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李 林：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07-08-23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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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八大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在1996年八大召开40周年之际，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曾举办几次很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把八大研究推向一个高峰。十年来，八大研究进一步深化，取得了一批新成果。 一、十年来八大研究总体概况
研究论文数量较多。仅对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的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八大研究论文达400篇以上。1996年前后，大量纪念和研究论文发表，几本论文集相继出版，如张启华主编《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杨先材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其后几年平稳进展，2003年之后八大研究呈回升态势。可以预想，今年将再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八大的文献材料进一步公布和丰富。十年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等一批领导人的文(选)集、年谱、传记、回忆录相继出版，其中不同程度地公布了八大会议的各种材料，对有关问题也有相关论述。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与研究也弥足珍贵①，首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八大决策过程、正确论断被修改的过程及教训。《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也经常刊载一些文献材料。杨瑞广撰写的《中共八大的筹备及大会日志》(《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八大专门史著作的出版。这是十年来八大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广泛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发掘新的史料，全面系统、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八大的历史过程，是一部具有丰富史料和较高研究价值的专著。另外，还有程波著《中共八大决策内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
研究内容的延续、拓展和深化。对八大的贡献和地位、八大路线的内涵和意义及其中断原因、八大前后党的探索等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和研究，研究重点逐渐延伸到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如民主法制、党内民主、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等，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入;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不断拓展，如“八大悬案”、毛泽东思想未写入党章、知识分子属性、领导人思想差异等问题，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加强了研究深度和广度。八大研究着重在体制建设与改革、执政党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为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有益鉴戒。
研究方法、方式有所创新和突破。如比较研究和综述研究:八大与其他会议比较、领导人思想差异比较、八大路线与新时期路线比较，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综述、未提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陈云与八大研究述评等。
二、十年来八大宏观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丰富
1·关于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贡献
八大前后，党在实践基础上对苏联模式进行了辩证思考，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战略。研究者一致肯定八大前后探索的贡献，一般把探索历程分为三阶段:一是1956年上半年的探索，以《论十大关系》为最主要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针;二是八大的探索，主要成果体现在八大的决策和文献中;三是八大以后的进一步探索，主要表现为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①。
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探索的前提和基础。主要观点有:
(1)八大前后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比其他时期更准确，强调学习苏联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提出相应改革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果②;(2)八大在主要矛盾、经济方针、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对苏联模式有较大突破③;(3)八大前后党对苏联工业化模式主要是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经济体制等进行反思和探索，提出并实施了不少符合国情的思想和政策，但未能从根本上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建设模式④。这是被普遍认同的一种看法。
关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战略。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战略角度认识八大前后的探索及其贡献，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的现实性。有学者认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提出的构想，既包含了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战略步骤，也反映出当时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将经历长期奋斗过程的思想⑤。有人认为，以八大路线为核心，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战略构想，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层面上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⑥。有的认为八大虽还未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战略的概念，但它却从战略的大视角对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战略方针、发展手段、发展进程、整体布局、主要任务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勾画了中国社会发展蓝图⑦。还有的认为，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把我国建成一个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工业国、“向科学进军”、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向外国学习”、“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等⑧。
关于探索的具体成果。八大及其前后的探索或贡献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⑨，包括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经济体制和模式、民主法制和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科学和文艺政策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当然有研究者对某些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如认为所谓八大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10，理由是:从八大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从认识到实践都已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八大不应该也没必要再次作出类似“决定”或“决策”。
