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润之先生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问世，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其时正与赵恒惕公布省宪时间相近，可见那(湘人治湘)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

电视剧《走向共和》在央视播得热闹非凡，勾起了我的许多联想，看到维新的、革命的、保皇的死掐活掐，就为了到底是还要不要供着个皇上，费多大劲，死多少人！总算走向共和了，可然后呢？都知道然后就该军阀混战了，混战到把中国那点原本就很可怜的国力消耗殆尽，直到把日本鬼子给招进来差点亡了咱中国。现在咱们就以湖南一个省来作例子，说说这走向“共和”、建立民国之后的旧事吧。

资料图：谭延闿

资料图程潜

资料图：何键

资料图：唐生智

资料图：赵恒惕

（一）“混之用大矣哉”的谭延闿

话说辛亥年武昌首义，新军造反，为首的是孙武、蒋翊武二位，可他们为了能够牢固控制新军，硬拉出一个黎元洪当了首领。那黎元洪可是被枪顶着脑门，硬架到革命领袖位子上的。在这之后，袁世凯的军队南下镇压，跟革命军打了个平手，隔着长江对峙的时候，接着出了什么事？接着就是长沙二义啊！不要笑，史书上真是这么叫的，有首义就该有二义嘛。说的就是湖南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也造起反来了！其实当时湖北和湖南是同时发动的，约好了哪边条件先成熟，哪边就先干起来，而且第二家必须十天内响应。结果武昌先动手，于是辛亥革命就此算在湖北账上了。湖南这边的革命首领也是两个人，一个叫焦达峰，一个叫陈作新，也是在新军里头发动，率领新军第49协，登高一呼就把巡抚衙门给占了，把当官的杀的杀掉，撵的撵走，自己宣布就任湖南正副军都督，就算成了事。

可湖南还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就是所谓立宪派，头头的名字叫谭延闿，这人可不是等闲之辈！谭延闿，字祖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氏（茶陵在湘东井冈山区）。他的爸爸叫谭钟麟，以翰林出身，当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谭延闿在光绪30年（1904）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本来是要点状元的，因为他不但文章好，而且一笔颜体字也写得极漂亮。可就在慈溪老佛爷要下笔圈点他的名字时，看到谭延闿是湖南人又姓谭，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叫她不高兴的谭嗣同（浏阳人），就改点了另外一位字写得也好的刘春霖。刘先生的字似乎还不怎么能和谭比，这也许是后来谭官当大了，到处题字的机会更多，影响评价公正性的原因吧。谭延闿就这样被降级点了“会元”，那年他24岁，就进士及第，像他爸爸一样，也授翰林院编修。他在慈禧亲自主持的丁未新政中，是积极的立宪派，当上了湖南的“谘议局”议长。在辛亥革命暴发之前，他在湖南投入了“保路”运动，与四川遥相呼应。在保路失败后，谭对清廷十分失望，才有了革命的想法。但当时各省的立宪派都是与革命党政治主张明显不同的，他们主张“文明革命”，“换旗换印”而已，说白了不想让泥腿子主事，要革命也该是世家大族做主，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可无奈焦达峰、陈作新掌握了新军的武力，谭延闿只有一帮穿长袍的跟着他起哄，所以一革命，都督先让焦达峰给当了，谭延闿心里当然很别扭。

焦达峰却根本没顾得上照顾谭延闿的情绪，他忙着实践前约，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谭延闿也没闲着，召开他的谘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其实是为了限制都督权力，与焦陈争权才是本意。事也凑巧，后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50协（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向焦达峰要求升官被拒，心中怀恨，转而投到谭延闿门下，谭自然求之不得，与之密谋去焦之计。焦陈浑然不觉，继续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49协主力悉数派往湖北，使自己身边失去了自卫的武力。事实上如果不是湘军及时援鄂，湖北的革命军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当时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大炮的火力隔江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革命军中已经是军心动摇，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而湘军的到来对于稳定军心，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同时对于袁世凯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威慑，正是湘军的及时增援，才使得袁不敢急攻武昌汉阳，给革命军一方留下了生机，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有了等待全国响应，促清廷倒台的可能。可湘军挽救了辛亥革命，却将湖南的革命功臣焦陈二人置于险地。梅馨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派出死党，将焦达峰及陈作新一举杀掉的。焦达峰死时年仅24岁。那个血腥的日子是1911年10月31日，离武昌双十首义仅仅21天。焦达峰至死不明白，敌人除了来自于他切齿痛恨的清王朝，原来还有可能来自于自己所在的营垒。

当梅馨手下的士兵抬着一顶匆匆找来的破轿子，趁着暮色跑到谭延闿家里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的时候，谭延闿因为不知道来的究竟是哪边的兵，竟吓得嚎啕大哭，死赖着不肯出门，直到向老母妻儿恸哭辞别，才被摁到轿子上抬到了都督府。等他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然立刻笑成了一朵花。谭延闿就此出掌湖南大权。大伙儿瞧瞧，他这出山时的情况，与黎元洪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谭延闿可不像只有一腔热血的焦达峰，他十分知道该怎样巩固自己这侥幸到手的权力。他首先将鼓噪不平的新军第49协全部调集送上湖北前线，一方面表示自己坚决革命，另一方面使因焦陈遇难而仇恨自己的异己武力远离身边。接着他把第50协中的不满份子也编成新的编制，全都送上前线了。对于杀焦陈二人，究竟是不是谭延闿主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从谭当上都督之后，不但不惩办梅馨，反而升他为协统（团长），还奖了他五百元，已可见蛛丝马迹。

谭延闿虽然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军都支走了，但他还有另一块更严重的心病：湖北的战事胜负未定，这命到底是否算是革成功了，还很难说呢。他明白袁世凯才是中国当时最强大的武力拥有者，匆忙拼凑起来的革命军不一定是袁的对手。于是在湖北两军僵持之际，谭延闿也没闲着，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特别是广西巡抚沈秉堃，他本来就是湖南人，更是谭延闿做工作的重点对象。因为广西如果从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后路的话，大部兵力已抽调援鄂的湖南，就有可能首先崩溃。谭延闿对广西又是发电报，又是直接派人说服，很快就争取到沈秉堃的宣布独立。接着谭延闿又以同乡之名，劝说福建巡抚孙道仁起义。最有意思的是，他竟然写信威胁孙道仁，说你要是不跟着我们与小皇上翻脸，我们就在湖南把你家的房子充公，把你家的祖坟给刨喽！孙道仁没辙，也通电独立了。接着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纷纷不断了，据说连云南蔡锷起义，也与谭延闿的督促有关。瞧瞧，爱新觉罗丢了天下，真是跟喜欢折腾的湖南人关系不小呢！而谭延闿想多拉几个人壮声势，即算造反不成上法场也多几个陪绑的这种心理，其实比革命党只知道拼掉自己脑袋的傻劲，要管用多啦！

之后就是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谭延闿开始了他第一次春风得意的督湘主政。他一方面与黄兴、宋教仁这两个湖南老乡拉上了关系，摇身一变当上了新成立的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同样是湖南老乡的熊希龄，与袁世凯暗通款曲，又是通电拥护袁就任首任民国大总统，又是输银百万元赴京，解决袁政府的财政困难。于是袁世凯也投桃报李，宣布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谭延闿那一阵子肯定是感觉最好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书法造诣不浅的人，这时候更是不时赐人墨宝，抒发自己的愉快心情。他还极喜欢骑马驰骋，有宝驹四匹，两匹纯白的号大小白龙，一匹黑的叫风云飞，还有一匹四蹄踏雪的，叫做乌云盖雪。这时候谭延闿给自己刻了两方闲章，一方上面刻的是“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一方上刻的是“马癖”，他给人写的字上都要盖上这两方印章，其得意之状难以掩饰。可他身为一省之尊，见识到底有限，哪玩得过掌控中国全局的袁大头啊？谭延闿本来就主张“文明革命”，这会儿民国建立了，他就真心实意地想要裁撤军队，发展地方经济了。他建立了省议会，颁布了新刑法；兴办了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长沙至湘潭公路；废除清朝的田赋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拿出经费大办教育，选派公费留学生，为湖南的建设培养人才。谭延闿还极力推行移风易俗的新风，命令限期剪掉清朝的发辫，不许妇女继续缠足，严禁种植吸食鸦片。谭延闿这一套开明政治，搞了仅仅三年，到1913年就风云突变了，这一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一心一意搞议会民主的宋教仁，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之决裂，准备重新发动革命推翻袁的统治。

可要与袁世凯摊牌，就得有足够的武力，而湖南经谭延闿的大裁军之后，哪里还有足以与袁抗衡的军事力量？幸亏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程潜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加上原来剩下的唯一一个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总共不到两个师的兵力。谭延闿觉得这点力量绝不能与袁世凯翻脸，所以一直不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宣布湖南独立，而周边的赣、苏、皖、闽、粤、川等省，都已纷纷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宣布反袁独立了。谭延闿拖了半个月，最后在大家的逼迫下，才不得已悬挂出了讨袁军的大旗。可紧接着的就是江西、江苏传来的讨袁军失利的消息。谭延闿为了减小袁世凯对自己的恶感，努力设法削弱省内反袁的声音，寻找机会取消湖南的独立。没多久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湖南的反袁派也不得不偃旗息鼓。谭延闿连忙宣布取消独立，并给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一副颇为有趣的自解自辩的样子。可袁世凯对谭延闿首鼠两端的态度毕竟不能释怀，还是命令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率军进入长沙，取谭延闿而代之。谭延闿只好在黎元洪、熊希龄的担保下入京待罪，被袁判了四年有期徒刑，后经黎元洪求情，才准其特赦。

