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为我们所熟知的，大概就是一个旧军阀，一个曾经背叛孙中山，将其逐出广东者的旧军阀。这是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然而，如果抛开历史教科书，我们却会发现，和其他军阀一样，他们并非如原来所描绘那样，十恶不赦。假如他们不认可民国宪法，不承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流行自由，那么，便不可能有我们所谓的“五四运动”这样伟大的运动的诞生。而中国20世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也不可能诞生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

作为一个军阀，陈炯明不是被其他军阀所打败，而是被其曾经热烈支持的战友孙中山所打败。而大抵上，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只是源于两种国家类型的不同实践。最终，孙中山的“中央集权国家”战胜了陈炯明的“联邦自治国家”。

可以说，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人，事实上都有着相同的梦想，就是实现国家的民族统一。因而，即使是在1913年，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强力镇压革命力量时，陈炯明仍然坚定地忠于孙中山，并在此后的十年里，在宪政与军事策略上，为孙中山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并在其控制地，广东推进了教育与社会改革。而事实上，正是因为陈炯明在广东的存在，对孙的忠诚，因而，孙中山才能在20世纪20年代，在广东进行了一场国民运动，因而，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国民革命。

但尽管如此，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人关于国家类型上的差异，最终打破了两人这样的一种合作。陈炯明是一个坚定支持地方自治的人。这与孙中山决定实现中央集权政府的理念是相对立的。因而，当1922年两人的国家理想走向冲突时，孙被陈逐出了广东。

陈炯明作为一个地方首长，其梦想和抱负却超越了省界。其积极主张实现地方自治，进而以联邦形式建立起联邦政府，以实现国家的民族统一，与清王朝后期的政治格局紧密相关。满清王朝，自立国以来，实现的政治格局便是“满-汉”与“中央-地方”的二元政治体制。满清贵族控制了中央以及地方大员的军政大权。而汉人一般只能在地方一级的县、州、府等基层任职。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打破了旧有的“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的崛起，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在组建湘军、淮军以镇压、对抗太平军的同时，由于财政上需要自给，从而产生了厘金，这一由地方征收的税源，并最终导致了地方拥有了财政权。与此同时，地方乡绅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充当了地方政治的重要角色。因而，到了清末民初，也就渐渐形成了以地方乡绅为主的地方自治力量。在中国民国初年，这一股力量充当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事实上，陈炯明在广东受到的来自乡绅力量的支持，远大于孙中山。在孙中山的“以党治粤”与陈炯明的“粤人治粤”这两条原则，哪条对广东地方乡绅更有影响，事实上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前已经变得非常清晰。陈炯明在1922年推行的县级直选，受到了孙中山的强烈质疑。孙认为广东民众并不具备自治所需的政治自觉程度，因而，主张以党治来取代地方的自治。但在陈炯的“中国”政治理想中，自治才是中国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道路。因此，坚决主张“粤人治粤”。所以，尽管孙并不支持，但陈仍然坚决地进行了地方试验，因为地方的乡绅更愿意实践陈的理念，而非孙的理念。因此，当孙中山在1925年对陈进行讨伐时，地方士绅团练选择了与陈一致行动。因此，在1922年，陈炯明坚定地在广东实行了县长及县议员的直选。

尽管在当时欧美国家看来，这场选举近乎“闹剧”。在某种意义上，也应验了孙中山所说的广东民众并没有相应的政治自觉程度——但导致其沦为“闹剧”的更根本原因，乃是当时政治的腐败所致，而民众未达到所必要的政治自觉程度并非唯一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历史学家温斯顿·谢所表示的，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正是由于陈炯明坚持了这场选举，一场源于地方自治或是党治的优劣之争，促使其与孙中山的分裂。而当孙中山决定进行北伐以推翻当时的北京政府时，两人的决裂不得不演变为现实。就陈炯明而言，其担心孙中山这位国民领袖在推翻北京政府之后，进而实行组建中央集权政府，实行党治国家，并将这种陈所不认可的模式强加到广东，以弥补其在广东时未能实现的目标。尽管当时需要陈的地方财政支持的孙中山向陈炯明保证，广东将会是唯一的例外。但事实上，陈的担心并非无依据。虽然在后来的军事进程中，孙中山未能推翻北京政府，却很快将其在广东之外纠集而成的军队，将矛头对准了广东，并最终成功地将陈炯明逐出了广州，并在广州建立起了新党治政权。

最终，这位曾经作为广东的一省之长的联邦主义者，不得不在香港，以潦倒、贫困来终结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