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反思文革

然而，三次目的相同的政治历史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邓小平说，反右是必须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扩大化。而文革则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定性为“十年动乱”全盘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至今并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在否定文革问题上，邓小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殊不知晚年的邓小平其实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在邓小平离开工作岗位后的南巡讲话中，既谈到了在改革开放中要注意防“左”，同时也讲到了防右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不过是在后来的宣传中，邓小平关于防“左”与改革开放的谈话被无限夸大，而关于防右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谈话则销声匿迹了。我们从邓小平的文选特别是南巡讲话中看出他对于文革反思的心路历程。

一、右派、走资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

什么是“右派”?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294页)这里，邓小平论述得十分清楚，所谓“右派”就是一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的势力，他肯定了反右斗争的必要性。那么，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右派是不是绝迹了呢?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会上又出现了与一九五七年同样的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不过，邓小平不再将这一类人称之为“右派分子”而是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从邓小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来看，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与“右派分子”从理论、言论、目标上去看，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没有丝毫的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二、关于“文革”与“走资当权派”

如上所述，右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一丘之貉，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什么是“走资派”呢?所谓走资派就是右派分子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总称。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右派、自由化分子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右派、与自由化分子是泛指存在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所谓知识“精英”，虽然，这些人并没有掌握党和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权，但他们也具有发言权与政策导向性。对于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那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使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泛指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者，因为他们掌握着制定各种政策的领导权，可以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具有较强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力，具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右派与自由化分子更危险。上述我们可以看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于政治身份不同，处于不同的政治层面。因此，毛泽东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第三期)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1978年，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 ，第2卷第149页)

1979年5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8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第2卷第182页)

从上述的论述看，毛泽东去世后，文革之所以受到全面否定，是因为以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党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毛泽东却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因而文革就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

三、邓小平晚年反思文革

然而，令邓小平没有料到的是：由于文革遭受到了全面的否定，早在改革初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西化的言论就浊浪翻滚。虽然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又提出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由于党内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不仅不予执行，而且存有抵触情绪，最终右派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利用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情绪，策动了一九九八年的学潮，而后又演变成为了一场政治动乱。致使在短短三年内倒台了两个党的总书记的历史悲剧。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会见美藉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又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1989年11月23日)

经过八十年代的中期的动乱，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动乱，在邓小平的思想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使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虽然，邓小平并没有肯定文革，没有直接引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要出问题，这里的“问题”指的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述。第二、从“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

这里，邓小平提出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毛泽东采用的是人民民主的形式，文革的开展形式就是通过群众运动，通过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采取大批判的形式，谁要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就可以造你的反，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谁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就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毫无疑问，采用这种搞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保护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是持反对态度的，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是，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处理胡耀邦的问题上，邓小平采用的是个人的权威，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处理得非常温和，问题解决得也很顺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1页《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1987年1月20日)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拿中央的人事变动来说，我们历来对待这样性质的事总是过分，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看，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不主张大张旗鼓的给予批判与反击，不主张搞群众运动，不主张让人民参与，而主张采取的是温和的形式。众所周知，邓小平是我国老一代核心领导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去世后，复出工作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在胡耀邦、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邓小平任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虽然没有担任党内外最高职务，但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领导核心，什么是温和的形式呢?这就是利用他个人的资历与在党内的威望逼使胡耀邦辞职。无疑，邓小平主政，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条件，但是，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因此，这一种历史背景与条件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如果失去了这一种历史条件与背景，高层出问题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直至一九八九年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开始反省，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对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叫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

长期以来，很多人不理解，面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为什么不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解决?为什么不限定在党内，毛泽东为什么要通过发动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来解决?

凭毛泽东在党内与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完全有条件象处理高饶反党集团那样来处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是限定在中央高层，中央各部委有没有?省委有没有?市委、县委有没有，如果仅是采用党内斗争来处理道路分歧的话，中央的走资派解决了，地方的怎么办?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内外的领导者是不断的经常的更迭的，如果通过党内斗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那么以后的问题怎么办?谁能保证解决了张三的问题，以后便不会再出李四的问题?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这样的革命没过七八年，十多年就要来一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非常正确的，从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了一九八六年，正好十年的时间，党内外的走资派们便蠢蠢欲动了，也就出现了胡耀邦的问题。而胡耀邦三年后，身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又重蹈覆辙，虽然，邓小平说“选的时候没有选错”，那么，怎样衡量选的时候不选错?又怎样保证选的时候不会选错?既然没有选错，为什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为什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肯执行?

三、走资派的问题的性质不同于高饶反党集团，也不同于刑事犯罪，解决走资派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做监牢或者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

基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就是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以达到既教育了干部，又教育了人民以提高人们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让全社会提高资本主义复辟的防御能力，因此，说穿了，毛泽东就是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来保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1页《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3月8日)

现在的问题是：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前后，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邓小平却同时又提出来“不争论”，不争论就不能明辨是非，人们就难以辩明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是资本主义的，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是因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下台，为什么在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还会出现1989年的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事实足以说明一点：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采用温和的办法并没有收到实际成效，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纵的恶劣后果，最终不得不动用军队的力量来解决。

因此，晚年的邓小平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直到晚年，邓小平才“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既是一种省悟，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哀叹!

如上所述，一九八六年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说还要加上五十年，再到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很显然，二十年、五十年与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时间跨度是相距甚远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邓小平是逐步有所省悟的。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虽然提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提出了“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看，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中找到解决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