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包产到户始末(上)

讲述者：罗贞治，访问者：田毅

这“三起三落”中，尤以1962年那次包产到户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在人们心中印象也最深。

1962年，毛泽东请秘书田家英带领17位同志去农村实地调查，大家发现包产到户在很多地方展开，至少有“十大优越性”。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激烈抨击“单干风”，可谓两条治国思路分歧的又一大标志，直至十年“文革”。

如果说我们刊发的第一篇口述史中，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讲述了1951年围绕着土改后农村是否、何时和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有不同观点，最终确立了农村集体化道路。那么可以说，1962年的这次包产到户的起落，就是建国十年探索后，历经欣喜与彷徨甚至苦痛后的百姓与领导的再实践，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次思索结果是苦涩的，但其必是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潜在的重大关节点。

这段包产到户的历史、各方面的态度及决策过程不但为年轻读者不熟悉，在中共党史和当代史中也属挖掘不多的领域。

建国六十年之际，亲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7人中央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贞治先生接受了FT中文网编辑的访问，83岁高龄的他向我们一一道来，丰富而深刻。

比如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他们时要求此次调研“脑子里不要带着什么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如在湖南调查时，群众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又如调查组结合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列出包产到户“十大优越性”;还如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高层领导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等等。

不过，遗憾地是，如果包产到户1962年即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那样，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中国农村改革，势必提前17年!

往昔历历在目，如此激荡，如此警示。

简历：

罗贞治，1927年生于四川资中县，14岁入四川省资中师范学习，17岁任小学教员，1948年考入国立四川大学。1952年，参加川西新繁县农村工作队，后为该县县委会政研室主任。1952年调入四川省农业厅，1954年至1962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交通部等单位工作，其间下放“五七干校”。1980年后任农垦部(后归入农业部)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田毅(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以下简称田)：罗老，您从1954年至1962年在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了9年，又参加了毛泽东部署的1962年那次中央农村调查，对当时部分农村包产到户情况应有深入了解，能和我们谈谈这些往事吗?

罗贞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以下简称罗)：你这个话题提得很好。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率先实行的，而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回首平生我所做的事情中，最难忘的，莫过于1962年从春到秋大半年时间里，两次参加中央调查组所做的农村调查。因为这次调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并与31年前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在事实上连为一体。

当时调查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在因“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危害加上自然灾害，致使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遭到崩溃性的严重减产和衰落后，如何能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而调查后的主要收获就是，发现了包产到户情况不仅在部分农村存在，并有很大的优越性。

田：这次调研的背景非常重要，经历几年饥荒，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部分省的领导已经向毛泽东反映“大包干”，毛比较慎重，重点在思考“脚(生产小队)去生产，腰(生产大队)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样的“小调整”问题。而你们取得这样的呼吁“大包干”的调查结果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能否先介绍下中央调查组的构成呢?

罗：1962年仲春3月，我有幸被派遣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部署、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具体组织和领导的一个中央调查组，赴湖南省调查研究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调查组除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外，还有从中央各有关部门临时抽调来的17人。我当时在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处工作。我们农村工作部参加这个调查组的还有第二处处长王录、副处长裴润、王涵之和《农村工作通讯》编刊室的刘显谦，连我共5人。

田：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部门，也熟悉农民、农业和农村情况，那么，调查是怎么开始的呢?

罗：中央调查组于3月上旬出发，途经武昌停留了十来天。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我们不明白停留下来的原因，后来猜想可能就是为了等待毛泽东接见。在这期间，田家英请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稀水县委书记给我们报告了湖北省和重点县稀水农村的情况。讲的内容比较平淡，印象不深。

出京时，裴润带上一份由农村工作部一处收集整理、经部领导审批并打印分发给各处(室)参阅的文件。其内容写的就是因“五风”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前几年全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及其恢复任务的艰巨性。到武昌后，田家英看了这份材料，十分重视，仔细对重要句、段标明用黑体字排版，全文铅印出来，分发给调查组成员人手一份，并让裴润在会上向大家做了讲述，旨在增强大家对此次调查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和责任感。我是当年年初在农村工作部收集整理材料和起草这个文件的执笔人，感触很深。

田：之后你们就在武汉见到的毛泽东?

罗：对。待到3月22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的全体成员。那是东湖宾馆梅花岭公寓的一间会议室。毛泽东先到了那里，我们到达时，他迎候在门口，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满面笑容，慈祥和蔼。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国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参加了这次接见。

我们围绕着毛泽东成一个半圆形徐徐坐下。毛泽东按照田家英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以便他注目认识，了解是哪里的人，什么学校毕业，做过哪些工作等。当看到以前在延安就认识的柴沫时，他说，“是老朋友了”。当认识到调查组中最年轻的宋士堂(当年28岁)时，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年轻人打败年老的，三国时代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周瑜两人的年龄都不大，两个年轻人联合起来打败了一个老曹操。我们年轻干部听了很受鼓舞。

田：可见毛泽东对此次调查的重视，他对调查本身谈了什么意见呢?

