但是也说了延期中须"按照政协程序先改组政府，由改组后之政府主持开会"，并说如果"三个礼拜谈不好，仍是分裂国大，大家仍不参加"。这里只没有说三个礼拜中须完成宪草一事，算是一个让步。而这个问题是可以由改组后之政府召开的国大来完成，虽是一种妥协，并未失去原则。原来在政协闭幕后，宪草审议委员会曾对宪法草案进行过多次讨论，最后由张君劢拟出一部宪法草案，但因国共两党意见未一致及政治形势的变化，草案未得各方一致的认可，而三个礼拜时间也是可以争取达成一致意见的。据范朴斋11月16日的信说，周恩来"并未看信的内容"，便不同意张君劢所提的意见，沈、章、张三人便按照周的意见去涂了名。

交锋当时，在场的民盟领导人（中常委）除沈、黄、张以外，其余的为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蒋匀田。张君劢的民社党已有谣传风声，自不便当场说话。民社党籍的蒋匀田虽是中常委，却没有多少份量，也轮不到他说话，他也不会说话。罗隆基"平时'尾巴'嫌疑特重"（范朴斋于1946年11月23日致鲜英转张澜、梁漱溟信中语），政协时被周恩来列入左的阵营，他不敢站出来说话。黄炎培呢，有声望，有见识，有意见，下来以后说了气愤而有见地的话，而这次他也没有站出来说句话。

所以，发生了这场不好收场的闹剧，弄得一团糟。国民党报纸不消说，拼命攻击，原有好感和无成见的民间报刊也产生了一些看法。

涂名之后，章伯钧就未到过交通银行。其涂名还似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不再去交行，也似有内愧。范"（11日涂名后）那天他和衣而睡，内心似很痛苦，我与他同一室，我看得出他的不安形态。"范朴斋说，"沈老则一样天真，并无所谓。"张申府平时常以自己是周恩来入党介绍人自夸，这次的事，又"认为自己同周恩来交情特深，可以遇事配合，不但不知错，反以此自豪"。（范朴斋致张澜信中语）到此反而是这样自矜，真使人哭笑不得。

黄炎培于"涂名事件"后对范朴斋说："这事做得岂有此理呀！岂有此理呀！伯钧这样作，想不到呀！想不到呀！"又说："涂名的事，真岂有此理呀！同盟不加大大整理，我是要打主意了。"

罗隆基原是参加尼阻张澜东下的一分子。范朴斋说事情发生后，大家推想，一致以为表老若在南京，就不会有那一幕。同盟失了中心，所以大家特别盼望表老能来。罗曾阻止张澜东下，事情发生之次日，范朴斋日记记："予以表老若来，当不致此讽之，渠似亦悔悟也。""努生昨天（15日）早上，他连连催我打电话催表老。他这一下明白了，明白了他自己镇不住纸，会把事情弄坏的，然而已经嫌迟了，可惜，可惜！"（范16日信）"他过去有一个梦，以为和谈成功，便可偿其宿愿，对盟务并不起劲。这几天他是很同周鲸文、叶笃义、罗子为和我讨论盟务了。他的见解在大处并不差，他现在很盼望表老能早来，他似乎自己感到份量不够镇不住这堂口了。""最近努生（罗隆基字）也大大变了作风，他平时'尾巴'嫌疑特重，现在却甚赞表老'中立'立场之说了。明天（11月24日）招待记者，他拟的声明，便强调'超然立场'四字了。"（范23日信）。

张申府涂名一幕，造成了民盟裂痕。这一来国民党抓住机会，拼命做分裂民盟工作：张群从四川回来做工作，张君劢的弟弟张公权（嘉）从东北飞回来，与他的妹妹张幼仪做他的工作，民社党内的蒋匀田等利禄之徒又拼命向他进攻。据范朴斋说，这时幼椿（李璜）"也为了自己拼命向张君劢作工作"。这可能是指青年党想摆脱孤立境地而言。"国民党拼添价钱，拼命压迫张公权，拼命制造种种谣言"，张君劢真是处在" 万弩齐发，内外夹攻中"。（范16日信）

2.张君劢动摇中被弟妹和民社党内利禄之徒"活埋"

