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爷老王与一座城市的兴衰

倒爷：北京话，指倒买倒卖的人。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由此产生“国际倒爷”。

  5 月12 日这天凌晨3 点，一年没困扰王学文的痛风找回来了。腿疼难忍，站不起来。天刚亮一点，他找了根竹竿拄着，一瘸一拐去赶早集。他从东北来四川达州10 个月，一直在收拾别人的烂摊子——一个老战友向他借了170 万，想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脱硫厂”，结果却“连山都选错”，待他赶来，战友给当地百姓留下许多无法兑现的承诺，消失了。他也并不习惯与当地乡人打交道，几度纠纷，几乎要上法庭。5 月初，厂里来了个厨师，做了一周就走了，他索性自己买菜，给员工做饭。

痛风发作后不到12 个小时，达州的地面开始发抖，他以为是刮风，愣了半天才又拖着腿跑到了楼外。之后若干天，他和我们一样，见证了这场浩劫，直到5 月底，他在电视里看到往唐家山堰塞湖运送装备的米-26，“那就是我的机场要飞的飞机啊！”

他的机场在黑龙江绥芬河，这里从未起降过任何飞机，却牵扯了他14 年的生命，把他从雄心勃勃的“倒爷”、敢吃螃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忧伤的老人。一年多以前，他把机场的土地转让给了当地政府，一个教学园区将在那里兴起，但这“机场梦”，却每每不请自到地闯进来，无法割断，就像他生命中的一些其他东西：酒精、痛风、战友。

第一笔生意看到20 万的利润1984 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是在“倒爷”中诞生。

这一年，37 岁的王学文在黑龙江省的交通运输系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家呼兰县继续干国企。他18 岁当兵，做宣传工作，到1982 年转业时“再不想搞理论”，因为觉得自己像喇叭筒，“今天说对了明天又批判”，翻来覆去，实在“浪费生命”。他属猪，有占卜者说他命中注定要搞交通。回呼兰国营运输公司不久，他就把通过交通部低息贷款购来的四台俄产拉达轿车包给了个人，这种出租车业的“大包”在黑龙江还是首例，他因此被指为拿共产党的钱给私人发财。他不为所动，“我是根据中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办的。”或许是因为他在交通系统的人脉，或许是因为这一步走得还不算太超前，他过关了。

这一年8 月19 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头版刊登了只有134 字的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哈尔滨8 月18 日电（记者张持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8 月10 日到16 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陪同，到黑龙江省嫩江、黑河、伊春、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胡耀邦同志就边防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同当地的地方和部队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还到一些边防哨所慰问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记者被要求在稿件中回避考察的具体内容，但“中苏关系破冰”的信号已经发出，只是，要在若干年后，人们才能从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中，窥见更多的细节：8 月16 日，胡耀邦来到绥芬河，对南方特区羡慕不已的当地官员，把开展对苏边境贸易作为主要问题向总书记进行了汇报，并试探性地提出，“上面说对苏关系要不冷不热，我们下面很难操作。”胡耀邦给出的回答是：“ 不冷不热，是中央对苏的政策，你们下边要越热越好。”

心领神会的地方官员，随后以“丰收不忘朋友”之名，把1000 斤西瓜送到了国境线那边的格罗捷阔沃，对方在请示莫斯科后，收下了这意外的礼物——“西瓜外交”获得成功。

1987 年，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权限，王学文远远地嗅到了商机。同年底，他从正局级干部位置上下海，真正当起了“企业家”——而就在几年以前，这还是一个贬义词。王学文先后在东北开办了好几家小公司，做过亚麻、木材、饲料生意，在绥芬河，他选择的是开酒店。小公司先后黄掉，酒店也不怎么赚钱——打白条的太多了，“倒是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

