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峰巅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种角度。

历史事件已经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在文本和视像中复现的历史，是历史在学者心灵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称之为“历史的想象性”。

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在新锐历史学者的文本中，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抗日叙述就呈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的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

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治方案。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

社会自由的初步扩展，为各种思潮面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宽容，使我们能够触摸到各种思潮的逻辑和边界。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由于时间仓促，本栏目也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当时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数字，当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83美元，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字是197美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遭到“文革”沉重打击，政治上的蒙昧主义和现代迷信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邓小平复出之后一个月，也就是这一年8月，由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十一大，还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中国仍然在“文革”的惯性中运行。

眼光开阔的邓小平，决心通过大规模改革解决层层累积的问题。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是1978年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此时，“凡是派”和改革派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交锋日益白热化。邓小平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12月13日，邓小平再次提出改革。此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激烈博弈中，“凡是派”失败。华国锋、汪东兴作了检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

紧接着，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以这次重要会议为标志，邓小平思想上升成为主导思想。

我们从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的讲话可以看出。在改革的重点次序方面，他的选择和前苏联的改革完全相反。

戈尔巴乔夫1992年2月对柏林晨邮报发表谈话说：“我在发动改革的时候，十分了解社会和它存在的问题。应当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是政治制度。”

邓小平的选择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

放大一点眼光来看，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尼等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在面临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双重任务的时候，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首先发展经济，然后实现民主转型的路径。这一地域性发展特色，构成了不同于欧美和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国际政治子系统。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不能不注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规律。前苏联虽然地跨欧亚，但毕竟属于欧洲国家，其路径选择显然不同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万里在1998年4月18日下午亲自对我说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很不容易，安徽的包产到户，如果没有邓小平支持，恐怕站不住。”

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几经风雨，几经挫折，每走一步都遇到多种因素的阻挠。他凭借着丰沛的政治资源和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一步一步渐渐向前推进。

从力挺包产到户到赞赏乡镇企业，从农村改革破题到启动城市改革，从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从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到创办五个经济特区，从探索双轨制到力主价格改革，从批准建立股票市场到推动国企改革，从打破大锅饭到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到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邓小平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硬是踏出一条路来，从而开掘出新的财富源泉，造就了一个繁荣的中国。

邓小平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但他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洞察与把握能力，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超人的魄力，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成就。

各界公认，邓小平对发展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

八十年代末，左倾顽固势力抬头，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倾思潮葬送。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八十七岁的老人再度出山，拼尽全力天鹅之舞，从而挽狂澜于既倒，再度掀起改革势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峰巅。

邓小平破除了苏式社会主义70多年的禁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打通对接，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众所周知，连哈耶克这样的西方顶级经济学家都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二者泾渭分明。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88年在英国出版的《不幸的观念》一书中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的东西”。

邓小平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他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竞争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中国大陆再度兴起，并且在民众心中深深扎下根来。

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600美元。2010年，中国经济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邓小平思想结出的硕果。

再看政治改革。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高级领导人对于政治体制的弊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过去，对于政治上出现的问题，从未反省到制度的层面。惯常的做法是歌颂制度“无比优越”，而把祸害和罪责归咎到个别人头上。

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方面的5个弊端：1、官僚主义现象，2、权力过分集中，3、家长制，4、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5、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罕见地正面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特意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作比较，肯定了后者。之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苏联。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但是，在邓小平发表这些意气风发的谈话的同时，也就是1980年8月，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大规模罢工和要求自由权利的事件，情况愈演愈烈，引起中国领导层极大担忧，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动作变得谨慎起来。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讲话中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在讲话中很少再提制度变革了。

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浪潮达到高峰。十三大报告列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章，提出7条措施：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随后发生的1989年风波，中断了党政分开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邓小平在此之后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是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改革大胆突破，政治改革多方设限，当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惜暂时放缓甚至暂停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发展顺利进行，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

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思想的发展与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在贯彻邓小平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他曾说，发展起来之后，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