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先行者的背影(图)
发布时间：2009-08-17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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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浩瀚的自然界,一片小小的植物萌芽,都是寒冬与暖春的分界线；在跌宕曲折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一次民间自发的小事件,往往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拐点”,甚至成为引发历史大地震的“导火索”。
30年前的中国,一场由“雇工”引起的全国性骚动,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原属高要县)一块农民承包的8亩小鱼塘事件开始,起于先行,结于悲壮。但它的动力,却是来自于中国历史的必然,来自于全国人民对于改革开放的选择。
一、两个农民在油灯下的大胆计划
1978年11月28日傍晚,广东省肇庆地区高要县(现鼎湖区)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还戴着“坏分子”帽子的陈志雄,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家,询问来年大队怎么规划村南端的那片8亩河涌塘。
提起这片‘鸡肋塘’,梁新就有点不耐烦,就说:“没规划。有人说丢,有人说干……真是伤脑筋!”
陈志雄试探地说:“一块烂塘,要两个社员管理,成本太高,要是给我承包,我一年能交1000元以上……”
陈志雄的话让梁新的神经一跳。他觉得这个想法是增收的好点子,但这样做会让他承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梁新说:不行。政策不让搞,搞了就得出事。
这片当地人叫作“牛路尾”的8亩水渠形状的“烂塘”,其中有河涌、有莲花塘,还有深坑,多少年来一直是沙一大队的一块“鸡肋”。它属于集体多余的财产,大队为了增加收入,就放了一些鱼花和鱼苗,派了两个劳力看管,但产出的鱼还不到1000元。
当时,沙一大队社员的经济分配是按三类工种加总产值。种甘蔗的产值最高,是一类的工种,养鱼和种稻谷就是二类工种。如果一类工种是8角钱一个工日,那么二类工种就是6角钱左右。而这片水塘由于它的“烂”和“荒”,产值一直很低,就算做三类工种,可能还达不到日工5角钱。按沙一大队1977年的统计,这片荒塘地扣除成本和工分,每亩产值还达不到40元。挣的钱少,管理的社员自然就不愿意出力,也不安心,就不时地找梁新嚷着要去种甘蔗……
见梁新不同意,陈志雄就拿出一张昨天的《人民日报》,借着油灯的光亮,指着上面一篇题为《群众创造加快了养猪事业新经验》的报道说:你看,广西的一个地方已经把养猪实行“公有分养”,将集体的猪分给社员家庭饲养,每个家庭可以“交售一头,还可自宰一头”。自宰的这一头归社员个人所有,可以卖肉,这样一来,社员手里就有钱了……
陈志雄说得眉飞色舞,“这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你我挨批挨斗了七八年……现在可要变了,以前批斗我们的东西,现在拿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推广,还上了《人民日报》……”
梁新被陈志雄说得一激灵,再仔细看了一遍报纸后,突然感叹道:“唉,20多年了,党报上全是讲阶级斗争和最高指示,现在真来点和肚子有关系的了……看来政策真是要变了。”
陈志雄再次提出承包那片鱼塘时,梁新就有些胆量了,他表示:要在支部会上提出这次承包。
二、一个农民率先的“市场”收获
在梁新的劝说下,大队领导集体终于下定决心,决定公开招标,将那8亩荒塘承包给一个社员管理。
就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天之前,在中国广东一个偏僻、闭塞和落后的小农村,在一伙真正的农民中间,一个中国此后30年间风风火火、愈演愈烈的经济模式首次开张了。
投标会场自然吸引了全大队的人,一个经济活动的现场搞得像文艺演出,老老少少,叽叽喳喳,座无虚席。与当今的投标会相比,这个群众性的投标大会在档次上显得那么低级和凑合。没有文件,也没有图纸,更没有牌标和编号。向外承包哪一块鱼塘,一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大队的人宣布投标开始,喊出了承包金的底价是1200元。
陈志雄第一个举手:“我出1700元包了。”
语出惊人,立刻在人群里引起一阵骚动。有人问陈志雄:你是怎么算出来的1700元?你投1700元,又算出了能赚多少钱?陈志雄的回答引起了一片哄堂大笑,“我还没算出这个鱼塘的底价,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我是根据我的家底出的这个价。我一家几十年来积攒到现在的全部财产一共2000元,我最多只能拿出1700做包金,我唯一计算的是,一定要留下不能低于300元的钱来做我的后备金,用它来买工具和鱼花,还要给孩子交学费……”
陈志雄喊出1700元的承包价后,群众一个个面面相觑,再无人敢喊了。最后,梁新宣布:陈志雄中标,承包金1700元,生产队每年返还陈志雄7000个工分。
自此,陈志雄承包的那8亩鱼塘,一天也没离开过梁新的视野。
于是,陈志雄每天就领着妻子起早贪黑地忙碌在鱼塘里和堤围上。一个多月以后,梁新抽空来到鱼塘,问陈志雄经营得怎么样了?陈志雄一听就喜笑颜开地告诉他:不到40天,我已经挣到2700元了!
