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难以忘怀的春秋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垮台的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年。这一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我在南京（钟山）上学，学校就在石头城旁，我的所见、所闻、所历，正是起“苍黄”的折射和反映。而我投身于二野军大的行列，自然也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一种效应，是社会大变革的具体印证。

一、风雨飘摇的南京

1949年的南京市，已是百业不振，景象凋蔽。首先，由于国民党当局滥发纸币，抛出了所谓金圆券，引起了无法抑止的通货膨胀。那物价飞涨的“飞”，犹如火箭腾空；那纸币贬值的“贬”，恰似流星坠地。当时流行一则真实的笑话：某人进饭馆吃碗面条，进去时是一个价，等到吃完离店时，那碗面条的价钱已翻了一番。如此金圆券，成了烫手的山芋，叫人不敢沾手。出于无奈，工薪人员的薪金只好用大米支付。不料我们的学校学起了这种“先进经验”，立竿见影，要用大米交学费和伙食费，这就使我们这些来自远离南京市90多公里以外农村的孩子，大为其难，不得不费尽周折去弄米，真感到这学是上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仿佛回到了原始社会，要以货易货。大米成了香喷喷的硬通货，身价百倍，而且日益看好。好像这江山要让大米来坐了。这虽然是句笑话，但大米确是江南人日常生活中的主宰，没米下锅，怎么能活！媳妇再巧，也不能做无米之炊。然而这却不是米店老板们的发财机遇，而是破产的征兆。因为米一当卖出，就有去无回，那手中的纸币，要不了多长时间，就成了一堆废纸。你想，混迹于生意场上的米商们，他们肯吃这个亏吗？于是来个关门大吉，囤积居奇，只要自己有得吃，那管他人饿肚皮。不卖米了，对满城的百姓来说，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死活”问题。于是米店门前，一场场进攻与防卫的大战，激烈展开。看过电场《林家铺子》的人，很可以想像那种场面。有些饿急了群众，活命要紧，便顾不了那么多，便破门而入，见米就抢。这就是有名的南京市石鼓路抢米风潮。

在我们学校里，上音乐课时老师教了一首大骂奸商的歌，那歌词是：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市面上柴米油盐天天贵，

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积在家里。

只管你发财肥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是全不理。

……

南京在动荡，南京在混乱，它所象征的政权，像一座危房，在暴风骤雨中摇摇欲坠了。

二、国民党军队大溃逃

我现在回想起来，南京市一到1949年，在军事上，该是风声紧、雨意浓了。但我和同来就读的几个乡下佬学生，却连淮海战役也一无所知。说我们丝毫不关心战事，未免冤枉，你想国民党大吃败仗，它不封锁消息吗？它会在媒体上大势声张吗？只是有一天，我们到石头城上去散步，忽见沿城墙内侧每隔数米就挖有一个藏身洞，显然是利用墙体在修建工事。这一段沿江而筑的城墙，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明代朱元璋重修时，规定宽度为“五马并行”。因此这一段保存下来的城墙，甚是宽厚，恰似一条伏卧的巨龙，蜿蜒南伸。想当初，它因刀枪难入而成为护城的盾牌；如今要把它用作装甲而抵挡炮弹，未免强其所难。但这幅场景使我们意识到，解放军要来打南京了。

果不其然，4月22日傍晚，学校铃声大作，吆喝大家到操场集合。校长站在土台上，向大家宣告：战事吃紧，本校宣布解散，同学们赶快回家，什么时候太平了，再通知复学。校长话音刚落，大家一哄而散，各奔前程。

4月23日一早，我和几位同乡急忙上路。不多远便到了国民党海军司令部门前。这是一座紧靠挹江门的临街建筑物。往日里，有四个头戴钢盔、脚蹬短靴、手拿卡宾枪的士兵站着岗。今日儿一个也没有了，门前停的是装运行李的汽车和马车，人们跑进跑出，一个个神色慌张，脚风到处，纸片飞舞。

国民党海军司令部门前的这一幕，正是今日整个南京市上演的“剧目”——鸟兽散。我们走在大街上，只见到处在拉夫子、扛箱子、装车子、搬窝子。忽然见到几个报童，我们买了一份报，是什么报，现在想不起来了，但那头版头条的标题，倒还记得：