张君劢在民社党参加国大前于13日还"联名电先生促驾"（范13日致张澜信），想必为11日晚发生之事和今后行动有所商讨。"涂名事件"后，张君劢便离京返沪，民盟的范朴斋一面向张澜报告情况，一面因事去上海，也赶去做工作 。张君劢最初表现很好，他说："我作人有个格，党有立场，分裂国大，我们不会参加的，不过同盟今后，却成了大问题，表老不来，一切失了中心，闹出不可弥补的笑话来了，真可惜！真可惜！"范信说：张"言下不胜慨叹，随后叫我赶快打电（话）催表老直到上海"。（范16日信）张君劢"强调上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哭骂梁漱溟事--笔者）及本月十一日的两幕，责中共太难处。说民盟中人太不顾自己的'格'"。范劝他顾到团结，他也接受，并对张澜的劝导有回电。以上见范23日信，但都是11月12日范到上海在张君劢家时，张对范说的话。那天张还要范快打电话催张澜到上海来，可见这时张君劢虽已透露出以后与中共难处和盟内一些"左倾"人士做得太出"格"的问题，但还没有交名单的决定。

郭沫若夫妇、胡子婴等也去做工作 。范说，14日晚（日记为13日晚）他和朱蕴山又去张寓，郭等已先到，屋里坐满了人，都是去阻止他的。他表示三点：1、不交名单；2、我就是我，我不会受任何人影响（指公权），3、他说："我曾告诉公权，叫他问政府，拆了第三方面，于他有何益。"大家都相信他的话。"郭沫若抱着他香了一个很久的面孔，说：'你的大旗怎么倒，我就怎么倒。'表示得太热烈了。"（范23日信）

此后，国民党做了些什么动作，张君劢的弟妹和党内利禄之徒又怎样内外夹攻，都不知道，但几天之内他的态度发生了剧变。

16日下午3时张君劢自沪飞南京。行前，李济深、郭沫若又闻讯赶去他家阻劝。张君劢仍表示很好。郭沫若再次与他拥抱香面。（范23日信）

张君劢此时已经变了。他到京未去民盟的蓝家庄，而直接去了张公权家。会不着人了，范朴斋还尽量去相会，恐匆匆不能尽意又写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备面交。信中从传统"士气"、道义及国家前途各方面反复苦劝。17日晚范与叶笃义得晤张君劢，张看信后说："现在我是没法，不牺牲自己，就牺牲党，两条路只有走一条。"范信中曾说"脱党"，他看到这里时说："脱党，很可能，很可能。"又说："这话暂时勿说出去，我今后不但不参加国大，也不参加政府，并且对民社党我也抱看戏的态度，自己退出去。"范朴斋说："三日未见，竟突然清瘦，脸色亦暗然，有痛苦不堪者。"他言下若有万分委屈，有万分难言之隐。

张君劢还写了一封信，请叶笃义去北平交张东荪，征求他的意见，仍假托说民社党进退取决于东荪。张东荪回信说：民社党参加政府之日，即我退出民社党之时，并致信公权："君劢四十年声名不易得，望有以全之。"结果是民社党二巨头都未参加国大，张君劢又拒绝了出任司法院长职务。当时有人说，他们二人行为，"给蒋先生开了一个玩笑"。

罗隆基是国社党元老之一。22日，张君劢托缪云台电话约罗隆基晤谈，事先并未告知是张君劢之嘱。张见罗第一句话说："我不好来会你，也不敢约你相见，怕人说我替政府拉你，而且听说民盟要开除我了，我又不知你愿不愿意和我见面谈话。"他又向罗表示不参加国大和政府，意思是仍欲和民盟保持关系。但他又知道与民盟主张背道而驰，恐怕是不可能了。他一生从政，有宪政理想抱负，现在却走到政治生命终了这步。 罗隆基回来对民盟的人说："其情其景，是惨极了。"

张君劢的民社党于22日正式交40名国大名单。张君劢是讲"面子"的，为此还通过他和蒋介石发表信件，以自欺欺人方式公布名单。张在信中提出：停战，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国库不作国民党党费开支，允许人民自由须执行，学校内停止党的活动等条件。蒋的回答说，民社党党纲与国民党是相同的，所提条件大部已实行，其余也将予实践。11月25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务院的报告说："通过这个举动，民社党的屈服就此完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第44页）

人们说：张君劢"是被张公权、张幼仪、蒋匀田活埋了"。"大家一致认为，家庭关系占十分之八党占十分之二而已"。（均见范23日信）

这里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张公权兄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他们（特别是张公权）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张公权这时是东北行营（时已改为行辕）的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政府要员。他受到压力大，也只能是官位升迁方面，而不致有身家性命问题。张幼仪是徐志摩前妻，离婚后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可能回张家闲居，对张君劢只能是以亲情关系，与公权一起做工作而已。倒是张公权对乃兄能做什么使之动心的工作，值得研究。

