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林：新中国政治整合60年

——从改造式整合到总体性整合

政治整合就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一般而言，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政权稳定的前提下，维持社会各种力量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各个阶层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政治整合的基本任务。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围绕时代中心任务的变化，政治整合也经历了相应的变革。

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整合方式：社会改造与群众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遍布全国的庞大的、富有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组织，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政治整合的最中坚力量;国家政权通过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在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建立起了由合作社和公有企业共同组成的整合网络，并且掌控了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成为政治整合的决定性因素。国家权力与工农阶级的结盟以及对剥削阶级的强制改造，不但有力地限制了阶层差别，而且大大提升了社会底层群体的政治地位和对新生政权的支持。这种改造式的政治整合，打破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重构分配秩序的努力将人民空前动员和组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种“机械性”整合又不可避免的带有片面性，它虽然能在短期内大规模地动员人民

参加建设，却很少在提高生产力和挖掘可持续发展动力上下工夫，忽视从国家赋予的角度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因而就缺乏长远性和战略性。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乐观的态度，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协奏下，我国开始了由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统领的政治整合过程。它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政治与社会高度重合的结构;通过“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对劳动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等领域的全面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收缩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期间，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宣告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正式形成;国家还通过“遣农返乡”、“控制城镇人口增长”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相结合，将社会流动引入到了“逆城市化”的轨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共权力排斥性地充当了阶层变化的主导力量，并且屡屡诉诸群众运动以获取社会运转的动力。这种高

强度的政治整合，大大超越了生产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限度，耗散了社会有生力量，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整合方式：无意识容纳与选择性整合

容纳社会变迁是政治整合的最起码要求，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很难说有一个对社会结构的总体安排，但是许多具体的改革促进了社会转型，政治系统在无意识中容纳了这种变迁。为了统一思想，党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起了两次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真理标准的讨论”与姓“社”姓“资”的讨论活动，一改以往扣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形式更温和灵活，既打破了人们推进和深化改革的精神枷锁，又将人们凝聚到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来。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恢复，社会积怨情绪不但得到有效化解，还广泛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建设的参与。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阶级身份的逐渐破除，控制社会成员流动的大门逐渐打开，社会阶层由原来“两阶一层”的格局迅速分化，政治系统不但通过自

身限权为社会变迁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还容纳了社会分化这个事实，基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以来各阶层普遍受益的格局受到挑战，大批职工失业下岗、农业发展边际效益下降、利益集团跨越潜伏期，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社会阶层的矛盾越来越显性化。如何在改革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成为政治整合的重要任务。针对全面分化的社会，政治系统采取了选择性的整合机制。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工农两大基本阶层的整合日趋非行政化，随着身份制和单位制的打破和国家权力的退场，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得到发育，并且开始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白，承担起相应的整合功能。第二，对新兴阶层采取了亲和式的整合措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新产业的兴起，私营企业家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和向乡镇企业职工阶层等从基本阶层中分化出来，突破了原来社会结构的格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阶层队伍特别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参与政治的需求与动机越来越强烈，为了将这些阶层团结和组织在自己周围，增强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国家不但肯定了他们的贡献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还增强了对他们的整合力度，一是通过吸纳入党和在企业建立中共基层组织的形式，将他们纳入进党的组织系统;二是经过党委有关部门推荐，或基层选举，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三是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担任一定的职务。

新时期总体性政治整合的开启

应该讲，选择性政治整合对于解决社会突出问题、满足新兴阶层政治参与的要求以及扩大政治系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有效和必要的。但是，由于资源分配和整合力量分布的不均，还可能引发其他的问题。公共权力与谁结盟、向谁倾斜，既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再生产、也能影响到社会公平与政治结构的变化。只有一个全面的总体性整合机制，才能更持久、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分化的事实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免除农业税政策和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反映了国家对基本阶层的重视。占中国人口最多的阶层，在政治整合的棋盘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标志着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以“利益”为核心推行全面整合的努力。特别是“和谐社会”提出以来，国家加重了“民生”服务的份量，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推动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广大阶层间共享，赢得了民心。“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和

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还在客观上为改变传统政治整合的方式、实施总体性政治整合提供了必需的组织载体。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标志着中国总体性政治整合的起步。国家开始转变身段，从原来管制和控制的整合方式，逐渐向“以服务促整合”的方向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有效的调整。

现阶段政治整合面临的任务与总体性整合的展望

当前，社会分化的态势得到加强而且已经不可逆转，一个利益多样化的多元社会逐渐成形。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和利益矛盾显性化，成为政治整合需要面对的重要基础;社会结构在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问题，一些优势阶层与权力、资本相结合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阶层，一些边缘群体被快速运转的社会甩出体制之外，形成了断裂的社会结构。因此必须充分重视社会结构变化对政治整合的挑战;此外，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的独立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特别是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思潮的流入，对我国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促使我国社会形成了空前复杂和剧烈的思想转变与碰撞局面，这就决定了政治整合必须建立一套统摄多元思想的文化系统。与此同时，原有

的高度行政化的政治整合机制，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社会的变革，原有社会管理、社会控制方式越来越遭遇“信任危机”，这些都要求政治整合机制发生历史性的转变。

挑战与机遇并存，由社会分化以及利益差别引起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需要有一种合理的整合机制，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合作与稳定。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分化促成的社会结构现代化过程，也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但是，社会分化并不自动转化为政治发展的指标，需要有一种有效的整合机制发挥转换作用，既提升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认同，又促进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政治发展二者并不矛盾，而且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政治整合机制统一起来。

新时期总体性政治整合机制的构建，需要完成四个基本转变：

第一，在整合主体上，要从一元整合走向多元整合。社会分化不但激活了社会发展动力，而且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如何适应社会多元化的要求，通过政治系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完成政治整合组织网络的重构，是有效控制阶层矛盾、减轻政治系统的压力、增强社会活力和维护动态稳定的必须条件。在新时期，推动社会建设，鼓励社会组织承担整合社会的部分功能，不但是促进政治与社会关系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整合机制变革的需要。

第二，在整合机制上，要从控制性整合走向服务型整合。改革开放之前的整合，无论是诉诸社会改造还是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都贯穿着“行政控制-强制服从”的逻辑。改革开放后，契约关系成为建构社会身份的基本特征，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与社会力量的成长，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单向依附”转变为“权义互约”的关系。因此，要维持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单单强调国家汲取是不行的，必须构建一种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凝聚人心、实现政治整合。

第三，在整合对象上，要从选择性整合走向全面整合。改革开放之前的整合是建立在打到剥削阶级这个“敌人”的逻辑之上的，即使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也依靠意识形态上的“假想敌”来进行社会动员，改革之后，政治系统在不改变执政基础的同时，对新兴阶层实施了选择性整合，这种整合虽然有用，但是也在客观上使得主要阶层的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了。在当代，工农联盟依然是执政的牢固基础，必须充分重视这两个阶级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重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因而在吸纳新兴阶层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对社会主要阶层实施全面有效的整合。

第四，在整合结果上，要从单向认同走向双向认同。认同是政治整合完成的基本标志，只有充分的合法性认同才能促进公民有序参与、为政治发展提供基本的动力。在社会成长和阶层分化的背景中，一切以国家为中心、由政府包办的“国家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在承认和维护共同利益的框架内，充分保护公民权利，尊重公民参与政治、自我管理的意愿，疏通公民参与的渠道，制度化地保障公民参与的过程，增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才能获得国家与公民之间持续的相互认同，达成政治与社会的合作，实现社会的持续稳定。

   (作者简介：吴晓林，山东莱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牛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