谭延闿先后避居青岛和上海，听到的都是汤芗铭为害湖南的坏消息。他知道自己三年督湘，推行开明政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全被汤芗铭这个袁世凯的爪牙摧毁殆尽，真是欲哭无泪。他只能苦苦地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一等就等了三年，直到1915年蔡锷在云南树起反袁护国的大旗。这时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取道贵州进入湘西，沿途不断收编，很快就拥有了三旅之众。广西陆荣廷的护国第二军也进入湘南，向北挺进。在这样的局势下，就连汤芗铭这样的袁世凯死党，也不得不宣告湖南独立了。这对于袁世凯可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就在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后仅一个星期，袁世凯就在忧愤与病痛交加之中死去。汤芗铭当了三年湖南都督，杀了16000多人，湖南人恨不能吃他的肉，现在他虽然也算参与了倒袁，但仍得不到湖南人的原谅。程潜等挥军攻汤，汤兵败逃出湖南。谭延闿在新大总统黎元洪的任命下，开始了第二次督湘。

谭延闿有了第一次督湘因手中无兵失权的教训，本该是要狠抓军事力量的，但他这时却又有了一个新的心腹之患，那就是驱逐汤芗铭功劳最大的程潜。谭利用北洋政府段祺瑞提出的裁军方案，将程潜派别的军力裁撤一空，把失去兵权的程潜暂时赶出了湖南的政治舞台。可谭延闿没想到，自己在北洋政府中的靠山黎元洪，却很快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架空，接着干脆被赶下了台。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全国，要“兵下两广，饮马珠江”，首先就要打通湖南的通道。他下令免去谭延闿的湖南督军一职，以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谭延闿知道失去督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仅仅一个空头省长是当不下去的，于是灰溜溜地化妆逃往上海。他这次从回湘主政到出走，一共不到一年的时间。

段祺瑞一意孤行，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准备武力统一全国。孙中山南下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程潜受孙中山委派，从广东潜入湖南，召集旧部，当上了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境内一场混战，几经周折，程潜率部攻占长沙。可北洋的直系与皖系这时联起手来，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几路大军杀奔湖南而来。而护法军方面湘、桂、粤三省军队却不能协调一致，在程潜的湘军在岳阳一线死战时，留守长沙的桂军却大肆劫掠一番后，匆匆退回广西去了。程潜独立难支，退守湘南，长沙被张敬尧所占，就任湖南督军，开始了对湖南的又一轮荼毒。

张敬尧当了湖南督军，吴佩孚是不服气的。这就重新暴露出直皖两系军阀间的矛盾。另一边，护法军的湘桂两军间，也因桂军未战先逃，扔下程潜不顾其死活，相互交恶。于是谭延闿又得到了新的出头机会。广西陆荣廷不愿湖南落到记恨自己的程潜手中，宁愿让未参与护法战争的谭延闿出山；吴佩孚则为了打击张敬尧，暗中支持湘军与张作对，也与谭延闿拉上了关系。于是发生了莫名其妙的程潜“通敌”事件，一个从北京来的段祺瑞密使在湘南被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段祺瑞给程潜的密信。程潜难以自辩，只得出走，将军队交给了谭派的赵恒惕。谭延闿随之抵达湘南重镇郴州，就任湘军总司令。不久直皖两系矛盾进一步激化，吴佩孚、张敬尧先后退出湖南，谭延闿和赵恒惕于1920年重新回到长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

然而这次谭的督湘却是最短的一次。原因首先是他对赵恒惕承诺的让他当湖南督军的诺言没有兑现，使赵心存嫉恨；另外谭延闿与孙中山统一全国的宗旨相悖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谭延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联省自治”，而孙中山却极力要搞“联省北伐”，统一全国。这样一来，冲突在所难免。孙中山派往湖南的周震鳞，策动对谭不满的赵恒惕、程潜两派军人，联合倒谭发动兵变，谭延闿知大势已去，辞职离湘，前后不过不到半年时间。

这之后谭延闿虽再无督湘的机会，却又有过一次与自己原来的一手扶植起来的赵恒惕兵戎相见的战事，史称谭赵之战。原来赵恒惕在当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以后，全盘接过了谭延闿的主张，搞起了湖南自治，又是立省宪法，又是搞民选，给自己长期主政湖南找合法依据，于是成为了新的北伐拦路虎。1921年孙中山统一了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赵恒惕却以湖南自治为名，派出省议会议员团，赴桂林请愿，阻挠北伐军假道湖南，迫使孙中山只能取道江西。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怒，说这是“一为阻我前进，一为断我归路”。而这时蜗居上海的谭延闿，又恰恰在运动推翻他的周震鳞的引荐之下，重新加入了国民党，晋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认为谭延闿能够改过自新，将他委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让他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其实，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固然是胡乱贿选得来的，但谭延闿受孙中山委任，更是视民意如无物，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可不管怎么说，这仗是又打起来了。谭延闿策动旧部与赵恒惕作对，宣布放弃自己曾极力主张的湘省自治的政见，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北伐政策。赵恒惕则宣布成立湖南护宪军（维护省宪法），与之对抗。两方打打谈谈大约三个月，各有胜负。要不是广东孙中山那儿出了更大的事，这仗还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呢。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围困广州，急令谭延闿率讨贼军回援。谭延闿率部退出湖南，杀奔广州救孙中山的驾，于是湖南才重新被赵恒惕控制。

谭延闿的湘军解了广州之围，后又参加东征、北伐，真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后编为北伐军第二军，倒也算是谭延闿走上了“正途”，修成了“正果”呢。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谭都要亲自拟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他后来还当过蒋介石委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后又当了行政院长。其实谭延闿能够被孙中山接受，成了国民党的要人，还得说是孙中山肚量大，能容人。因为谭延闿的父亲谭仲麟当两广总督时，正赶上孙中山的兴中会组织第一次武装暴动，时在1895年（乙未），史称乙未广州之役。此役的主要领导者名陆皓东，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青天白日旗”就是陆在乙未之役中首次使用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对此旗情有独钟，定为党旗。可陆皓东在乙未之役失败后，就是被谭延闿的老爹谭仲麟给杀掉的。这样说来，谭家与孙中山有世仇。而孙中山在1921年后真诚地信任谭延闿，谭延闿也忠诚地服膺三民主义，至死未背叛，也算是他们二人化敌为友成就一段佳话了。

谭延闿写一笔很不错的颜体字，又学过清代钱沣的变体（钱沣就是电视剧《乾隆王朝》里那个处处煞风景的书呆子御史），他的书法连光绪的师傅翁同龢都亲口向他老爹谭仲麟称赞过，可见不是一般水平。谭延闿是但逢有人求字，有求必应，所以墨宝存世不少。据说他写条幅时并不用桌子，只叫两位卫兵把纸悬空拉直平展在他面前，他就下笔了。南京中山陵迎门处那两行大字“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於此”就出于谭延闿之手。谭延闿还被当时人评价为“柔愎自用”，说的是他处世圆滑，不轻易显露棱角。人家说他久居官场，靠的就是一个“混”字，而谭延闿自己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还说过“混之用大矣哉”，于是在他死后，上海某小报登出了一幅对联：“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谭延闿有个政客难得的优点——不好色。他与夫人感情极好，当他第三次督湘时，夫人死在上海，被家人扶柩回老家茶陵安葬。运送他夫人灵柩的船只到达岳阳时，恰是他被赵恒惕逼走，坐船出洞庭湖之时。两船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城陵矶相遇，因风浪大无法相靠，谭延闿只得遥望夫人的灵柩远去，想必当时心中是无比悲凉的。后来他竟然终身未再续娶，鳏居至死，留有悼亡诗句“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他好吃，而且以“雅食”为乐，比如大白菜只吃当中的心，每天伙房得从一筐白菜里削出心来供给他，还有鸭舌，也是他的喜欢之物；他善饮，爱喝绍兴花雕，酒量极大。他常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

前面说过，谭延闿爱骑马，可没想到正是这个嗜好送了他的命。他是1930年年仅52岁时，骑马不慎坠地，引发脑溢血而死的。谭延闿也葬在南京紫金山，他的墓碑，当年由蒋介石亲自题写碑文，可算是备极哀荣了。解放后，碑上的文字全部被磨平，当时任陵园管理处处长高艺林于是大书“灵谷深松”四字于碑上，这“灵谷深松”就是谭的墓碑了。

（二）赵恒惕“继承谭公未竟之志”

