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改革三十年经济政策的评述与展望

2008年6月14日三味书屋演讲

最近，我在写《中国奇迹的成因与展望》，其实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总结。我自己研究弗莱堡学派（也就是德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还有奥地利学派（也就是哈耶克学派的思想），还有布肯的公共选择与宪政经济学的思想。所以，我的分析是结合了这几方面的思想，但也不完全是。因为要研究中国的奇迹，除了制度层面还有其它因素的考虑。

有些人说改革30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奇迹，而又一些人说没有实现奇迹。1993年世界银行就写了“东亚奇迹”这样一个报告。它就讲了有“四小龙”，“四小虎”实现了奇迹，现在有人觉得中国跟他们差不多。很多的国家就讲这叫“DevelopmentalState”，叫做发展型国家，指的是国家直接推进经济发展。克鲁格曼（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莸得――编者注）在1994年对“东亚奇迹”提出了反驳，他说你们这些东亚人，不讲究民主、自由，跟我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你们不讲究个人的权利，然后你们的政府干预经济，干预人的基本生活和经济过程，你们主要是靠投入来增加经济增长，是投入依赖型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质量型和基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样是1994年，林毅夫（现在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就写了《中国的奇迹》一书。他就讲到，中国以前推行的是赶超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就改成了比较优势战略。中国有劳动力比较优势，所以利用劳动力在国际上参与分工，推进了这个战略，中国成功了，取得了奇迹。林毅夫的观念上把整个改革成功的奇迹归功于政府搞的战略上，这就是国家主义的东西，好像一个改革的成功，国家的奇迹全靠政府来完成的，那是有问题的，就是属于先入为主。

那我们的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就是，不要限定是国家主导还是社会自组织推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经济奇迹的实现，也不要预定是某一种战略，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分析和后现代性分析的差别。现代性分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多么辉煌！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五千年以前有没有中华民族？够呛！完全是后人根据现代的需要塑造了什么三皇五帝，带上了皇帝的帽，那时候根本没有皇帝的帽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解构历史，就是把历史重组。不能说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我们就塑造一个，然后写出一个中国历史。中国奇迹也是这个样子。要解构改革的整个过程，把它分成很多块，而不是归结到一个原因，如果归结到一个原因可能就是错误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提出一个衡量奇迹的标准：第一个基本的指标是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第二是这个较高的经济增长要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只是实现了五、六年，没有人会说已经实现了奇迹，起码要十年、十五年。印度现在就很多人关注了，可能过几年就会有人说，印度实现了经济奇迹。而且印度很多科技方面的指标，它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好。如果只有这一个理由我也满足了，如果有两个理由我更高兴。第三是较高经济增长应该较为稳定。第四是经济增长中应存有某种程度的技术进步，或者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我给大家讲一些数据，就基本上可以论定中国实现经济奇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是要反对中国奇迹的这个说法，我们是根据指标和数量来定一个结果。改革30年，用1978年不变价格和水平平均法公式计算，1978年到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8%，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是8.59％，那么前三个指标都实现了，现在就是看看第四个指标即技术进步的贡献，那么学者就用全要素生产力来计算，最新的一个研究是瑞银集团做的，他们计算的结果对中国的GDP进行调整，他的调整结果是1978年到2007年，我国的平均GDP增速是9.2％，其中资本投入占4.7％，全要素生产力贡献2.1%，这个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不是特别高的，最主要的是资本投入的贡献，其他就是劳动力投入和技术管理提高这一块。但是你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力对GDP的增长确实做出了贡献。从1991年到2007年，科技发展也是很快的，最新的“中国统计摘要”显示，中国每年的专利发展都是很快的，专利授权的数量1991年是2.46万件，2007年是35.18万件。研发经费占GDP比例1995年是0.57％，到2007年占了1.49％。从指标来看，可以论定中国基本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分析中国奇迹的成因，这里面就涉及到我刚才讲的弗莱堡学派的思想还有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奥地利学派主要讲任何的现象要回归到个人层面，就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你不要讲这个组织取得了成功，而是这些组织里的某一个人提出了什么。很多的社会现象要看个人的行为以及个人之间的互动，是这样一个关系，而不是单纯讲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取得了胜利。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伦敦做了个报告就是“给贫困者赋权”，就讲了中国的扶贫问题。你去看看中国扶贫基金会，或者扶贫领导小组，他们每年公布的中国政府的扶贫战果有多大，减少了多少贫困。但是你仔细想想看，你去查查每年政府的扶贫投入有多少？人均有多少？特别少。但竟然有这么多的贫困人员脱贫了，什么原因？靠的是市场力量，不是政府力量，所以绝对要注意。很多问题要回归到个人的互动，回到个人层面上来理解它。要解构官方的说法，《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你要看的不是字面，而是看他的基调，看他隐含在里面的说法是什么。如果你要是只看他的字面你就错了，并不是说他的文章有问题，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分析他。我们三味书屋开办这种讲座就是进行公民教育，为什么要让不同的人讲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人讲同一个问题。说明要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公民教育。读者、百姓、政府官员、企业家、学生他们自己去想，哪一个讲话是对的，哪一个讲话是错的。像德国政府就专门有一笔钱，给不同的基金会，不同的基金会代表不同的方向，基金会自己去搞公民教育政府不管，但是政府出钱。政府只要你在章程里面干你自己的事就行。这样就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公民教育，包括选举也是多元化的公民教育，非常重要。

