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一段话说起

话说毛泽东1965年11月视察各地，到了江苏南京，忽然想起什么，便问起：“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哪里去了?”有人回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毛接着说：“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党支部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1965年11月)

距离“反右”运动的1957年，当时已有七八年了，不过毛泽东仍然记得当时的两位高校党委书记，一位是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显然，毛不喜欢他们，甚至以为他们是呆子(一如讨嫌人民日报社的邓拓是“死人办报”一样)。他还回忆当年发动“鸣放”以开展运动，采取的方法是“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不能打招呼”的就是已经“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的清华党委书记，至于南大的那个党委书记，更是经不起事，已经“吓昏了”。那么，这是两位怎样的党委书记呢?他们为什么就成“另类”了呢?

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吓昏了”

毛泽东提到的当年南京大学的那个党委书记，就是陈毅人。

1957年5月，南京大学进入“鸣放”高潮，当时学校党委和行政部门已先后召开了十余次旨在帮助执政党整风的“鸣放”座谈会，与会者大多响应号召，且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在“鸣放”中揭露了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三大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方面的问题。

是年夏天风向突变，6月24日，南大召开全校大会，由孙叔平副校长代表校党委作了反击“右派”的动员报告，此后便展开了针对“鸣放”中的“错误言论”的批判。所谓“错误言论”，当时认为是与全国出现的“错误思潮”相联系的，甚至同“匈牙利事变”相似，即是对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如“鸣放”言论认为产生“三大主义”不单是个人思想作风问题，而与制度的缺陷有关;认为“学校以教师为长”，因此应实行“教授治校”;认为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侵犯人权;认为高校的马列主义课程应当被列为选修课，等等。此外，关于“院系调整”，认为是盲目学习苏联，以致把好端端的南京大学(此前是堂堂的“中央大学”)拆得七零八散，变得断腿残足、人走楼空等等。盛夏7月，“反右”进入高潮且被严重扩大化。作为地方高校的南大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错误地将一批由于对个别党员不满、提的意见比较尖锐的人，以及对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的人，都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划为“右派分子”;同时，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被认为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在党内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学校党委书记陈毅人就是代表人物，他也就成了重点的批判对象了。

陈毅人究竟有什么“错误”呢?他又如何与一般的党委书记不一样了呢?

陈毅人是在1953年从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科，调到南大担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辅导处主任的。1956年初，他升任校党委书记(1957年兼任校长助理)。作为一位老革命，陈毅人既有革命阅历，又有革命理论，他一到学校，便亲自为全校一年级学生开设公共选修课 “联共(布)党史”，当然他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他最大的特点(也是“另类”的表现)是十分自觉地警惕着“左”的危害，于是在南京大学开展“整风”和“鸣放”时，“深怕运动搞过火”，并为此整日忧心忡忡。他还认为此前的急进已造成了很大困难，如再来一个急进，就更危险了。

1957年6月，当“鸣放”进入高潮之际，陈毅人觉出了一些苗头，于是不无担忧地给学校党委孙叔平等写信，表明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他说：“与其打烂了摊子再来收拾，不如接受‘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争取主动，针对弱点，首先采取措施，使自己健壮起来。”他还估计：“很可能‘鸣放’后，各地闹事，相互呼应，而蔓延到牵动全盘，以至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为此他“越想越为党担心，夜不成眠”，并以为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怕忧天者无人”。果然没有多久，“反右”运动汹汹而至，当时已有许多青年学生被划为“右派”，对此他颇为犹豫，以至于当他代表党委在每个“右派”学生的材料上签字时，都感到自己的笔端如有千钧重负而难以落笔。终于，他因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次运动要采取这样的部署与做法”，称病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被“吓昏了”。

不干当然是不行的。陈毅人的信，很快由中共江苏省委转到中央，毛泽东也点了他的名，并批评他的立场是“右倾”的。陈毅人由此成为“反右”运动中从“右”的方面干扰全党战略部署的一个代表人物，不久他就受到了处理，并被严厉批判。

1958年10月，陈毅人被下放劳动。1959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宣布给予陈毅人留党察看两年、撤销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助理职务的处分，工资级别下降一级，并被调离南大，不久后调任南京图书馆副馆长。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毅人新账老账一块被清算，终于支撑不住，于1967年1月自杀。据郭影秋(陈毅人之后的南大党委书记)的回忆录《往事漫忆》一书披露：当年陈毅人在省委干部会上接受批判，他在发言中竟提及自己在考虑生还是死的问题，当时郭影秋说：“你死后墓碑上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看来陈毅人受到批判后已有轻生的念头。

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的遭遇

毛泽东提到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是袁永熙。他的经历要复杂得多，也富于传奇色彩。