罗：在认识了调查组每个成员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都是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哇!知识分子成堆也不太好。似在告诫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千万不要脱离工农大众。讲到调查组下去如何做好工作，我记得最重要的他说了两点：一是脑子里不要带着什么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下去要同当地干部相结合，不要乱指挥，可参加一点轻微的劳动。

最后，毛泽东高兴地和我们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在我的一生中，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只有这样的一次，因而是值得特别珍惜和永远怀念的。

田：你们在湖南农村调查选择的具体地点是哪里呢?

罗：毛泽东接见后的第二天，调查组一行便南下长沙，在那里住了两三天。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给我们介绍了全省农村的情况，并从省里派出几名干部，参加此次调查。3月底，调查组到达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然后，兵分三路，分别下到具有革命圣地意义的三个生产大队：一个是湘潭县韶山大队，是毛泽东故居所在地;一个是宁乡县炭子冲大队，是刘少奇故居所在地;第三个是湘乡县大坪大队，是毛泽东外婆家所在地。这3个大队虽然分属3个县，但相距不太远，便于工作上的联系。

我被分派到大坪大队的小组，组长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副组长是人民日报社的肖风，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丁伟志、孙启佑，省里来的丁培根以及湘乡县里来的几名干部。到大坪后我被指派跟随肖风到瓦子屋场生产队蹲点。肖风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很有革命经验，我和他在这次蹲点调查中可算是配合密切，合作得很愉快。

田：做调查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上边想的和到实际中看到的时常有很大不同。你们一下基层蹲点，遇到什么没想到的事了吗?

罗：虽然毛泽东嘱咐了不要带什么思想框框下去，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我们当时头脑里实际上是有些框框的，那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以中共中央名义于l961年6月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和于1962年2月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的若干规定。按照原来的部署，我们本来是打算从了解“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和问题入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殊不知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自有它客观存在的实际需要，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田：这个“实际需要”具体指什么呢?

罗：那就是群众向我们提出的包产到户要求。我们和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交谈，首先摸清该队一般的工作和生产情况。经过贯彻“六十条”，特别是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确是明显提高了，生产、生活情况也都有了好转。但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

当深入讨论到如何迅速恢复生产问题时，一个出乎预料的问题，立即摆上了议程。即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异口同声，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一个讳莫如深、非常敏感的问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没有思想框框的只有农民群众。

田：确实如此，农民群众是最没思想框框的了，但当时回答这样尖锐的问题很难啊，特别是你们作为中央调查组。

罗：面对这一尖锐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不敢有什么表态和作为。是支持和赞成吗?我作为一个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已有8年多的干部，是知道其中利害的。有多少农村工作干部因为支持或提倡包产到户，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又有多少党政军干部，因为鼓吹包产到户或指责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不好，在1959年秋冬之际被划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即使是与农民群众有共识，又哪有天大的胆量敢支持、赞成他们搞包产到户呀!

但是反对和不赞成吗，那又有什么理由!开始我们确实是不赞成的。我们搬出了很多理由，企图说服群众放弃搞包产到户的要求。如要搞好集体生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搞单干，那样会产生两极分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只有保持集体经营的大规模生产，将来才能实行机械化，包产到户、手工劳动，效率太低等等。

田：农民群众什么反应呢?

罗：群众对我们讲的这些大道理，一概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搞社会主义，首先得吃饱饭，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说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还受穷就是两极分化，那也比大家捆在一起都受穷那样不分化的好。搞机械化么，那是哪年哪月的事情，到哪座山唱哪个歌，现在莫去想它。他们指出集体干活“大呼隆”、统一分配吃“大锅饭”等许多弊端和实行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使我们不能不信服。想说服他们不要求搞包产到户，真是“难于上青天”!