赵恒惕是继谭延闿崛起而主政湖南的第二个湖南本省人。他是湖南衡山人，字炎午，小时候不会读书，屡应童子试不取，再报考国子监生，仍名落孙山，于是心灰意懒，发誓不再进科场。后来他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旋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赵恒惕先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才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同期同学中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赵恒惕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赵恒惕光绪末年归国，被当时的广西巡抚招纳至广西兵备处工作。辛亥革命前，赵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率所部离桂经湘入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赵部开往南京，被授陆军少将衔。等到赵恒惕率部要返回广西时，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赵恒惕部滞留湖南境内，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正值谭延闿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全部清理出湘的关头，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于是一边是要补锅，一边是找锅补，就一拍即合了。谭延闿向黄兴请准，将赵恒惕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延闿三次督湘的过程中，赵恒惕一直与之共进退。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真面目暴露无遗，二次革命暴发。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可老袁不依不饶，非要追究谭延闿一个附逆之罪不可。谭入京谢罪，被判了个四年徒刑，连带赵恒惕也跟着吃了挂落，同时判刑，差点没丢了脑袋。幸亏有黎元洪帮忙说情，才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连他的亲信汤芗铭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赵恒惕才又在谭延闿的运动下，重新出山“襄赞大计”，成了重建湘军的功臣。这之后谭延闿出于私心，排挤程潜一派，再次把湘军裁撤一空，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可见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老谭的铁杆近卫军。老谭好景不长，二次督湘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弄得赵恒惕好不孤单。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湘军中坚决反段护法的都是程潜派的军人，而赵恒惕却称病不出，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后来他虽然还是参加了护法战争，但始终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在皖系的张敬尧为害湖南的阶段里，赵恒惕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不被完全消灭而已，直到谭延闿利用北洋政府欲分化湘桂联盟的图谋，再次出任湖南督军，挤走了程潜，赵恒惕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儿。张敬尧退出了湖南，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惕的承诺：让他当湘军总司令。这样一来，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埋下了他后来倒谭的伏笔。

老谭因为“联省自治”还是“联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给了程潜与赵恒惕联手倒谭的机会，这时的赵恒惕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依靠谭延闿这棵大树来乘凉了，加上老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在谭延闿宣布将湘军总司令让给自己也不罢休，直到将他逼出了湖南，彻底结束了谭延闿督湘的历史。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对这一点，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第一是他逼得谭延闿不得不将湘军总司令让他作时，却表示不愿“私相授受”，谭延闿只好召开在省会长沙的各军政要员、各机关首脑、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公开让职于他，赵恒惕这才算接受下来。第二是他赶走了谭延闿之后，又接着清洗在湘的程潜派军人，杀掉了程派大将李仲麟，按说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他完全可以将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可他却不这样做，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赵恒惕先通过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交省议会议决。赵恒惕是真的对宪法有兴趣吗？当然不是。他是要通过一整套程序使自己最终披上合法的“民选省长”的外衣。

赵恒惕为了做到这点，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自己是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要延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草案，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再交全省人民直接公决通过生效。要真的如此严格进行，基本上可以说，湖南将诞生一部无懈可击的地方宪法，那样一来的话，赵恒惕能不能如愿以偿当上湖南的一把手呢？不用说，那是绝对没有把握的。赵恒惕就算真是个宪法迷，他也不会办这样的傻事，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吧？那么请看他在具体操作中又是如何进行的吧。

1921年湖南各县恢复县议会，然后进行改选省议员。这一来，原来的程潜派、谭延闿派的人都出来竞选了，整个湖南政界为之沸腾。另外，一直强烈反对赵恒惕包办制宪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其中毛润之先生就是重要成员之一），因看到制宪已成定局，也改变策略，发起全省学生组织选举监督团，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的民意，维护选举的公正。老赵他才不傻呢！一看这样干下去，还能有自己的省长当吗？他马上抛出了一个新说法：速成制宪，说：“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的意见，不能不酌量牺牲。”他将自己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直接交旧省议会议决，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让任期已满的旧省议会来筹备省宪的制定，于是将跃跃欲试想进入省议会的程谭二派的人排除了不少。果然，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惕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他也立刻将《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了。

虽说这部省宪法是速成的，但里面的内容倒颇可观。它规定了：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另外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求救恤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也有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规定，并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公布，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法草案，其意义应该说，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如果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就走上了各省自治的道路的话，本来中国是有机会实行类似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政体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润之先生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问世，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与后来的《大公报》不是一回事），其时正与赵恒惕公布省宪时间相近，可见那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文中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己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指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以外省武力荼毒湖南）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这并不是毛逞年轻人一时的意气，故作惊人之语，实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想法。试想，中国若果真先各省自治，而后联合成一个国家，哪还会有中央集权的市场？何愁民主思想不渗透进方方面面，而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新规矩呢？

可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我们就仍然只能回过头来，看看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草案》遇到了怎样的障碍。赵恒惕之所以要制宪，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可问题是北边的段祺瑞和南边的孙中山都不喝这一壶，所以老赵也只能适应咱中国人只认大一统的国情，这是一点辙都没有的事情！

老赵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好比是只风箱里的老鼠，他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的压力，想出的办法与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招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联省自治”的号召！他在通电中说：“……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这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接着云贵、两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陕西等共十四个省复电响应！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联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这时候在湖北主政的是山东人王占元，他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早就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并且来找老赵，想叫他派兵北上，帮着湖北驱逐王占元。湖北人为了说动赵恒惕，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老赵实难拒绝，心想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可老赵弯腰拣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不知下边掩盖着的是一个险恶的陷阱呢！

1921年夏天，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六七百人，起了名叫“湖北自治军”，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夏斗寅。湘军方面原来是想搞个突然袭击，可计划已经被王占元得知了，也连忙调兵遣将，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名气更大——孙传芳，在面对湘军前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双方剑拔弩张，都作好了厮杀的准备。赵恒惕在这个时候，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说：“……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我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老赵的说词不可谓不堂皇，可细想想，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湘人治湘，鄂人治鄂，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湘军武力插手鄂事，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还谈什么联省自治？赵恒惕完全是因为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于是转向北边求援。北边是谁呢？吴佩孚啊！老吴的直系当时实力多大呀？赵恒惕跟刘湘捆一块儿也顶不住他一小手指头啊！而且老吴不光是派兵来打，还有更损的一招在后面呢：他派了个名叫萧耀南的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姓萧的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自己当上了湖北督军，还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老赵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我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我的湘军在你们湖北驻两个师，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他能尿你这一壶？说你作什么梦呢？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趴着就拉倒，不然叫你小子好看！老赵这时候就是为了面子也得拼死一搏呀，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军的后路啦！老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

老赵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他对这种情况说过：“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北洋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北洋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人祸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等大中城市。赵恒惕的心思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哪管老百姓的死活！省宪法中本规定人民有得到救恤灾难的权利，可赵恒惕这时却取消对饥民每日每人两合豆子的救济，改用掺糠的稀粥来对付。一时怨声载道，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老赵却想出了一个怪招：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丘八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处处截击游行后解散的学生，打得学生们无处躲藏。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士兵们反寻到学校里去打。这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干脆没理可讲了，只好被迫停课避祸。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利的思想。以毛润之先生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代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恐怕与这一顿棍棒不无关系！

赵恒惕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是在湘鄂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到这次正式“选举”时，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因有谭延闿派、林支宇派的议员另组选团加入竞争，赵恒惕一派的行为就更加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可老早已经等不及了，他急着当“民选”省长，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1922年元月新的省议会成立，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基本扫清了选老赵当省长的障碍。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在省长选举前夕，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赵的强烈风潮。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赵恒惕终于经省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选为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民选”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而南边的孙中山，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中山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这种僵局直到1923年才被打破。当时谭延闿在广东已经投靠孙中山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物，得到孙的指令要设法倒赵以扫清北伐的障碍。谭策动旧部与赵恒惕动起手来，然后自己亲任“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还被孙中山委了一个湖南省长，直抵衡阳设总司令部，与赵恒惕公开对垒。为了将老赵“湘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谭延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合法律程序外，还公开宣言，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原本由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概念，而改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北伐的理据。而赵恒惕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乃向全国通电，说：“……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其说词倒也算是抓住了谭延闿的要害。赵恒惕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宪军”，开往衡阳迎战。两军对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宪”，可说到底，光靠嘴皮子不行，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

谭赵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曾经营湖南多年，一旦开打，倒真是势均力敌。除了战场上厮杀，不外乎背后做小动作策反。其中最险的一次，是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竟长驱直入攻进长沙，差点活捉了赵恒惕。老赵逃到株洲，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乃向吴佩孚求援。老吴当然是求之不得，连忙调兵从岳阳大举进入湘境。要不是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讨贼军、护宪军加上北洋军在湖南还得有一场好打。谭延闿的军队撤向广东，这场兄弟阋墙之战才停了下来，可老赵的湘省自治却受到了趁机插手进来的吴佩孚的挟制，从此变得有名无实了。老赵被老吴逼着修改了省宪法，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受北洋保护的现实。

谭延闿退走广东，带走了湘军一半的兵力，赵恒惕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将剩下的两万余人整编扩充，重新编成四个师，其中第四师的师长是唐生智，从此将这位爷给领上了湖南军政的大舞台。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扎在湘南，临近广东，一方面势力渐大不再受老赵的约制，另一方面近朱者赤，逐渐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遂起了推翻赵恒惕的想法。这里边颇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功劳，那本是毛润之先生亲手缔造的地下组织，这时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与唐生智联络，进行策反工作。老赵眼看唐生智起了反心，还想以联省自治这个老法宝对付过去，就派人到广西与李宗仁联络，希望桂系也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可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已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愿跟着老赵玩自治了。赵恒惕的最后一手竟是也宣布服膺三民主义，想以此化解来自于南方的压力。可临时抱佛脚总是不灵的，唐生智不认他这个账，率兵从衡阳北上逼近长沙，赵恒惕没有办法了，只好逃离长沙，结束了他督湘六年的政坛生涯。