关于八大的历史地位。龚育之认为，八大正确分析形势，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正确地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是探索的逻辑起点和标志○11。石仲泉认为八大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参照，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因子，做了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干部准备○12。金春明认为八大是探索的里程碑，反映了当时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矛盾和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13。王素莉从全球现代化的视野分析，认为八大提出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移，并把社会主义体制与现代化统一起来，作出工业化的战略选择，使中国站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同一起跑线上，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真正具有了竞争性。
2·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研究
随着党对自身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强调，执政党建设成为八大研究的新热点。研究普遍认为，八大提出在全面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执政党的概念并形成执政党意识①，确定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及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监督和党的团结统一等问题都有新的认识，还酝酿领导体制改革。八大对执政党建设所阐述的理论、体现的精神及一些制度安排，在今天仍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近年的研究就党内民主、党代会常任制、党的监督、领导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
关于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八大党章首次将集体领导原则载入党章，而集体领导原则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决策过程中，要在适当的集体中进行充分讨论，并合理对待反对意见，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还必须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②。很多研究者考察八大会议本身，认为重视发挥和加强党内民主、对社会高度的公开性是八大重要的特点。八大是党内民主的一次重要实践，发扬了民主精神，一些制度规定是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探索③。八大还强调必须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鲜明提出这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④，“这是一个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有的论述八大选举问题，指出强调发扬民主、注重信息公开是其鲜明特色，在选举的各个程序步骤上都得到鲜明体现。⑤
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构想。八大的改革设想主要包括实行党政分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⑥，具体有:改党代会为常任制;设立中央书记处和总书记;适当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等。这种探索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其努力方向值得肯定。⑦
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设计。党代会常任制是八大首次提出的。有研究者分析了八大提出常任制的背景、过程及其若干特点⑧。有的分析了从八大起步到八大二次会议后终止的常任制改革历程，认为八大作出改革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决策过程中反映出草率和匆忙等问题，缺乏广泛充分酝酿的“民主”，埋下了隐患。而在实践中，在政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指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民主决策和发扬党内民主、监督也不现实。⑨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陈明显指出，八大开创了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个人崇拜的先例，摆正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为党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创造了良好的开端○10。
八大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不足。这一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致命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对执政党面临的形势、领导方式的改变以及历史使命分析不够;对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缺乏明确认识;未能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还必须进一步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11。
3·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环境下，很多研究者着力发掘八大在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探索及其贡献，普遍认为八大及时作出加强法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为我国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指明了方向○12。具体在于:坚持扩大民主生活、健全国家法制的方针，把系统地制定完备法律，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紧迫任务;强调民主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人大工作，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近年来很多研究者关注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及其贡献。以在八大上所作报告为标志，董必武以“依法办事”为核心的法制思想趋于成熟，代表了党内对此问题的最高认识水平。①
也有研究者指出，虽然邓小平提出要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解决监督问题，但八大对于在具体操作上如何有效地监督政府的权力，没有提出具体措施。刘少奇提出健全国家法制问题，实际上指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但这一系列有益探索由于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民主法制不健全、个人崇拜等影响未能坚持下去。②由于党的认识仍不足，措施乏力，党内民主不健全，没有彻底扭转权大于法的现象③。
4·关于八大前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八大前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及探索的研究一直是八大研究的核心内容，各种认识虽有不同角度和侧重点，但基本取得共识。有研究者曾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缘起、主要内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不足之处以及未能落实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综述④，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多数研究者认为，八大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都是对现实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明确而积极的反映，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暴露出弊端，需要寻找解决办法;而要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克服弊端，就必须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对现有体制进行一定的改革⑤。
研究者着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普遍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内容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管理和领导体制、生产经营体制、商品流通体制、市场体制、分配体制等方面的探索和措施⑥。还有的着重分析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中的个体经营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权问题、商业体制改革问题等。
有的研究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深入探究很有现实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总结了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中央提出并形成一个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体系⑦;分析了八大前后关于自由市场问题的探索⑧;分析了对利用非公有制经济问题的探索及其局限⑨;考察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10，都结合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八大的研究。
