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把《万历十五年》的英文译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正如他所说的明万历十五年是个极普通的年份，然而正是因为普通各种问题才会正常出现，没有特例更能看清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今天2010，将近半个世纪了，历史给我们照亮前行的路了么？

明帝国是个悲剧，他因农民起义而诞生，又基本因农民起义而灭亡。他的政治机构的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同样：维持帝国的统治。他的建立者是出生被压迫阶级的朱元璋，严刑峻法外加精力过人把帝国掌控在手中。而后的朱棣其能力更是青出于蓝，然而帝国的全盛刚开始也就结束了。因为在专制主义下，国家的兴盛与否全凭统治者个人。皇帝任用文臣来管理国家，然而对集团内部的管理本身就是皇帝个人能力的挑战。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就是在无力掌控文官集团时的无奈报复;申时行首辅的“和稀泥”是在看穿文官的“阴阳”两面之后的最佳调和艺术，因为他不想重蹈“超人”张居正的覆辙;而海瑞正是“君子出而仕”的极端代表，说他是模范因为他符合文官的“阳”，说他是古怪因为他不符合文官的“阴”，可悲的是这一切只有他一个人不懂;文武兼长的戚继光，只要帝国不是缺他不可就难逃作为中央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命运，因为想有所作为没后台不行，而中央的后台倒了像再换个后台更是不行;作为这场悲剧的观众，李贽都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然而他也得不到答案，不满现状却不知何为理想。于是，他矛盾，他破坏，他迷惘，他自杀。“和尚痛否？”“不痛。”“为何？”“七十老翁何所求!”

何为治国？使“耕者有其犁”使“黎民不饥不寒”？国家的危机又是什么？是“礼崩乐坏”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孔孟之道给我们什么？是“嗜书苦学学优而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当初周游列国，劝说统治者实行君子治国之道，行仁政，复礼节，然而孔老先生只在乎统治的维持却不怎么在意国家的发展，只在想怎么把统治者教好却不曾想如何才能让那些不可救药的统治者给予社会而非自然力量的惩罚。这些对于孔孟时代过于为难，可到明清时期那些所谓的孔孟之徒依然满口的仁义道德就不免过于悲哀，都几千年了还是那几句换汤不换药的精辟的“家常话”。面朝大海，仍旧是感觉不到丝毫的新鲜。

思想是社会运动的先导。孔孟之道不仅成为社会的伦理基础更成为国家的管理之策，因为管理者上台的前提条件就是“饱读诗书”，以致管理阶层基本都是有文化没技术的“正人君子”。中国传统上是以道德代替法制，首先设想的是国家的管理者都是君子，于是中国有的是大批的为君子了，然而一旦君子作恶了，怎么办？没了强力的约束，所谓的伪君子都成了真小人(把道德都给无视了)。然而为什么热衷道德呢？中国传统上是小农经济，家庭经营，那么基本的社会关系构成就是血缘关系，靠的是亲情维系，于是伦理就是人们的首要选择。其实熟读诗书的换做普通的百姓也就好了，因为得所谓的伦理是需要自发与主动的，教化人民才是德治的基础。仅以“诗书”来做政治教育以致衡量政治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管理不仅需要文化及内在的伦理，还要有技术及外部的法制保障。管理不仅是要管理人民更需要管理管理者自身，毕竟那种仅靠内在道德就能挥刀自救的管理者是稀有的高级生物。是什么导致对伦理道德作为管理思想的极端迷恋呢？理论上看是由儒家先贤孔孟及其后继者的不断完善及其捆绑政治所致;同时又存在事实上的依据——自汉独尊儒术以致出现空前的明君盛世，而这正是各朝代的举国追求。所以既有理论又有事实，真是“铁证如山”以致不得不尊崇“诗书”体系。最终，直到近代中国思想与科学上的进步，先驱者们都要与“孔孟”做斗争才能走出这自我的画地为牢。

几千年的专制皇权从未被怀疑过，有的也只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这句话就像咱Q哥说的“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君权神授”的董先生真是会忽悠，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别的知识分子怀疑，难道怀疑的都被砍了？不过这句话还真的得说，卢梭有言：“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的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所以，这专制权是神给皇帝的，至于谁要是不信的话，为了公正皇帝就应该把他送去西天见神。人的思想是固执而又可怕的。思想上的运动是基于社会的生产发展的，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思想体系。所以，当时的封建政治不可能出现彻底的改革，所做的也只是局部的改变来维持政治机构的运转。然而自汉确立“儒术”后，其正统地位无人所疑，而且其发展被一个个“后贤”往死胡同里拽却基本无人来修正。国家是个机构，其管理的思想已被禁锢。国家如何才能发展？既然没有体制上的保障，那么唯一的可能是依靠统治者的个人能力了，所以只能先有明君才有盛世，几朝几代，无一例外。纵观几千年的历史，其实繁荣只是偶然，沉寂才是主题。

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政治学》中说道：“政府的好坏是由当政者的道德品质决定的，而不是由宪法的形式决定的。”这种观点曾遭到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抨击，然而之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则较为先进，至少他们还想过管理的技术，而我们的法家则是宣扬怎样用严刑峻法作死的搞人民，真是如孟德斯鸠所言专制主义的统治靠的是恐怖。中世纪的欧洲是多么的黑暗，世俗的权力压迫与宗教的专制统治，那里的人民也是在水深火热中，他们的每次反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然而他们不乏房龙笔下的先驱者们。这是问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他们真的需要突破这重重地枷锁，需要发展自身的商品经济。而中国呢？无所谓，反正种地饿不死就行。较之欧洲的革命运动，近代的中国人民则有多少些卢梭所谓的“被自由”的感觉，这感觉还真是怪怪的。其实，西方赞颂的所谓的民主与法制的传统也就是在他们的奴隶社会时期存在的，那时也是从原始社会刚走过所以还残留这那风气，要知道原始社会还共产呢，更何谈专制呢。不过那时的公民(不包括奴隶)还是幸福一阵，较之那时的中国人民连幸福的尾巴都没看过就进入封建社会，足以证明中国的先进了。之后的封建社会中，谁也不比谁好过。

当今的个人专制已成为历史(朝鲜那种神一样的国家可以直接无视)，然而利益集团的专制却如日中天。莫尔在《乌托邦》中说：“在其他国家见到的是权贵们狼狈为奸，假借国家的名义获得自己的利益。”也不知假如他的乌托邦真的成为现实之后，这社会是否也在“其他国家”之列了。绝对的权力极易导致绝对的腐败，尤其是在只有“一个上帝”而非“两个魔鬼”情况下。在这个本应是人民契约的社会，谁也不希望和别人“订立一个负担完全归你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地话，我就遵守;而且只要我高兴地话，你就得遵守。”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霍布斯有言:对于不能给人们予以保护的政府，人民不用承担任何义务。做了几千年的草贱民的中国的人民如今成为百姓(不幸中的百幸？)，然而面对的还是“青天大老爷”当道的“一言九鼎”。古希腊的米南德说：“我知道很多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无赖，由于不幸他们不得不成为无赖。”当人们对罪恶无力且无处抗议时，或许像狗一样生活下去的狄奥根尼们将广泛存在。

英国的贝克莱曾站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说：“帝国的道路取到向西”，如今这道路继续向西已触到美国的太平洋彼岸，在这片经济给予政治导向的广袤大陆，习惯了举着旗帜看星空的地方，但愿名为主人的人民享有天赋的尊严;在这个十几亿人民热爱的国家，沉默的大多数正在清醒的时刻，但愿存在问题的你我不再被“河蟹”。

1587，已过去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