张公权是1945年10月随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去那里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的。他在东北经历了一年多天翻地覆的变化时期。而这时期恰是苏联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为诱饵使蒋介石上当受骗不说，而又极力支持中共，政府与中共反复较量，他洞悉国共双方为达目的的种种行事。这时的民盟又与中共为友党，对中共极信任。中共支持盟内左派，使其在民盟中占主导地位，张君劢已有些不满。所以范朴斋说："依我的看法，君劢之所以对同盟成为离心，不是一天，而其所以致之之故，则亦由于思想及作风上，他有不能同意之点，而尤其对于十一日那一幕，使他发生警觉，他以为这样搞下去，真要变成'身份不明的第二层尾巴了'。这话他强调的向人说。所以民社党在报上公开谈话：'我们是独立的政党，凡所决定，不向任何政治团体请示'。"（范23日信）。

所以在当时民盟与中共关系问题上，主要是一些人不顾自己的"格"，这种情况屡有发生。盟内的这些左派势力拿着左的脸色，不时对他们予以打击，起到"推"的作用，也不无原因。

张君劢离开民盟，肯定与中共及盟内一些人有关。而范朴斋在给张的信中还说，如他坚持政协决议："中共朋友亦必衷心敬畏而口服心服……可以救正错误，此大有益于国家前途之事也。"这话有针对性，但实在缺乏说服力。

归结到张公权能使张君劢动心，只能是他对中共另有认识，觉得今后与之相处太难这一点，与他上月28日和本月11日经历的事相结合思考的结果。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却是现在能找到的比较合理的推测。当然，他屈服于蒋介石政权的主因还在于他自己。

此后，上海之《文萃》、《联合晚报》、《文汇报》等报刊对张君劢发起总攻击，漫画、杂文、新闻标题应有尽有。马叙伦、郭沫若等也加入其中。

民盟继青年党之后再次分裂，已成事实。

民盟对民社党参加国大，未说刺激的话。11月25日，罗隆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社党之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对其"参加国大之是非功过，不予评论"。认为"青年党、民社党与社会贤达，竟参加国大，均有其政治之看法"。只用了一个"竟"字。

中共对张君劢无一句话的公开评论。

"涂名事件"后，中共人士与"第三方面"频繁接触。单范朴斋就记"十七日（晚）九时许，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来谈甚久"，"二十二日必武来谈甚久"。"二十七日晚必武来谈甚久，未及时事"。"三十日午朱玉阶（朱德字-笔者）诞辰，中共负责人约吃寿面……有手册备来宾题词。"半月之内，单与范朴斋的接触就达四次之多。依我看，这是中共急于得到人们对涂名交锋事的反应的反映。

三、张澜迟迟不东下之谜。

1946年11月11日"涂名"及后续事件，加上国民党的分化工作，使得"第三方面"解体。民盟弄得一团糟并致再分裂。民社党依附国民党凑成了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后果严重。

造成"涂名事件"和11日晚在交行发生张申府那样的无行、在听到左、陈的讽刺、周恩来的话时，民盟竟然失声，闹成天大笑话。大家一致认为张澜如果在沪，不说民盟，就是"第三方面"也有一个说话能服众的人，把松散的"第三方面"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李济深希望他速来。范信说："来沪已将三数交李公（李济深），并长谈，李公嘱转先生速到沪，面决定甚多也。"（范13日信）李璜"曾有信促漱溟来，他以为表老下来了，可以拉紧第三方面阵线"。（23日信）张君劢"曾联名电先生促驾，度已收览"。（范13日信）后又说，"表方不来，一切失了中心，闹出不可弥补的笑话来了"，叫范打电话"催表老直到上海"。（16日信）。就连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也对叶笃义说："表方先生下来后，最后[好]漱溟、东荪、任之三位先生定要来一下，才有益。"（12月2日信）总之，"大家推想一致以为表老若在南京不会有那一幕闹剧。同盟显然失了中心，所以大家特别盼望表老能来"。（16日信）范朴斋还在信中直接批评张澜。他说："此次以公之迟迟不来，对内对外，均不免误事，但已不可补救，他日见面再说。"（范20日信所说不可补救，当指11日晚交锋民盟受侮蔑等事）事情发生后，盟内的罗隆基、黄炎培都感镇不住，都只盼张澜速来。还在前月28日事发生后"漱溟望表老来甚切"。（范11日信）梁也一再推迟行期等张。

