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中国党内两种传统的较量

一元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实践

（一）中国党内两种传统的较量

中共诞生于封建和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深受皇权专制主义的影响。它又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强调“厉行中央集权制”。  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规定，党内要进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但是，中共终究是宣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的产物，它的主要创始人和五届总书记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建党初期的活动分子和党员也多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不能不带进科学民主的精神。陈独秀固然有个性倔强（李达就是由于和他合不来而退党的）、有家长制作风，但还是竭力发扬民主、尽量控制自己，而且在他号召和领导下，开创了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从一开始党内就存在强调集权与强调民主两种倾向，往往一个人同时具有两者，区别只在于哪种倾向多些，还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陈独秀在总书记任内有家长制作风，“八七会议”失掉权力后却表现出某种极端民主化偏向。  这也就是前面说的潜规则：无权或权小时要民主，独揽权柄时搞专制。但从建党到延安整风的二十年里，大致可以看出，更多保留五四精神和更多倾向民主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继承中国传统和国际精神而力主专权的，除毛泽东外还可算上刘少奇等人。前者颇具书生气，社会基础也薄弱。后者注重实践、长于谋略，又有雄厚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民主倾向和专制倾向在党内权力较量中的结局：民主倾向可能一时略占上风，但终究成不了气候；专制倾向也会遇到某种挫折，但从长远看总是占据统治地位。在延安整风后，我们党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个人崇拜和不讲民主的传统，“文革”后拨乱反正曾一度有所松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原状。足见专制传统在中国的顽强，也说明一元化领导体制为什么会在中国经久不衰。

（二）一元化体制的逐步形成

一元化体制的酝酿和露出苗头，大约应该从1938年的六中全会算起。因为在这之前，虽然在党的建设中一直强调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但由于在国民党残酷统治下，党组织既分散又不稳定，很难实行集中领导，更谈不上一元化。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层还有不少具有民主意识的人，例如“八七会议”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瞿秋白，在他主持发布的中央通告中就特别提出扩大党内民主生活问题：“在秘密条件下，党内要尽可能的实行民主主义，其意义是：1，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尽可能的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 2，尽可能的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  他起草的六大文件中，还正式规定， 党必须“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  六大通过的党章也专门增加如下内容：“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张闻天虽然一度主要在宣传工作方面犯过“左”的错误，但他主张民主，在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就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独断专行和家长制作风，说他们“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而且他们都能以身作则，在他们主持工作期间，都尽可能地发扬了民主。当然，有民主倾向的领导同志决不只他们两位。正是由于客观上各地组织和各根据地的分散局面，主观上有许多同志主张民主，倾向于集权和独断的同志还没有在中央拥有稳定的绝对权力，因此以个人决断和第一把手拍板为主要特征的一元化体制在全党一时还行不通。

但是六届六中全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反对分散主义时过分强调了集中和纪律，实际上削弱了党内民主；另一方面，从1937年12月会议到这次会议，由于上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得到一批领导干部的拥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成事实，强调集中和加强纪律的力量迅速占据绝对优势。 建立一元化体制的条件趋于成熟，以后的问题就是逐步落实并使其制度化。六中全会关于组织和纪律问题的决定，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主要精神显然就是中央集权。事实上，六中全会后，中央对各地和各方面问题的具体指示，比以前有显著增加。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

在走向一元化的道路上，有两个中央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是在皖南事变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仓促作出的（成文也许在这以前），无论当时还是事后，都看不出事情本身的紧迫性，可见是另有原因。现在许多当事人和史学工作者已指出《决定》对项英的指责不但过火，而且不公正，把毛泽东对形势估计的失误和前后指示不一的责任一股脑推在项英身上，指责项英和张国焘一样是“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还怀疑可能有“内奸阴谋存在”。这显然都是为了“杀鸡儆猴”和给即将开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作铺垫，当然是很难服人的。因此不但中央一直没像《决定》上说的，“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而且还在党史编纂学上搞点小动作。例如，1941年12月以书记处名义在延安编印的《六大以来》中收有这一《决定》，时间却含糊地只写“一月”，而不像其他文件那样写明具体日期。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收了这一《决定》，注明是“根据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也没注明日期，还故意放在皖南事变的一组文件的最后（即使1941年原版如此，也应据实改过来），以掩盖《决定》系仓促作出。  这一《决定》的中心用意就是警告各路”封疆大吏“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实现中央的一元化领导。

第二是在毛泽东发出整风号召、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因带有试探性质，当时没发表）之后一个多月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政治局通过）。目的是进一步强调服从中央与上级领导和严格纪律。批判那种在政治上”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组织上”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等现象，提出”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以及”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等”必须采取的办法“。在文件的编纂和发布上也出现了一点怪现象，就是《决定》正文第二段在”叛徒张国焘的结局“后面紧接着是”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但作为普遍学习的《整风文献》中这后半句却未作说明地被删掉了，致使一个决定至今还存在两种版本。  这既说明对项英的处理大概由于把握不大所以规定不普遍传达和要提交七大议处，也说明中共党史编纂学存在的任意性。

