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伤痕 真情反思引国人共鸣

  因为有了他的小说《伤痕》，中国文学史上从此多了一个叫做“伤痕文学”的流派。

因为《伤痕》的发表，1978年，对“文革”集体反思的思想界、文学界，乃至全国民众，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

31年后，回望这部作品，他的作者卢新华感慨：《伤痕》其实是全中国人用自己的血、泪写成的。而他，不过有幸成为了记录者。

江南春来早。

1978年2月，复旦校园乍暖还寒。

24岁青年卢新华，作为高考恢复后首批录取的大学生，就读于复旦中文系。

学校里，各种按文体区分的兴趣写作小组活跃。在军营待过的卢新华，此前发表过诗作，理所当然地被分到诗歌组。

可在大学读了不少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卢新华，遭逢过“文革”的种种，批判现实的念头蠢蠢欲动。

于是，他舍弃了诗歌的阳春白雪，坚决“跳槽”到了小说组。

此后不久，班级决定办一期墙报，各兴趣小组交相应的作品。小说组的卢新华，得交一篇小说。

他从没写过小说，甚至很难定夺写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文革”流行文风“高、大、全”、“假、大、空”，他是深恶痛绝的。

动笔前，卢新华告诫自己：一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那会儿，从“文革”走过的人，许多都在思考，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爱好哲学、曾有写《四人帮批判》冲动的卢新华，不会不想。当年报刊的“口径”，是“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破坏。

■反复琢磨写一篇

“文革”种下伤痕的小说

一个周四上午，老师讲许寿裳评鲁迅《祝福》：“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于卢新华“如雷贯耳”：“‘文革’之‘惨’，远不止极左思潮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惨在它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倒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摧残了许多正直和善良的人。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里都种下了伤痕。”

下课回宿舍的路上，“顿悟”的他，几乎魂不守舍，反复琢磨着怎么写一篇反映“文革”种下伤痕的小说。

“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写“伤痕”，似乎不合情理，因为他并无《伤痕》主人公王晓华的经历。但卢新华说，“现实中的‘王晓华们’，很难有勇气写这样的东西。”直至《伤痕》后来公开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尚未召开，“文革”未被否定，“黑五类”的子女仍似惊弓之鸟。

打小，父亲就对带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儿子，不满与不安。语文老师曾夸卢新华作文好。父亲说：“我不要他作文好，只要思想好就行了。”卢新华也曾试图与“阶级敌人”、“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但常觉困惑。1973年，他参了军，也参阅不少马恩列斯的书。“书读得越多，越发现自己理解的马列主义，跟当时流行的解读有距离。”

在“唯成分论”盛行的现实中，他耳闻目睹过太多“王晓华们”：在老家插队时，常听人议论一位斯斯文文的挑粪青年卢宝根，这位县中高才生因出身富农，没有考大学的权利；此后连他父亲那么“革命”的人，也没能免麻烦。“那个时代，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心头多少都刻下过伤痕。”

■老师肯定“作品挺好”

但“绝对发不出来”

卢新华最初选定的小说主人公，是卢宝根那样“出身”的青年：亲人被“四人帮”打成叛徒，他信以为真，选择“决裂”出走；此后九年，青年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不得，上大学不成；结果，历史开了个玩笑：粉碎“四人帮”后，青年知道亲人遭了“冤案”；待青年赶回家，已获平反的亲人刚离人世。

考虑到女性更感人，他将原拟的一对父子，换作一对母女。女主人公“王晓华”，完全是虚构的。只不过，她的模样，卢新华的“描摹”有原型——昔日的恋人、如今的妻子。

就在听完课的周四当晚，卢新华窝在宿舍里开写了。原题为“心伤”，次日晚写第二稿时，改作“伤痕”。

学校宿舍熄灯早，连写两稿，都因时间太短，刚写了个头就要睡觉。那周六，他索性去了未婚妻家里，躲进小阁楼，趴一台缝纫机上再起炉灶，一气写到次日凌晨两时许。扔下笔时，他已哭成泪人，两眼模糊得连稿子都看不清了。

卢新华说，《伤痕》，是自己真诚的泪水化成的。

怀着对“真诚”的信心，他找写作课老师提意见。老师读罢，肯定“作品挺好，也很感人”，但告诉他，“这样的作品是绝对发不出来的”。

卢新华不服气。他找来许多书啃读，越读越觉得《伤痕》没违背“经典论述”。随后，他又转向“比较懂理论”的同学求教，不想他们反应也不热烈，甚至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小说“从人物到故事，都不够典型”，没反映“时代的本质和主流”。