以上除已知罗隆基曾参加过尼阻张澜东下外，都盼望张澜早日东下。我认为罗隆基没有能阻止张澜东下的分量，那么为什么张澜迟迟未东下？

前面说了，国大问题民青两党都表示与民盟采取一致行动，为的是怕自己落得形只影单，陷于孤立。在紧急时候，张君劢还急盼张澜东下。假如张澜来把张君劢稳住，民社党不参加国大，青年党（特别是李璜、左舜生）也完全有可能不会单独去参加。民青两党如都不去凑热闹，蒋介石"联合政府"的欺骗把戏便搞不成，国大的开场锣鼓打不响，蒋介石只得妥协，则和平还大有希望。范朴斋就曾说："今天战场死的，甚至抢米的苦人，追本溯源说，是民、青两党应负责也说得过去。假如民、青两党不受愚弄而拆垮第三方面，不但可以节制国民党，亦可以纠正共产党……"张澜迟迟未东下，事关重大，确值得研究。

蒋介石于1946年7月3日单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违背政协程序，遭到普遍反对。10月11日又悍然宣布国大如期召开。政协《政府组织案》规定国民大会由改组后之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案》规定"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而当时宪草修订都还未完成，谈何制定宪法？所以，张澜最初就想迈过11月12日才东下处理盟务。

当时，已经风闻民社党（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于8月合并为民社党）要单独参加国大事。《范朴斋日记》："八月二十八日，发东荪一函，问社会民主党事。"（原注：风闻社会民主党要同民盟分家，并且参加国大）那时国民党设法要拉民盟参加国大，孤立中共，民盟中的民社党更从中作怪，范朴斋感到非张澜东下，可能要出问题。"所以一面函张东荪要他主持正义，勿为蒋匀田诸人所愚。一面极力怂恿表老东下，并表示愿同他一道帮助他。其初表老并不同意，经我三、四次劝说之后才决定。"（范9月1日日记"原注"）。

9月5日最后确定东下，是日范日记："转表老处谈二小时，商定一同东下。归来发漱溟、任之各一函，属布置上海宿所。"9月29日决定赴京日期为"双十后"（是日范日记），10月2日"决定十一日成行"。

10月4日却突然发生小小波折。早上范访张志和（民盟四川主委）"告以表老将去京"的事。而午后突接"表老电告，此间同仁均以此刻去无益，尼阻之。然询之志和、（马）哲民又均未与表老谋面，情殊可怪"。（范10月4日日记）

这位张志和才怪，头天（4日）早上范朴斋告诉他"表老将去京"，可见，张澜去京的事最初决定后他未与张澜见过面，更说不上阻止了。然而，阻止张澜东下，却又是"志和诸人"。且看范日记："十月五日……访表老谈二小时，知志和诸人向之建议（当指"尼阻之"事），固浮乏不负责之说，仍决定成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先看在上海发生的劝阻张澜东下的事和张澜到重庆后吴玉章对他做的工作。

10月11日范陪同张澜到渝。"到了重庆，当时接到上海信，劝表老勿东下，所以决定我先去京。"（范十八日日记"原注"。）这里只说到了重庆接得上海信作出的决定，没说具体日期。上海谁来的信？后来知道有罗隆基，其余还有人否，还有哪些人，不知道。范于10月18日飞南京，当晚，在南京的梁漱溟和所有的盟总部干部为范洗尘，说到张澜为何没一道东下时，才知道"到此后所闻与推测有异，均主张表老仍能东下为好"。（范10月18日日记）就是说民盟总部干部都没阻止张澜东下的，这又是一桩怪事。

以后，虽然南京、上海盟内盟外函电纷促，张澜亦未东下。直到涂名事发生，已铸成不可补救大错之后，民社党张君劢动摇无主之时，张澜仍未东下。"第三方面"和民盟一切失去中心,以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张澜到底为什么迟迟不东下呢·

现在知道的是：张澜自己想迈过11月12日后再考虑东下，怕国民党说他要去南京参加国大。

还有，到重庆后，上海来信劝表老勿东下的人是谁？当时在上海的民盟领导人有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现在已知诸人中罗隆基曾是参加劝阻张澜东下的人，黄炎培是否和其余诸人参加劝阻，没有资料直接说明。但我们可以肯定，单是罗隆基不足以说服张澜行止。黄炎培在"涂名事件"后也感到自己镇不住，但还不能肯定他是否参加劝阻。此外则为沈、章、张，他们行动是一致的，除去黄炎培就只有他们三人了。所以上海方面，有罗、沈、章、张四人的劝阻信，是可以肯定的。

张澜10月11日到重庆后，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与张澜有多次接触并专门宴请。周恩来嘱咐吴在重庆做张澜的工作，说服民盟不要参加孤立中共的国大。时任《新华日报》经理的于刚曾经写过一篇吴、张一次会晤情况的文章：《风雨渝州一席谈--忆吴老与张澜先生的一次谈话》。