  如同当时的物价， 整个1987 年和1988 年沉浸在一种转型期的浮躁之中，人人都想找门路发财，而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利益分化贫富分野时代的准备。王学文下海之初对阻拦他的朋友说：“我倒要劝你们早点儿跟我走，不然，有一天共产党的政策养活不了你们，你们再找我，我可不要！”虽然不怎么挣钱，好在绥芬河“不排外”，他留了下来，等待中苏边贸向个人放开。

绥芬河易货贸易的黄金期起于1988年，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后来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是为“一顶帽子大家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于是这顶“帽子”也越拉越大。

1990 年，王学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绥芬河百货商品进出口部”，按照当时副市长赵明非制定的政策，交了30 万注册费，挂靠在总公司下。他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贸易：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第一笔生意看到20 万的利润。”

三年时间身家超千万1992 年的绥芬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首都北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尽管它的人口只有几万；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退役”后重新上岗的；它的出租车多是北京吉普，起步价达到10元，但人们似乎见怪不怪。

这一切暗含了已当选市长的赵明非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关系，回忆起赵，绥芬河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王学文的说法更直白：赵明非给绥芬河人洗了脑，给公务员松了绑。

1992 年5 月，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说，“到了现场，工商局的人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赵明非的“摆摊秀”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 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 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 年，是第三次。”那时候赚钱也容易，王学文曾在格城（格罗捷阔沃）看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电话机，俄罗斯卖主开价50 美元，或者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一套阿迪才几个钱啊？我们这边到处都是仿制的……”

事实上，在苏联日用品匮乏的大背景下，载满中国货的火车，往往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清空——每一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抢购者。

整个绥芬河为此陷入了疯狂，王学文说，那时候就“看不到闲人”，除了上学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有和王学文一样三天两头奔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的，有腿脚勤快的去“拼缝儿”，全城4万来人，据说最高峰时有1 万多“拼缝”者。这些蚂蚁大军，每日游走在火车站和各边贸公司之间，散布新闻，带来各种供求信息。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 多家外贸公司，有人开玩笑说，在街上随便扔个石子，就能砸到一个经理。就连家庭主妇们也放弃了电视机和电视剧，她们把“渴望”落实在了行动上——租床位卖商品，1989 年，青云市场一个1 米宽的床位租价不过2000元，几年后就涨到了数万。

公务员也不例外，摆摊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 小时工作制——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动作是机构精简，他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赵明非精简机构，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秘书孙书林评价。

到1992 年11 月17 日，连孙书林也配合改革、自愿下海了。和周边县市比，绥芬河人开始习惯了“不图安稳、不靠国家”，当然，没人会想到，这2000 多家公司中的绝大部分熬不过1993 年。

学文也随之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中国的服装、小电器、方便面一车皮一车皮地从绥芬河运出，而苏联积压的钢铁、木材、汽车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得意之作便是用2000 吨玉米(资讯,行情)换回了50辆拉达轿车，从1990 年到1992 年，三年时间他的身家已超千万。

  王学文记得，1991 年他牺牲了春节，拉着家人陪苏联一位主管物质出口的厅长在国内旅游，“北京、上海都去了，还得防着他被‘特务’挖走。”所谓“特务”，是竞争对手为了挖墙脚而安插在各大宾馆附近的人，“那时候都想抢苏联的官员和国企老总啊，抢到了不久就只跟你签合同嘛……”

而据绥芬河一位做了多年外贸的“倒爷”说，国内向苏联出口粮食、棉花(资讯,行情)等需要配额，而对于个人来说，买车票、边境盖章也要凭本事。曾在史志办工作过的周艾民回忆，90 年代以后，“条子”在绥芬河开始卖钱了。

2300 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 家贸易伙伴中唯一没被“抢走”的人叫亚柯夫，这个俄裔犹太人就是玉米换轿车生意的合作者。1993 年，亚柯夫再次找到王学文，希望与他合办航空公司。王学文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国际玩笑，亚柯夫给他描绘了一个机遇：中俄口岸的换装能力跟不上边贸的发展，保鲜果蔬冬冻