中国奇迹的成因，我们需要一个多源的解释，想我们归结到一个战略是错误的，一个战略肯定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用国家主义的解释是错误的。

成因第一条是：有利的初始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担忧，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府在落后的三线地区进行了大量的重工业投入。鼓励各省自给自足，把许多经济和计划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中央的政策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个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格局的形成。这种多中心的分散的空间经济格局是求之不得的。德国就是这样，德国有一些分中心，像柏林、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等。每一个中心尽管对周边有辐射作用，但是没有决定影响。法国不一样，法国是以巴黎为中心发散，大多数活动都集中在巴黎。这样的经济格局实际上不利于整个法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法国战后高度的区域经济是怎么搞呢？就是禁止企业到巴黎来投资，鼓励企业搬到巴黎之外的区域去，就是像计划经济这么搞。你要是在巴黎办企业，投资的话，就要重重批准。法国在80年代之后就是区域政策的区域化，等于整个在分权化。整个欧洲分权化是一个趋势。但是从空间区域结构来看，德国比法国就好得多。

第二，改革初期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是M型。跟苏联的单一制不一样，我们是多部门组织机构，就是好多地方政府都可以开企业，好多类型的企业，这也有那也有。而苏联的单一制是U型，就是一家企业可以把全国的这个行业包了。他没有区域性，就是很集权的企业组织形式。俄罗斯到后来，改革很难搞。中国就是到处都是同一类型的企业，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之间的竞争局面。

第三，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我国奉行赶超战略的部分结果之一。实行赶超战略的时候，农民拿工分，我们冯家村（我是农民出身）里面的农民干一天活拿6分还是5分，当时卖个鸡蛋也是3分、5分的。这个就是虚拟货币，工分就是虚拟货币。我是学金融的，金融发展越好，金融的虚拟化就更加厉害。但是在我们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是虚拟化金融。工人的工资也要压低，农民的收入也要压低，整个生产的定价也很低，然后把生产的剩余转移到工业（重工业）－国家指定的国有企业当中来，发展这些行业，包括发展原子弹。改革开放之初，全民的工资水平是非常低的，跟苏联完全不一样，苏联的工资水平是相当高的。陈志武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我去年在耶鲁大学待了两个月，我们每个礼拜都见面。他就讲了，人家不去你苏联，不去经过改革的俄罗斯是正常的，因为工资已经很高了。我把资本投到中国，中国工资低廉，而且缺少资本，这时候，资本跟工资的结合能创造最大的财富。

第四，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比较好。文革结束我们的经济处于低谷当中，百废待兴，稳定政治社会经济局面的措施和改革措施都可以大大恢复经济产出，而且政治家会得分。就是你选择改革道路的话，政治家会得分。所以邓小平是战略家，他选择了这个机会。