于刚文章说到这次谈话的重要性时说：国民党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时，中共宣布拒绝参加。国共双方形成僵局。"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第三方面'是否参加伪国大的问题上来"。"在这个关节上，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在第三方面来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

"值此关键时刻，他（吴玉章）受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之托，凭他与张澜的多年旧谊，再一次到特园走访了张澜。我这次遵吴老之嘱，随同前往。"于刚记述了两位老人在客厅会见，促膝谈心的情景。

"两位老人亲切交谈中获得的共同看法是，坚持或是破坏政协决议，在当前是顺应或者违反人民意志的根本分水岭。""两位老人谈话的结果是：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是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作为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政党，必须信守自己的签字和诺言，断然拒绝破坏政协决议的任何举动。因此，决不能参加伪国大。"张澜当然明白吴玉章此行的用意。"握别之际，张澜先生对吴老爽朗的拍了胸脯：'你们放心！我敢担保，我们民主同盟决不参加这种国大！'"（《重庆文史资料》第19辑第61-62页）。

这里记的，除了说服民盟不参加国大外，没有说到其他。

其实张澜对一党国大早有明确表示：9月30日为催交国大名单致蒋介石的拒绝信，离蓉赴渝前对《华西晚报》记者的谈话，10月11日到重庆机场对前来欢迎的人和新闻记者的谈话，到特园后10月14日对新闻记者的谈话（均见《民盟历史文献》）都一再表示反对国民党一党单独召开"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内战"的国大。周恩来、吴玉章都是知道的；现在又进一步做工作，亲自得到张澜表态，拉住民盟不参加国大，更有把握了。但如把张澜拉住不东下，国大时张澜不在南京，不更是万全之计吗？

毛泽东认为"民盟是要搞旧民主主义的，但它赞成联合政府，赞成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我们有共同点，但有较大的动摇性，对国共两党是左右开弓"。（引自刘孝良等编着的《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第163页）中共对张澜的评语是"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要关头，变成和事老"。（《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载中共《南方局资料o统一战线》第68页）说张澜这样的人，有"动摇性"、"在紧急关头，变成和事老"。张澜如果到南京去，万一在那"紧急关头"（按当时情况这样估计决不过分）产生"动摇"本性，变成"和事老"，把中共自己在政治上孤立起来，使国民党的内战变成名正言顺的"剿共"，岂不……

所以，万全之策是把张澜拉住不去南京。

回过头再来看成都的尼阻张澜东下的小小波折。

9月5日张澜已确定东下，并决定"双十后成行"。忽于10月4日午后张澜电告陪他东下的范朴斋"此间同仁均以此刻去无益，尼阻之"。"此间同仁"是谁？10月5日才知道是"昨日（4日）志和诸人向之建议"的。而4日早上范才把张东下事告诉张志和，跟着便得到张澜电话，范去"询之志和、哲民，又均未与表老谋面"，当然不会是张志和（当时主持川省盟务工作）、马哲民了。但第二天（9月5日）范会着张澜，才又知道是"昨日（4日）志和诸人向之建议"的。

张志和为什么隐隐藏藏的？"诸人"又还有哪些人？

看来，是范把张澜东行的消息告诉张志和后，张志和又把张澜东行的消息转告诉了"诸人"中的其他人，而其他人则不主张或不愿意张澜东行，所以一起向张澜建议（电话或当面），"尼阻之"。

其他人是谁？应该是不主张、不愿意张澜去南京去的人。

上海的罗、沈、章、张不也是不主张张澜东下的吗？罗"平时"尾巴"嫌疑特重"，政协时被周恩来分析阵势列在"左"的阵营的，其余三人中的沈（及其所领导的救国会）、章也列在左营，张申府就更不消说了。这几人被人民视为"上海左派人士"代表。后来民盟参加1947年5月召开的参政会呼吁和平，范朴斋于5月20日日记记："茂荪（叶笃义字）来函，沪上左派人士对民盟和谈主张，反映欠佳。""左派人士"就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派人士。章伯钧这时也加入在这个列里。