这之后吴佩孚的军队与唐生智直接冲突起来，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杀回了长沙，省议会还搞过一次“迎赵复职”，发出急电催促赵恒惕回湘重新主政。老赵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回去，直到接到吴佩孚的旨意，让他当湘粤桂联军总司令，主持讨伐唐生智，这才赶紧赶到了岳阳。可已经晚了，唐生智后面北伐军杀进了湖南，连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顶不住了，老赵只好逃往上海，在那儿当了十年寓公。

赵恒惕后来成了一个佛学居士，走的似乎是中国传统下野之士吃斋念佛归隐避祸的老路子。到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老赵倒是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这一点与吴佩孚很相似。1939年赵恒惕重新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并当选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以他制定“省宪”的经历，干这行倒算得上是个老资格。1947年他还当选了“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后来还当过“资政”，1971年死于台湾，再也没有回到过湖南这块土地上。

（三）“佛陀将军”唐生智

唐生智虽然有过湖南省省长的头衔，但他干的大事基本上都是领兵打仗，名声成就于北伐，名声玷污于抗战中没守住南京，城破后大量军民遭日军屠杀。将唐生智也列入治湘之湘人好似没甚道理。可一来唐毕竟是民国时的湖南名人，既然有过省长头衔，勉强列入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二来我与此公有过一丁点瓜葛，列出几位知名的老乡若丢了他，心里觉得不大熨贴，所以就算上老唐一个。说我与唐生智有瓜葛，其实有说大话之嫌，不过是我当年从农村回城，进的那家区办集体制小工厂，用的地乃原属唐生智家的后花园。花园成了我们的车间，生产工业用陶瓷，每天搞得烟尘冲天，周围居民叫苦不迭。而我们车间旁边原来的唐生智公馆当时还完整地保留着，只是里面住的大多是五行八作的下层市民。倒是有一位孤寡老太婆，每日搬一张竹椅到巷子里坐下晒太阳，据说是原来唐家的女佣，北方人，想必是唐生智从外省带回湖南的吧？谁与她搭腔她都一言不发，不知是听不懂湖南话，还是不愿被追问那些陈年旧事？今年初曾与朋友到那巷子外的饭店吃过饭，伸头进去一看，早已面目全非，连我们的车间带唐家公馆都不见了踪影，变成了一栋水泥的居民楼了。那条巷子叫作下麻园岭，在湘雅医学院的后面。

唐生智，字孟潇，还有个佛号叫做法智，湖南东安人。他与谭延闿、赵恒惕的世故相比，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他可不搞什么一省自治，从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大概是与他的出身有关系吧？唐生智的祖父十岁就丧了双亲，孤苦伶仃长大之后，投身曾国藩的湘军，以战功得擢升，最后当到广西提督，还曾得皇上恩赏穿黄马褂。他的父亲文职武职都干过，当过县令和管带。唐生智从小胆大敢为，有狭义心，怜贫恤孤。晚清办新军，各省都办了陆军小学，他入了湖南陆军小学。宣统元年（1909年）他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辛亥年就在革命爆发前夕，他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然若在武昌赶上那场热闹，想必以他的性格，必定投入革命军作战了。革命使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停课了，唐生智不甘寂寞，邀了几个同学，一起要去上海参加革命。学生们囊中羞涩，没有路费，唐生智出主意到保定的湖广会馆去要钱。会馆不给钱，惹得小唐性起，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打人，说家乡人出钱把你们养得又白又胖，现在家乡的学生有事要用钱，你们敢不给？那要你湖广会馆何用？会馆的人见惹不起这几位小爷，只得掏钱消灾，给了他们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钱。

唐生智与同伴在上海没找到可心意的革命工作，倒是闲逛时见到公园门口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怒之下非进去不可，结果与把门的“红头阿三”大打出手，等人家吹响警笛才跑掉了。这事对唐生智的刺激很大，觉得上海这地方洋鬼子太欺负中国人，要革命还是回老家湖南去。他在湖南又遇上焦陈二都督被谭延闿的人杀害，更加不平，见到湖南的同盟会要人谭人凤，被谭介绍到山东烟台都督李燮和那儿，当了一个连长。唐生智初上任一点名，就发现全连一百二十人中，竟有三十多个空额，另有四十余个患花柳病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小唐雷厉风行地整治这支连队，一面招收新兵补足员额，一面请医生为患病的士兵治病。连队改变了面貌，可唐生智也得罪了长官，因为他把营长吃空额的事直接报告到了李燮和那里，使得营长被撤了职。而营长吃的空额团长也是有份的，团长于是以唐生智不该越级告状为由，将他排挤出来。小唐转了一大圈，“革命”无甚成果，心里实在郁闷，正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就回到保定继续学业去了。

这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百里，此蒋校长可非彼蒋校长，那真正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蒋百里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言，说的就是日本终将侵略中国，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先吃大亏，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退守湘黔，凭借崇山峻岭可保西南不失，然后苦撑待变，终有翻盘赢回来的可能。这预言后来竟然完全应验。蒋百里也是在日本学的军事，当然比蒋介石要早一些，两位蒋校长的战略眼光可真是天壤之别。试想蒋介石校长若也有蒋百里校长的战略眼光，怎会在淞沪之战几乎拼光自己的老本？应该主动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全实力，再作持久战的准备嘛。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哈，扯远了，赶紧收回来。此处提到蒋百里校长，是因为唐生智竟敢扇了蒋校长两个大嘴巴！事情完全是个恶作剧：唐生智与同学们打赌，说自己敢打校长耳光，众人当然不信，说你真敢打，我们大家出钱请你吃饭！其实唐生智早就侦察好了，蒋校长每晚12点必到学生宿舍查铺，巡视完了，走到寝室外面的便桶前小便。唐生智那天晚上就趁蒋校长小便时，突然赤脚跑到他身边，挥手就是两记耳光，一边喊道：“某某某，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然后再装作刚认出蒋校长，连忙鞠躬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把校长认成某某某了。蒋百里真以为唐生智是认错了人，并没怪罪他，倒是同学们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要向校方告小唐的状。小唐赶紧自首，找到蒋校长认错，蒋百里却觉得这学生如此胆大，倒很难得。小唐见校长如此大度，更加后悔自己的荒唐，从此敬蒋百里如同父亲，而蒋百里也就特别关照他。这位蒋百里校长后来居然没机会将自己的军事才华真正施展一番，因为军阀混战使他寒了心，觉得在中国无法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以拒外寇，竟致愤而吞枪自杀了！不然以他的才干若投身到孙中山麾下，说不定黄埔军校的校长就是此蒋校长，而非彼蒋校长了呢！

唐生智他们临毕业时，军校要挑选一批优秀生推荐到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模范团去。这却不对小唐的心思，因为他不想当元首的摆设，而是要重整河山，实现自己的大志。他琢磨着要想出一个办法躲过这个“美差”。他听说模范团要的人不光要军事成绩优秀，还得操行分数高才行，就在这上头打主意，故意找一个同学寻衅吵架。结果闹到队长那里去，唐生智又捎带将队长骂了一顿。这一来，不但模范团没他份了，连北洋六镇（袁世凯的六个嫡系师）全都去不了了。唐生智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回了湖南老家。

到赵恒惕在湖南搞“速成制宪”的时候，唐生智已经在湘军里当到了团长。唐生智此时是真心拥护省宪的，尽力为赵恒惕维持选举秩序，所以也特别得赵恒惕的赏识，到1920年谭延闿、赵恒惕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唐生智已经提升为旅长了。谭延闿派人来作他的工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打动他。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看法：孙中山三民主义虽好，但孙只知联合此军阀打击彼军阀，虽有时略能得逞，但自己手中无一兵一卒，到头来还不是被人所卖。他觉得还是追随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对中国更有长远的好处一些。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派人来说服他，要坚决地站在自己一边。来人很会说话，故意以反话激他，说唐生智你应该助谭倒赵。因为你助谭成功，论功行赏时可稳获第八。唐生智听完问，我要是助赵驱谭，成了功的话，论功第几呢？那人说，除了赵恒惕的亲信叶开鑫，你得算第二，可你们打不过谭延闿啊！唐生智一瞪眼，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赢？打跑了谭延闿，我的功劳肯定第一！湘军中的保定军校生都是我的故旧，现在起码都做到了营团一级，我一声喊，谁不听我的？于是唐生智真的挺身而出，站到了“护宪军”一边，并且屡胜谭延闿的“北伐讨贼军”，当谭回师广东打陈炯明，救孙中山的驾时，唐生智一直追击到了湘南边界才止步。

唐生智的老家东安县属于现在的永州市管辖，这里旧称零陵，本来就地处湘南。此时他占领了自己的桑梓之地，便认真地经营起来了。我写赵恒惕那一段时说过，谭赵之战后，正赶上湖南连续两年大灾，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赵恒惕反为了重新扩充军队，不努力救灾，以掺糠的薄粥应付灾民。可在唐生智管辖下的湘南却不是这番景象。他搞起了“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公路干线，发放工资使灾民得以安全渡灾，使救灾和改善交通两全其美，得到湘南人民的交口称赞。他又严格地整顿所属军队，拿出当时在山东整吃空额的营长的劲头，把一支湘军第四师弄得像模像样。因为湘南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少见的有色金属富集矿水口山铅锌矿，所以唐生智不愁军饷来源，很快他的第四师就成了湘军中实力首屈一指的部队，有三万多人枪。