夏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绥芬河距海参崴仅220 公里，但两地果蔬价格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管飞行，你管收钱。”王学文被说服了，“中俄合资蓝天航空公司”成立了。“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哪想到建个直升机场会这么难。”

为了争取批航线，这个曾经的倒爷用尽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资源：反弹琵琶——利用俄罗斯远东民航局局长促民航总局；上层路线——通过战友找到高层的亲属；千里送车——为了把绥芬河仅有的一辆4500 沙漠风暴送给一位处长，他甚至遭遇车祸。

三年后，航线批了。然后是机场立项。

为了打通“两大块”（军队和地方）与“四条线”（计划部门、民航部门、地方军区以及空军）的关系，他北京东北两地跑，“痛风发作时让人背着我上楼下楼。”又是三年，也立项了。

2001 年，机场主体工程结束，2003年1 月，机场全面验收。只剩下最后一关口岸申请，王学文就被卡死在这里。“就差海关总署，”王学文2006 年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信，海关总署于是批了三个月的试飞期，“手续还没办齐全，三个月就到了。我算过，再找海关总署，最多也就再批三个月，头三个月得亏进去200 万……官员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给你念（规定），你不打点打点，这本经就给你念到底，我当时真想坚持下来啊，但是中国国情太复杂了……”他也曾经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秦玉德盘算着，我就不管了，我飞了再说。“结果也没敢这么做，”他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就想着没申请下来，不能飞！”

王学文还听说，一位处长放出话来：除非是国务院副总理说话，不然不可能批。后来，又有北京的“社会人”找到他：给300 万，保证能批两年，王学文犹豫半天，试探着说要给，恰逢那位放话的处长退休，此事又不了了之。

但是，即便没有“命中注定”地押宝机场，转型也是势在必行。“苏联解体后，大家都对形势、对潜在风险缺乏预料，90、91 年时，（ 俄方企业） 履约率还有70%-80%，到92 年下半年，能有50% 就算不错，到93 年，20% 都不到了。”王学文曾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局合作，向俄罗斯出口2700 吨白砂糖，车皮过去了，钱没回来，运输局起诉他，他为局里几个朋友考虑，庭上直接认输，卖了哈尔滨市的13 套商品房还钱了事。

“以前俄罗斯人特别讲诚信，只有挨骗的份儿，1991 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互相拆台，俄罗斯人也开始骗人，一车货同时卖给五六家中国公司，最后你就找不着他们了。”孙书林说。到1993 年以后，绥芬河2300 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 家，其兴其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倒是那些单打独斗的倒爷们，凭着力气、眼力和冒险精神（当然包括灰色通关），继续往俄罗斯“倒包”，并成就了一批新富豪。“现在绥芬河有几个亿万富翁，我做边贸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呢。”王学文感慨。

有人在总结30 年中国企业发展时说，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显然，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说这话时， 已经是2008 年的8 月，下午的凉风摇晃着办公室关不严的窗户，吹在王学文满是皱纹的脸上。

王学文不会再做贸易了，把四川的厂子处理好以后，他打算和俄罗斯谈一个实业项目。当年那些做边贸公司的，很多人亏了，一些被赶下海的公务员，试试水也就游回了岸边；另一些继续在海里扑腾的，现在临近退休，也想讨回公务员的名分——“前不久还刚解决了一批呢！”一位政府人员说。

成功者多属于那些既有运气也有远见的人，他们早早地在俄罗斯设立了店铺；或者是那些赢得信任的人，他们经受住了1990 年代初“认人不认公司”的大淘汰。“倒包”仍在继续，绥芬河火车站每天的国际列车进站时，仍都能看到那些把编织袋紧压到不可能再有任何空间的倒爷，在进站口制造小小的繁荣图景——现在，他们打个的，跑满全城也只要花5元钱。

    该文刊载于2008年10月《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