5·关于八大路线中断时间及中断原因研究
关于中断的具体时间有两种典型说法○11，一是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二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有学者提出判断路线何时发生根本性逆转，主要应考察党和国家的工作何时脱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而且不仅要考察中央提出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还要全面考察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八大后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的变化由量变到质变，根本性逆转是在1964、1965年，以社教运动及其前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发展和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及斗争为主要标志，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12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具体时间上有所差别，认为到1965年初，逐渐形成比较系统完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形态，1966年将这一理论作为纲领，并宣称为党的基本路线，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中断。
长期以来，关于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的研究是八大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很多学者从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比，笔者概括了若干重要观点，当然这些分析并非孤立和对立的，而是交叉、重合及包含，常常被综合运用来探讨中断原因。
从思想理论等认识因素分析。(1)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这被认为是八大路线中断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各种对原因的具体分析都是在这个总前提下衍生和展开的。(2)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或二重性。《中共八大史》指出，党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理解仍受传统观念局限，存在着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和偏差。有人进一步指出，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认识上的二重性，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两种建设思路，是八大路线中断的认识渊源、深层原因①。还有人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干扰也是原因之一②。
(3)对工作重心转变的认识不彻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成熟和牢固地树立起来③。《中共八大史》指出，由于建设实践太少，八大路线的经验基础不很坚实。八大路线并非自身经验的总结，而主要是借鉴苏联，制定者对其认识不深刻，执行也不坚决④。(4)阶级斗争惯性作用或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失误。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取得共识，但由于阶级斗争思维和政治感觉的惯性，夸大阶级斗争成分和敌我矛盾比重，错误估计形势，重新把阶级斗争当做主要矛盾⑤。有研究者将其归结为党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出现理论失误⑥。
从体制、领袖和干部素质等政治领导因素分析。(1)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弊端。从制度的探究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中共八大史》指出，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削弱和破坏，正确路线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制度和保证。有人认为，建国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对建设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⑦。(2)党的主要领导人意见分歧。有研究者指出，八大前后党内特别是核心领导层对重大问题存在认识分歧，八大的战略决策在当时并未真正成为全党共识，特别是毛泽东持保留态度，是导致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甚至决定因素⑧。《中共八大史》指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方法等问题上的分歧，未能保证八大路线的贯彻。(3)毛泽东探索的失误及其个人因素。有研究者认为，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对社会矛盾和主要任务、经济发展战略和建设方针、个人崇拜、社会主义标准等问题，都产生错误和偏差而使探索走上曲折道路⑨。有的指出，更深层是毛泽东在阶级分析和社会主义本质这两大理论上的失误○10。(4)干部队伍素质不能适应建设的要求。有的研究者从组织基础考察，认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时干部队伍理论、思想、文化等素质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1。有的还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组成结构进行分析，认为知识结构、阶级出身、个性心理、经济知识和建设的经验、思维方式和领导工作方式等，都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不完全适应，不可避免地在贯彻执行八大路线时受到种种干扰，并导致其中断①。这种研究探索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从八大及其路线本身的局限性和隐含因素分析。有研究者认为，不能仅从外部而忽略从八大路线本身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中去探寻原因。八大及其路线存在历史局限性，在提出之时就已经隐含着中断的因素和必然性②。有研究者认为八大在文字表述上有不准确的地方，并且某些做法不妥当易引起误解③。有的认为八大在发展路径、经济体制等方面均存在局限，尤其缺乏对“左”倾错误的警觉，更没有提出相应对策，使其潜在威胁始终不能消除，是致命的局限性④。
其他因素分析。(1)有研究者认为，反右派斗争及扩大化对八大路线的中断，或起了催化剂作用，或是直接原因⑤。(2)急于求成、骄傲自满等心理因素。有的认为骄傲自满情绪滋长及其一系列后果、“落后现状压力下的急于求成心理”等⑥，都是不可忽视的心理因素。(3)有的从国际共运的形势分析，1956年前后国内外重大事件影响了党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结论。还有的认为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内在动因。还有的从社会历史等角度分析，由于专制主义影响，人民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淡薄等。
三、十年来八大研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拓展
1·关于“八大悬案”研究
胡绳提出了所谓“八大悬案”问题⑦。几位专家以翔实的资料，进行充分而严谨的论证，厘清了一些疑惑，进一步深化了八大研究。有学者指出，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的，并未征得毛泽东同意，而毛泽东后来一再反对的正是这句话，从八大决议通过时“未见异议”，到1957年3月表示“不满”，再到八届三中全会“从实质上否定”。除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一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但决议的有关说法与他的思路不一致;二是1956年前后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担心党内有些人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由此又提出了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⑧周承恩也认为，政治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观点的提出可能与毛主席有关”，因为他几次同外宾谈到阶级斗争消灭问题，决议起草者只是及时吸纳他的观点。而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胡乔木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修改过程中加上的，“基本观点大都是来自毛主席”。而且，同时负责起草决议的陈伯达可能是主要倡议者。⑨《毛泽东传(1949-1976)》的研究指出，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这句话是在大会闭幕前，由陈伯达、胡乔木等商量提出、经毛泽东同意急急忙忙临时加上的”，而后毛泽东的异议也只是针对这个提法，“并没有对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不同意见”，不能把这个论断与关于矛盾实质的提法混淆○10。有学者也认为，毛泽东并不反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前半句话，但他对决议没有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无法接受。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改变了八大的论断。○11
