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谢谢张教授！下面请雷颐先生给大家演讲！

雷颐：大家知道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汉是辛亥首义之地，新年开始在这里开这次会议别有一番意义，对我个人来说也另外有一种意义，因为我出生在武汉，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所以我到武汉来讲话还是蛮激动的（武汉话）。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周年，我们对辛亥革命以后的很多后果，带来的大动荡、社会带来的灾难，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革命不好，如果走上了自上而下革命的道路，这是最好的路径和方法，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中就走上了一个坏的结果取代了好的结果，或者说人们希望的结果没有实现，人们不希望的结果反而取胜了，我演讲的题目是《革命与立宪的赛跑》，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这一百年来负面的东西不仅仅是纪念，甚至可以遗憾、可以惋惜，当年清政府的立宪没有实现，我们越是惋惜、越是遗憾、越是想谴责革命，我们就越要冷静客观的分析为什么革命会爆发了、会成功了，给社会带来振荡最小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为什么没有成功，或者说能不能简单的说就是以孙文为首的那几个坏人倒了就把清政府的立宪破坏了，历史趋势就靠这几个人破坏了，是不是这样？或者说为什么这几个人就有这么大的能量？

辛亥革命革命这些年来一直都是激进的代名词，但是人们不要忘记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一开始是想走改革的路线，1894年清政府没有接受，后来他走上了立志革命的道路，刚刚开始就是在偏远地区，没有很大的影响，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谴责他，知道这个事的人都把他视为盗寇，他自己也这么回忆。谈辛亥革命应该和前面的戊戌联系起来，后来又发生了慈禧跑了，又把很多守旧的大臣杀了一百多，这个时候政权的合法性就远远没有几年前戊戌维新时那么有威望了。这个不确定性有很多，有些历史事件导致了很多力量的发生，戊戌维新之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会影响国外，同时国外也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日俄战争是1904年爆发的，日本和俄国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利益爆发的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之后给中国带来两个后果：

第一、战争爆发时，中国各方就在预测谁能胜、谁能败。从近代以来一直是欧洲国家打败亚洲国家，很多反对维新的人都预测俄国会胜，他们论证俄国是沙皇专制的过程，他们的效率更高，维新派的预言是很危险的，维新派预言日本会胜，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他们比俄国的沙皇专制要先进，这个预言是很大胆的，近代以来没有发生这样的，后来的结果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亚洲人打败了一个欧洲国家。很多中国人有一种感觉，看来不在于人种，在于政治制度，制度优就使国家强，就也一些人本来对立宪没有了解，也不支持立宪的人，支持立宪的人这个时候多了起来。1905年是立宪运动又开始风声水起，这个也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强国的角度来理解立宪的。因为要救亡，中国的启蒙是靠救王而获得更多的支持。一旦到最后，启蒙被救亡压倒，很长一段时间，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为了强国而立宪的，而不是为了限制君主权利我们要立宪，他只是觉得这个好。

