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

    百多年来，各种主义多如牛毛，但能够坚挺下来的微乎其微。有的是过眼烟云，有的是虎头蛇尾，有的是一时热闹，有的本来就莫名其妙，所以最终也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一个爱国主义，似乎可以穿越任何历史风云，始终处于最抢眼的位置。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人心怎样向背无常，爱国主义却始终叫座，成为任何一种执政力量最有力的精神召唤。面对来犯之敌，可以呼唤爱国主义；催发军国意识、鼓动纳粹思想，也不妨运用爱国主义；推翻一个政权，可以高喊爱国主义；维护一种统治，也不妨宣传爱国主义；打击异己势力，可以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树立个人威权，也不妨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号；坚持独裁可以自称爱国主义，推行民主也不妨叫做爱国主义；不顾人民死活，全力发展军火工业制造原子弹，可以说成是爱国主义；专心推进国计民生，也不妨视为另一种爱国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是最狂热的爱国主义，而汪精卫、贝当也自认为是忍辱负重的爱国主义；以抗美起家的红色高棉视自己为爱国主义，而借用越南力量摧毁嗜血成性的红色高棉也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几乎成了鼓动社会情绪的灵丹妙药，百发百中的政治子弹。只要掌握了爱国主义的话语权，就足以鼓动起民众的力量；相反，只要被爱国主义不幸击中，也必死无疑。

爱国的国，究竟是指什么？如果是“朕即国家”的那个国，爱国就是效忠专制君主。假如是寡头掌控的国家，爱国就是拥护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基本以少数集权者的意志为归依。国家也可以是我们从前常年接受的那种概念，叫做“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样，爱国其实就是听命于这样的工具和机关。国家也可以是一种民主制度左右下的国家，爱国自然就是尊重这种制度。当然，爱国的国，更可以是祖国，祖国不是一个政权、一个机关、一个人、一个工具，而是文化、历史、土地、自然形成的一种特定范畴。一个人生长在这种范畴培育的文明中，不能不具有自己的归属感。我们的祖国已经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而现在，“祖国华诞”、“祖国生日”一类的说法随处可见。看来，在很多人心目中，国家与祖国已经融为一体。有一种时兴观点就认定，祖国与国家不可分离，所以，爱国兼顾两者。这种观点大概属于“有奶便是娘”主义，或者叫“给什么爱什么”主义，生出来撞上法西斯就爱法西斯，碰上民主就爱民主，遇见专制独裁就爱专制独裁。

爱国主义，之所以历久弥坚，在于所有的主义中只有这种主义最空泛也最没有实质内容，可谓伸缩自如，来去恣意，变幻莫测。时代不同，爱国主义也可以不同，内涵甚至截然相反。今天的卖国主义或许就是明天的爱国主义，昨天的爱国主义，可能就是今天的卖国主义。可以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可以以此为招牌，塞入自己的内瓤。

翻阅世纪史，可以清楚地看见，悲壮英勇，无不以爱国主义为支撑；邪恶血腥，也无一不是狂热爱国主义的结果。以文革为例，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深重灾难，从头至尾，几乎都处在爱国主义的躁动情绪中。

一．

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爱国，多半都是今人封赠的，其所谓国实际就是君主的家天下，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因为那时的国家不如称之为家国，是一个人及其家族创立并统治的地方，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有如纳粮交税一样，当一个忠诚的臣民是份内事。其实，即便是这样的忠君爱国也经不起理性推敲，只能含混说说而已。春秋战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包括孔夫子，都不怎么忠于自己的家国，朝秦暮楚是他们从政的特征，今天为这个家国出谋划策、明天又为那个家国出征打仗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像屈原那样的爱国，主要含义都是后人层垒地加上去的，因为在屈原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卖国这一说，不然，伍子胥算什么？北宋的杨业一直被认为是爱国的忠臣良将，其实，他也是个叛将，只不过随着北汉君主一起投降，因此就没人追究他到底爱不爱国或是爱什么国了。杨业之前还有苏武，之后还有岳飞，其爱国也特别为后人所称道。这一类的爱国，在于他们抵御的是异民族入侵，处在战事纷扰之际，假如当时异民族已经主导天下，或者少数民族已经成为中原一个朝廷一种政权后，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不论汉人如何献身，都不会有人再追究他们的爱国与否。北魏时大权在握的冯太后，满清入关前就已经成为重臣的范文程，清王朝的那么多汉大臣，从来都是正面人物，没人称他们为“卖国贼”。