唐生智势力大了，思想上却有了新的苦闷：他觉得这样拥兵自重当一方的土皇帝，并不是自己从军的初衷，他还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才能心安。此时南方的孙中山对于如何实现北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改变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路子，在中共的参与下，于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培养自己的革命武力。这些事情都不断地传到紧邻广东的唐生智部队中来，使唐生智既感到新奇，也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唐生智将自己的亲弟弟唐生明等人送到广州去入了黄埔军校，目的就是为了能进一步得到来自于孙中山阵营的信息。另一方面老唐又接受了佛家的教义，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共产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于是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以为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支柱。有意思的是，老唐竟然推己及人，动员了一大批自己的部属皈依佛门，甚至让手下的所有士兵都佩戴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章，连阅兵时都吹响法螺，口呼佛号，使他的湘军第四师成了有名的“佛军”，与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赵恒惕也是笃信佛教的，而且他信佛的资格比唐生智要老得多，那还是在谭延闿督湘时，因宣布湖南独立得罪了袁世凯，被捉到北京问罪时就皈依我佛的。但不管唐生智是不是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赵恒惕此时对他疑忌是越来越强了。原因就一个：唐生智的部队太强了，强到其他湘军三个师加起来，都抵不上他的第四师。当然唐生智也越来越不听赵恒惕的指挥，他对老赵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已经有了取赵自代的想法。

唐赵终于摊牌了，时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6年春季。唐部从衡阳出发，向长沙逼近，赵恒惕知道无法与唐生智抗衡，仓皇逃离长沙。唐生智占领了省会长沙，但一时尚未决定是否应该站在广州的北伐阵营一边。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还代表吴佩孚来与他接洽过，希望他投向北京政府一方。广州方面也派来了代表，是赫赫有名的桂系主将白崇禧。白崇禧告诉唐生智，广州政府北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另外白为了打消老唐的顾虑，承诺北伐军谭延闿的第二军和程潜的第六军，都将取道江西北上，保证不进入湖南境内。因为唐生智以前多次与谭、程交过手，心中芥蒂自是难免。唐生智终于下了决心，礼送恩师蒋百里（吴佩孚派来的说客）离湘，正式宣布站到广州国民政府一边。吴佩孚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转而要解决不识相的湖南犟驴子唐生智了。他收买了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与唐生智开了战。唐生智向广州紧急求援，叶挺的独立团开入湖南，于是北伐就此拉开了序幕。唐生智部被编为北伐军第八军，老唐宣布废除了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自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的省主席。北伐一旦正式开打，老唐当然就已经无暇顾及湖南的行政治理，他成了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很快打败了叶开鑫部，占领了湖南全境。

唐生智的第八军虽加入北伐的资历最浅，但与号称“铁军”的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由湖南而湖北，直至拿下华中重镇武汉，使这里成了国民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可这之后发生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老蒋把首先攻下南京但不属于他的嫡系的程潜第六军，收拾了个干干净净。唐生智的第八军，经两湖的血战后已经扩充成了三个军，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共计六万余人，此时是武汉政府最可依靠的武力。但很快老唐的部队中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他的老部下夏斗寅、何键，在后方发动了针对中共的政变。唐生智此时是同情中共的，他说：“国父的三民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他本是个对各种主义不甚了了的人，只有一份救民于水火的狭义心肠，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词倒也一时制止了部队中因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暂时维持住了北伐的士气。他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河南，因后方的分裂而军粮不继，老唐这时想到的居然还是要找负责农运的毛润之先生，发急电请毛为他组织运送军粮，而毛润之先生也真的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前方急需的粮食，救了唐生智的燃眉之急。唐生智回师武汉后，周围的部下大多是主张分共的，他觉得越来越闹不清楚了。唐生智原来就不懂国共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自己北伐在前方浴血奋战，毛润之他们全力以赴支前，实在很够朋友，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令亲者痛仇者快，可不但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国民政府的中央要人要分共，连他手下的何键之流也抗命不遵了。老唐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共人物礼送出境，其中有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润之本人，让他赶快回湖南去。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立场，发动东征要消灭蒋介石自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迫于压力，在上海通电下野。随后谭延闿赴南京，实现宁汉合流。唐生智所部进占安徽，却陷入了北伐军自己阵营中不同派系的相互猜忌与吞并之中。其实那时唐生智是有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中共代表李达来找过他，动员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希望他当起义军的总司令。可唐生智犹豫之后拒绝了，他毕竟还没到服膺共产主义的地步。之后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发动了倒唐之战，幸亏朱培德保持中立，网开一面放唐生智撤回了武汉。此时蒋介石又来争取唐生智与自己捐弃前嫌共同对抗桂系，老唐不愿与蒋同流合污，宣布下野，亡命日本去了。他的部队大部被桂系收编，成了李宗仁、白崇禧对抗蒋介石的资本。

唐生智1928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伺机东山再起。他虽然恨蒋介石，但更急欲报桂系挖他墙脚的一箭之仇，所以明知老蒋不可能真成朋友，此时也要暂时加以利用。唐的湘军旧部跟着白崇禧驻扎在平津一带，已有思归故乡的强烈愿望，老蒋于是答应向唐生智提供大量金钱，用来收买湘军旧部官兵。老蒋还答应唐，一旦瓦解了桂系，让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身携一百五十万元巨款，北上天津、唐山，接收部队。白崇禧见部下人心浮动，躲到开平，十几天寝食难安，不断与各方电报往返，打探消息。白崇禧原计划挥师南下攻取南京，彻底解决掉老蒋，建立桂系的一统天下，可此时他已指挥不动唐生智的旧部，撑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只身从塘沽乘日本轮船去了香港，转道回到广西。事情真巧，白崇禧乘坐离开塘沽的日轮，竟正是唐生智乘坐前来的同一条船。他俩一个走，一个来，擦肩而过，却未碰面。

唐生智抵达唐山，以“打倒桂系，返回湖南”为口号，撒出大把银子，一举收回旧部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可这支湘军却并没能够顺利地返回故乡，因为不久之后“蒋、冯、阎大战”就开始了。第五路军被调到河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唐军先挫后胜，将冯军全部赶回了陕西。但唐生智毕竟不会长久安于臣服老蒋，不久他就与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等联合，准备共同反蒋了。可事到临头，首先是阎锡山变卦，不承认曾加入反蒋联盟，接着在湖南的唐生智老部下何键，也否认了自己曾答应老长官反蒋，使局势瞬间逆转。但唐生智仍准备进攻武汉，不甘心轻易认输。在老蒋的策动下，原来站在唐生智一边的阎锡山反成了“讨逆军”总司令，率各路人马围攻上来。加上老蒋的嫡系，唐生智立刻吃不住劲了。最后一击来自于杨虎城部，杨部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来向唐生智报仇的。杨虎城夺取了唐军的后勤供应站驻马店，使唐军面临总崩溃的局面。唐生智只得只身潜逃，将部队交给阎锡山改编。老唐逃到国外，在新加坡住了不少日子。他从此永远离开了自己经营的部队。

到1936年，唐生智又参加过“两广事变”，与陈济棠一起，第三次反蒋，事平后去南京任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授一级陆军上将衔。到抗战暴发后，上海失守，日军进逼首都南京，蒋介石心里早已内定要唐生智来守南京。老蒋一生用兵有一个原则：他认为胜算大的仗，一定要由他的心腹嫡系来打；而明知不可为之事，就让那些与他有罅隙的人去承担，可谓分得一清二楚。他反复在唐生智面前讲，你们都不来守南京，我就自己来守！唐生智那脾气经不住激，终于说出：“你怎么能留下？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这当然正是老蒋需要的回答，这个烂斗笠于是扣在了唐生智的头上。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戌司令长官，其实他此时身患重病，是勉力为之的。南京保卫战由1938年11月25日打到12月12日，唐生智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才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的。撤退发生混乱，有数万官兵未能渡江，后遭日寇屠杀。当时我的父亲是教导总队桂永清部的下级军官，幸而脱险，未作日寇的枪靶子。

唐生智撤出南京后，回到故乡湖南东安，办了一所设施齐全的中学。据说后来在法币贬值时，湘南几县只用唐发行的“票子”，可见他在当地还是有相当势力的。当地还留有两营军队受他节制，而粮饷由省政府提供。这些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长辈说的，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不愿当国大代表，并暗中与湖南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1949年程潜、陈明仁在湖南已有“异动”迹象，白崇禧部退守湖南，知道唐生智倾向中共，要密捕他，老唐留下弟弟唐生明与程潜、陈明仁共商起义事，自己抽身回东安避风。可长沙程、陈宣布起义后，湘南仍在白崇禧的控制下，唐生智在东安反而再次遇险：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代表李宗仁、白崇禧来动员他南下广州，遭老唐拒绝。白崇禧明白老唐是打定主意要投共了，于是派兵前来搜捕。唐生智是在乡亲的掩护下，藏在柴堆里躲过去的。唐生智本人躲过去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儿女却被抓到桂林作了人质。后来还是李品仙顾念旧情，才将他们转送香港，到1951年才回到大陆与老唐团聚。

之后唐生智当了解放后的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直到1970年因患肠癌病逝于长沙。