为什么要先讲初始条件？你看现在这么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文章，有些人就讲三要素，就是生产、土地、资本三要素怎么结合，有些人就讲制度，但是初始条件其实很重要。诺斯（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编者注）就讲制度变迁第一点就是初始条件，初始条件很重要。它可能确定了整个的路径，而且如果初始条件特别差的话，路径锁定出不来，你永远都要这么贫困下去。如果要打破路径的话，需要外力冲击，内部还要互动。我不是拿他的这个框架在这说话，就是说初始条件非常重要。

成因的第二条是，改革初期我们采取了最小阻力路线。而且这个最小阻力路线都奉行了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就是说我发财了，改善了我的处境，但是没有其他人支持。在其他人的处境没有变差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好了，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变坏，但是有人改进。表现在：

第一，以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切入点，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属于典型的帕累拖改进，这一点到目前还是。

第二，财政分权。因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承包制，设计也是帕累拖改进，只要你这么做的话，中央、地方是双赢的。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对策性行为，中央政府有时候也采取对策性行为。因为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包干制，税务也是由地方政府来收取的，但是有时候地方政府故意不收取，把这个钱作为预算外来源。或者用这个钱搞一个工程，摊派给各个企业，但是在税金里面就不体现了，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自收自支，就是自己收上来，自己又支出去了。这样的话，中央政府的收入份额就下降了。胡鞍钢提出了《国家能力报告》，就讲中国这样下去会不会学南斯拉夫？但是作为经济学家，胡鞍钢的假设是错误的，他说，假设中央政府是善的，地方政府是恶的，那么在中国财政抽取能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中国财政会走向解体，像南斯拉夫那样。但是实际上从公共选择上来看，很简单，你个人作为市场主体，你是私利取向的，你要追求利润，你有利润最大化的倾向。比如说，个人为什么选择打车而不是走路，你有个人的计算的，这些都是雷打不动的。到你当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时候，你可能还是私利倾向的，但是到你从地方政府官员变成了中央政府官员的时候，你就成了善的了吗？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你不能说我在市场里面是私利的，到了官员我就是利他的，这个是不可能的。私利的因素还是存在的，但是作为政府官员，应当有利他的要求。要按照你的职位描述来做事情。

第三，最初阶段引入了来自非国有部门的竞争。就是当时可以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最初的资源由国有部门控制，但是我们引入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利用了交易机制，让国有部门把余下的一些资源卖给非国有资源，一些新成立的部门，包括一些新成立的地方国有企业还有集体企业。所以你可以看出我们把原来的国有部门叫做“计划轨”，还有那些新成立的叫做“市场轨”。但是并非“市场轨”就是私人企业，有“红帽子企业”，但只是少数的，其他基本都叫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等，文革的时候叫“三产”之类的。价格双轨制为了减少阻力就是先不触动你的“计划轨”，但是我花钱，像钓鱼一样的让你上钩，把市场引出来，让“市场轨”能够享有这些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其结果就是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刚才讲的是改革之初的最小阻力路线，但是随着改革的进行，难度是越来越大了。到现在就是最难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说是改革，其实你是反改革，这是最可怕的。我刚才讲到弗莱堡学派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取得经济的成功要有一个竞争秩序，竞争秩序有六个核心的构成性的原则，要满足这六个原则：一个是币值稳定，也就是货币稳定；二是开放市场；三是私人产权；四是承担责任；五是契约自由；六是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除了这些核心原则之外，还有一些协调原则，就是有些人参与不到市场上来，可能是年老了，没有能力工作了，有些是孩子，需要教育然后才能工作，这样的可能就要用到“收入政策”、“教育政策”等这些协调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辅助性的，使得竞争机制能够运作，竞争秩序本身是社会的，而不是反社会的。德国1957年出台了《卡特尔法》，就是反垄断法。其中，国家扶持中小企业是受反垄断法保护的，跟弗莱堡学派是一脉相承的了，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反对滥用公共权利。那么契约自由是要作为原则来推行的，但是你不能搞价格卡特尔。这个跟奥地利学派又不一样了，奥地利学派说，价格卡特尔从长期来看，是会自行打破的。哈耶克讲弗莱堡学派讲的垄断肯定要被打破的，但是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说法，有两种垄断，一种叫“画地为牢”的垄断，是政府强加的。还有一种是基于效率的垄断。所谓的“画地为牢”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现在来讲很多了，比如说烟草，都是专卖的，这就应当打破了。第二个是基于效率的垄断，你只要不滥用你的市场支配地位，还是允许的。奥地利学派就认为，只要有开放的市场，这个垄断就是不可维持的，总是会有潜在的进入者进来，就要威胁你的定价，你就要靠近市场水平定价。