第二、革命派开始有声音了，或者说在知识分子中声音比较大了。我们知道俄国侵略中国东北，占着中国东北不还，这个时候留日的学生有一个爱国运动，第一个后果是使立宪运动风声水起，第二个是从青年走向爱国的青年革命，开始并没有提出推翻满足、推翻清朝，开始只是说侵略我们。有些革命党人开始造舆论，就是因为满足人本身就是一个外来政权，我们首先要谴责满足。以蔡元培为例，他在1903年底参与创办了俄氏景文的报纸，他在上面发表了“告革命党书”，他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盗贼偷我们的东西你们还不谴责盗贼，你还谴责满清政府，我们应该联合清王朝一起抗俄，这是蔡元培1903年底的观点。后来他们说中国清政府从来就有这个，对于民间的哪怕是爱国的都抱有一种控制，他们总觉得民间做事会带有什么。所以说对学生爱国的行为也采取一种消极的抵制。结果反而这个就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满足就是卖国的，这个时候学生就开始从爱国走向了反满。1904年2月改为景中日报，这个时候蔡元培变得很激烈，他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他的转变也反映了青年学生的转变。孙中山从来一直是把活动的重点放在会党上，到日本时根本没有留学生理他，他这年夏天到了东京，有几个留学生开始主动找他了。所以我说日俄战争使中国政团开始出现了三种力量，其中一种就是革命党人开始隐隐约约的形成力量，这个时候革命党人形成了集结力量之后，革命党人为了制造舆论、为了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了扩大影响，因为维新派已经流亡日本很久了，开始有一种小联合和小合作，革命党人的影响当时比立宪派、维新派小很多，他们主动发起的挑战，为了争夺民众，觉得中国走维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必须革命，梁启超的立宪派是坚决反对革命的，所以双方就发生了辩论，论战达到15个月之久，种族问题、民族问题、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甚至土地制度都讨论到了，但是论战最核心、最紧迫、最重要、甚至决定这次论战胜败的观点是要不要暴力革命，革命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进步，立宪派认为暴力革命只有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革命党人很英勇，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国家也完了、社会也完了，个人的生命也完了。这时候究竟是谁的影响大、谁能赢得更多的听众。实际上要看清政府的所在所为，如果清政府改革，革命党人就没有什么空间，如果清正党不改革，维新的道理说得再好，但是有一个前提，上面必须改，当你上面不改时，那么就认为你这个无法实现就会倾向于革命。现在重要的是要看清政府的所在所谓，中国在这个时候究竟是走改革还是革命，既不在革命派手中，也不在立宪派手中，在清政府的手中。

我们刚才讲到日俄战争以后，立宪运动起来、革命派起来，在这个大潮中连慈禧也要宣布新政，后来他发现人们对于立宪的要求特别强烈。1906年9月1日朝廷颁布了《确立基本立宪为基本国策》，仅仅过了九天提出改革首先从行政改革开始做起，国内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当时的标语是“立宪上谕从天而降”，人们自发撰写了立宪歌，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改革在君主。立宪在这个时候虽然有些迟，但是只要上面宣布了立宪，老百姓还是有理性的，还是坚决支持朝廷的立宪。

改观制可以看到不是一个宪政改革，只是一个行政体制改革，最后都没有实现。朝廷派了五大臣之一来考察这件事，袁世凯是其中之一，真正的改观制是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当时是北洋大臣、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等，当时身兼八职。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制方案出台了，他对官制的改革还是比较全面的，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门，将原来的内阁等全部撤销，新成立的机构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等等，他用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这个方案规定了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一人担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副大臣署名，也就是说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可以代替皇帝，同时要由内阁同意，如果内阁不同意皇帝的谕旨不发生效力，实际上内阁的权利很大。很多人指出这是袁世凯自己想专权，这个方案一出，官场就乱了，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满足的权贵，他们坚决反对要把军机处取消掉，并且规定了官员不能兼职，还规定了满足的亲贵不能实际专政，这还是有点立宪的味道，但上议院成立以后他们可以充当议员。但是满足人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权利是一点不肯放松，他们及其愤怒，他们联合起来攻击袁世凯。其中铁梁说了几句话，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地方的督抚大臣，那边革命党人正在说这是满人的政权，等于清朝政府的所在所为恰恰印证了革命党人所说的，是满足自己的政策让革命党人的观念得到了相当多人的认同。袁世凯当然是要坚持自己的一套改革方案，没有别的办法，他认为如果不预备立宪，还是这样的糊弄，今后这个国家也不会好。但是遭到了那些人的反对，他也担心袁世凯的权利因此过大，他在给慈禧的奏折中说袁世凯为自己谋权利。具体内务府的方案没有出来，但是谣言四起，说他要把太监都解散，所以有一次他下朝了几百个太监围着他打探。载沣拿着手枪对准胸膛也是一匡（同音）给他排解掉的。后来讨论出，军机处还需要有，内务府不能动，翰林院的事不要管，太监的事不能动。赵指出立宪的基础全在议院，今天只是把君主的大权放到内阁，实际上你就是想专权。袁世凯在没有成立议院时，让内阁有这么大的权利取代皇帝，实际上你这个责任内阁就是想自己夺权。戊戌年间你得到了光绪，你就是想慈禧不在了，光绪掌权了。袁世凯也没有办法，慈溪善于诉苦，说我现在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当慈禧都这样说的，改革官制还能进行下去吗？这个时候决定让趋红基（同音）来负责改观制。