（四）“吏部尚书”何键

何键在民国时期是督湘时间最长的一个湖南本省籍人士，自1929年至1937年，长达九年。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这么久，就因为他完全与唐生智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反，是个彻头彻尾见风使舵的人。他甚至连赵恒惕那种制定省宪法以自固的形式都不需要，而是只看谁的势力更大，就一头扎进其怀里，哪怕以前曾有仇恨，也能立刻笑脸相迎。可以说他在政治归属上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当然这其实是很多政坛人物的共同特点，也算不上什么不可饶恕的缺点。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他在民国时期督湘之人中间，是出身最卑微的。他父亲当过多年长工，后来小有积蓄，买了一点田产，可为了供何键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把田给卖了。何键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回湘到赵恒惕任师长的湘军第一师当见习，接着升少尉排长。1917年段祺瑞派自己的内弟傅良佐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被迫第二次下台，湘军在湘北被北洋军击败，退守湘南，何键此时脱离了部队，回到老家醴陵一带活动。他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收集了不少溃兵手里的散枪，被当时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为“浏醴游击队”，后开赴湘南，被唐生智收编，何键当上了唐生智手下的营长。到赵恒惕开始主政湖南时，何键又得唐生智保举，当上了团长。之后他一直追随唐生智，不断得到提升，北伐开始后，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时的何键已经是第八军第一师的师长了。北伐军胜利挺进，第八军越战越壮大，不久就扩充到了六万多人，分编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离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回湘当见习不过仅仅十个年头。

第三十五军驻汉阳的时候，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这其实是何键主使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的农运声势极大，北伐军中许多军官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军官们情绪很激烈，加上此时蒋介石早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武汉方面上下争论也很激烈，使何键的立场迅速转向了右倾。但是他知道总司令唐生智是不同意分共的，不敢公开在武汉发动，于是趁唐离汉去河南前线之机，派人回湘运动，调许克祥团进长沙，迅速发动了事变。许部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校，杀害了不少左派分子。

唐生智被迫下野后，湘军大部被桂系吞并，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都是广西人，都成了桂系的干将，随白崇禧攻入北洋系的传统领地华北。只有何键的三十五军留守两湖地区，仍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猜疑。但何键是个很能保护自己的人，处处对桂系表现出恭顺，所以才能暂时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湖南的省政府主席是程潜，何键负责清乡，也就是肃清农会及中共势力。可桂系对程潜督湘不放心，怕他跟自己不是一条心，断了桂系归路，于是趁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扣押了程潜，以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仍负责清乡，他大开杀戒不遗余力，而红军在湘赣两省的逐渐壮大，也造成了办理清乡的何键掌握了全省的地方武装，使鲁涤平对他疑忌日深。而蒋介石很担心桂系进一步强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很想在桂系拉得很长的战线中间打进一个楔子，他看中的又是湖南。鲁涤平是谭延闿的老部下，虽由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但蒋介石正好可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为己所用，大力补充鲁的部队军火装备，意图将受桂系控制的两广与他们刚打下的华北地区分割开来。桂系李、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急需在湖南找到一个能跟桂系站在一起的人来取代鲁涤平，这下子就看中了何键。

何键的第三十五军此时已被整编成了第六师，奉命准备开往湘赣边境，开始参加对红军的“会剿”。他借故北上，在武汉拜见了李宗仁，又到北京拜见了白崇禧，狠狠地告了鲁涤平一状。之后武汉政治分会在李、白的授意之下，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改组湖南省政府，指定何键为省主席。鲁涤平毫无思想准备，只好仓促离湘去了南京，结果原定会剿湘赣边境的几支部队也都各自撤退，打乱了老蒋的部署。老蒋大怒，但忌惮桂系势力强盛，只好承认既成事实，让何键暂代湖南省主席。

接着老蒋发动了倒桂战争，甚至将老对头唐生智都请出来，帮着瓦解桂系。唐生智用老蒋给的光洋和自己的威信收回了旧部第八军、第三十六军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接着参加老蒋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而桂系原来为了稳定后方选中的何键，此时也毫不犹豫地投向了老蒋的阵营，他派人面见老蒋，投书表示忠诚，表示愿为讨桂出力。老蒋当然求之不得，又给钱又给枪，还任命何键为“讨逆”第四军军长。何键将在湖南的桂系部队统统缴了械，真正断了桂系的归路。之后何键倾湖南全省兵力，随广东的陈济棠、云南的龙云分三路攻入广西，与桂系打了个天昏地暗，直逼得白崇禧下野才作罢。可桂系也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不久李宗仁联合张发奎，发动了对湖南的反攻，何键知道桂系是为了找老蒋报仇，自己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就想放桂系过境，保住自己的地盘拉倒。老蒋哪会让何键的小算盘得逞？忙调动广东、湖北两个方向的部队大举入湘，将桂军堵截在湖南境内，何键怕老蒋打败桂系之后，追究自己的纵敌之罪，只好拉开阵势与桂张联军真干起来。李宗仁和张发奎一度攻下长沙，出湘北进迫武汉，但终在老蒋的中央军、粤军、湘军的几路夹击之下，败退回广西。湖南再遭兵祸之后，何键已完全地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何键从鲁涤平、程潜当省主席的阶段，就负责清乡，后来当上省主席之后，对清乡更是不遗余力。他杀赤化份子是极有名的，比如说在平江龙门地区，原有六、七万人口，清乡时却只准发放三千个良民证，每证须交大洋30元，而没有良民证的则被视为暴徒，可随便杀害。屠杀开始后，先将村庄包围，通道封锁，进村见人就杀，然后是抢劫、纵火，一次就杀死一千三百余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龙门惨案”。经何键这样的镇压之后，原来是农民运动发源地后来又爆发过秋收起义的湖南，居然基本上没有了红军的立足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何键1929年任湘赣两省清剿总司令时，负责对井冈山区的进攻，迫使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南下赣南，乃创建中央苏区。但其中也曾有过一次彭德怀部红三军团趁“讨桂”之战的混乱，突袭平江、长沙，占领省会长沙达十天之久。不久红一军团曾再打长沙，不下，乃转向东进，进入中央苏区。此后除了湘西自成系统，在“湘西王”陈渠珍的统治之下，还有少量红军的踪迹之外，湖南其他部分不见红旗踪影，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而紧邻的江西和湖北却都有大片的“红色根据地”。红军攻入长沙时，连何键本人乘坐的汽车都被烧毁，使他后来只有滑杆可坐，他为了报复，杀过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向警予和杨开慧。他杀人也不光针对赤化份子，对于刑事犯罪者亦毫不容情。黄仁宇先生的《关系万千重》一书中有很有趣的记载：有一个房东将自己住房的一部分租予房客，这房客写匿名信威胁房东，令其交出大洋若干，限期送往某处交接。房东初不疑房客，还与其商议征询对付的办法，房客叫他不必报警，可与勒索者讨价还价。房东怀疑了，于是报警，抓到房客证据，将其逮捕。案经省政府粗略审察，迅速将案犯枪决，理由是此人读过书，又非饥寒所迫，竟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所以不可饶恕。相比谭延闿、赵恒惕时期，何键执法已基本不按法律条文，而是如同封建时代那样，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断案，于是草菅人命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

何键真正管理湖南省的行政事务，应该是1930年后的事情，那时因为省内已没有敌对势力，他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建设上。粤汉铁路的湖南段，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还有湘桂线也开始兴建。湘黔线在规划之中。但工业基本上停留在20年代保留下来的水平，南门外的发电厂和湘江河西的裕湘纱厂都已经运转了近十年。何键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应该数“国货陈列馆”，顾名思义，他也还是以提倡国货为爱国之标榜的，这个建筑在抗战中竟未烧毁，楼顶置警报器，遇日机空袭时，警报立刻响彻长沙上空，使市民得以及时躲避炸弹的威胁。国货陈列馆解放后成了“中山路百货公司”，仍是长沙市民首选的购物地点，其一排高大的圆形廊柱颇有西洋风格。可惜在八十年代被毫无历史观念的商店经营者拆掉改建了，变成了没有任何特色的现代水泥建筑。

何键也曾想重振湖南本省的军力，成立了省政府下属的航空署，聘请了飞行员，从国外购进了十架战斗机。但飞机到货时，就被蒋介石扣下了六架，说四架已足够省内防务之用。而到江西清剿红军的战争接近尾声时，老蒋更进一步逼迫何键交出全部湖南省的兵权。何键不敢违抗，把湘军四个师和四架飞机都交了出去，从此自己只当文职的湖南省主席。到1937年抗战爆发，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当年蒋百里所预言的：湖南将成支撑抗击外敌的关键地区，于是命令何键交出湖南省的政权，调他到南京任内政部长，派自己信得过的张治中（字文白）当了湖南省主席。然而就在张治中的任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长沙“文夕大火”。何键在离任省主席之前，断了最后一个案子：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了日本商人为妾。那日本人已经撤侨离去，他的中国小妾不但有“通敌罪”，而且贬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与此同时，何键却也向已抵陕北的毛润之先生发出电报，称国难当头，今后当休戚与共义无反顾，当然并不提及杨开慧被杀事。这些趣闻黄仁宇先生都曾以亲历者身份详细记述。

蒋介石将何键调往南京任职后，逐步把湘军抽调一空，几乎全部送上了抗日的前线，就连负责地方治安的保安团队也不例外。而且湘军出湘抗日，都是分别编入不同的部队，分割使用，不使其仍形成集团。国难当头，有“无湘不成军”之誉的湘军倒是都没有给家乡父老丢脸，无论在哪个战场上，作战都极为英勇顽强。特别是在淞沪之战中间，湘军损失惨重，即使没有全军覆没的部队，也继而被编散了，取消了番号。老蒋这样做，自有他消灭异己统一政令的用心，但借外敌之刀杀自家兄弟，不能不令国人齿冷。民国时期从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湘军，历经内战的磨难，终于消亡于抗日的战场上。作为最后一个湘军统帅的何键，眼看着三湘子弟兵灰飞烟灭，心情一定是非常悲凉的吧。