经过一年的延安整风，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时机和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1942年9月1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其基本原则和精神直到现在还执行着，有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因此值得稍作介绍。

（三）一元化体制的规定和实践

一元化的要点可归纳为：1，“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由于党是执政党，所以党委就成了各级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决定和指示，同级一切组织的党员（领导人自然是执政党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这就是说，党委凌驾于同级其他一切组织之上。2，规定各级党委书记人选由上一级党委提名，经再上一级的党委（或中央指定的代表机关）批准。这就必然导致书记在党委中居于特殊地位、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最后拍板和个人说了算。3，”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 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的严格之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规定从上到下的一条线领导，例如党的领袖不但横向领导中央级党政军所有机构，还垂直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这样，党的领袖专政和各级第一把手拍板，就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因而也就一直坚持和巩固下来了。

至于延安整风后几十年来对一元化领导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我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表现在党对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更加强更直接了。作决定的时候，党对政权的政策还是”三三制“，即”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因此还强调，”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 “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而且 “万一” 党委的意见 “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 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  但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建国后，我们党已成为惟一的执政党，还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中就已放弃了“三三制”政策。许多跟我们合作过的地方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纷纷遭到斗争，哪还有什么“三三制”，于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就事属必然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为了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直接管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在中央成立了财经等若干小组，实际上也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架空国务院。对此，毛泽东于6月8日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可见，这时的一元化就是党政不分，就是党要包揽一切。所以“文革”后，我们喊党政分开喊了几十年，可就总是分不开，根子就在一元化。既然党领导一切，主要不管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等这些政府应管的重中之重的事，还管什么？有关重要一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问题，以至司法案件，还不都得党委书记拍板？而且直到现在还经常以党政联署发号施令，有些机构干脆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这样，怎么可能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呢？所以近一个时期已干脆不再多提党政分开的问题了。

二是一元化深入到了基层。延安整风时关于一元化的决定还只管到地委一级，但后来，一直到现在，却已发展和深入到了基层，特别是农村。一个村子，不管有几个党员，占居民比例多大，支部都是这个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和管理机构。支书不管是真选的，还是指定的、委派的和传承的，都是这个村的第一把手，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得服从他的领导。书记如果是好人并且能干，全村人都会受惠。可惜许多书记表现平庸，而且不少是坏人，欺压群众，称霸一方。我当了十年全国政协委员，曾随“视察团”去过陕、甘、宁、内蒙、云、贵等地，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各村住房最好的多为支书家。而且书记确实在指挥一切，在人群中显得很威风。最近看到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书，  描写了一些农村干部特别是区、乡、村的书记，如何称王称霸、贪赃枉法、残害群众，也印证了我看到和所了解的一些农村情况。如此村乡干部，确实比我小时见过的国民党保甲长还厉害得多。对于这些，即使严格管制下的报纸和广播也经常有所揭发，看来谁都无法否认。但是过去和现任的某些官员，不但不思己过，不愿面对事实，还把这种揭露称之为“以偏概全”，连这本书都不能再公开发售了。他们也不想一下，为什么当年提出“三农”问题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后来竟工作不下去了？真是“人以群分”，官官相护！当然，一元化深入基层并不限于农村。工矿企业，也在中心（业务以厂长为中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核心（政治上党的书记是核心）。甚至一些科研机关，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原本就是在以党组形式领导），都派来了专职党委书记。其实，这只是有利于安插和提升干部，扩大编制，对实际工作并无多大好处，反而增加了不少矛盾。例如中心和核心之争，就吵了好些年，谁也说不清。

三是一元化使军队干部长期当权，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元化决定是在战时作出的，规定“‘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所以第一把手即书记一般都由军队干部担任。建国后仍然坚持这一传统，不但出任各部门和各地区主要领导的多是军队干部特别是一方面军出来的老战士，而且新解放区（占全国大部分）的地、县、区也基本是军队转业干部。他们长于打仗，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于和平建设中的问题却大多并不内行，其中许多人还轻视科学和知识分子，喜欢蛮干，这就不能不对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再加上毛泽东多数情况下唯意志论的领导和指挥，各级领导按军事惯例紧跟，并层层加码，使中国人民吃了不少苦头，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落后了一个时代。例如井冈山老战士谭震林，建国后长期主管农业，在农业大跃进、虚报浮夸、大放卫星，以及后来的反右倾和推动“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 上，都是冲锋在前，对造成三年困难和饿死数千万人负有一定责任。（只是由于中国党的一元化体制，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得到升迁，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主要依靠这样一些老干部管理中国二十多年，中国怎么能赶上时代潮流？

当然，一元化的发展和深入并不限于这些。它是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这一基本精神是决不会变的。事实上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解放初期还有一批民主人士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副总理、部长等，后来就一个也没有了。（共识网摘自何方《党史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