既不敢支持和赞成，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和不赞成，我们一时陷入了两难的窘境。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真是幼稚可笑的。在群众眼里，恢复生产是那样简单、易得的事情，我们看来却成了解不开的大难题。

田：但最终总要有个答复啊。

罗：是的。就在进退维谷、一筹莫展之际，是肖风首先讲出了应当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的主张。

他当时讲的理由大意是：毛主席在武昌接见时教我们脑子里不要有什么框框，这个指示是很英明的，我们应当照着去做。既然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一致认定包产到户能够尽快恢复生产，他们讲的很有道理，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驳倒他们，又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就应该突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维持集体统一经营的旧办法，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老是前怕狼，后怕虎，那岂不是思想框框太多了，怎么可能搞好调查研究呢!毛主席如果了解到这里的真实情况，他也可能会支持包产到户的。万一不行，大不了是丢掉“乌纱帽”，戴上个“右派帽子”什么的，那也应当无所畏惧。

肖风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者，他对毛泽东武昌接见时对我们嘱咐的理解，比我深刻和实际得多。经他一指点，我茅塞顿开，完全赞同了他的观点。于是，我们把调查研究的中心内容转到了深入了解为什么群众会那样强烈地要求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究竟有哪些好处方面来。经过同群众推心置腹地共同研究和讨论，确实增长了不少的知识。

田：肖风的说法很有智慧，也有勇气，不简单。但你们不仅面对农民，还面对着上级，该怎么汇报呢?“说服”他们更难吧?

罗：所以大约在4月中旬，由我起草，经肖风修改，写出一份我们在瓦子屋场生产队蹲点的调查报告。其核心内容是干部、群众认为实行包产到户的十大优越性，大概为：一、不用每天安排和分派农活。二、不用吹哨、敲钟或呼喊社员上工。三、不用每天晚上开会搞评工记分。评工记分耽误了很多时间，有时大家闷着头都不发言，有时又争吵不休，引起矛盾和不团结。四、不用监督、管理和检查社员干活的质量，社员自己会认真尽力地干好农活。五、社员干活不会你看我、我看你，比着“磨洋工”，也不会再“大呼隆”，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六、不会再吃“大锅饭”能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农民搞生产会有很高的积极性。七、由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安排农活，劳动自由了，休息时间也多了，还可以多搞些家庭副业，增加收入。八、农民自主决定采取哪些增产措施，能够抵制“瞎指挥”的危害，避免许多无效劳动或得不偿失的劳动。九、能够多打粮食和增产其它各种农产品，完成统、派购任务不会成问题，可以为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十、能够使农民普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农民交售的产品多了，城市人民的生活也会改善。生产队适度提留一些“公益金”，“五保”户、特殊困难户的生活也可得到适当的解决。

田：好一个“十大优越性”!你们这个报告上交后引起什么反响?

罗：这份报告交上去，在调查小组内部汇报和研究工作中传开后，顿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开始时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只占少数，我们处于下风。田家英从韶山徒步跋涉来到大坪，倾听意见和了解争论情况。他对争论双方先不执是非可否，只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把这场争论引向深入。后来也流露出了一些他支持包产到户的心情，讲了“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加可怕”的话。经过几番思想交锋和反复辩论之后，赞成支持包产到户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的意见被小组领导人高禹采纳，再由丁伟志综合整理，写进了大坪大队整个点上的调查报告里。回想肖风当年在调查组内慷慨陈辞，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与不同观点据理争辩每至声色俱厉、面红耳赤，我由衷地佩服他能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为农民的利益、疾苦鼓与呼，确有一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

田：之后您们又去了安徽无为县，我曾经和1978年的无为县第一书记，后来的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先生请教过，他也说到了60年代初安徽那次包产到户对1978年再次包产到户的巨大铺垫作用。

罗：对。6月上旬，我们在湖南的调查实际上告一段落。田家英为了进一步弄清包产到户问题，又派出裴润为首、有丁伟志和我参加的3人小组，赶到安徵省无为县去调查责任田问题。我们到无为县看了3个人民公社的一些生产队，脑子里留下几点深刻的印象。

那里遭受“五风”破坏的情况比我们在湖南所见到的严重得多。集体经济一点家底也没有了。到处见到破屋残墙、困难时期饥饿致死者的新坟和遗下的孤儿，凄惨景象犹存。对于在前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领导、支持下1961年搞起来的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群众普遍反映“责任田好!可以多打粮食。”搞了责任田，生产有所恢复，生活也好些了。而责任田的“五统一”一般都没有统起来，实际上是分田单干，各奔前程。一些孤寡老病户则依靠亲友、邻里帮助把田种上。

新任省委1962年3月做出的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不得民心，基层干部和群众竭力在那里顶住，没有执行。他们强烈地要求保留责任田，不要“改正”。有的则请求将“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缓期执行，等两三年生产搞好了再来“改正”。我们对了解到的这一类情况，经共同讨论，由丁伟志起草，写成一份一致同意的调查报告送给了田家英。报告中反映了我们赞成保留责任田和分田到户的思想倾向。据裴润后来讲，田家英赞成了我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