2·关于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研究
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大体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研究者普遍认同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存在什么党内争论，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一贯的主张，由中央根据其意见集体作出的决定;从外因上，由于苏共不承认毛泽东思想，为消除误解，维护中苏友好和国际共运团结，党和毛泽东决定不提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本人而言，反映了他谦虚谨慎的品格和顾全大局的姿态。除此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党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成为普遍共识，有了高度自信，不提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自信的表现①。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当时形势下“被迫的”②。
从理论认识上探讨原因有助于理解后来历史发展的极端趋向。八大未能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个人思想还是“集体智慧”，更不可能把毛泽东个人某些错误思想同作为科学原理和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③。这种认识误区导致对毛泽东思想片面理解，将其教条化、庸俗化、实用化，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混同，把对毛泽东的尊重与崇拜相等同，被利用来搞个人迷信、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④。
八大在文字上虽未提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充分体现和贯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指导作用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党内外也没有引起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的威望空前提高了⑤。有研究者认为从建国到八大前后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第二“高原”，八大本身就有很大发展。
3·关于八大前后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认识变化问题
在八大前后，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较大发展，并发生了重大变故。从1956年初的正确论断到八大的局限，再到1957年的逆转、1958年正式改变政策，对这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和个中原委，都有深入的研究。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歧主要源于认识标准的差异。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有学者认为，周恩来是把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两方面结合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但当时党内对此问题认识并不一致。1956年2月《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将知识分子称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虽然基本精神一致，但其中差别也显而易见。八大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面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却又重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再提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一部分”，并强调继续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没有确认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树立起工人阶级思想观的事实，为后来的错误定性埋下了伏笔。⑥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⑦。
1957年后，毛泽东逐渐片面地从世界观出发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且又离开了他们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表现，断定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属于“资产阶级”范畴⑧。直到1958年将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并在此前后对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一系列失误。
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问题进行考察，指出八大虽然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实际上已经给其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此后也未宣布摘掉。在反右派运动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被广泛使用，并将其升格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⑨
4·关于八大与其他会议的比较研究
将八大与其他重要会议联系起来比较研究，开辟了八大研究的新视角，如专著有《历史辉映未来———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研究》(李洪河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少。
有研究者比较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两者在思想原则、工作重点转移、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加强民主法制和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具有相同点，区别之处在于八大路线是在历史巨变中仓促形成的，而三中全会的路线、决策是在吸取深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的认识基础上制定的，在许多方面超越和深化了八大的认识，既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又有具体工作上的切实部署①。有的认为八大从思想、理论、路线上为三中全会打下了基础，作了必要准备，是三中全会最早的历史起点，而三中全会以新的面貌承担起八大未完成的历史使命，高度发展了八大路线②。有的比较八大和十四大思想政治路线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两会所提出的政治路线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认识等方面，邓小平理论继承和突破性地发展了八大路线③。有研究者对十六大与八大进行比较，指出从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路线上，两会均一脉相承，是内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最主要区别在于十六大的奋斗目标是积极稳妥的目标，有充分实践准备和现实基础，这表明了党执政经验的成熟和执政水平的提高④。
很多研究者将八大路线与新时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联系和比较，探讨前者对后者，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意义，普遍认为:八大路线及其探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探索提供了思路，作了直接准备，奠定坚实的基础，是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重要历史来源，⑤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源头，邓小平理论在对坚持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两大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发展和超越了八大路线⑥，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八大路线的创新和升华。
5·关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的贡献及其思想差异研究
很多研究者回顾或研究了党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为八大会议准备、召开及其路线制定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注意到他们之间思想上的一些差异。
毛泽东与八大。一方面从具体史实揭示八大的召开、筹备及决策、人事等方面，毛泽东都直接领导和参加;另一方面着重探讨了他在八大前后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思想，奠定了八大决策的基础⑦。
