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届人大：“文革”前夜的盛会

 1975年1月，国人期盼已久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沉疴在体的周恩来总理在短到不能再短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四化”分两步走的设想，鼓舞了久已倦怠于“文革”的亿万民众。这大概是十年动乱期间召开的屈指可数的、尚有积极意义的盛会。

“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早在10年前的三届人大即已确定。与四届人大相较，人们对这次召开于大动乱前夜的盛会似较少关注。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此次会议仍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毛泽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写三段文字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规定5年换届。1959年4月，二届人大如期召开，以此推算，则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似符合法定规则，其实不然。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言获罪，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从此，由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继而导致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1961年，按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的规定，应当召开九大，结果延宕至1969年，在相隔13年之后方得召开。1961年应当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亦未能举行。1962年和1963年相继召开二届三次和四次会议，故实际上二届人大在5年间少开了一次会。

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除了反映在会议召开时间上的不确定外，在会议议程安排上亦有所反映。1960年的二届二次和1963年的二届四次会议，不作政府工作报告；1962年的二届三次会议则不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财政决算、预算报告。

随着阶级斗争的声浪愈来愈高，这种不正常自然也延续到了三届人大。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会期，安排在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1月上旬，这种跨年度的安排不合常规——以一年内不可能召开两次全国人大会议的惯例，此安排意味着1965年将难以召开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事实也正是如此。1966年“文革”开始，致使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成为这届唯一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