毛泽东朱德下命令发动全面总攻击隆隆炮声震首都

这是关于解放军进攻南京北大门浦镇的报道。我们知道，解放军离市区只有一江之隔了。

现在我们只有步行。所有车辆，包括“首都”、“江南”两公司的公共汽车，都被国民党军队和机关征用。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见到车子，如饿虎扑羊，立刻“叼”走，连三轮车、黄包车也在劫难逃。我们经由鼓楼向南走，人群越来越密，街道似乎在膨胀。这股人流的结构，虽然夹杂着机关、团体、学生乃至市民，但主要成分是国民党军队。待到中华门外，人流形成了潮流。人和马、车子和挑子、钢枪和背包、食物和炊具、箱笼和什物混成一片，乱作一团，满山遍野拼命夺路，互相践踏。

人在逃跑时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但在如此稠密的人潮中，就是爹娘多给你生了两只脚，又有什么用！连平日里以跑得快傲视同类的小轿车，陷入此人沼物泽，也只落得喇叭声咽，徒唤奈何。这不能全怪脚头可供移动的空间太小，实际上，那些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的“一窝端”，怎么着也是走不快的。只可怜那些被强征硬雇来的人力车夫，重担拉远路，已是精疲力竭；有的车子胎瘪气泄，翻倒在地。我们亲眼看到两个国民党兵用脚踢踢一个瘫坐地上的车夫，吆喝着：“快走，快走，八路来了有你好过的！”

国民党树倒猢狲散，军队已溃不成军，序列不存，编制大乱，雨零星散，三人一伙，五人一群，谁也不知道谁是哪一部分的，各自逃命。到了这步田地，军官还好，士兵也罢，不少人已“心明眼亮”，没干头了。要开小差，此时不开，更待何时！那些“吾意已决”的，或许早有准备的，侧身隐蔽处，丢盗卸甲，弃枪扔弹，悄然遁走。于是这一幅逃亡画面又添新景：池塘和水沟，成了扔枪的好去处；子弹随手抛撒，其技法连天女散花也自叹弗如；钢盔、挎包、背包、皮带遍布公路两旁，加上为了轻装而扔掉一切杂物，活像露天超级市场。我们见那帆布背包怪结实的，每人捡了几个。没走多远，几个国民党士兵喝令我们扔掉，不知他们出于什么心态。

天黑了，夜幕下的逃亡图换了场景：能走的还在走，那些人困马乏，特别是带家眷的，停在路旁歇脚。公路两旁升起了一堆堆的篝火，有些人在埋锅造饭。春寒料峭，老人和孩子们裹着被子躺在马车上。只听得妇女叫喊，小孩啼哭，村子里鸡鸣狗叫，时不时传来几声枪响，叫人着实体验到什么叫做兵荒马乱。

我们去找了个地方打盹。第二天，即4月24日，天不亮就踏上路程。快到溧水县城，国民党的大队人马拐弯东去，路上只有零星人员了。天上下起了毛毛雨，两个国民党兵快步走来，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说我们是学生。又问见到四十五军的人没有？我们回答：我们是学生，不知道什么四十五军。那两人“啊呀”一声，连说：“糟了，糟了，”慌忙前行。我们路过溧水县城，家家闭户，逃避一空。我们来到洪蓝埠这个地方，又遇到几个邻村同乡，便一同雇了只船，穿过面积不大的石臼湖，回到了家。

三、投考二野军大

我们回到家，辍学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办？在旧社会，要作为念书的在社会上能立足，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广有家产，二是真有靠山。就我而言，这两条一条也没有。我们那几位同村同学，家境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开“碰头会”，商量出路。

消息来了。刚刚解放的南京市，迅速组织出版了《新华日报》。我们村大祠堂的墙上常贴有此报。村上识字的人常来此看报，这里已成了因简就陋的阅报栏。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大消息，那是5月1日的一篇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大学迁此不日开始招生

[本刊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政治大学，已于日前由河南许昌迁此，拟待一切筹备就绪后，即将开始在本市、合肥、芜湖、安庆、屯溪、上饶、鄱阳、徽州等地同时招生。该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一个分校，中原解放区创建后，为中原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刘伯承将军……

5月13日《新华日报》登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开始招生，”并载有简章。

此后，《新华日报》不断报道二野军大招生情况。5月29日公布了第一批录取名单，共2300多人。报道说：“各地知识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已达10000多人，学校决定扩招，以满足广大青年的要求。