所以开放市场特别重要。有一个例子就是香港，香港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反垄断当局，它就是开放市场，在那买电器之类的是没有税的，它是一个低税，甚至是没有税的开放市场，谁都可以进去，所以不可能有长期垄断。但是香港这几年，说难听点就是堕落化，就是左转。他们也更多地学着自我控制，实际上香港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像一个自由港一样，但是现在要搞一个竞争当局，要搞反垄断法，按照我的看法，这实际上可能是多此一举。因为香港有很好的普通法体系，有很好的商会体系，很多不正当竞争通过商会就内部解决了。还有就是法官立法，两家企业有矛盾，一个法官断定后就解决了，又不是杀人放火对不对。所以我们逐步引入私人产权是怎么做的呢？刚才讲的垄断我要拆分就是弗莱堡学派的观点，就是私人产权是核心原则之一，但是你不能搞垄断，你不能滥用市场支配权。这就是对私人产权的一点点限制，可以这样去理解。对于我个人来说，你可能会问，我是什么观点？

首先，个人权利的滥用肯定是要限制的，但是你如果推行香港的这种体制我也不反对，就是说你只要不滥用你的市场支配地位，像微软什么的，我也不反对。你也不一定要拆分它。但是你如果有比较严格的，像国际上通用的德国、美国都有的反垄断当局的话，我也接受，这两者我都没问题。但是反过来，国家干预经济过程我是反对的。弗莱堡学派还区分两种政策，就是秩序政策还有过程政策。秩序政策就是国家要维持一个竞争的秩序和竞争的条件，便利企业之间的竞争，保护这样的竞争而不是决定竞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不对，不对在它实际决定哪些企业应该支持，哪些企业应该胜出。真正有一个竞争秩序的地方应该是，竞争优先于产业政策，竞争高于产业政策。在我们国家，李鹏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我们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小彦去讲课，讲竞争法，讲完以后李鹏就说这些讲的很好，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还是很重要的（这些报纸上都有）。就是说竞争优先也是一种文化，你必须去培养，和谐社会也是需要竞争的，网上有一篇文章《竞争是通往和谐和繁荣之路》，我觉得此文有很严谨的推论。如果没有竞争，根本就不可能赋有活力。什么叫正义？如果能力高的，由于征税，补贴等等原因，拿的回报比别人还少，这样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回过头来讲私人产权的引入，刚才已经讲到了，双轨制的引入，“计划轨”跟“市场轨”竞争，那么“市场轨”是胜出的，效率更高。然后就是“市场轨”里面存在了很多红帽子企业，就是私人经济已经在里面有了，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个体户存在，文革的时候就有。然后私人企业慢慢壮大起来了，就是说，“市场轨”里面除了国家和政府部门建立起来的企业之外，私人企业慢慢冒出来了，包括个体户。80年代末，温州首先搞了一个临时条例，促进私人企业的注册和发展。所以80年代末私人企业的发展就加快了。那么竞争的结果，我们看1995年的数据是最好的，是统计局工业普查数据。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刘小璇在“中国经济研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分析工业普查的结果，可以从中看到私营企业的效率就明显高于国家集体企业。为什么说1995年的数据是最好的呢？因为我们国家经历两次比较大的私有化，第一次是1991到1993年，第二次是1996一直到1999年。1995年以后很多烂企业就给抛掉了，私有化掉了，民营化掉了，所以说1995年的数据最好。这两次私有化把很多国有、集体企业变成了私人的。