刘少奇与八大。研究者论述了刘少奇在制定八大经济政策、工作重点转移、加强党的建设以及社会矛盾问题、经济建设模式、民主建设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并在会后为贯彻和维护八大路线进行了艰辛探索⑧。
周恩来与八大。有的着重论述周恩来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所作的贡献，认为他是该方针的奠基人，并在贯彻执行中作出突出贡献，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值得继承的遗产⑨。邓小平与八大。一般认为，邓小平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保证了八大胜利召开;他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和措施，为八大增添了理论光辉;他在八大上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为他后来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10。还有人认为，邓小平同时参加了两个报告的起草工作，直接参与八大路线的制定，会后又为坚持和发展八大路线不懈努力，○11后来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①。陈云与八大。韩钢综述和评价了关于八大前后陈云思想和实践活动研究的进展，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及其方向。②
关于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差异。前文对此问题已有综述。有研究者着重论述了八大前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认识差异，并指出，这些差异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探索成果，另一方面为以后党内分歧的产生和扩大、民主集中制逐渐被破坏埋下了伏笔③。
6·关于国际共运对八大的影响及八大的国际影响研究
很多研究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运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对八大路线制定产生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方面④:促进了中共的思想解放，开始“以苏为鉴”独立探索建设道路;强调保持重、轻、农比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努力搞好各种关系的综合平衡，强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权限;强调执政党建设，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出了政治建设若干新方针;还继承、借鉴和发展了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⑤。从消极方面，八大在急躁冒进、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不足、对斯大林模式没有根本性突破等，都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⑥。另外，1956年苏东政局动荡引发反右、防修反修等政治运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向，并导致八大路线中断⑦。
有研究者考察当时各国对中共八大的舆论反映，分析八大引起的强烈国际反响，并指出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主要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由于八大是一次改革的大会、并且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召开的⑧。
7·关于国外中共八大研究的基本情况及回应
国外对中共八大研究成果主要还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般评价基本持肯定态度，如有的指出八大“对政权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坦率得惊人然而又极为自信的分析”，肯定了继续进行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有秩序地安排接班等⑨。但他们的分析有时还显得主观，更多地从领导人的矛盾和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并作为“立论的重要基点”，尤其对不提“毛泽东思想”及一些人事和制度安排而引发毛泽东的地位问题以及所谓“分歧”和“矛盾”等问题格外关注○10。如有的认为，毛泽东在八大取得了一系列政治胜利，同时也作出一些让步，“八大的工作和决议可以说是妥协性的，反映了中共领导内部的实际力量对比”。有的认为，从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不单纯是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也有对1955年下半年以来在急剧的合作化中表现的毛泽东领导进行批评的意图”○11。有的认为，八大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调整设立中央书记处及总书记，新设“名誉主席”职位等，“可以说是暗中敦促毛泽东引退”○12。国内有关著作和文章对西方的研究有所回应，如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林克等编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以史实为基础，对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有力反驳。
四、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八大研究
十年来八大研究领域扩展、视角更新、对象细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八大研究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还应从以下几点加强对八大的研究:
第一，史料还需进一步挖掘，克服材料的陈旧与雷同，以新材料支撑新的研究和观点。这需要长期坚持和持续努力。
第二，研究视野和方法进一步拓宽，实证化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对思想、文化、民族等问题涉及较少，在政治、经济领域则重复研究，对高层的关注多于社会层面，理论阐释胜于实证研究。把研究视角和方法调整结合，更多地转移到微观实证角度，运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审视八大对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如基层政治、组织变迁、体制沿革、民众心理等，加强个案研究。有几个研究案例虽略显简单，但很有启发意义①。日本学者村田忠禧以独特视角研究党史，值得学习和借鉴②。
第三，理论探索进一步深化。如对八大路线中断的研究虽论述颇多，但深度略显有限;不少论著都一般地论及八大在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规定与成就，很少进行专题论证与深入剖析。类似问题都需要从理论高度加以深化。
第四，适当的学术争鸣对于深化八大研究也很有意义。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80)
本文参考的论著论文如下：
王棣《党的八大精神在新疆的贯彻》(《党史博采》1997年第6期)、周忠瑜《党的八大与牧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村田忠禧:《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以政治报告为素材》，《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日]竹内实:《毛泽东传记三种》，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2年，第268页。
转引自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09、326页。
[美]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17~129页。
[美]麦克法夸尔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4~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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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龙:《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
俞玲:《论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正面效应》，《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参见伊胜利等《中共八大与1956年前后的国际共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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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陈云与中共八大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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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丰:《邓小平与中共八大》，《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