所以，不主张不愿意张澜东行的"诸人"与上海的"左派人士"是同一类型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张志和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原是川军师长，曾经因1930年江津兵变失败，被开除了党籍。1937年秘密去延安，毛泽东给他恢复了党籍，派他回川做上层军政界统战工作，并奉周恩来指示于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张松涛遗稿》第458页），1944年11月成立第一届民盟四川省支部时担任支部委员。大家只知道他被中共开除而不知又恢复了党籍。当时九个支部委员里还有地下党员李相符、杨伯恺、田一平，属左派的还有沈志远。第一届支部主委原是青年党的李璜，后来李璜的职位被张志和取代。以上所举的诸人，是同上海"左派人士"同一类型中更高层次的人。他们是最有可能受命"尼阻"张澜，不愿意张澜去南京的人。

上海左派人士是中共授意设法阻止"动摇"分子去南京或留住南京的。罗隆基虽曾被列在左营，但认为他不可靠，也属"动摇"分子。范朴斋给张澜、梁漱溟信中就谈到沈、章、张对罗隆基监视的事。11月23日信说：

因为前十日中共很不愿意努生留京，伯钧也就责备努生，不应久呆在南京，而且提出总部迁上海的主张，但今天又变了，他本说今晚去沪为表老布置房屋的，现是不走了（为了要监视罗--笔者），实也是愈来愈不成话了。

12月2日范致张澜、梁漱溟的信更说到沈、章、张轮流在京监视罗，罗也知道，甚为反感。

努生近来甚好转，但实在镇不住纸，而且中共方面甚不信任他。伯钧到沪之日，坚嘱申府不要走；到次日，即催衡（沈钧儒号衡山）来京。努向人说："我又不会卖了同盟，监视着我有何用？"

所以，中共是决不愿在"紧急关头"有"动摇"本性的，特别是像张澜这样又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在南京呆着的。

这也就说明了民盟在京沪的负责人大多急盼张澜东下，唯独左派人士持相反态度的原因。

张志和隐隐藏藏的原因是，因他不是中共成都负责人，并不知道中共要阻止张澜东下的意图，所以4日早上得知张澜东下消息后并未发表意见，但他得知消息后便报告了中共成都负责人（这是中共的纪律）。成都负责人便与张志和等"诸人"去阻止，张澜又将此事告知了范。范问张志和、马哲民时，张志和决不能说他曾因党的意见去阻止的事。待到5日范见到张澜时，又才知道尼阻他东下的正是张志和诸人的"浮泛不负责任之说"。张隐隐藏藏就是这个道理。

张澜到重庆的次日，即见报上刊登蒋声明11月12日召开国大日期不变的消息。吴玉章按照中共不愿像罗隆基一类的人留在南京，要做张澜不去南京的工作，是情理中事。张澜本身就有"迈过十一月十二日"才东下的打算，经老朋友分析情势，还是决定不东去为好。但张澜对他人不说是吴玉章的意见，而说是上海来信。这可能就是张澜到重庆以后与吴玉章几次接触后改变行程的原因。

迈过11月12日了为什么还迟迟不走？如果及时赶到，民社党还未交名单（11月22日才交名单）张君劢还盼他速去，可能还能挽回分裂。也正因为国民党还正在拉民社党入伙，去了南京从张澜本身来说，可能还有烦扰，从中共立场来说，还是以不去为好。所以又迟误时间，失去最后弥补的机会。

中共把拉张澜的工作做稳妥了。当南京民盟内部对国大延期问题的态度产生了分歧，发生了"涂名事件"，特别是11月11日晚发生了交通银行"牛尾"交锋，周恩来是否害怕民盟在南京的人对他产生反感，把事情弄糟，这我们无从知道；只知他这时急得有些异常，赶紧拿张澜这张牌来稳住阵脚。现将赵锡骅《民盟史话》所记当时情形录后：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12日一大清早便来蓝家庄民盟总部，到时黄炎培刚刚起床，还在刷牙，周恩来向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建议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即时向张澜先生请示。"大家当时即商定由实际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挂长途电话向重庆的张澜汇报请示。张澜在电话中首先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在电话旁的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以及干部陈新桂等都听见了。张澜接着叮咛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更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完了张澜在电话中给民盟一锤定音的明确指示，才放心下来，告辞而去。张乔啬《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载1982年3月4日《人民日报》）也说到这事。

14日民盟总部发表紧急通告不参加未完成政协决议程序的国大，次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民盟拒绝参加国大"报道了这事。

中共拉民盟的工作，于此完成。

李维汉在1981年1月1日在民盟新年茶话会上讲话，谈到民盟三次严峻考验时说到"参不参加伪国大的问题"一次考验时说："当时民盟总部在南京（只有主席留在重庆），就我所知内部一件事不大一致的。国大召开前夕，张表方先生从重庆给总部打来一个电话，说民盟不能参加国大。这个电话支持了左派，稳定了动摇、犹豫者，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8》第879页）李维汉在这里把甘做"尾巴"的涂名者加以左派桂冠自是当然，被稳定的动摇者、犹豫者不说自明，是黄炎培、罗隆基，却又把中共认为在"紧急关头"会"动摇""变成和事老"的张澜列入了左营，"支持了左派"，就有些怪了。

