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舒新：冷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党之间的关系述论
发布时间：2007-08-24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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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党，主要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之间的关系状况和发展趋势，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之间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回顾，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一、冷战初期西方社会党和中国共产党不同的历史抉择
冷战是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一种现象。这种对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一切方面，其中“两制”的竞赛与较量是核心内容。在这个大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党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历史抉择。1·西方社会党的历史抉择从二战结束至1951年社会党国际建立，西方社会党完成了其基本政治立场的抉择。二战后，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170亿美元经济援助的巨大诱惑，西欧社会党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完全接受了美国的政治要求。1949年4月，当具有“冷战工具”含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世时，十个西欧创始成员国中竟有七国是由社会党人单独执政或参与执政的。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成立。以西欧社会党为主体的社会党国际一成立便采取了亲美反共的政治立场。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部分共有十三条，其中有四条是专门批判共产主义的。序言指出：“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的神学。……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①全面阐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法兰克福声明》鲜明地打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烙印，在当时社会党国际的各种文件中，反对共产主义的论调远远高于反对资本主义的论调。
在这种基本政治立场下，西方社会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执政党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因此，西方社会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当然是极端敌视的。另外，西方社会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着一种偏见，一种西方人对前殖民地国家的轻蔑态度。毛泽东对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这种轻蔑态度曾作了描述：“西方国家……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身体脏，月亮没有他们的好。没有办法，谈不来。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们，轻视我们。”②一句话，西方社会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敌视与蔑视并存，其中敌视是主要的。因此，西方社会党不可能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抉择新中国成立之际，正是冷战格局形成之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即全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总方针。“一边倒”既是新中国的外交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总路线。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愈益“左”转，党的对外交往的战略目标也愈来愈左，而且日益脱离现实。中国共产党从虚构的促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提出党的对外交往的战略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在没有对“修正主义”进行科学定义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盲目要求别的党接受自己的“左”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否则便将别的党划归“修正主义”一边，与之断绝关系。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各国党的感情，使中国共产党处于孤立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更加不会与处在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社会党建立任何联系。
无论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边倒”抉择，还是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极“左”路线，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党之间关系的全面对立状态。由于冷战的铁幕横亘在东西方之间，对已经倒向西方阵营、并与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形态分歧的西方社会党，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之对立、互不来往的态度。
二、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蔑视与敌视并存
1·蔑视感的逐步减退。
蔑视感的逐步减退随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感呈逐步减退的趋势。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社会党开始关注中国。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西方社会党人承认，“不能将一个拥有几亿人的群体无限地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③，应当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1955年，社会党国际四大明确指出：“在远东，显而易见，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与中国的有效政府———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接纳北京的代表进入联合国。”④“应让所有的国家，不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可以成为联合国会员，那么在接纳成员国问题上就不应运用大国一致同意的意见。”⑤
这是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西方社会党首次发表的影射美国的言论。在其后的会议中，社会党国际多次表示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并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有效政府”，具有代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这表明，尚未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并在国际社会中依然追随美国的西方社会党，逐步演变成为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政治力量。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党很早就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这正说明，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感在渐渐减退，对中国共产党作出现实主义判断的言论和立场逐渐多起来。
中国拥有核武器和中美关系松动后，西方社会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感进一步减退。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后，反复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些原则立场得到了西方社会党人的认可和欢迎。另外，中国在国际政坛上树立的既不屈服于美国也不迎合苏联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使西方社会党人认识到，在国际社会，中国虽然没有加入联合国，但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限制超级大国的霸权、平衡国际政治力量的重大作用。同时，西方社会党人对中美关系的松动和中美建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在1972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二大上，勃兰特将尼克松访华看作是整个世界由“对抗转向合作”的标志之一。大会决议指出：“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间以及美国同苏联领导人之间举行的两次最高级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的会谈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和平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有助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孤立。”⑥
可见，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到中国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和中美建交，西方社会党人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社会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感逐渐减退、具有现实性和进步性的观点呈逐渐加强的趋势。
2·敌视感的根深蒂固
虽说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感在逐渐减退，但在冷战背景下，二者所属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对立和由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敌视感依然存在。西方社会党一向指责中国共产党实行极权主义。1962年，社会党国际在《奥斯陆声明》中明确指出：“不能无视拥有6亿人民的庞大国家(指中国———作者)受到极权主义和严厉纪律的统治这一事实。它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⑦这种根深蒂固的敌视感妨碍了西方社会党人对中国共产党作出完全现实主义的判断。这主要表现在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态度和所发表的言论上。
对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的事件，西方社会党人大力批判中国共产党扼杀西藏人民的“自由权利”，摧毁西藏人的自由和个性，荒唐地对西藏人民的“自由权利”遭到镇压“表示同情”。⑧社会党国际甚至污蔑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实行的是“殖民主义统治”，毫无道理地要求恢复西藏的“传统地位”。⑨社会党国际主席阿尔欣·安德森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侵略”，并宣称社会党人要从中吸取教训，认清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共处理论的实质”。⑩
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西方社会党人不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一味谴责中国共产党使用军事力量“侵略”印度，污蔑这种“侵略行为”破坏了世界和平，毫无根据地诽谤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和平问题上耍两面手段。西方社会党人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只要目标是对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在他们的言行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11]社会党国际八大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入侵印度的决议》，《决议》“强烈谴责中国袭击和占领印度领土的侵略行径”，并且表示“支持印度人民保卫祖国的决心”，呼吁“各工业化国家给印度以更多的援助”以保证印度经济的发展。[12]
