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每每议及腐败问题、野蛮执法无视公民财产权、人身权、言论权、监督权、随便羁押上访者、跨省追捕批评本地政府行为者等等社会不公现象时，有时会听到有人怀念文革的“四大”，怀念文革斗“走资派”的惬意，认为那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监督”，甚至整个儿怀念“前30年”——然而，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出于历史的无知。今日之中国并非从天而降，它是昨日中国在变化中的延续和在延续中变化。

变化，自然是对过去某些因素的扬弃。而从我国现今的诸多弊端来说，大多还真的都有其历史根源。正因为对历史反思不够，对有些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该否定的却坚持着，于是改革不彻底，所以才使得“前30年”的里的弊端无法得到根本克服，且“与时俱进”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今天“进步的则突飞猛进，弊端则继续扩展”的很有特色的现象——此所谓“今日弊端与前30年共同之点”——有许多还是带根本性的。也就是说，尽管现在不尽人意之处不少，有些问题令人非常气愤和焦虑，但是和文革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如果论及今日之弊端与前30年弊端的性质，那大抵倒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而已。

一、贫富差距的“五十步与一百步”

现在贫富差距明显，而文革及文革前前没有贫富差距吗？其实照样有，只不过文革乃至文革前，根本没有互联网，连现在报亭中卖的《参考消息》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很多情况百姓并不知情罢了。用北大杨奎松教授概括的话来说，就是一些人“认为那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都有‘铁饭碗’……”但杨奎松教授随即指出：“就城市居民来说，这基本也是事实。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笔者生于上世纪50年代，故对此深有同感。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1955年，党政干部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这种差距高于资本主义国家23—11个百分点不等），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

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其实，如果回溯到大饥荒年代，那就更加无法叙述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政治笑话：请老贫农做“忆苦思甜”报告，结果老贫农“一不留神”误将三年大饥荒作为“解放前”的苦来“忆”了——由此可见贫困的程度。

我们能说文革和文革前中国没有贫富差距吗？顶多也只能说，除了上级别干部以外的城市同身份、地位的人之间贫富差距较小而已，而且是只有“贫”而没有“富”的“均贫”。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一贯反对这种差距的。不错，毛泽东是多次讲过这一类的话。比如，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1967年（以后的尚不算在内），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更没有因此处分过什么人，更没有意识到这些所谓稿费实际上是“职务写作”所得，也未见正式捐献给国家的报道。毛在韶山随便说了一句话，韶山就有了专门为他修建的“滴水洞”行宫，大概没有第二位领导住过那里吧。在这样等级森严的体制下，各地也都有了不成文的“省委大院”、“市委大院”——在“前30年”，那里面的居住条件是一般人无法知晓的。百姓家中见不到或极少见到的沙发、收音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高干家中逐步有了电视机，电视台仅仅为北京约几千干部观众服务）等等，在一定级别干部家中都有。

正如杨奎松教授指出的：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毛泽东也许没有考虑，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只能说特权仍存，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仍存，但是从物质的绝对占有水平来说，城乡却是同时提高的。农民收入普遍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有了（在文革前只有鳏寡孤独才有“五保户”待遇），2亿农民脱贫了；城镇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全国城乡实现了9年免费的义务教育。而富有的人却从官员扩大到了“先富起来”的平民——这相对官员的特权来说，还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安徽有个文革中拎着篮子叫卖瓜子的年广九就是典型的例子，“前30年”时代，他常常因叫卖或摆地摊被专政、被批斗，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凭勤劳和智慧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文选中至今还有谈到他的论述。从这一点来说，能说不是进步吗？（并非说贫富差距好）

二、工人下岗的“五十步与一百步”

说到“下岗”，这是一些人怀念毛时代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别忘了，文革前就有“下岗”了，只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是叫“精减”。由于大跃进的政策失误，国家不得已在60年代初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压缩性调整，1751万职工被“精减”下来（亦即下岗）精减比例高达34.7%，大部分被“精减”人员一般下放农村或回到农村，而且连摆地摊做小买卖的自由也没有，因为那属于搞“资本主义”；而文革第三年开始，大批知青所谓相应毛号召上山下乡，现在我们知道那也是为了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一种权宜之计， 而且剥夺了他们继续升学的权利，终在文革后期酿成社会问题。可悲的是，那时的百姓对于“精简”、“下放”是连牢骚也不能发的，谁敢发牢骚就是反对党的政策，那可就不是一般问题了……这些，恐怕一些人淡忘了。而至今各地政府还在忙着给当年那些被“精减”的人落实生活补贴的相关政策。其实失业与就业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关键是看政府如何处置这样的问题。 