在11月16日公布了以趋红基（同音）为主导的新官制，袁世凯因为慈禧对他的信任他错误的估计了，他又去见慈禧把守旧大臣统统革除，慈禧结果训了他一通，袁世凯吓一跳才知道这么多人反对我。过了几天，公布了以趋红基（同音）为主导的改观制方案。袁世凯这个人保护自己还是很有一套的，他马上说要离开北京，他身兼八要职马上把绝大多数的辞掉了。北洋六政出了第二、第四两个政其他的都交给陆军来管。翰林院等全部保留，他们设立了11个部，其中有13个大臣，其中满足人仅占了7席，外务部上面又设立了两个，一个叫做管督大臣和会办大臣，而这两个大臣又规定了必须是满人担任。改观制一出来，大家就心凉了，当这个出来以后，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多的汉族督府过了一段就宣布独立。

这次改观制出来以后，立宪派马上说这是伪改革，参与宪政会的主席在给梁启超里的一封信里说的意思是已经没有更多的指望了，他觉得很伤心，看来大灾难是难以避免了。梁启超在东京给康写了一封信，当新改观制一出来时，支持革命党的人就多起来了。立宪党人他的态度是重要的，事实说明了，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和初衷是相反的，不仅没有缓解矛盾，反而加剧了危机。

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了，我们判断这个事情应该像梁启超这种，无论是赞同、反对，梁启超是坚决反对革命的，但是他在分析原因时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他一直在和革命党人论战，但是他仔细的分析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从道理上说、从理想状态下说，立宪派更有道理，如果按照梁启超这样做，确实中国会好得多，问题是清政府就是不按梁启超的做。立宪派本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再有道理，理论的前提就必须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须能够实现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无论立宪派说得多有道理，最后有理会被人们认为无理。梁启超虽然一直在反对革命，但是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所以梁启超在1907年在新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县政府与革命党》，这里面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县政府为目的者也”，你不改革、不立宪，革命党就会做大。好象清政府觉得梁启超说得不够，为了证明梁启超说得是对的，清政府在1968年公布了宪法大纲，总而言之制定的时候是考察了各国，最后觉得日本是最符合中国的。清政府的核心就是说皇帝的权利民制宪法还要大，有人说有了总比没有强，问题是当时这个公布出来了，已经不能符合社会对于变革和宪法的心理预期了。我觉得革命党的所做所为最关键的是在于清政府的所作所为。立宪派要转变了，清政府就很危险了，这是统制社会的基础，在君权比民制宪法扩大的框架下，清政府的实际步骤一拖再拖，立宪派起来批判他，认为这是伪立宪，更不用说革命派了，他们甚至认为这是狡猾手段，这说明政府宁可与人民一张之空文，当时是立宪派最先起来的。

1907年起立宪派就开始发动要求开国会，商界首领对这个要求很强烈。从1910年1—11月，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清政府就是毫不妥协，不愿捐出点滴权利，他的镇压越来越激烈，立宪派的所作所为也越来越激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但是更有必要的是当时的人对清政府的人所作所为认为你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如果是真的，但是当时的人都认为你是假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政府没有公信力了。当立宪派都认为他是假的，这个革命派的力量肯定不高了。在改观制到预备立宪这一段无论是真是假，革命和立宪的赛跑之中，等于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为革命派添油，可以说是急起直追，清政府在制造革命党、帮助革命党。不在于分析是真是假，在于给当事人的感受，当事人认为你是真是假更有意义。