与忠君式爱国相辅的观念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样的家国观也为王朝的更迭带来合理依据。可以说，古人看重的是节操，鄙视的是贰臣，而不是政权本身。

中国传统的爱国，并不排斥借助外来势力，甚至可以用土地、赋税、人口等利益为代价。自先秦一直到民国，直至１９４９年，这样的事例史不乏书。对立的双方可能都向外来力量示好，都会签订或准备签订出让民族利益、臣民利益、家国利益、国家利益的条约，以换取外部军事、财政、政治的支持。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历史上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清季以降，中国固有的那种并无明确界定的忠君式爱国，又与外来严格的近现代国家观念混杂起来，变得极为难解。在传统式爱国仍主宰着人们思想的同时，国家的主权、领土等事关国家利益的观念也传入中国，这使得在朝的当权者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产生的外交行为，与在野的现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从近现代国家理论着眼而形成的爱国舆论相对抗，不断爆发冲突。

进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涌入中国，与传统的忠君式爱国、近现代国家观念相交错，让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更加芜杂，也更为无所适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置阶级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消灭阶级和国家作为最终目的，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让救亡图存中的许多革命志士常常陷于矛盾的心理中。在对待苏联扩张，对待外蒙古独立这样的问题上，显得难以自圆其说。近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爱国、卖国又与意识形态相交融，让国家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国初年，背叛共和、赞同复辟，也叫卖国和叛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反共与反华紧密相连，不同政见与出卖国家利益难解难分。

１９４９年以后，忠君式的爱国被发扬光大，近现代国家的概念由于执政的原因也被执政党所接受，而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阵营观念和反帝意识以及随后的反修思想则左右着对外关系，作为建党宗旨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建党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绝对占据意识形态。在这固有与外来，传统与革命，最终与当下的混合思维中，执政中的矛盾性时常显现出来，只好此一时彼一时。今天可能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明天兴许又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后天说不定只讲无限忠于，就如《东方红》和《国际歌》常年唱在一起那样，经不起逻辑推敲和理性思考。不过，那个年代，缺乏的恰恰是理性。

文革中近似癫狂的爱国主义，正是处于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

二．

文革是一场针对所谓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但是，当对外国和对外国人的各类行动以爱国的名义出现时，人们就很难辨明其实质。所以，反省文革，往往会遗漏其对外的部分，也不能公正判断那些对外行为的是与非。其实，文革的对外与对内完全一样，都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什么都以阶级划线，而这些所谓阶级的分界又是绝对的主观意志，主观中时时还暗藏着强烈的领袖欲望、排斥异己的心理和残酷的权力之争。文革中，在对外问题上同样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尤其是文字和口头给别人加上的莫须有罪名并不亚于对内，只不过因为事不关己，国内的人们不怎么重视罢了。文革对内对外的政治运动始终交织在一起，帝修反是国内阶级敌人的总后台，国内阶级敌人则以国外帝修反为依靠，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思维，上下一致。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是文革的基本话语，文革中的爱国主义，主要就是反对美帝反对苏修，与文革相始终。反帝反修既是日常斗争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任何重大政治事件的主要内容，有单位或群众组织的批判会，有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也有体育馆、体育场、广场的万人、几十万人直至百万人的浩大集会，一浪接着一浪。全国人民狂躁地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不仅可以借机大肆发泄情绪，更在于唇齿相依是当时人们认知印度支那问题的一种思路，中国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也是当时的流行口号；反对苏修的理由之一则是苏修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亡我之心不死”。

帝修反中的反，即“各国反动派”，也是文革不时攻击的目标。其中有的起因于边界问题、华侨问题，也有的因输出文革和输出革命所致，既属于意识形态，也属于国家间的实际纠纷。由于文革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这些矛盾也不能不一概打上浓重的阶级斗争烙印。英国、印尼、缅甸、印度等国家在文革期间曾与中国闹得不可开交，其中只有英国算是老牌帝国主义，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叫第三世界国家。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缅甸也不是资本主义，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文革初期有时其激烈程度超过了美苏，我就曾亲身经历了反印尼反缅甸的大示威，壮观景象不逊于反美反苏。原因在于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时恰好赶上了中国民众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一些政坛新秀和舆论工具又想趁机显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反对帝修反的决心，所以这些国家暂时就成了爱国的排他对象。由于发生的矛盾属于一时的对抗，所以持续时间也不长，很快又被下一轮行为所淹没。昨天的反动派，或许又成了今天的“老朋友”，这是文革中的常见现象。反动派的内涵，也类似文革中的“坏分子”罪名那样，无一定之规，更像是个筐，今天可以装这个，明天又可以放那个。