私人产权的逐步引入带来几种效益，跟我刚才讲的六种原则有关，分别是竞争效益、责任效益、激励效益。竞争效益就是竞争更剧烈了，企业也多了，绩效竞争也更明显了。责任效益指的是，只要你的企业逐步走向民营化，私有化，由于产权主体到位，所以责任意识也就增强了。所谓的责任原则指的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投资者要为自己的投资负责。劳动者既然投入了劳动就要把你的工作做好，土地所有者也是一样。这就是责任原则。如果一个经济体要成功，有一个好的竞争秩序的话，我刚才讲的六种原则都要运作起来。那么这六种原则有些方面要削弱，比如私人产权里面不能搞垄断。陈志武讲，单纯的私人产权本身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我们在唐宋的时候就有了私人所有制，包括土地私有，并没有带来很高的经济增长，原因就是除了私人产权，其他领域的因素也很重要。

中国是如何逐步引入竞争也是很重要的，也是中国成功的经验。第一条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引入了国际竞争。香港和台湾作为跳板，引进大量外资。随着外资进入，技术和管理能力也进来了。另外就是销路，原来我们的国有企业是闭关锁国的，没有销路的，所以靠这些跳板打开了海外的销路。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总结以前的改革成功的时候往往把外部需求给忘了，除了组合这些要素之外，生产出来的东西是要销售出去的。第二条是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国内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竞争。第三条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我是研究地方政府竞争的，地方政府拥有了地方产权，改革之初就是分权，包括政治分权，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建立企业，中央也不限制，建企业你可以分利润。或者是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然后你拿税收。有这两种选择。你建立政府拥有的地方公共企业的话，除了税收之外还可能拿到一些利润，同时你要承担债务。如果你要培植私人企业的话，它的死活你是不用管的，你只管拿税收。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他就自己选择了，我是自己继续建立公司呢，还是我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到后来全部走向私营企业的促进，而且在1997年之后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地方政府之间制度层面的竞争。如果你这个地方私有化程度比较落后，那我可能跳出来批评你。南京就是这样的，2000年以后还有人写文章批评，说南京太保守了，国有企业份额还这么大，改革步子不大，当时有这样的批评，据说后来也改进了。但是不一定全对，国有企业也有效益好的，但是总体上是小概率事件。你看1995年的数据就知道总体上它的效率是低的。就跟政府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制定很多的规则来约束政府，因为我们假定的条件政府是私利的、恶的，你不能假定政府是仁慈的、善的。你看政府的具体做法，政府的各个部门在不断的骚扰你，不能用仁慈政府来解释，但是有可能一千个政府里面有半个仁慈政府，这个是小概率事件。大家很多人学过统计学就知道，小概率事件在决策当中可以不去考虑，如果去考虑那成本太高了。比如说特大地震，你可以防范，但是不能每天想着这个事情过，那样是不行的。地方政府的竞争，因为地方政府拥有产权，大大促进经济发展，调动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自身投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编者注）他们就讲中国是一种市场维护型的联邦制，这是一种赞誉吧，就是说中国是一种准联邦制的结构，中央跟省的很多权利在省里面，有利于市场的发育，市场的竞争，有利于效率。讲到地方政府的竞争，叫横向竞争吧，有时候是可以转换的，跟纵向竞争也是可以交织转换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比如地方政府吸引外来投资，往往会在中央统一的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增加一点，另一个地方政府也许再多优惠一点，减更多的税，提供更多的条件，都不一样的，这代表在横向竞争的同时已经带动了纵向竞争，已经不听中央的话了。

再来看看竞争秩序的核心原则。

开放市场。中国对于自由贸易来说，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划算的，都是收益者。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外贸依赖度也是非常高。我们的进出口额在GDP中达到60％以上，说明我们是自由国际贸易巨大的收益者。开放资源非常重要，包括外来资源的进入，到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石油方面我们国家控制，包括买卖等，实际上是不需要控制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调配的效率是最高的。那么不同资源，不同能源在没有补贴状态下的自由竞争是最有效率的，比如由于石油价格高，可能会产生替代能源，但是从现在看，以后的一二十年人类主要还是要依靠传统能源。但是在没有补贴的状况下有些很好的能源和资源会被发现，这是革命性的。