浙江的全运会事件的真相和假象，无论政府说什么都不相信，这个是要引起政府的注意，这就是公信力的问题。事实说明在清政府巨大的压力下，他们的让步妥协是有限的，起码没有符合当时的社会预期，这个主要是指当时的立宪派。当一个政权基础对你的所作所为持怀疑态度时，这个政权就很难稳定了。如果要真正反对消解革命，不想避免革命带来的后果，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人如何激进，而是要研究分析激进何以能够成功。梁启超是坚决反对革命的，但是他很理性的分析前因后果。实际上他的经济基础又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多少年来经济政策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很长时间是严格禁止私人办新式企业的，李鸿忠弄了一个官督商办，名誉上是国有，实际上是商人出资商人办，李鸿章是支持商人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政权基本稳定的政策，盛宣怀和袁世凯的斗争中盛宣怀失败了，盛宣怀提出来从前清政府认识到铁路是一个比较好的生财方式，但是又没有钱，就鼓励大家组建民间铁路公司，当清政府有钱了，他和外国的财团谈成功了，就要收归国有，实际上你收归国有，你买卖自由，平等的交换，别人也没有什么问题，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盛宣怀开始用很低的价格买，但是湖广的这批人又起来闹，湖广和老百姓的关系密切，他们闹了以后朝廷就妥协了。广东的也闹，广东是华侨商人投资为多，华侨商人和政府也没有什么关系，广东闹了以后清政府不理他，你必须用很低的价格卖给我，关键是四川，四川由于从上倒下很穷的人到最富的人都入了川汉铁路，川汉铁路发生了保路运动，刚刚开始都是富人领导。恰恰四川总督把文明争路的领导抓了，这些领导人被抓了，领导这个运动的就降为第二等的富人，后来请愿要求放掉这些人，他们反而开枪打死了3个人，这个时候就有新军过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1911年5月成立了皇族内阁，由13个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9名满人中有7名是皇族成员。这就导致了武昌起义之后反而这些商团根本没有去帮助清政府来灭掉，反而有的对清政府的军队有一种观望。这些恰恰证明了是清政府的政策导致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下降。一个大楼装修的时候没有做好各种安全措施，到处充满了可燃物资，一个偶然的火花可能引起大楼的着火，有各式各样的偶然因素就会导致你的垮台。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在美国安全不知道，这恰恰就是说武昌的擦枪走火一个偶然的因素导致了政权的垮台。那就说明政权的基础已经开始很不牢固了，当你不牢固时，今天没有这个偶然事件，明天就会有另外一个偶然事件。在革命和改良的赛跑中清政府一直在被动，他的妥协做得不够，所以每次妥协越少，下一次要求你妥协做得更多，要求你付出的利息就越多，他每次又拒不付息。

这么多的偶然因素，包括满足的军队已经雇人放哨了，这个时候他不垮台还能有什么结果。革命往往不是由革命者人造成的，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导致了所有矛盾的激发造成的。满清这些贵族都不肯放出自己的权利时，很难避免的结果就是革命。在这场竞赛中很可能就是革命党人会胜利。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对政权、对政府很不满的人，但在一个比较好的体制下，这种人永远是在社会的边缘，掀不起大浪。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列宁长期在瑞士，他在瑞士到处跟瑞士的工人说要起来造反、要起来革命，瑞士的工人根本不理他。有一次他到疗养院去疗养，有一位瑞士的工人也在疗养，列宁夫人用的词是像猫儿见了腥一样用了两个星期去说服他，这个社会可以看得出就是穷人也可以去疗养院。在我们的印象中，瑞士是一个最美好的国家，但是列宁最讨厌瑞士，我想再把列宁夫人的回忆录会议一遍发现就是这么回事。做了两次讨论会，最后来的人都是波兰的人。有一次约瑞士的领导者见面，这个人说上午要钓鱼，下午要在家里做家务。任何社会都有这种人，当社会制度完好时，能够自动调节时，当你能够不断的改革社会问题时，这种人就永远是在社会的边缘。当社会用刚性手段来碰撞社会矛盾时，反而是把越来越温和的人都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时候，这个时候革命党人就会占据舞台的中心。把温和的人都赶到革命党镇压，辛亥革命爆发时，是立宪派起来和革命党人共同完成了推翻清政府的事业。光靠革命党人那点力量是不行的。

在满清革命和立宪赛跑的过程中，革命从刚刚开始的弱小，每一步几乎都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在帮助革命党人，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就可以归结为梁启超的一句话“革命党人以推翻县政府为目的者，而县政府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谢谢！

主持人：我还是没有给雷颐老师多十分钟，因为想多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我刚才发了一个微博，这个会场是鸦雀无声，大家听得非常好。今天在这里还要感谢湖北武汉的天风证券，是他们给予了这次活动的赞助。共识网今天上午在第一时间就把张鸣老师的讲话挂出来了，现在的点击已经超过了400多个，今天在场还有一些人有微博，我们的会场和互联网的互动非常好。下面进入互动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