文革是以所谓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依据而不断延伸发展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以及被再次揪斗的彭德怀等所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同时也都被定性为帝修反在中国的代理人，批判他们正是为了爱国，所以，对他们的批判和斗争，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的情绪。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革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作者戚本禹是文革初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炙手可热，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对刘少奇发动全面攻击的总动员令。林彪最终以叛逃苏联定罪，批判以他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自然也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彭德怀与苏修“勾结”的罪行则是他在文革中又遭批斗的原因之一。文革后期，１９７４年９月的“风庆轮事件”是攻击邓的一大理由，说他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的卖国主义路线”。其实，整个文革中，卖国主义一直是一顶大帽子，专门用来整人，爱国主义则成为自我拔高的工具。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根据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周恩来等人，说中方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是“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１９７４年１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称：“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矛头实指邀请安东尼奥尼访华的中国领导人。１９７４年２月，中国彩色显象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方玻璃蜗牛礼品被怀疑为“辱华”，成为有名的“蜗牛事件”。１９７４年６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接连批示，指责从国外买船的人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耐人寻味的是，到了华国锋时代，对待“四人帮”的批判依旧沿袭了文革的方式。其间就有人认为，江青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而过去这个罪名则是王光美的专属。

除了批判、攻击式的爱国主义登峰造极外，在文革中，歌颂式的爱国主义也达到颠峰状态。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和生产成就，直至体育竞赛成绩，都被形容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凯歌，是自力更生的辉煌成果，是为国争光。比如断肢再植、１００万伏超高压标准电容器、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万吨级远洋货轮、３２００吨破冰船、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氢弹以及抢救心脏骤停２９分钟病人、拦海造田和填湖造田、攀登珠穆朗玛峰等等，好像是任何“好事儿”都可以算在爱国主义的账面上。

文革中的爱国主义，依照当时发表的各类文章的说法，其历史上溯接轨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五四大游行。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里，戚本禹尽其所能地颂扬义和团的“灭洋”行动，论说甚至已经脱离了左翼历史学家的思维框架，一些观点也超出了文革前有关义和团的评价。这里不妨摘出几段：

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已经分不清他说的究竟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是义和团了。看来，红卫兵造反派正是义和团的嫡传，文革则是近现代史上一切排外反外的延续。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反帝路”、“反修路”等新路名就产生自文革；声势最为浩大的反帝反修示威活动，用极端方式批判外国的文章，也是文革的产物；大量烧毁禁绝“封资修”书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而其中的资与修，指的正是外国；１９６７年８月，北京万余人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院内一通打砸并纵火焚烧，更是文革中轰动世界的事件。文革中，曾经留过学的、去外国工作过的、与外国人结了婚的、由外国来华工作和生活的，甚至与港澳这两处沾了外国边的地方有关系的，还有信教的，几乎都被扣上“特嫌”的帽子，有人被关押，有人遭批斗，所有人的亲属均受株连，这与义和团时期也是如出一辙。

忠君式的爱国，在文革中也上升到极致。在反帝反修的巨大浪潮中，忠于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目标；批倒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代理人，也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所有批判无不以最高指示为依据。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中国，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捍卫祖国，这样的思维逻辑，在文革中是举国公认的。

三．

文革中的爱国主义，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在文革中被不断强化。“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和“读点马列原著”是最高指示，所以，马列学习班、马列学习小组在那个时代，尤其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多如牛毛，在全国各地非常时兴；而且，在书店和图书馆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述与注释也是允许阅读的主要内容。我在读初中以后，就被吸收进马列学习小组，经常在课余时间与所谓的积极分子同学一起阅读原著，有时还有政治老师辅导。究竟读懂没读懂姑且不说，但那些说法却深深印在脑海里。比如《国际歌》的歌词，比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比如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比如工人无祖国，比如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世界大同，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不应该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特别是列宁从“资本主义崩溃论”出发，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积极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及时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方针，以便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乘机夺取政权。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会被很多人指斥为卖国主义，可在那时却是我们信奉的真理。