我是搞经济学的，环境的题目这么大我不会去关注。这里面是要害，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气候变化是利益俱乐部，国际层面是联合国机构，还有政府间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还有各个国家环保部门，还有很多环保专家都在靠这个吃饭，就是为了控制温度的升高，有人就建议每年投入一万亿到一万五千亿。如果真正有气候变暖的问题的话，实际上可能就是把问题爆发点推迟五到六年。靠全球政府的集中配制调控，你这边排放多少，我这边排放多少，把任务派下去，减少排放，集中管理，投入大量的钱，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延长五到六年。全球这么多资源就白白浪费了，所以只能推迟而不能解决的话，说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就是说现在的《京都协定书》是全球集中管理下搞配额交易。这跟我们学过经济学里的柯氏定理是不一样的，柯氏定理是个体层面，自由交换。比如说我这个工厂污染你们这个村庄了，不是通过政府来关闭这个工厂，而是通过谈判，可能我这个工厂还保留一点污染，然后给村庄赔偿，对两者都好。这是自由契约条件下的，但是《京都协定书》不是自由协定下的，是一种集中管理体制，这是有问题的。现在全球政府都在定目标嘛，尤其欧盟，要求美国、中国、英国参加，参加配额限制里面要减排多少。中国一直是反对的，实际上中国政府这一点上做的是对的。你不能参与到全球的集中管理里面去，掉到陷阱里面去，对不对？真正要解决气候的问题就是要市场经济，要技术创新，要资源开发主体之间的竞争，资源的竞争。最终要靠替代性资源的出现。

强化责任。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民营化、市场化，私人部门的兴起是产权明晰的过程就是强化责任的过程，那么一个好的市场就是谁投入什么，谁持有什么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照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就很麻烦了。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可能渐渐迷失人的本性了，如果全靠再分配，政府也大大提倡再分配，而不是首先依赖自己话，这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性的本质是要自己靠自己的。可能你出生的时候不是靠自己，但是你还是要靠你自己的父母。生物界也是一样的。我不反对比较低层次的再分配，但是现在的大规模的再分配是很成问题的。

币值稳定。在弗莱堡学派里面币值稳定是第一条，这也非常重要。我们国家是威权政府，对外资这一块，选择性的提供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是对外资来说，你这个国家的吸引力非常重要，币值稳定非常重要。我们国家怎么做到的？我们国家总体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在1994年之前，为什么那么多外资还来呢？一个是刚才讲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需要大量的资本，第二个我们引入了外汇兑换券的制度，1994年以前我们选择性地向外资提供了币值稳定就靠的是外汇兑换券。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1994年就取消掉了。外汇兑换券直接跟外币、美元都是挂钩的，就是你直接可以拿着票据重新换回外币。1994年以后，我们有个预算法，预算法里面就不允许财政部向中央借款，这是很重要的，财政部不向中央银行借款以后，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就下来了。刚才讲到我们国家选择性的向外资提供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其他国家是以朴实性的方式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环境。你看中国以后的走向，是继续以威权政府选择性地向外资提供投资环境还是以法制的形式提供。应该是后者替代前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加入了WTO，讲究投资环境对内对外应该是一致的。

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与连续性。就具体体现在我们的“三年五减半”，就是对外资提供比较优惠的政策，我们一直是延续的，但是最近有变化。并不是说现在这段时间的经济政策没有连续性、一致性。