"第三方面"人士和社会舆论都十分期盼张澜东下。他终于到12月18日才乘轮至上海。到达码头时受到江岸民众空前热烈的欢迎。《民主报》记者杨义旗的一篇新闻特写，其中以《迎张澜》的诗描绘了当时情景和抒写了人们期许的心情：

歌声动处掌如雷，

南极星辉海上来；

赤手撑持民是主，

青春活泼老犹孩。

踏将李闻自由血，

扫尽希墨未死灰；

万众一心争效命，

强权终仗我公摧！

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王绍鏊等，还有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及潘梓年、华岗、陈家康及各报记者百余人登轮欢迎，张晓梅代表中共上海办事处献花。张澜在餐厅与欢迎者欢叙后，随即发表书面谈话，并被记者群包围。张澜又发表谈话，答记者问，气氛十分热烈。后几天又连续受到各方面的欢宴。

大家期盼张澜东下终于实现了。但为时已晚，大家心里也都明白而又存有若干希望。

四、怎么看周恩来"牛尾"论

周恩来在11月11日晚在交通银行与青年党左、陈交锋时说的"当牛尾是光荣的"的话，对民盟伤害很大。周恩来说这样的话是一时失言，还是心里的真话？

再说前面所引周恩来1946年12月8日在延安干部报告会上说的"这是几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这句话的后面，接着就说"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把民盟坚持政协立场，说成是跟着中共走了。这不就是"尾巴"的另一种表述吗？

再看1948年1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说：

民盟由于抗战特别是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第三党地位，使他们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青年党、民社党跟着国民党走了，其他民盟大多数分子在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不参加'国大'、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伪宪的斗争中，是靠近共产党的，这就使民盟在人民中获得了信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4页）

这里也说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的一党国大"是靠近共产党"的表现，和上面"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不就是一个意思吗？不也就是"尾巴"的另一种表述吗？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说民盟在国共两党的"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时，只能在靠近国共双方中的一方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细查起来，周恩来说的是重复毛泽东的经典论述，说的是真心话。

毛泽东虽然曾经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与民盟认为是"橄榄形"社会一样，应该特别要照顾到中间阶层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各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4页《在陕甘宁边参议会上的演说》）。上面说话只是一种策略，他真正要说的都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即以党的思维定式对中间阶级利益的否定，认为"中间道路"是幻想。你看他于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

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然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种幻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5页）。

他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重复说这样的话：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者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1927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1页）

毛泽东在他处还有多处这样的论述。以后，著名的"一边倒"的论点更是尽人皆知。

这就是中共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具体运用。他们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不存在中性的东西，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好人便是坏人；非真理即谬误；不唯物即唯心；不革命即反革命；"如不联共，就要反共"（《新民主主义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美苏之间只能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何况这个问题早就有毛泽东的经典论述范例可遵循。周恩来这样的言论，可说是肺腑之言。

民盟本来就是一个同中有异的混合体，其中成分对国共两党态度也不完全一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举一个例来说吧：1947年3月8日，黄炎培为民盟所草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06页），"衡山（沈钧儒号）、伯钧等以语言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黄炎培日记》1947年3月9日）这种思想状况，正是"涂名事件"的根源。对民盟中的派别的不同意见如何处理，张澜在1945年2月26日《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的文章中便说得很清楚。他说：民盟同各党派之结合，"总有共同正确的主张，与共同远大的目的，绝不会因受他方面之威胁利诱而改变、而分化。不过各党派虽加入民主同盟，民主同盟不能拘束各党派之行为，各党派亦不能以一切行为单独代表民盟"。（《张澜文集》第208页）试想，涂名事件及周恩来与青年党交锋时若张澜在场，张澜的这番话便是对诬蔑者最有力的驳斥。沈、章、张的行为决不能代表民盟。

尽管民盟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独立不倚的组织，有自己独立的纲领，独立的政策，更有自己独立的行动。声明"我们同盟的立场不但一向是以国家民族为立场，也永远以国家民族为立场；我们同盟的主张不但一向有其超然独立的主张，也将永远有其超然独立的主张"。（1945年8月3日张澜《招待外国记者的谈话》）但这样的声明是不符合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的。