最能集中地体现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的，当属社会党国际对日本社会党的态度。日本社会党出于对二战后日本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很早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接触。对日本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社会党国际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进行干预。60年代中期，在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北京后，社会党国际对此事作出了很不正常的反应。1964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伦敦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北京和雅加达的声明》。《声明》强调：“不允许兄弟社会党的党员个人，更不允许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与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独裁统治的政策、目标和组织认同。”[13]公然要求日本社会党“认清”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是对“世界和平和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义标准的威胁”，与崇尚“独裁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14]
可见，在冷战初期，针对不同的政治事件，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的提升，使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感日益减退，在一些问题上，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能采取相对现实主义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社会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决定了西方社会党对中国共产党持根深蒂固的敌视立场。蔑视与敌视共存，其中敌视是主要的一面，因此西方社会党很难对中国共产党作出完全现实主义的评判，双方的关系难以改善。
三、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社会党：“冷对立”中区别对待
1、一种特殊的“冷对立”状态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的中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同样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党的关系。由于二战后苏共与西方社会党的尖锐对立，使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党没有发展良好关系的可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社会党的关注、报道和研究都非常少。但从极少数关于西方社会党的报道中，还是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反对西方社会党的坚决态度。
譬如，1957年8月4日《参考消息》对社会党国际五大作了简要报道。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流亡社会民主党人(指因不同意与共产党合并而被迫流亡到西欧的原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作者)在第五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前的会议上的所有发言都是极端反苏和反共的。这些流亡者通过了一些诽谤性和挑拨性的决议。这些流亡政党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是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真相的极端歪曲。这些叛徒向‘自由世界’乞求，要加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进行破坏活动，并拒绝同苏联实行任何合作。”从此篇报道的笔调中，可以明确地分析出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支持苏共、反对社会党的政治立场。
中苏论战和中苏两党断交后，“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党际关系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中显得尤为严格。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倾注了主要精力。对西方社会党，中国共产党只是通过少数简单的报道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即使是对西方社会党人发表的敌视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进行过多的争论和批判。比如，对社会党国际在西藏和印度问题上所持的反共态度，《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都做过报道。报道只用了“社会党国际诬蔑我国‘摧毁西藏自由’”、“社会党国际诬我侵略印度”、“社会民主党同情西藏叛匪”等语句，报道的篇幅也很短。由于中国共产党集中主要精力进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争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党既没有多加报道，也没有多加研究，更没有在全国上下掀起大规模的言辞激烈的“批判运动”。所以说，由于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的差异，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的状态。但是，这种对立既没有表现为激烈的意识形态大争论，也没有引发世界政坛上的残酷斗争，是一种很特殊的“冷”对立状态。
2·中国共产党对某些社会党的特殊态度
虽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党的关系处于对立状态，但对于冲破冷战的铁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接触的少数西方社会党人，中国共产党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这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完全以意识形态的严格一致来决定党际关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接见了社会党国际代表团。在会见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15]毛泽东甚至还表达了希望西方社会党人能消除对苏联和苏共的敌视，从而缓和东西方关系以结束冷战的愿望。他说：“我认为，英国工党朋友对苏联的了解是不恰当的。英国是个大国，苏联也是大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搞不好，世界和平就成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应和苏联离开，而是英国应该和苏联靠拢。我劝你们和苏联靠拢，这是我们的建议。为什么你们这样不喜欢苏联呢?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观点不要一成不变，情况就可以改善。怎么样?再说一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6]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这次直接接触，对西方社会党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和敌视态度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部分西方社会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对西方社会党所表达的愿望和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正是在这次亲密接触后，1954年底，在中国还没有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时，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芬兰以及瑞士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四国政府是由社会党领导和参加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些国家实行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不等于与这些国家的社会党建立了党际关系。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日本社会党在地域上虽然是亚洲地区的社会党，但从政治主张和信奉的意识形态来看，属于西方社会党阵营，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党为了遏制美国在日本的势力，希望与中国、苏联等与美国有矛盾的国家建立联系，以维护日本的主权和独立。日本社会党对美国在日本和东亚地区的扩张多次表示抗议。因此，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追随了西方社会党，但是在政治利益上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有差异。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利益上都与美国尖锐对立，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抵制。这与日本社会党的政治利益有共同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均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共同点，并很早就在这个共同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合作。
1959年日本社会党派团访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号召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合作，共同对付美国。浅沼稻次郎的演说，在日本国内和西方阵营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右翼分子对日本社会党的中国之行表示了反对，浅沼稻次郎也在1960年遭到右翼分子的刺杀身亡。社会党国际也对日本社会党施加压力，要求日本社会党就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问题“说明情况”，并作出遵守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保证”。但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的关系朝友好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两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1961年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来到中国，毛泽东接见了他，两人就浅沼稻次郎提出的“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论点交流了意见。黑田寿男表示，浅沼稻次郎关于“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讲话是很好的，日本社会党将继承浅沼先生的精神并发扬他的精神。毛泽东也表示：“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17]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的这种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坚决态度，是二者发展良好关系的重要思想保障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在冷战背景下，虽然中国共产党对直接与自己接触的个别西方社会党采取了科学的态度，但由于西方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并不具有广泛的意义，也没有在国际社会上产生应有的影响。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13][14]《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第3页，第58页，第60页，第251页，第144页，第102页，第118页，第145页，第165页，第178页，第17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⑩《社会党国际通讯》1959年第21—22期。
[15][16][1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第341页，第241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6年第5期 作者单位：湖北江汉大学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