我们读着这些报道，怦然心动，很想去南京一试。但与此同时，乡下谣言四起，什么“蒋介石要回来吃月饼（过中秋节）”啦，“林彪将军在长沙投降”啦，等等。家里人不放心，叫等一等再说。事情这样一拖，两个多月过去了。二野军大三次招生共13000多人，已于6月23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我们深为失去这个大好机会而懊悔不迭。一位同学实话实说：“还是要怪自己。那么多人都敢去考，难道他们的家长都是推（而不是拖）后腿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觉得不能再在家里呆下去了。照乡下的说法，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吃哪碗饭？

现在用得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两句古诗了。我们又有了机遇。8月间，一位在上海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的老乡来信，叫我们投考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并寄来一份《招生简章》。机不可再失，我们下定决心：走！

我们县在南京市有一座同乡会馆——高淳县同乡会馆。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刚落脚于此，就遇上了邻村的两位同学，他们是二野军大第二批录取的。得知我们的来意，立刻邀我们同去孝陵卫二野军大驻地。他们说：“昨天，我们大队长说了，大批招生虽然停了，但有熟人来此，还可引荐报考。”于是我们住到他们班上，大队长问了我们一下，叫我们等待考试。

出于好心，这两位邻村同学还向我们面授了投考经验。比方说，主试人问你：你为什么要投考二野军大？可答：为了把红旗插到大西南。问：二野要进军大西南，你想不想家？可答：“干革命四海为家。如此这般。老乡的这些点拨，当我们被领到第四总队总队部考试时，真还发挥了作用。笔试的几道数理化题，也都比较容易。考试通过了，我们被录取了，我们由此入伍，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我们被编在第四总队第十三大队第八中队进行预科学习。这是新编的一个大队，大家都还没有换上“战袍”，穿什么的都有。我们很奇怪的是，差不多都操上海口音。原来他们本是曹获秋同志在上海招收的西南服务团，合并到军大来的。不几天，军装发下来了。和老八路相比我们有了一个“八一”帽徽，布料也由老棉布换成了“洋布”，其它还是老传统：腰带、绑腿、布鞋，两块包脚布代替袜子。只是军大的学员左右衣领上别有“军政”、“大学”两片领章。后来我们到了四川，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认定二野军大是刘伯承的嫡系部队，抓住带这两片领章的，格杀勿论。

我们是二野军大在南京招收的最后一批学员了。我们很遗憾的是：没有赶上亲身聆听刘伯承校长的阐述人民解放军革命本质的重要报告和邓小平政委有名的“过关”问题的讲话。这两篇扣人心弦的讲话，在学员中间广为流传，使他们大受教育。我们听说，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刘伯承校长在报告中阐述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斗争时说到：

“革命是有困难的，岂止是困难，甚至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同反动派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

刘校长是勉励大家要有革命斗志。他当然心里明白，在场的都是些刚刚解放还不懂革命道理的青年学生，因此颇带激将性地大声问：“大家怕不怕？”全场齐声回答：“不怕！”事实上，有的人怕了，动摇了，“请假”不归，不假而别，开小差了。足见邓政委的讲话一语中的，有的人就是过不了关。不过人数寥寥，一万几千人中只有那么几百人，大多是富家子弟。军大的原则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后来大家在学习中认识到，这叫做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

十月一日来到了，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天，二野军大学员在各大队驻地，收听开国大典实况广播。为欢度第一个国庆节，二野、三野给军大学员每人发了800元（旧币）的津贴。这在我个人历史上是第一次领取国家发的津贴，心中有着一份格外珍惜的感情。

10月2日，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大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二野军大各总队集合前往黄埔路华东军政大学的大操场（原国民党国防部操场），与华东军大的队伍汇合，进行大游行。二野军大以一辆坦克为前导，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事政治大学”的大横幅，后面是旗队。旌旗飘扬，军乐齐奏，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口号和歌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意气昂扬地行进在大街上。大街两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前拥后挤，观看人民解放军队伍。我校队伍经过中山东路、新街口、中山南路、中华路、夫子庙、大光路返回驻地。

二野军大在南京为期八个多月。十月中旬奉二野司令部指示，在校党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的主持下，制定了周密的向大西南进军的计划。全校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于10月22日离开南京，最后的第三梯队于1950年元月离开南京，向大西南进军。我在第三梯队，随军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