郁闷之余，他将手稿锁进书桌了事。

这时，小说组组长倪镳来了，催交墙报稿。卢新华本打算重写一篇，但无论如何写不下去，便将打入“冷宫”的《伤痕》交了上去。

■《伤痕》登上复旦墙报

有人边看边抄边掉眼泪

小说交出两三天后，“好像是周末”，他起床较晚，忽闻宿舍门口人声嘈杂，开门探头望去，是墙报贴出来了。报栏前，人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边看边抄边掉泪。——大家视觉的焦点，竟是《伤痕》——正对着底层楼梯口，17张稿纸的《伤痕》，贴在最醒目的位置。

众人面壁挥泪，先日日如此，后来月月如此，成复旦那几月一大校园奇观。数载后，旅居海外多年的卢新华、倪镳二人，在上海重逢。倪告诉卢：“当时，《伤痕》我很喜欢，但‘政治上’把握不准，就请其他几个同学一起看。有的说好，也有人提醒‘可能有问题’。但我觉得作品不错，即便有争议，可供讨论。所以，最终决定把《伤痕》放在墙报头条。”

倪言中了，当年的复旦，教室、寝室和饭堂，关于《伤痕》的讨论、争议俯拾即是。一次，中文系黑板报登出漫画一幅，批评《伤痕》反对意见遭压制。马上有外系同学写小字报覆盖，“不许对这篇小说横加指责”。旋即又有讽刺漫画反唇相讥……

争议“白日化”的情势下，复旦组织了一场《伤痕》研讨会。会上分出“三派”：“赞美派”、“补天派”和“反对派”。后者人数不多，但认为《伤痕》政治上问题很大，有否定“文革”之嫌，称“不要光看现在‘闹得欢’，需要两年后再说”。但与鲁迅同时代的左翼作家、时任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对小说坚决地投了“支持”票。

这个当儿，时任安徽天长副县长的俞自由，回沪探亲。她从“知青好友”、复旦中文系老师孙小琪知道复旦有了新鲜事儿，旋即转述给了另一位朋友、《文汇报》记者钟锡知。钟锡知托孙小琪要稿子来了。

■为少留“口实”修改16处

《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表

手稿被要去一个多月，却似“泥牛入海无消息”。就在这时，1978年的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几位要好同学的怂恿下，卢新华把稿投给了《人民文学》，还附了推荐信《〈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同学一一签名。一月有余，退稿信来了。

收到退稿第二天，《文汇报》忽然捎信，要卢新华去一趟。在上海外滩当时的《文汇报》文艺部，钟锡知对卢新华说，编辑部经过长期讨论，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后，现已准备发表可能会备受争议的《伤痕》。

为少留“口实”，卢配合报社，大致作了16处修改。诸如：“小说开头第一句，说车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车上回沪探亲青年男女的“侃侃而谈”，由编辑部改成“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

据时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马达回忆，报社多数人感到《伤痕》很好，有助于深入揭批“四人帮”。但也有人认为，小说内容好，但情节较牵强。还有编辑提出，报社“清查运动”尚未结束，还处在“运动时期”，发表这样一篇近万字的小说是否合适等等。

钟锡知曾在《平地一声春雷》一文中追忆，报社曾打出小样，在上海反复、广泛征求意见，还借开会之机赴京征求意见。时任上海文联主席钟望阳曾说：“要《文汇报》不便发表，就给复刊后的《上海文学》第一期吧。”

为求慎重，马达还曾写信给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表达他个人对《伤痕》的肯定。信发出后的次日晚，马达就接到洪泽赞同的电话。

1978年8月11日，小说《伤痕》在《文汇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

尚未走出大学校园的卢新华，怎么想不到，中国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会因自己的小说处女作而得名。

■时代影响

“第一次将人的情感回归到真实”

2004年底，卢新华与冯骥才在天津小聚。冯不无遗憾地告诉卢，当时他也写过一篇类似《伤痕》的小说，待《人民文学》反复讨论的当儿，《伤痕》发表，那小说因“故事有些雷同，不便再刊用了”。

卢新华说，《伤痕》是全中国人用自己的血、泪写成的，而他，不过有幸成为记录者。

1978年《文汇报》刊载《伤痕》当天，卢跑遍了复旦附近的邮局，处处“洛阳纸贵”，买不到报纸。据称，那天，《文汇报》紧急加印至150万份。

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数以千计。强烈共鸣者有之，诉说王晓华相似遭遇者有之。一位西安读者，和《伤痕》中的主人公“同名、同姓、同岁、同年下乡、同样的母亲问题以及解决情况”，遭遇相似至“个人问题”、“组织问题”，以致她猜疑，“现在东海之滨的你会知道西北古城的我么”？