刘华清:《邓小平与党的八大》，《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宋易风:《周恩来与八大经济方针》，《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参见王双梅《刘少奇与中共八大政治路线的确立》(《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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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试论八大与三中全会的历史关系》，《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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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蓓蓓:《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述评》，《党史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
杨凤城:《1956—196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演变》，《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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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武、苑丽梅:《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原因再探析》，《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
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龚育之:《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任晓伟:《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5期。
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周承恩:《也谈“八大”悬案》，《百年潮》2003年第5期。
韩钢:《“八大悬案”释疑》，《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钟廷豪《试论中共八大正确路线未能贯彻执行的原因》(《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沈春敏《对“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原因”分析》(《长白学刊》1997年第2期)。
余新辉等《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再认识》(《实事求是》1999年第6期)、王德新《略论反右派斗争与八大路线的中断》(《昌潍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杨瑞毛:《试论八大路线遭受背离的历史必然性》，《党史纵览》1997年第3期。
邹宇雷:《对未能坚持中共八大路线的历史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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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见春:《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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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萍华《八大路线中断带来的理论思考》(《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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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双泉等:《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浅析》(《湖南师范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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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圣福《八大路线中断时间问题之我见》(《理论探讨》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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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苗芳《八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及其历史地位》(《理论导刊》1997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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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显才:《党的八大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贡献》，《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田华:《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功绩》，《河北法学》1997年第3期。
赵文静:《“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沈宗灵:《董必武关于法制的思想》，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
周鸿:《八大为加强我国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王顺喜:《对党的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再思考》，《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6期。
陈明显:《中共八大与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张冠军:《1950年代中期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及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田冰:《八大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设计》，《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6期。
彭厚文:《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探索》，《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肖建杰:《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朱绍格、石红艳:《中共八大选举刍议》，《唯实》2004年第12期。
王进芬:《中共八大与党内民主》，《安徽农大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
曾景忠:《中共八大与党内民主》，《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张晓峰:《八大对防“左”的认识》，《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齐卫平:《试论中共八大关于执政党问题的认识》，《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
金春明:《探索中国之路的里程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12期。
石仲泉:《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续)》，《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龚育之:《八大的历史地位和研究八大的现实意义》，《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陈国权等:《中共八大研究二题》，《世纪桥》2001年第2期。
参见马启民《评八大对中国道路的探索》(《理论导刊》2001年第4期)、
田居俭:《八大前后关于改进体制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等。
王骏:《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工业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武国友:《论中共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及其运作中的变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王素莉:《党的八大路线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林蕴晖等:《强国的方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09~122页。
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
赵万钧:《浅谈中共八大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党史博采》1997年第2期。
邢和明:《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与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谢春涛:《“文革”前十年党史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