袁永熙，贵州修文人，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是清朝显宦，并与徐世昌是儿女亲家，此外他还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内弟。他最知名的一个身份是蒋介石幕僚长陈布雷的女婿。这样一个背景的人，居然是“铁杆的”中共地下党员。

袁永熙曾在战时的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是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总支书记，也是中共南方局下属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和宣传部长。他曾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其间与陈布雷的小女陈琏相爱。抗战胜利后，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中共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则是所谓“敌伪产业处理局”职员。1947年8月，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结婚，当时他们都已是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不久，因叛徒出卖，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了这对新婚夫妇，由于身份特殊，他们被用飞机押送南京，关押在国防部保密局，后经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得到“释放”。此后两人在南京任职(陈琏在国立编译馆，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其实仍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继续从事秘密活动。陈布雷自杀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秘密派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乔石夫人)专程到南京，嘱其离开南京，秘密潜往解放区。此后，他们在中共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的安排下，由交通员秘密护送至苏北，最后到达石家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

解放后，组织上审查了袁永熙夫妇被捕时的表现，后经刘少奇批示，同意袁永熙重新入党。此后袁永熙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学生部秘书主任和副部长，1953年9月至1956年5月，被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这也就是毛泽东上述谈话中所提到的“清华有个党委书记”，而后来接替他担任清华党委书记的则是蒋南翔。

1957年“反右”时，袁永熙居然也被打成“右派”，罪名则是“做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理由是此前他曾在清华教职工和政治课教师的“鸣放会”上鼓过掌，并在一次由工会召开的“人事工作鸣放会”上也鼓过掌(当时发言者对1956年的调薪工作提了意见，由于调薪工作是袁永熙主持的，为了表示欢迎群众提意见，于是他在会上也跟着鼓掌)。此外，据说他曾说“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教授受压”，于是在清华的党委扩大会上，有人批判他说：“说‘教授受压’，这不是指责我们党在压迫高级知识分子吗?这是赤裸裸的‘右派’言论，说这话的人难道还不是‘右派’么!”据此，袁永熙就成了“右派”，还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袁永熙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提出申诉时曾言，“反右”时自己的三项“罪名”是：“1.整风期间诬蔑诽谤党中央;2.在‘右派’猖狂进攻期间恶毒攻击党委整风没有决心;3.对‘右派分子’进攻大加赞扬和支持。”

那么，其中的具体情节又是怎样的呢?有人曾回忆说：早在此前的“反胡风”运动时，又连锁引起了清理组织内部的“肃反”运动，有人在清华受到怀疑，被迫作了坦白交代并接受批判，“但是开过几次批判会后也就无声无息下来，当然也没有做结论。不过，在当时，我觉得这是永熙同志在上面把对我的这场斗争缓解下来了”。这是袁永熙“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的“前科”。此后开展“整风”，“永熙同志对‘整风’也是很积极的。有一次我为报道‘整风’，参加了他主持的一个‘教授鸣放会’，教授们发言踊跃。他们发言的第一部分都是肯定共产党在解放后的一些革命措施，如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然后话锋一转，批评上述的三种主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笔者注)，尤其是常常会涉及1955年‘肃反’运动中的一些令人心寒的现象。在那一次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都鼓掌表示一种兴奋心情，永熙同志在会上也随着鼓了掌。在那次会后，清华党委就不再让永熙同志出面主持这一类会议了。但是凭他的聪明他也没有想到，形势已开始转化，要反击‘右派’了。后来永熙同志和我都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了‘右派’身份后，我特意问他，1957年春夏之交，整风形势突变，他怎么和我一样地没有觉察到呢?他说，当时是有一个打招呼的文件，但是没有给他看，而按他的思路也是想不到会有反击‘右派’的。”(左羽《几束往事在心头》)

再来看袁永熙自己的申诉：“运动开始，我遵照中央精神和清华领导意向同意‘鸣放’。在彭真同志作整风报告以后，我赞成边整边改釜底抽薪。我提出接受合理的意见，领导做做检查，以团结绝大多数。即使个别意见不正确，我也是完全出于善意，协助领导，想把运动搞好。由于那时我毫不知道中央‘反右’的部署，曾对某副书记在常委会上不发言，我不理解，说了他一些不恰当的话，这也不能算做我攻击党委。说我对‘右派分子进攻大加赞扬和支持’也是没有根据的。结论中所列举的三个事例，前两个牵强附会，后一个是完全捏造。相反，当时我是怕出乱子，想把运动搞好。举两个事例说明：一是有些学生要求开肃反控诉会，团委书记XX请示要不要开。我当时在场，因为我听说北大开过，影响不好，我主张不开。二是各系实验员二三百人派代表要求在校游行。南翔同志派我去接见，经我极力说服终于制止。在‘反右’斗争一开始，我即被市委主要领导点名为‘党内右派分子’，先定了性，再拼凑材料，然后无限上纲。不久，就在《人民日报》四版，《北京日报》头版刊登，成为最早见报的‘党内右派分子’之一。”

