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曾根康弘 中日两国“命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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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60年当中，中国和其它各国之间的关系，有起有落，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然而说到这其中最为敏感的双边关系，恐怕就是中日关系了。因为这样的关系不仅牵扯到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国家利益，更牵动着两国普通国民的情感。当我们提到中日友好的开拓时期的时候，就不能不提中曾根康弘这个名字。在他担任首相的5年当中，两国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他从政的50年当中，他与中国的历代领导人都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当我在东京采访他的时候，这位91岁的老人对于种种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一  日本政权民主党取代自民党：这是日本民众的要求

2009年9月，我们摄制组来到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砂防会馆，中曾根康弘事务所就在它的4层。这栋建于1957年的建筑物从外观看来很不起眼，甚至有点破旧。但是，自从当年田中角荣派以此为据点后，这里多年来都是日本政治的中心。

这里是中曾根康弘先生的办公室，在窗台上摆着他与各国领导人的合影，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外交空前活跃，他也被誉为是日本最国际化的政治领导人。中曾根先生还有一个称呼就是“政坛常青树”，他不仅担任过5年首相，56年国会议员，而且即使在2003年宣布退休之后，他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仍然深厚和广泛。2009年在战后一直处于执政地位的自民党在大选中败给了民主党，这使得日本政坛出现了从所谓有的变数，对此，作为自民党元老的中曾根先生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杨澜：首先非常感谢您在东京的办公室里接待我们！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呢，长期以来处于执政地位的自民党最近让位给民主党了，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对您来说是否意外，您是否预见了到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中曾根：这是一次巨大的变化。是二战后50年以来的大变化。自民党今后如何重整旗鼓，夺回政权，是最重要的任务，但是目前还很困难。

杨澜：这样的转变说明日本的民众有了一些什么不同的要求呢？

中曾根：这是日本民众的要求。自民党在二战后执政约50年，民众已经厌腻了。所以民众要求变革，希望交替，才有了这次的投票结果。

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就已经提出，为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将全力与中韩等东亚国家建立信赖关系。鸠山也提出了“友爱外交”的理念，认为“日本的生存之地在亚洲”。人们都在期待，鸠山首相能给中日关系注入怎样的新鲜活力。

2009年9月21日，借参加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机会，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正式亮相世界外交舞台。他第一次会晤的他国领导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在谈话中表明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基本沿袭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道歉的“村山谈话”，这都充分表现出日本新政府重视中国的态度。

杨澜：鸠山由纪夫先生，您预计他的对华政策有重大的差别吗？

中曾根：鸠山的政策是比较亲华的，所以他的政权和中国的关系会改善。我想中国看到鸠山内阁的诞生也会高兴吧。

二  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交往

“周恩来总理为我披上大衣”

中曾根康弘从1982年11月到1987年11月，担任了近5年日本首相，是日本战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长命政权之一。期间，中日关系出现过波折，但总的来说，两国关系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中曾根康弘与中国的缘分开始的很早，1954年，他就访问了前苏联和中国，但是那次访问从开始起就困难重重。首先，当时美国的《麦卡锡法》规定“拒绝向访问过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以及经济人士等颁发入境签证”，而他的前辈重光葵先生也强烈反对。但是，他还是不顾他人的劝阻和美国的限制，执意来到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来访的日本国会议员之一。

杨澜：这让我们想起您第一次去中国是早在1954年，那个时候美国的《麦卡锡法》是规定所有去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是不能够拿到去美国的签证的，而那个时候您的前辈重光葵先生也是反对您去中国，为什么您一定坚持要去中国仅仅是好奇吗？

中曾根：我想亲眼看看新中国。那时中国的状况是正要起步，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人民团结一致，虽然还很贫穷，物资匮乏。新中国的人民吃苦耐劳，爱国热情高。当时去过中国的人告诉我，那里很干净，连苍蝇都没有。我听后想，一定要看看那个讲卫生的干净的中国。

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和日本结盟，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但新中国采用以民促交的外交政策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日民间的贸易交流一直非常密切，据说当时周恩来接见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日本民间代表。

1971年，中美借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乒乓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也扫除了中日建交的障碍。当时身为国会议员的中曾根康弘曾是日本国内主张改善中日关系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并说服正在竞选首相的田中角荣采取对华友好政策。

1972年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后，并在同年访华，中日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中曾根康弘作为内阁通产大臣第二次访华。相对于中曾根在1954年看到的中国，他1973年第二次来到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杨澜：1973年的时候你担任田中内阁的通产大臣，那时候去中国曾经与周恩来总理有三次的会谈，长达七个小时的时间，他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政治家？

中曾根：一天内会谈三次是很不容易的事。周恩来的热情让我深受感动。我们谈到凌晨一点左右才结束。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外边的台阶下面，还给我披上了大衣。我的心被打动了。一国总理为他国领导人披大衣，这是极少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周恩来逝世后，我去过北京，我要求去他家吊唁和献花，可是中方说不用了，你太客气了。后来他的夫人请我吃饭，所以我和周恩来夫人一起吃了饭。