除了上面讲的原因之外，中国成功的秘诀是别的国家不可仿制的，就是文化因素。我是怎么来看中国的文化因素的呢？中国历来就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官方的文化，小传统就是实际的民间的文化。实际的这些小传统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看看我们主流的孔孟之道——就是儒家，儒家是禁止君子（就是政治家）去经商，他要求政企分开，我们现在都做不到。但是儒家并不禁止小人（也就是百姓）去从事商业活动，包括孟子就讲了“通工易事”，“通工易事”指的是什么？就是交易，你有布，我有粮食，通过交易两者都变好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在《孟子》里面都有的。整个中国有小传统是非常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这么多人喜欢去猛地拥抱金钱，包括全民经商，入股市等，这都跟我们历史延续下来的东西有关系。这个文化也影响到我们的储蓄率，我们中国的储蓄率也是比较高的。非洲有些国家是今天赚的钱今天吃完，第二天再去干活去。或者是有了钱先吃完，过几天再去干活，是这样的消费习惯。这对经济的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提高或者对更高地利用资源是不利的。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就要结合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中国现在我把它叫作统制主义经济，它跟计划经济不一样。统制主义不是以公有计划为主的，它是以个体等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在市场之中运作，政府就来操控，这个企业不允许进入这个行业，那个企业不允许进入那个行业，这个行业应该由国家来控制，其他行业你们可以进去，是这样一种做法。国家大量来干预经济过程，甚至干预到微观层面。举个例子就是发改委、银监会、中央银行经常联合发文来控制信贷政策。信贷政策在市场经济国家是银行自己的事情，我还曾经给银行家讲过信贷政策的课程，我为什么要给银行家讲这个信贷政策，把贷款发给谁都是银行自己的事情啊，跟政府没有关系。政府搞一个基准利率就够了。发改委时不时就出台一个反重复建设的目录。温总理也讲过，讲重复建设这种词的，肯定是没怎么学过经济学的，为什么呢？市场经济里面，重复建设是一种效率的基础，由多个的供给者，多个的需求者。没有人能够决定价格，而是价格的接受者，这样一种状态完全竞争或者是趋向于竞争的状态，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哈耶克（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编者注）就反对这样的概念，新自由主义微观宏观讲的均衡，他们是反对的，他们讲的是市场过程，比如说左派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说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是不完善的，所以我们需要政府干预。斯蒂格里兹所有的讲话都是这样。哈耶克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斯蒂格里兹拿奖早多了，哈耶克的观点你去看，他说，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也是不完善的，所以我们要拓展市场的进程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这两个完全是对立的，左派是只要有不完善的地方政府就要求干预，市场派就说只要市场不完善我们就继续发展市场，搞一些小的建构，比如说银行，如果你贴近分散的农民，那你就是大赢家。但是如果中央政府不允许民间的金融组织存在的话，不允许你拓展市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在怎么一种情形下叫重复建设呢，比如说，这边一个企业是国家办的，那边一个企业也是国家办的，他们拿的都是国家的钱，都是有预算的，他们是不去奉行其责任原则的，就是投资了不会对亏损负责的，盈利的话我要负责，亏损的话政府要补贴进去。这种情况才是重复建设。但是发改委讲的重复建设恰恰是市场经济下所谓的重复建设，这有巨大的差别。如果单纯就是搞一个重复建设目录，在一些行业限制搞重复建设的指令的话，那纯粹是犯了经济学中ABC的错误。因为你反对的是有效率的行为，支持的是无效率的行为。它恰恰不反对我叫做行政型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政府出资管理的，我叫做行政型企业，我把真正的奉行责任原则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叫做经济型企业。我们中国的企业分成两块，一个是行政型企业，一个是经济型企业。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分为行政型经济跟市场型经济。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政策只要是政府出台的都叫做宏观调控。政府也在这么说，记者也爱写文章捧场。所以我说下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授予我们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学的书里面只有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我们国家创造了很多新的宏观政策工具，一个是计划，一个是行政手段，一个是财政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现在都叫宏观调控，你去报纸上看好了。还有一些最高层讨论的口头通知也叫宏观政策。我们国家制度创新是非常厉害的。除了统制主义之外我们现在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民粹主义。Populism,这个词含义比较多，我理解的就是政府或者某个派别看哪一边呼声或者获得支持比较大，我的政策就面向哪一边。网上可以查到，有个清单，哪些政府是民粹主义的政府，哪些行为属于民粹主义。在这里面民粹主义跟民主不一样，民主是根据一些规则来的，民粹主义是不讲规则的。不要觉得那边呼声高我就去投其所好就是民主了，它跟民主有巨大的差别。要说民生还差不多，但是有一定的规则，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那本书里面讲到了，相对收入结构不要扭曲原则。相对收入结构指的是你能力高，本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不能通过税收啊，补贴啊把你的收入反而变得低了，这就是扭曲了。这样扭曲了之后你的积极性就没了，你就等着去拿补贴去了，这种状态下，效率没有了，公平也没有了，所以哈耶克在《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有一整个章节反对“社会正义”这四个字。对于左派来讲，很简单，就是“社会正义”这么一个口号，而右派可能几本书都写不清楚。要反驳它，要反驳一个事情是很难的，喊个口号是很简单的。哈耶克就反对这四个字，所谓的社会正义是不正义的，所谓的分配再分配，好像每个人领800块钱，紧急的状态下先发一点补贴是对的，但是每个人每个月领800块钱就不对了，因为有些人银行的存折还在呢，他还是富翁呢，他再拿补贴就不正常了。就说我们北京的地铁，一个人每坐一次2块钱，好像很公正吧，其实是没有效益的，因为其实有些人是不需要补贴的，你可以结合起来，可能是一段2块钱，总的有3段，最多6块钱，那样是合理的，你不能无论长短都是2块钱。北京的好多博物馆现在不要钱，这是不利于博物馆发展的，因为博物馆没有收入，博物馆的质量会下降。这是反国际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有些方面就是要跟市场主体结合起来，所谓的PPP，就是公共私人伙伴关系。比如说博物馆，只有组织人来，然后收钱，才能有更多的收藏品，然后再吸引更多的人，才能更好的运作。所以说我们很多观念上都成问题。

