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六十年“强国梦”

国民心灵，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自我定位。回顾60年，中国人在走过从“站起来”到“中国崛起”的心灵阶段之后，将进入怎样一个新阶段?

尤其是当国际格局已然将中国推上最前台时，当中国容纳了川震大悲奥运大喜时，我们应当秉持怎样的国民心态，看待世界中的我们自己?

无论是“为帝王师”，或是“德先生”、“赛先生”，或是“臭老九”，即便在当下自由主义者或新左派的论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也永远是热烈的，而且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与这个梦想相关的实践中。

这个“强国梦”，在百废待兴时，是“集体梦想”，而在极度压抑后的解放的年代，是“独立的思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90年代，“强国梦”在知识分子世俗生活的努力和挣扎里微妙地成长，而当“富强”的理想也似乎终于得以实现时，“强国梦”再次上升到更加丰富的内涵。

1977年恢复高考，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强国梦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延续。CFP/图

建国初：“一个集体梦想”

1899年12月31日夜，中国最早提出“爱国论”的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逃亡。面对太平洋，他空叹“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

他不会想到，半世纪后，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正如诗人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

整个1950年代，大批旅居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回去，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截至1960年代中期，共有2500多名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科研、工业和国防等领域的骨干中坚。“‘放弃高薪和舒适生活’，这完全是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那时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和失败，而这种民族悲情也注定了那时的‘强国梦’不在于个人的意义，而更是一个集体梦想。”据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忆，留学美国时，曾有一个美国学生当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然而，个人成绩的领先无法让钱学森满意。1955年，早已是一流火箭专家的钱学森突破重重阻挠回到共和国。有人说他的到来让“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20年”。

同样因为“两弹一星”而被世人铭记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仅9天即决定回国，“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觉得，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国家怀有“独立、统一、富强和民主”四个理想。而此时，随着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独立与统一(大陆范围内)的理想已经实现后，“富强”理想就显得前所未有的迫切。

即便是本身在情感上与共产党并不亲近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先生，也拒绝前往台湾和香港，留在广东任教。“这充分说明新中国的强大感召力，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对国家有认同，他们要实现的是一种公民的愿望，分享一份荣耀，这是强国梦的核心。”张颐武教授说。“强国”的感召力如此强大，据统计，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的172人中有158人是归国学者；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有21人是归国者。“两弹元勋”邓稼先辞世后，生前好友、当时选择留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称：“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心理，和这个社会一起承担苦难才能在未来分享荣耀。”张颐武说。一百多年的贫弱落后、饱受欺凌，深重的民族悲情意识与新中国“站起来”的自豪感纠结在一起。于是，大多数此间的知识分子坚信“强国”的意义，即便有人被打成右派，也还是倔强地对新生政权保持忠贞和高度认同，对国家无限热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也要造‘两弹一星’。不能说知识分子对此没有共识，没有它你就没有国家象征。”张颐武说。

70年代末：焦虑

不可否认，尽管“两弹一星”为新中国赢得了重要的“国家象征”，“只强国家，不强国民”却也不能持久。“中国从1957年到197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是6%左右，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但是在这二十多年里面人们的生活水准没有明显提高，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退步。”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直到1978年开始有一个转型。”

197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突然开始面对一个汹涌而来、目不暇接的新时期：西单民主墙、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星星美展……

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开放，而经济本位的时代尚未完全到来。理想主义伴随着诗歌与哲学，似乎在一夜之间从地下喷涌而出。对于在“文革”中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而言，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浪漫主义时期。

彼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称谓，因为几乎所有的学者，甚至普通的公民，都具有明显的公共关怀和社会关注。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曾经说：“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是80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在校园里流行，可是那时人们要改变的不是个人命运，仍然是国家的命运。“此时的知识分子虽然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扬眉吐气，但也生出巨大的焦虑感，即怎样避免中国被开除‘球籍’。”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说。

北大77级一个普通的男生宿舍里，熄灯后大家卧谈的话题也透着浓厚的“强国”意味，包括“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什么是民主政治”和“物价如何放开”等。而当年那群“卧谈”的室友们是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国务院副秘书长丘小雄、大成基金总经理于华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等等。

如何“强国”也引发了不同的思考。“文化热”中，1988年，一部叫做《河殇》的电视纪录片极力召唤着“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对中华民族传统的“黄土文明”几乎全盘否定，从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开篇解说词即言：“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1990年代：从“主导者”到“见证者”

让无数知识分子怀念和津津乐道的1980年代以人们不曾预想的方式落幕，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知识分子失语与分裂的1990年代。

长期在纽约生活的美术家陈丹青回忆他在2000年回国定居的感受时说：“八十年代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种种热情，好像消失了。群居的生活没有了，个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多……似乎有种贯穿王朔作品的，对上一代集体主义文化的厌烦和警觉。”关于“强国梦”，知识分子再也难以达成共识。“后现代”思潮、人文精神大讨论、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论争、以及“国学热”，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的主要思潮。“知识分子自身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型。”北京大学的张颐武教授说，“他们从‘强国梦’的引路人和历史的主导者，变成了这个梦想实践的参照物和历史见证者。”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是一艘小船，有人奋起高呼指明方向，大家喊着号子协力划桨即可前进，那么如今的中国则像一艘万吨巨轮，其动力系统和导航系统都变得精密而复杂。“它不会按照极端的既成模式前进。”张颐武教授说，“它的行进方向必然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因而需要更加高超的技巧来协调和操控。”知识分子们激烈的争辩与呼喊声逐渐式微，中产阶级们更多地将注意集中在自身的成长与个人财富的累计，不再执着于意识形态或文明的争论。而“强国梦”却恰恰在大多数国民的沉默中，在他们世俗生活的努力和挣扎里微妙地成长。

许纪霖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标志，知识分子们“富强”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

21世纪：“强国梦”的更多内涵

21世纪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是全新的体验———过去，他们学习到的经验主要是落后、耻辱和奋起，而崛起之后的“强国”走向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知识分子们也不再满足于华丽的GDP和不断充实的外汇储备，他们的“强国”梦想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强国的指标是多重的，包括制度建设、软实力、文化厚度、国民道德自觉等，都应该成为尺度；“而如果以这些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离真正的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家的强大与否不是只看拥有多少物质财产。”许纪霖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国家有文明，每个公民有自由，整个社会有道德———符合人性的社会才是国家强大的渊源所在。”

一百多年前，《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就提出，“西人之强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宪政与民权。”可惜在强权和救亡的年代，严复的声音很快就被枪炮声淹没于无形。“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民生向来是比民权要重要的。”剑桥大学讲师刘瑜说，“中国的确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国家的强大与否除了看大家在吃什么、住什么和开什么车以外，很重要的指标是国民的尊严与社会的公正———从这个角度上，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对自己的政府说‘不’可能会比对虚无缥缈的美国说‘不’更有意义。”刘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