“邓小平很爱学习”

就是在那次和邓颖超吃饭的时候，中曾根康弘还得知了周恩来在那次与他会面后曾经说过中曾根这个人今后一定会当日本的总理大臣。对于周总理这番预言，中曾根一直非常感激。而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见过的另一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他的话语里满是钦佩。

杨澜：他在个性方面和周恩来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周恩来的个性和邓小平的个性在您看到有什么不同？

中曾根：邓小平很爱学习，他希望重建中国，使中国发展起来。他似乎终日思考的都是这些问题。而且他还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他很直率地和我讲了很多话。我和他见了三次，最后一次一直谈到凌晨一点。他和周恩来一样，和我认真地谈论了双方的情况。

中曾根先生提到与邓小平的这次会晤，是他在1984年以首相身份第一次访华时进行的。而早在1978年，中曾根在邓小平访日时就曾和他见过一面。那时正值邓小平在心中勾画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时期，日本的现代化程度给了他一定的启发。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对华贷款对中国改革开放起了不小的作用。继1979年大平正方首相提供对华第一批贷款后，1984年，在中曾根康弘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第一次访华，就决定向中国提供第二批对华贷款，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对于中国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曾经提到的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中曾根也一直念念不忘。

中曾根：邓小平很热心地学习和听取了日本的发展经验，不光是经济，在政治方面怎么做，怎么才能使政治成为经济的动力等等，他提出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家经济上升时，经济方针，经济战略很重要，同时要求人民进行合作也很重要，还要考虑到工人农民的处境。他说，我希望听取你们的这些综合意见。

杨澜：当时他已经有80岁了吧。

中曾根：是，他80岁，身体也很健康。一天见我三次啊。

“日本青年要以双倍的力量紧握中国青年的手，以双倍的声音同中国青年同声高唱”

1984年，中日双方共同促成了3000日本青年访华的联欢活动，就此拉开了两国青年大规模友好交流的序幕。在日方为3000名青年举行的壮行会上，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讲话，呼吁日本青年要以双倍的力量紧握中国青年的手，以双倍的声音同中国青年同声高唱。

杨澜：我想知道同时组织三千人，无论是组织的工作还是交通，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比如说当时是怎么样来安排飞机啊、住宿，这些问题您是不是都会过问呢？

中曾根：我们商量好，搞青年的交流，胡耀邦马上说邀请三千人。我听了后说能接待三千人吗？他说可以。结果他说办就办，真办成了。后来我问从中国回来的青年们，他们都特别高兴。中国在各地接待他们，最后把他们集中在北京，组织得非常好。我听后心中佩服。我想到日本也应邀请中国青年，中国青年们也很高兴和满意。

1984年10月1日，在中国国庆35周年庆典上，3000名日本青年与几万中国青年一起，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以及焰火晚会，并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共舞。那一幕成为中日青年交往史上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作为回应，1985年，日方邀请500名中国青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回访了日本。自此之后，中日两国的青年交流就成了一个既定的传统，再也没有中断。

2007年，全国青联主办了“中日年世代友好中国行”活动。这是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的后续活动，邀请200多位当年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日本朋友和他们的子女等对日友好人士再次来到中国，故地重游，共叙友情。而这次带队的就是当年活动的发起人中曾根康弘。

杨澜：2007年您带领这些人的孩子们再去中国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表现和他们的父母有什么不一样吗？

中曾根：孩子本身现在和过去没什么变化。中国正在发展，社会整体处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都想为了祖国的发展努力学习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富裕了，就变得有些懒惰了，还是中国人勤奋和努力。但是如果中国丢掉了这种勤奋的精神，就不会发展了。我想，中国一定会发展下去，因为中国人很勤奋。

杨澜：如果说您执政期间中日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关系的蜜月期的话，那有一种观察就是说，现在两国青年人彼此的误解也好或者说是隔阂也好，却似乎比那个时候要深一些，您对这样的现象担忧吗？

中曾根：我没什么担忧。因为中国和日本是邻国，友好往来是命运性的大事。这一点，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懂得。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造成了伤害，这样的事情不会重演了。

杨澜：您刚才说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有一种像命运的一样的东西，您是指什么呢？

中曾根：因为是邻居，不能分开，不能搬家，邻国在命运上就要交往。因为我们分不开，所以得考虑怎么友好交往是最好的。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利益都是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和人民一起，与邻国友好交往，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如果双方都有这种心情，关系才能改善和发展。