那么民粹主义加上统制主义的做法，我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规则渐渐形成的过程。包括去年的《物权法》《竞争法》两个法律的出台。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我们的规则就很完善了，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规则是被不断的侵蚀，被消融，被废除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中央银行建立了一个汇金公司，你想，是央行开公司啊，违背货币原则了吧，但是它是把外汇资金通过汇金公司注资到国有银行，那么国有银行资产的增值保值应该归财政部管，财政部让中央银行出面，用的又是外汇资金，外汇资金又是通过发行基础货币出去的，基础货币是什么概念？基础货币就是对人民的负债，但是有个财政部的官员对我讲了，外汇资金当然是我们财政部的了。他说是财政部的钱，那是不对的，因为你花了基础货币买进的外汇，这个钱应该属于全国人民的，不是你政府的，所以拿去投入国有银行，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经济规则，财政规则，货币规则全都搞乱了。现在搞再分配打压私营企业非常厉害。我们宁波大概中小企业有30％都要关门了。就是因为各种成本在提高。石油，能源，钢材，劳动力成本，市场经济的格局是产品价格在下降。尤其是今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我没想到会这么明显，才六个月，反映这么大。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根啊，再分配是枝叶，做大蛋糕靠的是企业，有了蛋糕你才能想去分一块，蛋糕大了才能分得多，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问题，像宁波这样发达的地区，中小企业已经有30%危在旦夕了，你想想看，企业没有了，工人去哪？陈志武曾经讲，美国康洲基本上对劳动力的法规非常少，基本上没有针对劳动力的法规，劳动合同法是中国从德国学的世界上最差的法。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最刚性化的，是全世界最差的政策，你不信就等着看，当你的亲人都失业的时候，当你的亲人的企业都关门，成为穷光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劳动合同法是大错了。

以后的展望就是如果中国继续搞统制主义和民粹主义，实际上现在经济规则也破坏的差不多了，规则的意思很多人不注意，如果经济规则指的是政治制度的话，那么面向规则的意识本身是非政治的意识。我看再过四五年就更得被破坏的没影了。这时候你就知道要重建非政治制度，可能30年，40年，50年都建立不起来了。所以对中国而言，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知道有蛋糕的重要性，做大蛋糕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靠再分配，如果依赖再分配，政府依赖别人，是可耻的行为，不符合人性的行为，人性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靠自己！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整理者：邢志勇周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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