所以，仅以“下岗”及贫富差距来说，当今之弊端与文革相比难道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吗？但相对于“前30年”来说，其进步起码在于：国家对下岗工人还是有所体恤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也是前30年所没有的，而且只要有本事，平民也是可以经商致富的，也可以有身份和地位的提升而不必担心会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遭到批斗，而包括农民在内的国人收入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保大网也开始连同农民一起惠顾到了。

二、贪污腐败的“五十步与一百步”

还是因为文革前信息封闭，一般人无法知道内情，百姓了解的都是正面“伟大光荣正确”或者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类，所以以为那时官员都很“清廉”，很少有贪污腐败的官员。殊不知，全国刚解放，仅1950年8个月中东北就处理了贪污分子3258人；以沈阳市法院来说,1951年第一季度贪污案占案犯总数已经达到了13.2%。如果那时有互联网，那也是会使国人触目惊心的。 

还是1950年，11月28日中共华北局的报告称：“华北全区去年一年共处理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三百零三人，今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531人。又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年10、11、12三个月很不完全的统计，贪污腐化者共107人，而今年九月份一个月的贪污案件即有102人。”其中，“太原市七区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自入城以来，除集体贪污浪费、挪用公粮、公款共约折合米麦八万九千余斤外，并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赵城身兼三家私人商店的董事长，在私人煤窑顶有两个好汉股，并和十四家私商集股开设电磨房，已俨然成为一个有政治特权的商业资本家了。”“山西交城县长孙进才等，在移交机关生产时，大吃大喝，编造假帐，诈骗国家小米714900余斤，该县政府和县委会两机关，一年来即挥霍浪费小米324000余斤。”“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长征干部）被有重大特务嫌疑的私商引诱宿娼，吸食料面。李发觉大同市公安局对该私商怀疑时，竟向其告密。此外，并隐藏特务恶霸的儿子，伪称叔侄关系，终至畏罪携公款三千余万元潜逃。”（见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没有枪声的战斗：“三反”“五反”运动专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页）而这些资料，除了媒体公开的，其它一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更不用说50岁以下的人那时还没有出生，就更不知道了（研究历史的当然除外）。

同年12月1日当晚，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草案时，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即：“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与现在相比，那时人民及舆论的监督更几乎是“0”，老百姓也不会想到伟大光荣正确的战无不胜的党会有这些贪污腐败之事。

当然，我们还是承认毛时代的贪污腐败没有当今严重。但究其原因，应当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的环境和需求，所以那时的腐败多表现为以权力实施贪污公款、谋求特殊化待遇以及“乱搞男女关系”一类，而少见行贿受贿事件。可以想一想，如果毛时代推行市场经济，在那样的集权体制“领导一切”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贪腐现象吗？诚如是，为何刚建国就出现了如上文所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而不得不开展“三反”运动呢（其中的两反就是反贪污和官僚主义）？如非普遍现象是不需要搞“运动”的。

若论及行贿受贿，那倒可以说是起于礼乐坏崩的“文革”，因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知青下放几年后需谋求被推荐“招工上调”机会以及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之事，送礼“烧香”“走后门”的行贿之风就这样盛行起来，而“开后门”“找关系”这些词汇也是诞生于文革的。这些不都是变相行贿受贿吗？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吗？某些乡镇干部家里如今天一样，好酒好烟是不会断的。连小小生产队长来到城里下放知青家中也会被当做上宾好酒好菜好烟伺候的。即使当今颇有时尚之感的“性贿赂”，在文革期间就并不鲜见了，少数女知青为上调回城离开农村或想谋求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而被迫向某些当权者“献身”的事件在农村时有发生——这些有许多已经成为她们深埋于心底的隐痛。

上述无可争辩的历史告诉我们，贪污腐败现象绝不是自今日始，更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罪过。只不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制约制度、监督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贪污腐败的程度随经济活动的丰富频繁而有着“与时俱进”的发展，五十步无须笑百步，性质是一样的，亦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

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解决权利平等问题，解决权力制衡、制约问题，保障公民行使民主监督权利。没有权利的平等和制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贪污腐败就会如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透明国际”2008年公布的世界180个国家官员“清廉度”排位在前20位的皆为不同形式的民主国家，就揭示了这一规律（原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地区、日本、台湾地区官员清廉度排名分别为第12位、18位、39位，而中国大陆则排在第76位）。

四、法治以及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等遭到践踏的“五十步与一百步”

说到当今诸如“钓鱼执法”、野蛮执法、打击信访者、跨省追捕在网络上批评政府的公民等等现象，笔者和大家一样会非常气愤。但如果因此就认为毛时代好，认为那时老百姓有“民主”权利，可以惬意地批斗那些当官的，他们在台上被斗争时往日威风扫地，乖乖低头认罪——这样的想法可真是大错特错 。

毛泽东是注重“民主、民权”的吗？其实恰恰相反，解放后，毛泽东从来都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来用的，而不是认为人民本来应当拥有的权力。如果毛是讲“民主”的，那么就不可能文革期间10年不开人大，人大不开会，人民如何行使权力？民主从何谈起？笔者在博文《民主是不能这么“玩”的》中有较多的分析，不赘。

