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成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甲子以来，关于1949年中共为什么会胜利，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当然，答案也是多种多样。历史渐行渐远，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之际，再重提这个老话题，或许会有新视角，或许可以有新思考。

国共两党之争中的“统一战线”

中共为什么会取得国共之争的胜利，对于这个话题，中共领袖毛泽东早就予以关注，并给出过自己的答案。

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在谈及中共组织成立18年来发展壮大的原因时，就曾一语中的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现今流行于教科书中的“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源于此。

毛泽东所言的“敌人”二字，虽然比较宽泛，但在更大意义上指的是国民党政权。

随着档案资料的揭秘和国家威权史观的逐步解构，学术界对国共两党历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研究表明，国共两党的立党，都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关。学者杨奎松指出，国共两党就立党理念上来讲，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它们都是或曾经是典型的革命党，都是以暴力推翻旧统治，建立一党执政的新的革命性政权为达成理想目标的手段的。比如国共两党都是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党，即都高度重视思想观念的正统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并力求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员的思想行动并统制社会的。比如国共两党在组织方式上都是学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即一方面注意使党的组织广泛发展成群众性的党，一方面又强调领袖作用，严格等级、纪律与服从，以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统一为原则。因而，两党都自然形成了一个对党政军最高机构的决议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军事最高领袖，其决策的成败对党的命运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影响。再比如国共两党都是那种有政权、有军队、有很强的执行力的党。

这样看来，毛泽东所总结的中共的“三大法宝”，在国民党身上也同样具备。就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来说，同样是国民党立国的基础；就统一战线来说，国民党也并非不想搞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也表明了这一点。所不同的是，国民党立党早而中共晚，国民党是执政党而中共是在野党。两党这种不同的地位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所搞的统一战线，是以维护本党执政为核心的“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而作为在野党的中共，根本无法有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这样的地位，所搞的统一战线，则只能走“联合政府”的路子。

1924年，酝酿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蒋介石讲过两句非常著名的话：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孙中山倡言“联共”，但只用了“容共”的字眼，蒋介石却是国民党高层里第一个提出“联共”的人。但到1926年，蒋介石就不能容忍这种“统一战线”了。他的出发点很明确：苏联的经验表明：革命只能有一个党来领导，而中国革命有两个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因此，蒋介石走上清党、反共的道路。

1937年，服务于全民族抗日大局，国共二度合作。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国共两党都取消党号，合并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这样一个大党。中共答复是，同意蒋介石的建议，但认为中共决不能取消。中共建议将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国共之外的党派也可以参加，共同拥护蒋介石为领袖。蒋介石的建议被中共否决后，1939年1月，国民党便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国共两党军队摩擦不断，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执政的国民党所搞的统一战线，只能在不消解“一党专政”、不妨碍本党统治、不削弱本党实力的前提之下。而作为在野党的中共，却没有国民党这样的顾忌，只有寻求一切机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舞台亮相，获得认可，中共才可能壮大。尤其是后一次国共合作中，一直处于被国民党打击、被消灭的中共，因为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形势而被国民党认可。在这个政治舞台上，中共若要继续被国民党之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和党派所认可，就只能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来合纵连横。这也是为什么在蒋介石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建议后，中共力倡将该组织建立成为容纳各党派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原因。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目标是对着中共的，但也将其他社会团体和党派框定在“限制”的范围之内；客观上也就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社会团体推向了中共这一边。

从1939年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导致国共两党发生摩擦开始，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基本上也是国共之外的社会团体和党派逐渐倒向中共的过程，也是中共快速成长壮大的过程。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国共三年内战时，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越喊越响亮，成为战胜国民党政权的“精神武器”。

由此说来，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很多，说其在“统一战线”这一点上败给了中共是根本原因，恐怕也并不为过———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共胜利的“三大法宝”之首，也说明，统一战线是中共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自然也是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统一战线”的核心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1937年全面抗战前，中共只剩下两三万党员干部和红军，并且被围困到人烟稀少的陕甘北部交界处很小的一块地方。抗战爆发后，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中共迅速调整了政策，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共扩大发展的基础。

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即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关于民主和自由，他提出了两项具体的奋斗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这里，毛泽东就把抗日的任务归结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一直是中共最响亮的口号，最鲜明的旗帜。

毛泽东所提出的前一项奋斗目标，成为抗战期间中共“统一战线”具体的指导思想：对国民党实行从武装反抗到联合共同抗日的政策；从“打土豪、分田地”转向了减租减息和给一切中间阶层以利益的政策；从实行贫苦工农专政转向了通过“三三制”的办法寻求与各种非共产党力量合作建立联合政权的政策。这种统一战线政策，满足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阶层的基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诉求。至于后一项“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的目标，则是中共实现统一战线政策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执政理念，使其不仅欲将中共除之而后快，对于中共之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和政党，也同样拒之门外。毛泽东将争取民主与自由作为抗日的前提与目标，其重点当然在消解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这就击中了国民党政府的“软肋”，使其在国共两党合作中，稍稍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你就是再独断，也无法拒绝“争民主和自由”的声音。而对于一般民众，苦于被压迫被束缚的处境，民主和自由对他们就意味着一种得救、一种解放，自然会投身到中共的领导之下。而对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是他们自视为天然的责任，他们也在中共这种号召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共产党的盟军。这样，在中共周围就聚拢一批又一批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群众，形成了以中共为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因为有这样的“政治保证”，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才能如此反响强烈；而当国共两党开始内战时，大批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制，则使国共两党政治地位出现严重逆转。

人心向背，向来都是战争是否能赢得胜利的保证。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输了，即使军事上再强大，也难以维持政权，更遑论其本身已经陷入到“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蒋介石语)局面。1949年中共立国，就成为必然！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一次重申了“三大法宝”。他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与1939年的总结相比，“三大法宝”排列的前后次序，有了微妙的改变。而此时，毛泽东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拍掌欢迎”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了东方地平线。

◎徐庆全

山东烟台人。1986年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研究方向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留校后，因读书为文繁杂，专业研究淡出，转而从事被喻为“万金油”的编辑工作。先在《炎黄春秋》后在《百年潮》，199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间有文章和书面世，因杂不值一提。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1996年始，以求专于文化界，沉积4年，2000年开始至今，发表文章多篇。著有《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编有《周扬新时期文稿》上下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