当时国共两党"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国民党几乎倍于中共的数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摆在东北主战场。中共在四平、长春战役大溃败，得益于马特使和民盟调停，始得喘息，但没有显露任何优势，接着又丢失了华北重镇张家口。这时民盟为什么要向中共"靠近"，而掌握有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资源的执政者国民党用尽一切手段，对民盟实行利诱、威胁，乃至拘禁、杀害，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民盟并未去向它"靠近"？

一些人把民盟说成是一个无政治理想追求，没有独立立场，而是一个看风使舵随风倒的势利集团，这对其中有的人来说还可以，但对张澜、梁漱溟、黄炎培、张东荪等领导人来说，是一种污蔑。

上述周恩来1948年1月为中共起草党内指示《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还说他领导的中共代表团与民盟在不参加"国大的合作和斗争中"，"阻止了民盟以后对于伪宪及改组政府的动摇"。（《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5-286页）这里说的是全称的"民盟"，就实际是信口雌黄。

自1946年11月11日晚发生的"牛尾光荣"论事后，"尾巴"的嘲讽、攻击持续不断。张澜在重庆时已经由范朴斋在信中告知他沈、章、张涂名和张申府当众说涂名原因是由于周恩来不同意，但信中还没有说到当晚周恩来的"牛尾光荣"论调。

张澜到沪后，民盟的范朴斋、黄炎培、罗隆基等肯定向张澜报告了这件事，所以张澜曾经两次讲话，强调民盟不受利诱威胁等话外，他还更强调"世人""不要妄想运用阴谋来利用控制这个第三者"。现把1946年12月23日《在沪十一个民主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录后：

自从有了民主同盟以来，尤其在一年以来，我们自己虽然努力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立场，然而向我们利诱的，向我们威胁的，向我们施以迫害、分化、企图摧毁我们的，还是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我们是屹然不动，我们仍当一本初衷尽其应尽之责。今后我们更愿坚定立场，贯彻主张，更希望世人尊重我们这个独立的立场，不要再存妄想运用阴谋来利用或控制这个第三者。须知道，向称为第三者的党派和个人，如果因利诱或威胁而终于偏在一边去了，这只有把国家的事情弄僵，越弄越坏，结果是毁了别人又无益于自己。我们希望世人尊重我们的独立立场，我们更希望世人以同样心情尊重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团体的独立立场。尤其希望各团体相互之间一样彼此尊重。大家在和平民主的运动上多多用力，才能有众志成城之效，显示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来。（着重点是笔者加的。录自《张澜文集》第289页）

这个讲话是范朴斋依照张澜的指示撰拟的。范的日记说："欢迎表老席间致词，余所撰拟，表老嘱强调中共勿阴谋控制民盟，为此引起若干人对予之不满。"

后来在1947年1月6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中又讲了同样的话。范朴斋于1947年已发觉地下党员隐瞒身份入盟，意图控制民盟。他在6月4日日记中写道："中共有意控制民盟，迹甚显然，予为表老拟二中全会开幕词，特强调希望世人勿对同盟施利诱或控制，此'或控制'三字竟有人大不满余，且谓余为岳军（张群）侦探，余笑置之耳。此辈作风难怪政府以'尾巴'之名相加。"

现查《民盟历史文献》和《张澜文集》的"开幕词"，都无"或控制"字样，这应是被"大不满"者和审检者删去了的。

上面这些话"利用控制"民盟的指责和民盟坚持独立立场的根本宗旨是说得很清楚，很有力量的，但11月11日晚留下影响太深，兼以国民党方面对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痛恨已极，利用其所控制报刊无休止地肆意攻击，"尾巴"之说，平息不了。

1947年2月1日董必武在民盟对各界于张澜到沪后对他的欢迎活动的答谢招待会上，不得不对"涂名事件"风波作回应。他说："中共对民盟从来很尊重，有人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这是恶意诬蔑，因为民盟领袖中，有很多人是在中共未成立之前便致力于民主运动。政协决议已被蒋介石破坏，唯有民盟在坚持。"（《统一战线大事记o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330页）董必武这样的回答，并未能止息"尾巴"言论。

周恩来的"牛尾"论认为民盟是中共的附庸，说的是真心话。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周恩来，却在斗争风口上，说出这样的话，造成恶劣影响（促使民盟分裂，民盟蒙羞），就不是可以以"失言"说得过去的。

中共"拉住"民盟不参加国大，免于政治孤立，经过曲折、复杂、艰苦的拼斗，总算获得成功，是一年来谈判的成果，所以值得摄影留念。

照片背后的故事讲完了，但却留下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相关简介：丙丁，民盟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