梁新吃了一惊———40天能挣2700元?你不是做梦吧?
陈志雄就开始向他细说:你看,我接手后就到江边花180元买回了200多盅细如毛发的鱼花,又在晚上从江里捞回了一些。我把这些鱼苗分类、提纯后放养,不到40天就有人来收鱼苗,我就2700元都卖出去了。
陈志雄说,自己刚刚干,不能养大鱼,那样资金的周期太长,我只能在短、贱、快的鱼苗上下手。我为了降低成本,不去买成品的鱼苗。我买的都是1块钱一大杯的混杂鱼花,买回来自己提纯、分类,然后再养成清一色的鱼苗去出售……
陈志雄的讲述,让梁新听得心花怒放。他暗暗佩服陈志雄的心计,为陈志雄承包鱼塘的事松了一口气。
1979年的当年,在这块谁都看不上眼的“鸡肋塘”上,陈志雄靠经营鱼苗就卖了8000多元。扣除上缴的承包费和生产成本,他纯收入了6100元,比当年沙一六队10个一级劳动力的总和还多。此外,他还多赚下了2000多斤(时价2000多元)用于来年生产的鱼苗。
在这8亩“烂塘”上,“坏分子”陈志雄竟然成了“暴发户”。
三、精心伪装的“雇工”
1980年春,依靠赚到的第一笔“财富”,陈志雄向梁新要求扩大面积,继续承包鱼塘。
梁新见他如此成功,就更加大胆“投标”,让陈志雄跨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承包金达11570元。
每年1万多元的承包费,对当时的社员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梁新暗暗地为陈志雄捏了一把汗,人们都在担心着、观望着。
果然没过多久,陈志雄就找他解决“问题”来了。
找到梁新时,陈志雄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显得疲惫又瘦弱。他苦笑着对梁新说:“我想长期雇个人……经营面积太大,割鱼草、喂鱼苗和打药的很多活,老婆一个人干不过来了。”
梁新沉默了半天,说:“雇工?不行!要是出了事,这个罪名太大了。”
梁新知道,承包和雇工,早就被毛主席定性为“剥削”,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明令反对的,在60年代被“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导致许多干部和百姓受到迫害。至此,中国再无人敢涉足这个“雷区”。即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仍然明令:不准“包产到户”和“雇工”!
梁新说:“雇工就是剥削,这可是硬性条文啊!”
陈志雄就和梁新“算账”:现在大队最强的日工不到1元5角钱,而我一年给他开1000元,这样,他一年就多赚了450元；我午间还供他一个有鱼有肉的午餐,他又节约了300多顿饭钱,算下来,到底是谁剥削了谁呢?……
梁新被陈志雄说乐了,但他实在不敢“雇工”给他。
想了几天,梁新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回到家以后,正遇见妻子陈秀英匆匆忙忙从承包的花生地里赶回来喂猪,就突然眼前一亮:帮陈志雄“雇工”的办法有了!
陈志雄再找上门来,梁新就说:“你需要的人,我给你找到了……”陈志雄一听来了精神,“是谁啊?”梁新一指正在院里干活的妻子说:“就是她。”
“啊?……”陈志雄直摇头,“无论怎么说,我弟妹还是个干部家属,她给我干活,到我的名下打杂?太让你丢脸了。这可……万万不行!”
梁新细心解释说:这是眼下你雇工最好的办法———她是家庭妇女,政策对她不管用。我这个书记的老婆给你打工,意义就变了,就是“为社员服务”；你想:一个还戴着“坏分子”帽子的社员,怎么敢剥削大队书记呢?