小说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赴京领奖时，卢新华抽空探望表兄，进门见表嫂边洗衣边抹泪——她在听电台广播剧《伤痕》。卢劝表嫂，这是我虚构的，可她还是止不住地哭。

时任《文汇报》副总编史中兴赴京开会。饭店开电梯的女工说：“你们几个月前来，我是不会给你们开电梯的。”“文革”中，《文汇报》曾走歧路，在国人心中有“四人帮”喉舌的观感。但是，“发表了《伤痕》”，改观了。

小说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电台广播；新华社、中新社等播发了相关新闻。美联社报道：“上海《文汇报》刊载小说《伤痕》，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伤痕》发表，及三个月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如平地两声惊雷响，引发思想界、文学界，乃至全国民众对十年“文革”的集体反思。是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革”遭彻底否定。

而关于小说的争议，从1978年夏，持续至次年秋。此间，一批被冠以“伤痕文学”的作品问世。

“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陈思和，1978年关于《伤痕》评论的发表，开启了自己的文评生涯。他们这种肯定意见持有者，称小说“第一次将人的情感回归到真实”，宣泄了人们心头十年来的积郁。

但也有否定者。1979年春，文章《“歌德”与“缺德”》发表。文章称，歌颂党、社会主义制度、英雄人物的时代“高昂音”，谓之“歌德派”；反之，是“缺德派”——首推“伤痕文学”；而“缺德派”，有“亡党、亡国”危险。

1984年底，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肯定了“伤痕文学”，称其“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在新时期文学中起了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

卢新华总说，用真正文学批评的眼光审视，《伤痕》有许多不足。但天时、地利、人和，早已造就了他和《伤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争辩。

■光阴的故事

职业的思考者 职业的写作者

31年过去的复旦校园，八月知鸟依然叫着夏天。

1978年张贴《伤痕》的墙壁，已经不见；17张稿纸，也变作那年8月11日的《文汇报》，躺在复旦校史馆二楼的橱窗里，安安静静，不问来人。

当年的国人眼泪，已风干。

因为“小说处女作”，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卢新华，成为“文革”后中国作协的首批会员；后又被推为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曾受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领导接见。

1982年大学毕业，他选择去《文汇报》当起了记者。为劝他去人民日报社做团委书记，管分配的老师找他谈过三次话：“人民日报团委书记什么概念？要外放，就地委书记了。”

在报社，他虽在写字，但多为“命题作文”。后来索性请创作假，写出第一部长篇《森林之梦》。

为经济独立，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辞职，南下深圳，自办公司。不久，又请辞董事长兼总经理，据称是“内部人事纷争，我不愿意伤及朋友”。

1986年9月19日赴美，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费全免，但生活费得自己挣。靠踩三轮车，他在两年后攻下硕士学业。毕业后，他自办公司，兼做金融、期货和股票，只是投资多打“水漂”。

1992年秋，他在赌场开始作发牌员，因为挣钱“短平快”。赌桌上，他阅牌无数，也阅人无数。

工作的罅隙，一片喧嚣中，他静读中英文小说，甚至《佛经》、《道德经》、《金刚经》。

卢新华打趣道，多年前自己想过，上帝造他，也许是为后人解释‘一鸣惊人’、‘江郎才尽’、‘昙花一现’等成语再添佐证；也许是鞭策他在文学上还行，初出茅庐有成绩，但任重道远。

在“为稻粱谋”的岁月里，他笔耕不辍。1998年推中篇小说《细节》；2004年8月推长篇《紫禁女》。后者是他异域闯荡多年，首次表达对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文革’，在历史长河中，决非孤立存在，与之前及之后，都有千丝万缕的因缘关系。”

这两部书，文学水准远高于《伤痕》，但“轰动”不再。“这对中国读者来说，也许不失为幸事，今天可选择的，比从前多了。一篇文，牵出举国悲欢的反常现象，俱往矣。”

卢新华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环境和条件下所产生的“伤痕”，从这个意义上，“伤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譬如，《紫禁女》中隐喻的传统信条“存天理，去人欲”之变；新作《财富如水》对金钱的哲学思考。

如今，他不再为衣食打拼，每年往返中美之间，读书、写作、会友，陪家人。他最欣慰，三十来年遭逢的一切，都是生命个体的自我选择，无外力的强制性干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

“如果思考算一种职业，我现在是职业的思考者和职业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