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史料的出版空间

今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白崇禧口述自传》。我认为，这是拓宽现代史料出版空间的有益尝试。

对于中国现代史研究来说，《白崇禧口述自传》的史料价值当然很高。白崇禧生前是国民党军界要人，亲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历次国共内战，以及行宪等高层政治活动。他逝世于196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从1963年起，对他进行了128次采访，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一部70余万字的著作。白崇禧的自传，有大量历史细节的独家记载。他对正面战场的叙述，对于后人理解中国军队抗日战争的全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国共双方多年处于敌对状态，对历史看法不同。白崇禧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他生前的看法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没法再改了。如果要求他和中共的历史决议结论相一致，当然不现实。一般历史学者都知道，史实和评价虽然不能完全分开，但史实叙述具有独立的意义。即使不赞成白崇禧的观点，仍然可以参考其提供的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白崇禧口述自传》，可谓一种既有利于学术研究和文化积累，又照顾到出版纪律约束的变通方式。

内部发行，其实不是新事物。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就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方式。张惠卿最近在《炎黄春秋》第9期上发表文章回忆，在六七十年代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共有200多种。当时出版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反修。现在回头看，当年的反修斗争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但敢于把自己不赞成的思想拿出来展览，应当算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现在，中国不需要再反修了，但那种不怕把对立观点拿出来的自信心，却不应当丢掉。

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生前曾经郑重提议恢复内部发行的出版方式。他在《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一文中说：“近些年我还读了几本‘两案’被审或相关人员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属于自辩性质或反省性质的书。那些反省性质的书，是不是在境内也能出版？那些人的自我辩护，是不是也可以让人听听？自辩得全无反省，可以让人了解还有这样的人物和思想存在，自辩中如果包含有若干事实，那也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我知道，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在内的一套书，原来都是境外分别出版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由大陆用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印出。”“现在这套书又由东方出版社再版”，“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如果照此办理，是不是可以把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两案’或相关人员的境外出版物，也在大陆‘内部出版，限量发行’，供中共党史研究者参阅呢？”

龚先生这里说的“两案”被审或相关人员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属于自辩性质或反省性质的书，指的是《吴法宪回忆录》等在香港出版的著作。这些书，实际上已经受到党史界的高度关注。研究“文革”，《吴法宪回忆录》可以说是必备的参考书。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新的史料的浮现，往往成为史学创新的契机。没有新的史料，史学研究很难推进。龚育之先生身为党史和宣传领域的高官，但他这个意见不是打官腔，而是史学内行的甘苦之言，相当中肯。

还有一些重要的史料，不属于龚育之先生所说的情况，出版也不顺畅。比如2003年去世的李雪峰，“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又担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过决策层的许多重要活动。他晚年在党史专家李海文帮助下写成了回忆录，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太行十年》，已经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下卷是《文革十年》，至今未能出版。只是在《中共党史研究》和《百年潮》发表了《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和《回忆“文革”初期“五十天路线错误”》两节。发表后反响强烈，至今为众多研究专著所引用。就史料的价值而言，他的“文革”十年比太行十年更高，但出版难度更大。李雪峰是一个党性很强的老干部，他生前提出，此书只能在内地出，而且必须在权威出版社出版。言外之意，是不愿意拿到香港去出。整理者当然要尊重他的意愿。可惜的是，李雪峰去世已经六年，他的回忆录下卷至今尚未面世。对于党史研究的推进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对这样的著作，又该如何拓宽出版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