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孙中山与党化教育

[摘要]党化教育的思想倾向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时期孙中山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使之变成了一种常规的宣传政策，并落实到学校教育。中山大学的创办即是党化教育的成果。但是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是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以后，并随着北伐的成功，而遍布国民党势力所达地区。其内容因时间和场合而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大致说来，北伐前主要作为国民党的一种宣传政策，向学生和民众宣传党义；而北伐后则主要作为一种教育政策，致力于控制教育权，并把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作为一种常规的教育内容推行于学校。

[关键词]孙中山；国民党；党化教育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所推行的一种重要宣传政策和教育方针。近年来，不少教育史著作都涉及到这一内容。①但是对于孙中山与党化教育的关系，迄今还未见研究成果，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

一

根据“党化教育”一词的使用和国民党人的解释，它的意义之一是向民众和学生宣传党纲和主义，使他们支持和参加革命，甚至成为国民党员。这一思想倾向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发生，显示了学生不同寻常的力量，孙中山作为一个奋斗不懈的革命者，敏锐地发现这一力量之可用。1919年6月18日，他在给蔡冰若的信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1](p622)同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对学生的讲演中明确表示希望学生协助其主张：“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若诸君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之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更不能再拒绝吾人也。”[2](p385)这两段话应该是“党化教育”思想的最早表述。

但是，孙中山的希望直到1923年以后才逐渐变为现实。该年3月7日，北京学联致电孙中山说：“我公护法讨贼，国人共仰，同人既深偕亡之痛，更切云霓之思。谨掬血泪，为民请命。尚祈速整义师，克日北上，解散非法国会，驱逐黎张暴贼。拯民水火，在此一举，毋任社鼠城狐，残民以逞。舍生之俦，皆拜公赐，引领南望，不胜翘企之至。”[3]对于学生的“翘企”，孙中山自然高兴。稍后，第五次全国学生联合会即被安排在广州召开。1923年8月15日，孙中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对学生的演说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革命未成功，学生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竟未成之功……确定革命主旨，使全国学生皆集于革命旗帜之下，努力进行，果然能够百折不回，则革命成功”[4](p113～119)。而学生的回应是，“我们觉得现在所需要的是民治主义，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体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上，赞助三民主义，与主张三民主义者携手合作，使三民主义早日成功”[5]。这次全国学生联合会，还通过了一个“请孙公中山组织政府行使总统职权”的议决案。[6]国民党向学生宣传主义，希望“全国学生皆集于革命旗帜之下”，而学生表示“要全体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上，赞助三民主义”，这应该是“党化教育”的表现和成效，只是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名词而已，先有事实而后有称谓，一般事物大抵如此。

正是在这前后，据孙中山几个得力助手之一的邹鲁事后回忆，孙中山对他说：“‘你办教育，素来是很有经验的。历来汝对我说话常注意到青年，而且谈到教育问题见解亦很对。现在广东的教育不但濒于破产，而且未能接受本党主义，还是你出来担任改进罢’……立即就任我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的校长。”邹鲁继而谈到：“十二年冬，有一天，总理召我往见。坐定后，总理就说：‘你办高等师范数月，成绩很好，现在广东教育，还没有完整的计划，我想把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政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起来，组成国立广东大学，你可即去筹备。’总理立刻就委我任筹备主任，负责进行。同时还提到广东工业学校和广州第一中学，亦由我去指导，使广东整个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免人渗入。”孙中山要求“广东的教育”“接受本党主义”，“使广东整个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这表明“党化教育”的内容，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发展，开始由专门针对学生而向整个教育界扩展。对此邹鲁本人也有说明，“当时全国教育界有一种风气，就是以不过问政治为清高，对于本党赞成的，实在很少；广州自然不会是例外。但是，青年学生对于本党的主义，却热忱信奉；因此学生和教职员之间，产生了一道不易填平的鸿沟”[7](p142～146)。这就是说国民党不但要通过非正常的教育渠道比如宣传手段影响学生，而且还企图通过正常的教育渠道比如教学本身来教化学生。为此就要由学生层面向教职员层面扩张，以至掌握整个教育权，这越来越接近后来东南大学易长风潮时人们所言的“党化教育”②。

但是，上述倾向并没有体现在紧接着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宣言所规定的教育政策为：“厉行普及教育，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8](p94)这里看不到“党化教育”的影子，倒是特别注重教育自身的特点和利益。此时正是北方教育经费危机和教育独立运动时期，该政策有明显的支持北方教育界反对北洋军阀的意味，同时也暗示北方教育界：国民革命的目的正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实现他们的希望。革命者在革命的时候所标明的政策，往往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但是在其革命成功之后大都不能实现，到1930年前后，在国民政府之下北方教育界再度陷入经费危机，即是这种反差的典型范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没有党化教育的内容，但是大会通过的一个议决案即《出版及宣传问题案》，却有明确的规定：“改组后的国民党应成立有系统的宣传组织，使教育与国民党的事业紧密结合，一方面建立以‘党义宣传、党德养成’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国民党的干部，另一方面扩大国民党在其他学校的影响，使其他学校逐步变成国民党的学校。”[9](p68)前者可视为已“党化”的教育，后者可看作“党化教育”的指向。值得注意的是，“党化教育”的内容体现于宣传问题中，表明在国民党看来，“党化教育”是一种宣传政策，而不是一种教育政策，由此也可理解后来《民国日报》上的记者与陶知行辩论时所说的“党化教育”：不仅要“党化”学生，而且要“党化各阶级”。[10]

