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泪湿天下

拨乱反正,回归常识,百千万人平反昭雪,民间伟大创造力激荡中国

核心提示

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家享有世界声誉的杂志发出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如此艰巨的“硬币上的掉头”,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这个刚从十年噩梦中惊醒的国家,拉开了一个彻底否定“文革”、坚决平反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大幕。

当时,以陶铸之女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催人泪下,催人反思,堪称时代先声。

南方记录

陶铸之女陶斯亮:在病历纸上给死去的父亲写信

1978年12月11日,星期一。广东人一上班翻开《南方日报》,在头版意外地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而又“有些遥远”的名字——陶铸。

此前,这位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命运发生了“过山车”般的巨大变化: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开始后被毛泽东亲点为排名在毛、林、周之后的政坛“第四号人物”,但不到半年就遭江青、康生等人诬陷打倒,丧失人身自由。1969年11月死于合肥,头上还戴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叛徒”等大帽子。

沉冤十年,终见天日。在这一天的《南方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陶铸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旁边还有一篇稿件《应广大读者的要求,陶铸同志所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最近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

陶斯亮的这封信,是12月10日刚刚在《人民日报》上刊出的。连载两日。当时陶铸还没有正式平反,但在陶铸曾经主政十余年的广东,敏感的南方报人第二天就在头版显著位置转载。

“爸,我在给您写信。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9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

当医生的陶斯亮在病历纸背面给死去的父亲写信,记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生活细节。字字血,声声泪。无数中国人看着报纸、听着广播,流下了悲伤的眼泪。普通民众惊讶地发现,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高层领导人竟然也跟自己和身边人群一样,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雪片一样的鸣冤信件向报社飞来,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声响彻中国、回响南粤。这是当月《南方日报》的几篇文章记录:

12日,头版罕有地选登陶铸1959年写于虎门的名篇《松树的风格》；15日,《南方日报》三版刊登《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批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称“真理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蒙蔽是不能长久的”；16日,头版刊登曾在陶铸身边工作的关相生、丁励松的长篇怀念文章《革命前辈的光辉形象》,文中陶铸关心民生下乡调研,反对铺张愤然罢宴,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的形象,令读者动容……

一星期后,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中央正式卸下陶铸、彭德怀尸骨上的枷锁,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加给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国家体委“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

那两年,邓小平在繁忙的政治生活之外,最经常的活动就是出席和主持各种追悼会,他先后参加了彭德怀、陶铸、刘少奇等13人的追悼会,还给其他51位含冤逝世的老同志献了花圈,并多次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由此得到解脱。

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中国开始沿着正确的航道轻装前进。

换了人间

平反“共和国第一冤案”

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

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被迫害去世。当时为了保密,选定在夜间火化,并谎称是一名“烈性传染病患者”,填写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一直到林彪集团覆灭后的1972年,妻子儿女才得知刘少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能不能为刘少奇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为了早日给刘少奇平反,邓小平便利用各种场合表明他的态度。据王光美晚年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但刘少奇的问题没解决,她就不方便露面。有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王光美觉得应该去打个招呼,便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她,显得非常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华国锋也站了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这样做,发出了一个信号:要为刘少奇平反。

随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开展了大量工作。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项罪名完全是蓄意捏造,应该完全推倒。

1980年5月17日,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

追悼会后,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邓小平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是喜事,是胜利!”王光美后来回忆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共和国第一冤案”昭雪,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因此冤案受到迫害甚至被判刑的近3万人也获平反。

记者点题

“回归常识” 就是最大进步

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有一个细节被反复提起: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对于这个神奇大拐弯,有各种历史机缘与理论解释。但一个朴素的道理是:它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

当年,无论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其核心就在于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

尊重常识,回归正常。这是一个国家经历了十年迷狂和高烧过后,清醒而质朴的总结。也正因为如此,才能赢得民心,释放和激发了中国民间伟大的创造力,从而缔造了“180度大转弯”的奇迹。

有人将此归纳为: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从曾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如今的“以人为本”,“回归常识”本身就是最大的进步。

还看今朝

当政协委员、副会长,陶斯亮年过花甲活跃依然

“文采是柯岩的,当然感情是我的”

这两年公众见到陶斯亮,往往是在全国政协大会的小组讨论上。她衣着时尚、发言活跃,看不出年过花甲了。

除了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最出名的头衔是“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这两年,她提了若干个跟市长有关的提案,最猛的是“关于在部分小城市开展市长直选(试点)的建议”。由于涉及问题比较敏感,朋友为她担心,但“后来这个提案也被政协提案组接纳了,中组部还给了回复。这说明政协确实是个讲民主的地方”。

对于广东,她有着特殊的感情。她常回广州,父母都归葬在白云山上。2008年是陶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当时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陶斯亮说,假如她再给父亲写一封信,她会告诉父亲:您当年许许多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今天都实现了。当年最操心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不用发愁了。

说起《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当年很多读者惊叹于当医生的陶斯亮文笔如此优美。她后来接受人民网等媒体采访时“解密”说,其实文章是柯岩帮她润色过的。柯岩就是那位写《周总理,你在哪里》的著名诗人,跟陶斯亮相熟。当时陶斯亮文章写好后,柯岩流着眼泪坐在床上读,花了一整天带病帮她润色,“所以说这篇文章里面有文采的地方是属于柯岩的,当然感情是我的”。

柯岩找来《人民日报》的编辑朋友,把文章念给他们听,把大家都感动了。后来《人民日报》负责人拍板,很快就分两次全文刊发了。陶斯亮说,后来电话简直都打爆了,信也像雪片一样飞来,几大麻袋。当时的轰动是她事先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多年以后,陶斯亮说,这封信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不是说我这个信写得多好,或者是我的父亲多悲惨,关键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在“文革”结束后写的,我这封信流露出了非常浓厚的感情,能够引起当时大家的共鸣。

延伸阅读

习仲勋为“李一哲案件”平反

曾被江青定性为“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1978年4月,65岁的习仲勋抵达广州,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主政广东时间,雷厉风行地开始拨乱反正,处理一团乱麻般的“文革”遗留问题。

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据记载,“叶剑英曾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们两个可以压得住阵。”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接到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他不满足于经过信访办公室严格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要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直接倾听来访者的呼声。当时广州市中山三、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贾延岩根据习仲勋的要求,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和抄写大字报,了解民意。

习仲勋一来,就首先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激荡起广东人变革求新的诉求。

1974年11月10日,广州的几个年青人以“李一哲”为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张贴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长篇大字报,对“文革”进行了反思。此文一出,轰动广州城。江青大为震怒,将它定性为“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文章主要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被捕入狱,一批受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过问,反复调查研究。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他数次召开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多次报告党中央。1978年12月30日,经省委决定,省领导吴南生和王宁分别到监狱与“李一哲”案主要成员逐一谈话。很快他们被全部释放。

1979年2月1日上午,习仲勋在吴南生陪同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二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时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1979年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一案平反。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通过平反“李一哲”案件,总结了经验教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