何键在南京任内政部长后，随中央政府撤到“陪都”重庆，其实他手里毫无实权可言，于是自嘲说自己做了“吏部尚书”。可就是这闲差也不好当，他在1939年差点因一个误会被老蒋杀掉：那时他的结发妻子黄氏在香港病逝，何键获悉后想去香港为妻治丧，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告假一个月，孔祥熙准假。可就在他准备登上飞机离开重庆的时候，戴笠亲自赶到机场，命令停飞，并登机检查何键有无蒋介石的亲笔批准的假条。何键拿出孔祥熙的假条，被戴笠拒绝，并将何键拉下飞机，当即软禁起来。原来此时因汪精卫叛国后，重庆有一些官员偷偷赴港转投南京伪政府，老蒋令戴笠对要去香港的官员严加盘查，何键正是犯了这条忌讳。后来经孔祥熙出面澄清，老蒋才放了何键，但还是撤了他的内政部长，改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何键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乱说乱动，一直老老实实任这个闲差。

何键1949年迁居香港，1950年到台湾，又当上了“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病逝于台湾。

（五）省长任期空前绝后的程潜

民国时主政湖南的四位湖南人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何键之间，有明显的前后提携嬗递的关系，只有程潜始终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他与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人都有过交恶的历史，又都有过合作的阶段，却一直没能稳定地主宰过湖南的政局，直至民国即将成为历史时，他才得到了机会。然而程潜一旦当上了湖南省的省长，就成了在这个职位上任职最久的湖南人。他的境遇为什么与其他几位不同呢？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程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看上去城府很深，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既固执又有几分天真的人。他在真正该下狠手的时候往往会心软，于是总是被对手抢到先机而被人所制。可他的最后一击却成功了，于是总算得了善终，也算是命运给他的最后补偿吧。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他于辛亥革命谭延闿取代焦达峰任湖南都督后，经黄兴介绍回湖南当军事厅长。在谭延闿排除焦、陈余部，大肆裁撤湘军时，他是反对的。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义旗，各省相继独立，程潜趁反袁军兴之际，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团，使湘军的兵力达到了两个师。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取消了湖南的独立，程潜被迫辞去军事厅长职务。后谭延闿仍不为袁世凯所原谅，被押解到北京判罪，此时程潜也受到入主湘政的汤芗铭的通缉而逃亡。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程潜从昆明向滇军借了一个营，经贵州入湘西，沿途收编湘西南的地方武装，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兵力迅速扩充到三旅之众，而当时的广西陆荣廷所部也进入湘西南，与程部一起进逼长沙。汤芗铭不得已也宣布湖南独立脱离袁大皇帝，弄得老袁好不郁闷，不久病死。而谭延闿却卷土重来，第二次主政湖南，他对非自己嫡系的程潜心存猜忌，在重建湘军时有意排挤程派，将程潜的部队裁撤一空，而一心一意培植赵恒惕，让赵当上了湘军第一师师长。程潜再次黯然离湘。可没多久谭延闿就又被段祺瑞给赶下了省长宝座，以段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接着段祺瑞废《临时约法》，引起“护法战争”，程潜受孙中山委派回湘运动，被拥护护法的湘军将领们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护法军兵力单薄，与北军血战经月，眼看支持不住，此时广西陆荣廷的桂军上来增援了。程潜击退了北军，占领长沙，被各界公推为湖南省长，但他还没来得及宣布就职，就被随后赶到的广西军否认，说省长未得中央明令，不得自举，其实表现出桂系染指湘政的强烈野心。程潜为了不与桂系发生内讧，未就省长职，而是率军前往岳阳，展开了对北军的猛攻。北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湘桂联军抵挡不住，而桂军又不愿与北军死拼损伤自己实力，率先撤回广西，扔下程潜独立支撑。程潜据守湘南，总算未被北军消灭，但也种下了与桂系不和的种子。

北洋皖系的张敬尧督湘时，桂系欲重新入主湖南，但因为与程潜已经伤了感情，就转而支持谭延闿出来收拾湘局。谭延闿在赵恒惕的拥戴下进入湖南零陵就任湘军总司令，可这时程潜驻扎在郴州，也用的是湘军总司令的头衔，一时两个湘军总司令并存，自己的阵营里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谭延闿毕竟比程潜更会玩权术，又恰恰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把柄落到他的手上：皖系欲联合程潜打倒占领湖北的吴佩孚，派了一个说客携密信来见程，却被抓住，密信落在了谭派的手里。一时湘军中舆论汹汹，说程潜是“通敌有据”。程潜自己并不知道此事由来，但百口莫辩，只得辞职出走，部队全被赵恒惕接收。后来在赵恒惕督湘期间，虽没有程潜本人的直接参与，但隶属程派的军官们时而与赵联合，时而受赵排挤甚至杀害，到赵恒惕制定临时省宪法时，程派已经被清洗殆尽了。

程潜离湘后，与孙中山过从甚密。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另组民国政府，任命程潜为陆军部次长，实际主持军务。之后程潜曾任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程潜与之力战，又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始终不离左右，当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誉。程潜以孙中山委任的“讨逆军总司令”身份，指挥全粤讨伐陈炯明的战争，重新肃清广州，迎孙中山返粤就任大元帅，自己被任命为军政部长。程潜还在孙中山授意下，首创“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这是早于黄埔军校的革命军官培养基地，只是在黄埔军校成立后，程潜才将其师生并入了黄埔，又因为他只将精力放在军政部长的事务上，没有将这个新兴的军校抓在自己手里，才有了蒋介石当校长造成整个一支黄埔系，进而控制全部国民革命军兵权的局面。程颂公若有远见，以军政部长之尊，抓住军校不放，恐怕民国后二十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1925年孙中山逝世于北京，程潜参加了东征之役，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前，程潜率领的东征第三纵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程潜此时对国共合作态度真诚，第六军中下级军官共产党人几乎占三分之一。

占据湘南的唐生智倒向广州政府，他的原湘军第四师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因为谭延闿与程潜以前都与唐生智打过仗，为了释唐疑心，谭的第二军、程的第六军都未参加进攻湖北的战事，而是作为总预备队尾随前进，后向江西方向进攻，主攻南昌。程潜部攻下南昌后，孙传芳大为震惊，严令限时夺回。皖系军队猛烈反扑，程潜被迫后撤，但在南昌郊区遭到围困，程潜的军部在河港交错的地区被冲散，程潜身体太胖，差点逃不出去，是剪掉了胡须，换上便衣，驾着一辆牛车才夺路逃生的，后被白崇禧当面奚落，说他好比曹操潼关遇马超，“割须断袍”而逃。此役第六军损失过半，南昌得而复失，程潜落了个“贪功冒进”之名。后来第六军经休整后，程潜担任江右军总指挥，转攻南京。就在程潜部兵临南京城下，即将发动总攻之时，蒋介石发来命令，说南京敌军兵力雄厚，不可冒攻，令程潜停止待命，候蒋的嫡系第一军到达后再会攻南京。程潜明白老蒋是怕自己夺了头功，要让第一军上来拣便宜，于是不理睬这个命令，挥军猛攻，三日即拿下了南京。北伐军进入南京时，孙传芳的溃军发生抢劫，同时北伐军中贺耀祖部也焚烧了外国教堂和医院，还有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被杀。英美停泊在下关的军舰开炮报复，南京城有二千余中国军民死于军舰炮火之下。程潜也没客气，开炮还击，同时约束部属，将参与抢劫的人就地枪决，使局势稳定下来。

就在南京局势初定，程潜面临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他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给他的俟机扣押蒋介石的命令。因为蒋介石在攻下南昌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入南昌，就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南昌，而不应迁武汉，其实是想将独掌党政军大权。老蒋还在南昌、九江、安庆连续制造多起攻击左翼人士的事件，使国民政府对其用心有了戒备之心。武汉方面扣押蒋介石的密令是谭延闿亲笔所写，并交给林伯渠的。林伯渠把密令缝进衣服里，赶往南京交给程潜。谭延闿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他写密令是奉中央之命，但他的为人一贯是两面讨好的，与此同时又向陈果夫透露了信息，使蒋介石有了警觉。蒋到南京时，不肯下军舰，而是把程潜召到军舰上谈话。这时林伯渠还没到南京，程潜还不知道有扣押蒋介石的密令，同时他也不同意强敌未灭先起内讧，向蒋表示愿意居中调停与武汉方面的矛盾。老蒋没上岸就坐军舰去了他的第一军控制的上海，然后林伯渠才赶到南京，将密令交给程潜。可是程潜读完密令后，当即烧掉，并且坚决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跑到武汉，真的为蒋介石去作解释去了。可蒋介石却早已将自己的亲信何应钦所部安排在南京各个关键要害地点，将程潜的部队控制在火力杀伤范围之内。

林伯渠与程潜的部下努力说服他俟机执行武汉政府命令，扣押老蒋，但程潜坚决不从，认为蒋既为北伐军总司令，就不能以下犯上，自乱阵脚。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动手，还向蒋介石本人查问过，为什么何应钦的部队要占领南京各要害地点？老蒋说那是为了防备武汉方面，绝不是对你程颂公不放心，谁要害你，就是害我，我若害你，乱箭穿心！老蒋还委任程潜当南京卫戌司令，想进一步释去他的疑心，但此时程潜从别人口中得知，老蒋已经决心发动政变与武汉决裂了。他竟又去了一趟武汉，还要作最后的努力，劝说双方避免分裂。