“由于那时我毫不知道中央‘反右’的部署……”，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的前因后果。原来“反右”运动伊始，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仅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知情的领导不仅秘而不宣，反而更起劲地鼓吹“鸣放”，以期“引蛇出洞”，这就是所谓的“阳谋”。可怜袁永熙被蒙在鼓里，一点都没察觉出来。

不过，更加严重的是袁永熙的特殊经历——他是由刘少奇批示才被允许“重新入党”的。袁永熙后来曾上书共青团中央，请求党组织对他1947年被捕后在狱中的情况所作的结论和处分予以复审，他陈述说：“我于1947年9月24日在北平因我党地下电台的组织被破坏，牵连入狱，1948年5月28日出狱，1948年12月由上海地下党送我到解放区。1949年8月由团中央给我作了结论。结论是：袁永熙在敌人威迫下以‘民青’面目三次写悔过书，丧失共产党员气节，不能恢复党籍，开除党籍。但考虑袁永熙被捕前工作比较好，被捕后未暴露组织。出狱后积极找党为党工作，可以重新入党。我认为说我‘三次写悔过书’过于笼统，与事实有出入。”然而，在“文革”酝酿和爆发的时候，这还能说清楚么?正如袁永熙的儿子陈必大事后在那篇广为人传的文章《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中所述：当年围绕袁永熙的历史(被捕)问题形成一场官司，这个官司后来“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当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过这么一段。问题是左派们(这是不带引号的左)动辄以牺牲了的先烈来说事儿，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刘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当年他批准薄一波、刘澜涛等61人自首出狱，一直被高岗和一批军队干部所诟病。眼下这个小袁，是周恩来在南方局的手下，也的确没有做错什么，基本上是靠自我保护和社会关系营救而出狱。但完全不加处分，将来出狱‘悔过’岂不成了常规?于是刘少奇提笔批示：‘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当时中青委组织部长蒋南翔、学生部长荣高棠向爸爸传达这个结论时，为了安慰爸爸的满腹委屈，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然而当需要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打倒刘少奇时，上述的“六十一人”案和刘少奇曾经有过的“被捕”问题(大凡此前在“白区”工作就难免会有这一历史问题)就成了让刘少奇自己百口莫辩的“纠结”，袁永熙则更难清白了。

中共党员、陈布雷女儿陈琏之死

袁永熙被打成“右派”后，仍在团中央工作的陈琏迫于情势，打报告给组织，宣布要与袁永熙离婚。后来这对曾让人羡慕的靓丽夫妇，终告分离。此后，袁永熙被下放劳动，后调至河北一中学任教，“文革”中更受到残酷迫害;至于陈琏，也因“历史问题”多次受到无端审查，最后被“文革”中的“造反派”宣布为“叛徒”，受到残酷揪斗。1967年11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

陈琏，陈布雷当年最怜爱的这个女儿，为了追求理想和一个完美的世界，毅然割舍了亲情——先是家庭，后是丈夫。她是那样的坚定。陈必大回忆说：袁永熙成了“右派”后，蒋南翔“向妈妈传达了两条：一、袁永熙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不会株连到你。二、你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党相信你也会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划清界限的。已经不用说更多的话了，为了对丈夫的忠诚而失去党的信任，妈妈不会那么做，因为她并不肯定爸爸是正确的或无辜的，而她入党时就准备为党牺牲自己的一切……爸爸每每提到妈妈都黯然神伤，他总说如果两人在一起的话，妈妈在‘文革’中就不会自杀。这个‘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可能更正确，正确得近乎同义反复，那就是：如果妈妈能够接受一个已经离异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也就不会自杀了。”

许多年以后，他们的儿子陈必大哀痛之至，大声向这个世界发问和抗议：“从主观上说，像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另类’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那句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的话语：“革命吃了自己的儿女”?

当年陈布雷万念俱灰，死前留下遗言：“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还对袁永熙说：“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陈琏)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言犹在耳，又一场政治风暴将袁永熙和陈琏席卷而去。作为教训，后来袁永熙学“聪明”了，他曾一再告诫自己的孩子：“要懂得在战斗中侧身而立(这有“横站”的鲁迅的例子——笔者注)，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更不要得理不饶人，因为一张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陈必大《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

说真话真是难，难在要提防别人有机心。于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有了这样的一问——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多年后，袁永熙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任职，后调入中央办公厅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此后又调任北京经济学院任代理院长、院长，1994年离休。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