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传》真实地还原了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的诸多历史真相。例如，在1979年，李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为天安门“四五”运动平反，并率先在中国科学院平反冤假错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内高层有人提出，党员创业者雇工人数超过7个，就是搞资本主义，就要开除党籍。李昌和杜润生等老同志坚决反对这个议题。最后邓小平提出了“三不政策”，既不提倡、不阻止、不宣传，“看两年再说”，才算平息这场争论。书中的这些细节，凸显了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

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37年2月被推选为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正如李锐先生所说，他“成了当时的学生领袖，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这是他一生的第一个华彩乐章”。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昌作为“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早在1940年，李昌就提出了重新建立共青团的主张。这个卓有远见的创意在1949年4月得到实现。1951年，李昌被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常委、书记等职。1953年秋，由周恩来点将，毛泽东任命，李昌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1975年7月,李昌恢复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协助胡耀邦一起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文革”结束，李昌在中科院得以施展抱负。他说，“要把‘文革’丧失的十年补回来”，越发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纠正极左错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学发展规划。他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科院研究生院，首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李昌先生的夫人冯老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曾经和李昌商量过多次为他出本传记的事，他都不同意。单位出于为他写传记的考虑，调来一位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很不配合，认为“来日苦短”，没有时间去回忆自己的过去，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当今的工作上。他觉得自己以前做的都是应该做的，没什么特别的，而且不愿意宣扬自己。于是，冯老对李昌先生说：“由我牵头，找几个熟人，让孩子们参加，成立个撰写组来写，行不行？”他才表示同意。2002年下半年，撰写组成立，还请了几位研究历史、党史的专家担任特别顾问，反复商量了几次后才将写李老自传的工作展开。不过此时他已88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对往事、细节的回忆越来越困难了。冯老说：“本应二十年前就该做的事，这个时候才开始，无疑增加了难度。”

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不仅在回忆细节上存在难度，在作者的选定上也颇费些周折。原本约请的作者是郑仲兵先生，因为他和冯老是多年的好朋友，对李昌先生的经历也不陌生。但是由于郑忽患重病，不能担任执笔工作，便推荐了现在的作者周士元，经过长时间搜集资料、采访、撰写，这本传记终于在李昌先生95岁生日到来之前出版。

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年迈的李昌依然保持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情，还是那么正直、善良、睿智和勤勉。”而当我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传主李昌先生已经卧病在床，每天戴着呼吸机看报。那些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老革命家如今都已年迈，有的已经与共和国挥别。我们年轻人需要做的就是：记住，并学习他们。

《李昌传》

周士元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出版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