尽管如此，“党化教育”还是往往落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对学生的教育方面，“从1924年1月27日起，孙中山利用三日休会的时间，在高师礼堂对三民主义进行系统的解释”[11](p56)。“总理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因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须三民主义以为宣传，因在广东大学(开始时仍为高等师范)礼堂，按期演讲三民主义，分令党、政、军人员和各学校教职员学生等，前来听讲。”[12](p124)让“教职员学生”来接受三民主义，显然是“党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邹鲁曾谈到，“总理命我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不仅仅是为国家培植专门人才，更要为党训练革命人材；所以本校实负有双重使命，一是西南的最高学府，一是本党革命人材的大本营。因此，总理对于广东大学，非常注意。除在校演讲三民主义外，还时时来校，特别对学生演讲。即北伐的前一天，犹集合黄埔军校及本校学生训话。总理开口即云文学生武学生，可见对于本校及军校的重视”[12](p121)。所谓“革命人材”，不难体味，即是效忠于国民党为国民党所用的人材，这应该是“党化教育”的目标之一。

二

在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掌握教育权的地方，“党化教育”则主要的是作为一种宣传政策来运作，比如国民党中央规定，“一般学生运动”的方针为：“先使一般学生有政治运动的兴趣，及知道政党之作用。其次使他们知道现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再其次使他们信仰国民党，然后吸收之。”[12](p121)这样一种办法，不知“何以别于诱惑”？无论怎么看，都更接近于“一般社会中人”所理解的党化教育是“煽诱学生入党”。③然而如此“策略”，却产生了令国民党可喜的成效，罗尔纲在致胡适的信中谈到，“在民国十二三年的时候，正是两广党化初次升腾的时代，那时候青年人最时髦的口号是‘放落书包，到民间去！’我那时适从上海高中毕业回里省亲，看见满街的标语口号，好似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④。对于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两广以外的学生，也是不胜向往之，立誓要“站在国民党旗帜的下面，努力跟随着忠诚勇毅的我们的国民革命的大首领孙中山先生，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大功作”[13]。

对于国民党改组后在教育界的用力，当时的中共也颇为注意，“这一年广州地方的教育状况，较前两年颇有变化，其原因为国民党改组后，亟欲在教育上宣传主义，同时亦欲假‘振兴教育’的美名，以粉饰太平……国民党籍校长联合会之组织：此会为最近青年部长邹鲁所发起。宗旨，不外在教育界宣传主义”[14](p371～373)。“在教育界宣传主义”是名副其实的“党化教育”的内容，但是写此报告者并未用这个词，大体可推知在当时的广州还没有出现“党化教育”的提法。然而，不久，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却有了这样明确的规定：“一切教育措施皆依三民主义之精神，对于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称之为‘党化教育’。”[15](p116)这正好是东南大学易长风潮的尾声时期，也是“党化教育”的争辩刚刚发生不久，由此可反证广州国民政府所使用的“党化教育”一词，很有可能是从反对者口中所借来。从此，“党化教育”一词不胫而飞，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扩张而被广为沿用。

同时，“党化教育”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和深入。1925年10月，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平民教育委员会草拟的平教方针规定：“为实施本党政纲，励行教育普及起见，特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办理平民教育，先作初步的识字运动，进而灌输普通常识，启发革命思想，使全国民众能一致切实从事于革命工作。”⑤灌输主义，“启发革命思想”，应该是当时“党化教育”的重心所在。几个月后，广州《民国日报》上刊载了一篇专论，更明确地道出了“党化教育与革命”的关系：“就是叫他们(学生及一般民众)信仰国民党的党纲，做孙文主义的信徒，努力实行国民革命，以求中国之完全独立与自由。”[16]不难发现，这仍然是把“党化教育”作为一种宣传政策来说的，同时也是国民党对“党化教育”一词专门所做的较早的界定和解释，特别是把这个名词和先前的“事实”直接联系了起来。从作者的口气看，这个名词在当时已很流行，因而才有了“申言之”的必要。

这样一种解释和界定，为后来的党化教育论者所继承，并形成了一种较普遍的认知，“党化是三民主义化，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主义，所以这个党化，就是革命化，党化教育原理就要以革命原理作其原理……党化教育与革命不是两件事”[17](p11～13)。即使一些“三民主义教育”的歌曲中，也大都以高扬和倡导“革命”为内容，“革命必先，革人心；人心龌龊，日纷争。争权争利，争地盘；年年革命，终无成”[18](p1)。“前进，前进，大家前进；不断的斗争，不断的作战，不断的革命；携着手儿，前进，大家前进，前进；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成功！”[19](p1)如果说“党化教育”是国民党从两广向外扩张革命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应属事实。