三  因为充满责任感而从政

日语中有“政治屋”一词，“屋”本意是指民间的“专门店”或者“老铺”，政治成“屋”，有政治“老铺”之意，指政治世家。据统计，日本政坛很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都是出自所谓的“政治屋”。然而木材商家庭出身的中曾根康弘为什么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杨澜：在您的自传里，提到因为弟弟在战争中死亡，而且还有很多自己的好朋友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使得您对把日本引向战争的这种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慨，这也是您进入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中曾根：在战争中，大家都有各种经历，都有一种悲痛的心情。有的家人死了，有的家被燃烧弹烧毁，有的家孩子丧生，这种令人同情的悲剧太多了。日本人民经过那次战争，体会到绝不能使这种悲剧重演。战败了，拼命重建荒废的家园，我站在被烧毁的废墟上，心中充满了责任感。我决心把被烧毁的城市恢复过来。我是那样下决心，才成为政治家的。在那以后，我一直拼命工作。

1947年，年仅29岁的中曾根康弘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不同于出身政治世家的候选人，决心成为政治家的中曾根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拉票方式。

杨澜：您那个时候是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演讲和拉票的，是吗？

中曾根：是的。有人乘汽车，用高音喇叭，可我想直接接触市民，就骑自行车，拿手提喇叭到处转。我想让民众直接听到我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我骑车四处用手提喇叭演说。结果民众眼睛是亮的，他们说，那个年轻人不错，所以我就当选了。

杨澜：我听说还有人跟您建议，因为您当时的形象非常的英俊啊，为了希望争取更多的女性给您投票，还希望您暂时不要对外宣布您已经结婚的事实。有这样的事吗？

中曾根：开始时，我的政治老师对我说，你还年轻，最好不要说自己已婚了。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点很重要。他教给我，我才明白，所以我没说我结婚了，结果好多女性都投了我的票。

中曾根从政后，先后担任了运输、防卫、国际贸易与工业等部门要职，在1982年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后，同年的11月起就任并蝉联日本第71、72、73届首相。有人说：从中曾根康弘的政治起点上看，最终能够登上日本政治权利的顶峰实属特别，作为政治家，除了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手腕外，在中曾根看来内心的坚持和精神的净化变得尤为重要。

杨澜：政治有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你必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挑剔的眼光，您觉得从政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您走过来的这种动力内心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

中曾根：是为了国家拼命工作，为了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使人民幸福。我是被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要负全面的责任。我既然当了政治家，就要忘掉自我，为人民工作。这就是我的命运，我一直是这么干过来的。现在这种心情也没变。

杨澜：从年轻的时代您一直坚持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要去坐禅，我想知道坐禅这样一个带着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的一种行为，和政治有关系和您对政治的看法有关系吗？

中曾根：有关系。稳定情绪，不让精神动摇，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稳定情绪，不让精神动摇，坐禅是日本的做法之一。安稳，安静地坐着，不思考任何问题，进入无心的境界，忘我的境界，这是坐禅的诀窍。胸怀开放，遇到难办的事，悲伤的事就坐禅。我通过坐禅，摆脱了多次重大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坐禅是重要的修行方法。

四  “中国是大国，有那么多人口，超过日本理所当然”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席卷下，世界各个经济体都在经历着经济“寒冬”，中国经济的最早复苏令世界刮目相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中国将很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从人口、国土面积、工业化进程来看，在中日间进行GDP规模的比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德国、苏联均未能超越日本，中国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要在总量上超越日本，却仍然被日本视为一个难以忽视的变化。

杨澜：有这样的预测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GDP就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一个过去曾经非常落后的中国，现在在经济总量上要超过日本，日本国民的心情是不是也是比较矛盾的？

中曾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上升，在10年内超过日本，不足为怪。中国是大国，有那么多人口，超过日本理所当然，如果超不过日本，就说明中国懒惰，没有努力。所以我们认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应该互相看到对方的好的地方，长处，友好交往。日本在经济力量，技术能力，科技力量上有长处，我们先发展了。中国充分利用日本的这些力量，对中国发展是有用的。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充分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日本会发展，中国也会发展。双方互相帮助，对双方都很重要。

杨澜：中国已经高速发展了30年，您认为接下来中国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经济遇到某种瓶颈或者是障碍的话，最容易出现在哪些方面？

中曾根：教育比经济更重要。对人民的教育，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的教育。很有必要大力做这件事。我认为中国需要开发独特的技术，这是很重要的。

杨澜：中国也有很多人也来研究日本社会的发展，比如说当日本在经济方面非常的西化、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保护的非常好，那中国似乎也现在再回头，想在传统的价值里边找到继续前行的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寻找自身定位(identity)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中曾根：对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并且珍视它，向人民宣传它。我想我是最热爱日本的日本人之一，所以我努力学习日本的知识，学习日本的历史。我才懂得原来这就是日本。我把日本珍藏在心中，珍视她。中国人也把自己的祖国珍藏在心中，美国人也把自己的祖国珍藏在心中。有了这种谦虚和珍视自己祖国的心情，就会珍视其它的国家。世界和平，需要各国互相帮助，友好往来，共同繁荣。

对于中国的日渐强盛，日本国民的心态是有点复杂的。一方面，中国市场的繁荣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引擎，另一方面，面对体量如此庞大的邻居，生活在岛国上的人们有一些不安和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就像中曾根先生所说的那样，中日两国是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无论谁上台执政，中日友好都是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