文革期间，党内民主几乎荡然无存，毛泽东做了所有党员的主，做了全国百姓的主，党员也罢、公民也罢除了有喊“万岁、万寿无疆”的权利还能有什么权利呢？这大概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吧。党外民主更不用说，从“反右”后，各种不同的声音就禁绝了。为了“炮打司令部”揪出毛认为“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以及这条“路线”上所有的人（实质是党内有一些不同政见者），这才有文革，毛再次在他的怂恿和指挥下运用个人崇拜“玩”起了“大民主”的工具。这工具在毛那里是屡试不爽的，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罢，置之死地而无须他本人下令和动手——一切都是造反派、革命群众干的，在这一点上，动辄搞暗杀的斯大林是要自愧不如的。难道，这一些都可以算作“民主”？

如果说现在有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和法制遭到践踏的事情，冤案也时有发生，但和文革相比，恐怕还只能是冰山一角。文革中，任何人戴上红袖标或打着某造反派组织的旗号，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冲到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家中抄家、抓人，抄走的财物很多是据为己有的；即使是“革命群众”，如果不小心喊错了口号贴错了标语，轻则挨批斗，重则逮捕坐牢；更不用说一些在批斗过程中被侮辱和折磨致死的大官、小官、小小官以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各种“分子”；文字狱、思想罪遍布全国，王容芬、张志新、林昭、遇罗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一切，还有什么“公民权利”可言？五十多万因言获罪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的人开除的开除，坐牢的坐牢，发配的发配，而且殃及子孙，使他们在近20年中几近贱民，这是多少冤案？说当今的冤案与文革和文革前相比仅为冰山一角过分吗？前30年有何民主，有何法治可言？

就拿“截访”以及打击给上级写人民来信的访民来说，在我国也是有传统的。仅举一例：上世纪50年代末期大饥荒时，河南信阳地区发生了饿死几十万人（后内部资料公布为一百多万），其原因主要起于各级领导为向上表示拥护“大跃进”的忠心展示“大跃进”的成就而虚报产量一味提高国家粮食争购指标，最后连农民留下度日的口粮也被逼迫交出来作为“余粮”卖给国家，而且对稍有抗拒者就动用民兵带枪搜粮（在粮食绝不可自由买卖的年月，夺去农民口粮无异于夺去全家人的性命）。对此自然有人会给省或中央写信反映，据现今资料批露，当年邮政局扣压下的人民来信就达一万二千封，对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一律抓回来，只要是涉嫌进京上访的，就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直到毛泽东知道了实情，中央派下调查组，才基本弄清真相。小官处分了一批，大官检讨一下也就算了。而几十万上百万的百姓死了也就死了。这就是那时的“民主”。（点击相关文献）

文革就更加惨烈，在某些人“怀念”的所谓“走资派”被揪斗的同时，上千万人或因冤案、或因武斗、或因“黑五类”被整死、致残；重庆的红卫兵公墓至今仍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一场空前绝后荒谬绝伦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文革中的“大民主”与当今泰国扭曲的“民主”有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不可动摇的王权和法制被践踏所带来的无政府主义的疯狂的“大民主”，实质上是动乱和杀戮，什么法律、秩序统统见鬼去，一人号召，几亿人便成为打着同一毛旗号的不同派别，各怀某种利益诉求，相互争斗——而在这样的争斗中，所有王权之下的人，国家主席也好、开国元勋、有功之臣也罢，统统都可以无须法制程序予以揪斗、侮辱直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所以说，就民主权利、公民人身权利和法治遭到践踏的现象来说，文革和当今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当今毕竟还是与文革亦即前30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仅以言论表达而言，网上一些人发出的批评政府、对中共评头论足、与中央决定唱反调欲为文革翻案的言论，如果在文革时期那将是多少起“反革命事件”要查处，又有多少人会因此坐牢甚至杀头！反右运动中被搓划的55万“右派”、以及林昭、王容芬、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李九莲、钟海源、王申酉……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无辜百姓都是因为言论而丧命的；而吴晗则因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在文革中首当其冲，惨死于造反派批斗、毒打之中……而此类践踏民主、践踏法制的惨案是难以计数的。

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是前30年所无法比拟的，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弊端却是与前30年中弊端的性质相同的——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不同程度的缺失，而文革则是登峰造极。

中国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必须凝聚全国人民的人心和力量；而要凝聚全国人民的人心和力量，就必须对当今存在的种种弊端有冷静客观的分析并洞察其源，从根本上去克服它；而克服当今弊端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在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如此，弊端被克服，才能减少民怨的淤积，才能赢得“稳定”的大环境。克服体制弊端，这才是牵住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牛鼻子，给中国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舍此当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