蒋介石出手了，将不愿听自己命令与武汉反目的第二、第六军逼出南京，还收买了程潜部下的不坚定份子，几乎活捉了程潜。程潜是乘小火轮逃离南京的，老蒋的人得到了消息，还派军舰追上来，登船搜寻。程潜化装藏在小火轮上，幸未被搜出来，才得以逃到武汉。接着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局面形成。程潜的第六军落入老蒋的手中，一部分缴械遣散，一部分编入了他的序列，只有驻九江的军参谋长唐蟒一部保存下来，程颂公几乎再次落了个光杆司令的下场。这就是蒋介石对他奔走呼吁不要分裂的报答。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宁汉合流，唐生智部进据安徽，对正在与孙传芳作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形成了威胁，北伐军中的再一次内斗一触即发。程潜的第六军成为桂系争取的对象。他虽然对桂系没有好感，但因过去与唐生智的芥蒂，暂时与桂系联合，对唐的部属进行了策反。唐生智下野跑到日本去了，程潜又与白崇禧联合，攻入湖南解决唐的旧部。此时谭延闿给程潜写过一封信，劝他不要与桂系过于亲密，而对于湘军下手太狠，信中用了一句湖南土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希望程潜分清亲疏。但程潜的固执又表现出来了，他根本不听谭延闿的劝告，继续与桂系站在一边。其实唐生智的部队这时是受到蒋介石暗中收买，才与桂系为敌的，其中以何键为典型。而程潜被老蒋耍过，对他恨之入骨，相信桂系也是坚决不与老蒋为伍的，所以视桂系为盟友。他哪知道李宗仁、白崇禧明里反蒋，暗中却留了退路，不像他这样死硬不转弯。谭延闿提醒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可程潜死活听不进去。蒋介石正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军政要人们纷纷借机送礼，与老蒋拉关系。别人劝程潜也表示一下，可以缓和与蒋的关系。可程潜硬梆梆地说：“蒋宋结婚无耻，别人送礼，也是无耻，我们送礼，更是无耻之尤！”老蒋对这么个死硬反对派，岂能轻易饶过？

不久蒋介石就重新出山了，就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还让李宗仁当上了武汉政治分会的主任，顺手撤掉了程潜的“湘赣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算是先给点小小的颜色看。接着成立第四集团军，谭延闿推荐程潜担任司令，老蒋对程不满，当然不同意此议，他转念一想，不如让李宗仁来干，这样定能使程潜与李宗仁之间发生龃龉，他可以坐观两个自己的对头二虎相争了。果然不出老蒋所料，程潜自认为威望远在李宗仁之上，凭什么要屈居桂系之下？就在武汉军政会议上力辞不就。没想到李宗仁趁机发作，拍桌子吼道：“你敢反抗中央，不服从命令吗？”他把程潜监禁起来，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而程的第六军则群龙无首，退往江西，落入蒋军的围困，被消灭殆尽。程颂公虽保住了性命，但手上的那点武力已经彻底丧失了。

程潜丧失兵权后，在上海蜗居了七年，直到1935年，才出山当了参谋总长。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与李宗仁联手反蒋，程潜亲赴两广调停，化解了矛盾。他之所以愿意为老蒋出面，实在是因为日寇逼迫日甚，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之间再互相削弱力量了。

抗战爆发后，程潜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平汉一带与日军作战。1938年他配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顿挫了日寇凶焰。可不久后程潜奉蒋介石之命，干了一件贻害万千百姓的事：掘花园口黄河大堤。自此数年间华北几省人民深受“黄患”之苦，而日军却并未被滔滔的黄水阻滞多久，就兵临武汉了。之后，程潜历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辕主任、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直至日本投降，他陪同蒋介石乘敞篷汽车出现在重庆街头，与军民同庆抗战胜利。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真正原谅了程潜当年与自己作对，是抗战的大形势维持了蒋介石“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领袖”的局面，程潜不得不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奉蒋为元首，而老蒋也需要程这样的国民党元老装点团结对外的门面。说到底这也算是一种统战吧。

1946年内战暴发，程潜就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主任，辖第六、第七绥靖区。但他其实没有一兵一卒真正归属于自己，所辖部队全是陈诚的嫡系，他不过是个摆设，根本指挥不动。1948年蒋介石“行宪国大”，为了抵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压力，力劝程潜参选副总统，后又在几个候选人票数相当的情况下，逼程潜退出竞选，将名下选票让与孙科。这时程颂公的犟脾气发作了，偏不听老蒋的指挥，反与自己的政坛宿敌李宗仁合作，助李竞选副总统成功，让老蒋十分恼火。老蒋面对实力强大的桂系，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可他觉得李宗仁、白崇禧两个人绝不能同时待在南京，必须调开一个。于是老蒋将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派他去当华中剿总司令，驻在武汉。这下子白崇禧来武汉，程潜这个武汉行辕主任就得另外安排了，老蒋发表程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既降了他的职，又让他与桂系继续发生摩擦。

程潜此时颇为失意，手上一无地盘、二无军队、三缺钱财、四无派系，几十年宦海沉浮，最后还是落到个任人摆布的结果。但是能够回到老家湖南，当上当年苦争都到不了手的省主席，对他毕竟是一个难以抵制的诱惑，他走马上任了，随行的官员们虽大多是湖南人，但其实统统是老蒋的黄埔嫡系。程潜一到长沙，就在各界欢迎他的大会上大发反共论调，说：“……我程颂云今年六十有七了，但是我绝不惜任何牺牲，要与共匪拼命……我既然回来担任省主席，头一个月共军不会来，第二个月就不怕他来了，第三个月以后，就只怕他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湘江河里去！”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像他以后说的，是讲给蒋介石听的？恐怕也不那么单纯，他那时还在观望形势，为自己寻找一条最佳的退路，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可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中共方面已经在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上，毫不客气地将程潜的大名列入其中了。

到1948年底，程潜实际上已经与中共湖南地下党有了接触，得到了承诺：只要脱离蒋政权，站到这一边来，不但不会算老账，而且还会受到相应的礼遇。程潜的心活动了。可这时长沙绥靖公署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嫡系黄杰之手，程潜想有所动作，随时有可能泄露机密。程潜想出一个办法，设法说服白崇禧，将陈明仁调回湖南。

陈明仁是程潜的醴陵小同乡，但他出身于黄埔第一期，是不折不扣的老蒋嫡系。陈明仁在东北与林彪血战四平，是出了大名的：四十多天的坚强防守，再加上十九昼夜的巷战拼杀，硬是迫使林彪撤出了四平。四平战后，陈明仁成了“党国英雄”，老蒋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按说，以陈明仁与林彪拼死作战的历史，谁也不会相信他对老蒋有二心。可实际上其中另有蹊跷：陈明仁守四平时，林彪所部已攻破外围城防，情况最紧急时，陈部将美国援助的面粉和大米都垒上去当了工事使用，还想出一个绝招——在巷战中，把黄豆撒在冰冻的马路上，使共军冲锋时滑倒无数。正是这些办法才勉强保住了四平。可战后随陈诚到四平视察的美军顾问见到整包的美国援助的大米白面当作工事使用，立即向陈诚提出抗议，要求惩办肇事者。老蒋惹不起美国盟友，免掉了陈明仁的指挥权，让他当了个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差。陈明仁立了功反被夺了兵权，一度心灰意冷，想称病不出了。后来是白崇禧想挖老蒋嫡系的墙脚，提出调陈明仁到武汉当自己的副手，而老蒋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亲信到武汉去监视桂系动静，两方一拍即合，陈明仁到武汉上任了。此时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的风声传到南京，蒋介石和白崇禧都对程潜不放心，想有个靠得住的人到湖南去看住他，恰逢程潜活动陈明仁调湘，几方面的力量综合到一块儿，陈明仁所部调防湖南速成定局。

陈明仁回到湖南后，很快与程潜达成了默契，加上中共地下党加紧做工作，打消程、陈二人对起义后能不能得到中共原谅的顾虑。毛润之先生对程潜发过专电，告诉他只要反蒋反桂，具体事宜可相机处理，敝方均可谅解。而陈明仁也接到了由章士钊传的话，说四平之战是各为其主，只要站过来，还将受到重用。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成功，程、陈领衔，共三十七位国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脱离蒋政权。解放军进城时，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仍全副武装，守卫着长沙各要害地点，据说他们仍头戴青天白日帽徽，新发的胸章上写的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这是表示他们只是反蒋，而不是叛党。当然后来陈明仁部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这些为了一时面子的虚文就已不复存在了。

程潜此后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他的湖南省省长一直当到1968年，虽在文革动乱中，此职仍由他担任。若从1948年他回湘担任省主席算起，他一连当了二十年省长，恐怕这个纪录是无人能够打破的了。当然，他这个省长并无多少实权，是不言而喻的。程颂公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还曾为周小舟叫屈，说：“好人挨整，真理何存？”可见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相处是不错的。若不是程颂公这个身份，他那个脾气，怕也是躲不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冲击的。

八十年代初，我们拍电视剧曾借用程潜遗留下来的寓所作场景，那座小楼坐落在湖南省委大院内的一角，上下两层，结构比较复杂，有院墙围绕。那时已经完全空置，网布尘封，只能让人想象主人当年如何度过寂寞的晚年……

程颂公1968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