一方面是躁动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真理式的共产主义，这两者能够被有机地整合起来，应该归功于当时奉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爱国主义虽然狂热，但还是无条件地统一于这一理论框架之内。反美的最终根据并非只是美国妄图干预我国内政，试图侵犯我国领土领空，将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而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对立面。反苏也不仅仅是苏联虎视眈眈，觊觎我国领土，妄想控制我国，而是因为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所以，无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威胁或牵涉到中国政权，都成为当时攻击的靶子，比如美国在亚非拉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径与中国并无利害关系，却遭到中国猛烈的抨击、激烈的反对。以色列并没有将中国大陆政权作为敌人甚至不断主动向中共政权示好，但中国却将以色列纳入了美帝国主义体系，因而对以色列从不领情，所有的涉外讲话、社论、政府工作报告，包括新年献辞、春节贺词、国庆招待会祝酒词，都会将以色列骂上两句，“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最熟悉的话语。而以色列的对立面，不管与中国的切身利益是否有关，也无一不受到中国热情全力慷慨的援助。对待苏联的态度也是如此。由于苏联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革命的叛徒，人们对待叛徒的仇恨往往比敌人还要强烈，于是，几乎所有反苏力量都相继被纳入自己的战友、朋友、盟友的行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远在天边，尽管与中国那时的国家利益毫不相干，但因为反苏或不完全听命于苏联，就受到热烈追捧，被认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确立牢固的同志关系。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内部分裂出来的势力，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只要反苏，也一概如同亲人一般，非但金钱资助、舆论支持，而且来华访问时待若上宾。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同志，这样一个在本国在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与中国国家利益完全不搭界，就是因为所谓的坚持马列、反对苏共，拥戴毛泽东，结果在中国家喻户晓。为了对付美苏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为了确立中国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当时的中国还动用大量资金和武器支持、鼓动世界各地的武装斗争。结果，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东南亚各国，因此与中国关系十分紧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却符合世界革命的大目标。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个富裕国度，有能力拿出闲钱去做这些事情，也还罢了，犹如美国那样，即使有苏联那样的条件也还说得过去，但中国人民当时正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自己经济拮据，却用资金去支援别人；自己没多少铁路，却无偿地把铁路建到了别的国家。这恐怕不好说是“爱国”，只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

其实，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定型，只不过文革是意识形态的极端时期，因此显得更为突出，更为偏执。文革前，文革期间，对待一些国家，由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是同志加兄弟，是老大哥，所以在边界问题，在领土争端，在体育竞技中，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而当这些国家被认定是修正主义，或者对修正主义态度暧昧时，又不妨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以至与之水火不容。

今天，爱国主义依然是全社会最为盛行的主义，有时看起来似乎已经成为硕果仅存的主义，其狂躁外表与文革一脉相传，其随意随机性却强于文革，其非理性则比文革更胜一筹。这是因为，文革期间的爱国主义始终局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框架之内，一直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没有背离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论说范畴。在文革中间，那些爱国言行，看起来似乎比今天更为激烈，但是，其最高掌控能力却远远超过现在。没有人会说美国人如何，法国人如何，苏联人如何，永远将美帝国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苏修、勃列日涅夫和广大苏联人民分得清清楚楚。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其他疯狂的排外行为，当权者曾竭力制止，相关责任人事后也都遭到严厉惩处，还被公开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红极一时的王、关、戚也因此失势，身陷囹圄。那时没有人敢说个不字，更没有人胆敢讨论这是否是卖国或是对帝国主义态度软弱。

值得研究的是，尽管文革期间，经历了抗战爆发三十年、抗战胜利三十年等重大日子，虽然中日后来交恶的各种原因都存在，但中日友好的呼声、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呼声，始终高于其他声音。日本从来没有被当作主要抨击对象，至多只说一句“美日反动派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那时的宣传从来不提什么“南京大屠杀”，许多中国人更不知道什么“慰安妇”。

在文革中间，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语录：“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但是，这一论断现在也不见有任何人重新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