梁新的一席话,把陈志雄说乐了,“那好,我一年给她1200元。”
就这样,村书记的妻子成了坏分子陈志雄的“雇工”。
除了陈秀英之外,陈志雄还以每天3元的高价,偷偷地请了400多个日工。为了能处好关系,还招待一顿午餐。而对于他的雇工,梁新则睁只眼闭只眼。
这一年,陈志雄全年总产值达25450元。减去生产成本、雇佣工资和包金,纯收入了10150元。
进入1981年,陈志雄再次跨队承包了497亩鱼塘及水稻田,包金达65060元。这一年,他雇了5个亲属当“固定工”。又以一天3到4元的“高薪”雇请日工1000多个。按当时的眼光,陈志雄一下成了“二地主”。
然而,梁新和陈志雄这种试验行动已经违反了“天条”,它突破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更引起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震动。
四、从地方到中央的骚动
陈志雄的承包被争论和传诵着。在他身后,广东省的个体户和“雇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1981年2月,按省委的要求,肇庆地委写出关于陈志雄承包和雇工的调查报告。2月26日,力主农村改革的省委书记任仲夷大胆地批示:有条件的,可以仿效。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5月15日,《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先河,发表了题为《胆从识来》的描写陈志雄的通讯,在广东引起了一阵从没有过的骚动。
1981年5月初,广州一家媒体的记者写了一篇汇集各方反应的文章,寄给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
5月29日,《人民日报》以《一场承包鱼塘引发的争论》为题,开始在全国征集意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新鲜的、兴奋的、鄙视的、反对的,全国人民都陷入了一场辩论之中。在3个月之内,《人民日报》接到了近千篇争论稿件,并择重点发出了23篇。
在陈志雄承包和雇工的争议中,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里推算出了一个结论:“八个人以下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
随后,国家制定政策:“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2人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
1982年1月,新华社记者依据专家李某和丁某的《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调查研究》的文章,写出了《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了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日的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上。
这篇文章,当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层领导集体的震动和争论,意见从温和提醒、坚决支持到坚决反对……由于没有形成中央的一个集体决议,一时间让人无所适从。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这份批示,一改从前中央主席“说一不二”的口气,语调中充满了温和与商量的味道,但态度却是模糊的。时任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批示:“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这一个“酌处”又充满了宽容和暗示的味道；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则批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按着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态度是否定的,口气是坚决的；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的批示,更充满了以发展的眼光,对新生事物保护和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但个别政治局常委仍然认为,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过于支持雇工剥削,太不讲党性,责问:任仲夷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无奈之下,任仲夷只得违心地向政治局作出了一份书面检查,才勉强“过关”。
1982年5月,沙一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以支持“雇工”“剥削”的罪名,受到了高要县委组织部“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五、先行壮歌
梁新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职务,陈志雄大哭了一场。但梁新却安慰陈志雄,“你放心,中国迟早会放得更开的……其实,广东省各级政府在承包上是支持你的啊!”
梁新一番话,让陈志雄恢复了信心。
历史的脚步在前行,梁新的行为终于被认可。1984年1月,梁新被恢复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职,并在肇庆市介绍他的承包经验。
承包和雇工的一帆风顺,让陈志雄头脑有些发热了,他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1984年4月,他以每年14万元的“包金”承包了2300亩的鱼塘。
然而,陈志雄“辉煌”的承包历史,却被无情地改写了。
由于“雇工政策”的限制,陈志雄雇工不能超过7个人。地多人少,鱼塘的管理都乱了章法。于是,大面积死鱼、烂塘的事情时有发生,让他损失惨重。
陈志雄请不到电工,就让并不懂电的二儿子陈伟强负责搞电工和管理。1984年9月的一天,年仅21岁的陈伟强不慎触电,夭折在了父亲鱼塘的田埂之上。
失去了儿子的陈志雄无比悲伤,一段时间就让鱼塘荒弃着。
在陈伟强死去一个月后的10月22日,邓小平终于说话了:“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
邓小平的讲话,才让中国的“雇工”在现实中被解放了。然而,这话对于陈志雄却来得太晚了。这年年末,陈志雄在这片文塱的水域里折戟沉沙,赔尽了4年间全部资产的他,一个人神色黯然地走上了打工之路。
一度引起中国雇工争议的热门人物陈志雄,在人们的眼中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失意的背影。
1987年,中央出台5号文件指出: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不受限制。
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的陈志雄,之后又做过多种生意,一直想再次崛起,却一直没有找到机遇。为此,他郁郁寡欢,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1997年农历4月23日中午,在一场和乡亲们的“麻将赛”之后,突发脑溢血离世。
2005年2月24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共中央“非公经济36条”的规定。这是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改革,中国的私营经济和雇工进程一路披荆斩棘,悲壮前行。广东的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的第一大省。2008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为5.18万亿元,而广东民营经济总产值就占了15133.33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贵州、海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七省区GDP的总和。中国个体私营实有就业人数已达到了1.37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18%。
30多年过去了,被雇用进城的农民工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和特色,在加速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食鱼难”问题早已成为中国贫弱过去的历史；当年让陈志雄折翅的鼎湖“文鲤”,已被后来者培育得声名显赫,令食客们趋之若鹜,成了肇庆市发展旅游的一块响当当的品牌；今日国内市场上的鱼类品种繁多又便宜,鲜活雀跃的鱼群从南方一直连绵到了北方。但人们不要忘记了,它活跃的源头是在广东肇庆鼎湖沙浦镇的一个小鱼塘,里面映照的是探索者陈志雄深深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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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