但是在革命已成功的地区，“党化教育”又有了新的内容和措施。1926年3月，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桂林县党部的建议，决定在这一年春季开始，各校加授三民主义，随后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即令广西省教育厅通令各校加授三民主义一科。[20](p130)吕芳上认为，“这应该是各校有‘党义’课程的开始”[21](p323)。同年4月，当时中山大学的文科学长郭沫若受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托，给中山大学订定的校歌为：“(一)浩然正气此长存，霹雳一声天下惊，叱咤风云卷大陆，倡导三民主义救民族，此乃吾校之衣钵，此乃吾校之衣钵。(二)白日青天满地红，新兴文化作先锋，匪行之艰知之艰，倡导三民主义重民权，此乃吾校之真铨，此乃吾校之真铨。(三)中原之中山大学，扶植桃李满天下，博审慎明还笃行，倡导三民主义济民生，此乃吾校之光荣，此乃吾校之光荣。”[22]歌曲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内容，显然是“各校加授三民主义”的体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歌曲所表达的目标是要以中山大学为基地，问鼎中原，建立“中原之中山大学”，后来中山大学遍布“中原”，据说曾有“第二十五中山大学”，恰如郭沫若所料。如果说“党化教育”在两广以外或国民党还未控制的地方，是作为一种宣传政策来执行的，而在其已治理的区域却实实在在地落入了教育领域，并由此变成了一种教育政策和措施。“三民主义课程”是中国教育领域的新事物，它提示了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扩张，民国以来的教育即将发生一个极大的转向。

不久，“党化教育”又出现了新发展，即由一种具体的教育措施向作为国民党的整个教育方针转化。1926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教育厅长许崇清，草拟了一个《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发表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上，该草案提出了“党化教育”的十四条纲领，其中有教育行政组织的改良与统一、义务教育的厉行及其教育经费的国库补助、中等教育的扩张及其设备教学训练的改善等。[23](p66～68)这十四条纲领作为国民党在教育上的一般政策，也冠以“党化教育”称谓，表明“党化教育”的含义又扩大了，此后它几乎成为国民党在教育上所有政策的代名。不过本文所要考察的主要是国民党从党的利益出发采取的与党有直接关系的教育措施。

关于这一点，在许崇清所拟的草案中也有体现。他说，“中国今后的教育政策”，应该“与革命的一般政策相并动”。“政治教育”，“当然不是要将治者的政治意识硬灌注到一般民众去……一般民权的设定，其目的亦不外是，要将从来的政治组织化为一个纯粹的社会统制，使民众得在社会里面自由发挥其统制力，以期获收政治上美满的效果；所以今后的政治教育，必定要是长养这个社会统制力，方足以副革命的要求……若必以治者的政治意识，强加灌注，必至窒息民众的创造力。不特于教育为无功，反而有害”[23](p66～68)。这大概是国民党人把“党化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针的最早阐释，一方面再次指出了“党化教育”为革命服务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它“不是要将治者的政治意识硬灌注到一般民众去”，而是企图达到“民众得在社会里面自由发挥其统制力”和革命的一致。也就是说，革命是为了“民众得在社会里面自由发挥其统制力”。显然这仍有宣传的成分，或者是过于理想化。国民党在其革命的时候往往能以实现民众的利益为目标，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实际受益的却仅是其自身。就党化教育来说，也是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扩大而不断扩展的，北伐以后迅速地遍及长江流域。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党化教育最初作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一部分，是向学生灌输主义，鼓动学生为国民党起来“运动”，随着国民党的改组，党化教育成了国民党一种较常规的“在教育界宣传主义”的宣传政策，而在国民党已控制的地区，党化教育则逐渐落在了教育领域，成了一种教育思想，而“灌输以党义”于各级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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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革命精神歌[A].潘伯英编.三民主义教育唱歌集：第2册[Z].商务印书馆，1928.

[19]欧阳予倩作歌.潘伯英作曲.革命前进歌[A].潘伯英编.三民主义教育唱歌集：第2册[Z].商务印书馆，1928.

[20]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21]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22]中山大学之校歌由郭沫若订定[N].广州：民国日报，1926-04-27.

[23]许崇清.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J].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10.

注释：

①参见王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第二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第一、二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等。

②1925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被免职，引起师生对抗教育部命令的风潮，其中教授的通电云：“今偶因政治上之得势，实行党化教育之运动，是则从事教育者失其自由，不党者无以自存，纷乱社会，摧残教育，莫此为甚。”《(教育界》《，时事新报》1925年1月18日)

③稍后，梁启超指出，“一般社会中人，往往把国民党煽诱学生入党，称为‘党化教育’”。参见梁启超：《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晨报》1925年10月28日。

④罗尔纲：《致胡适》，1931年9月15日，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页。值得注意的是，罗尔纲并未受“党化”，而是去投奔了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