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辛亥革命后制定中国首部共和宪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11年10月11号，在枪炮和厮杀过后，湖北武昌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对于参与了这场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枪声过后，如何建设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很多问题显得现实而迫切。这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颁行一部治国之法，当时的湖北军政府呢，只有一个《军政府暂行条例》，都督黎元洪认为说，作为首义之省的湖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立刻制定一部根本大法，来作为将来民国宪法的蓝本。11月9号，也就是武昌起义胜利后，仅仅的一个月时间，《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公布。这部在今天看起来依然闪烁着智慧和民主之光的法律，其实是出自一位当时不到30岁的年轻人之手，他的名字叫宋教仁。

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教育)：这可以说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公布了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它是第一次在宪法里边规定了，人民具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比如说言论、集会、结社、住宅不受侵犯，等等等等这些权利。同时在《鄂州约法》里边呢，也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比如说，鄂州政府设立都督，但是都督的权力呢，要受到议会法院的一定的限制。

解说：《鄂州约法》承袭西方内阁体制，寄托了宋教仁对权力制衡的一贯信仰。都督、政务委员、议会各司其职，相互掣肘，都督虽有发布法令，任命官员，统帅军队等诸多大权，但不能绕开政务委员与议会独行其是。

迟云飞：在以后其他各个省起义以后，大多也颁布了各个省的类似的约法那么这些约法呢，很多是仿效《鄂州约法》来起草和制订的。

解说：《鄂州约法》最终因种种原因，并未付诸实施，但后人评价，此法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法文件。29岁的宋教仁是当时制订这部法律的不二人选。因为在此之前，革命党中很少有人对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有过深入的研习，其实20岁以前的宋教仁，和当时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并不知道法律为何物，出身湖南桃源的他，在宁静的沅水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21岁那年，宋教仁认识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湖南老乡黄兴。那时黄兴在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了“东文讲习所”，并翻印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革命人士的著作。和黄兴的结识让宋教仁的人生目标，渐渐清晰起来。

宋教仁随黄兴逃亡日本 学习西方政治法律

一起投身革命的第二年，中国内第一个反清组织华兴会成立，22岁的宋教仁被推选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的首次起义因为走漏风声而夭折，宋教仁被迫跟随黄兴逃亡日本。正是在日本宋教仁进入法政大学，才开始系统学习，西方的政治和法律。

迟云飞：在1906年以后，他慢慢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呢，来自于他对欧洲，对美国政治和历史的研究，也来自于他对日本的政治的观察。就是当时的日本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当初明治维新，推翻幕府有功的一些西南藩阀，把持日本的政权，所以当时日本的政治呢，号称是已经实现了立宪，颁布了宪法，有了议会，有了政党，有了选举。但是政权实际上，为那些西南藩阀把持。所以宋教仁看到，日本只是名义上它是个宪政，实际上算不上宪政，专制的传统在日本仍然非常浓厚，所以宋教仁就写文章呢，说日本是藩阀政治，如果说立宪呢，日本最多只能算个半立宪，那么在中国怎么样呢，宋教仁觉得，中国也可能发生革命以后，对革命有功的军人，对革命有功的革命党首领。把持政权，以革命有功的名义，推行专制，反倒背离了民主原则。所以宋教仁认为呢，在中国呢，推翻了清朝政府以后呢，就要立即的实行民主，召开国会，进行民主选举，在这个基础上呢，民主的政权呢，实行责任内阁制。

解说：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精研西方法律与政治，宋教仁还创办了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份在留日学生中，影响颇大的刊物，也引起了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注意。1905年7月的一天，宫崎滔天兴奋的告诉宋教仁自己多年的老友孙中山，即将从欧洲来到东京，志趣清洁，心地光明，这是宋教仁从宫崎滔天嘴里获得的对孙中山的第一印象。

迟云飞：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孙中山就纵谈中国和世界的局势，就给宋教仁他们说，说现在呢，我们大家都要反清，要革命，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但是现在呢我们互相都不联络，这一个省也起事，那一个省起事，弄得不好呢，我们就会像元末各路造反那样，你也搞我也搞，弄不好有可能引起列强的瓜分，咱们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当时都在场。那这个时候呢，黄兴已经另外由宫崎寅藏介绍，跟孙中山见了面，那么这样呢大家都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

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宋教仁创办革命杂志 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

解说：十年并不成功的革命经历，让孙中山认识到，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革命组织有多么重要，在精心的准备过后，1905年8月20号，第一个全国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对西方政治法律了然于胸的宋教仁，被任命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由他一手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被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陈晓楠：1910年11月13号，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召集黄兴、胡汉民等，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开会，决定集同盟会之精英，在广州起义。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准备，1911年4月，黄兴率领120余名敢死队的队员，攻击了两广总督府，发动了同盟会自成立以来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经过了一个昼夜的激战之后，广州起义以惨败而告终，72名同盟会的精英壮烈牺牲。孙中山后来回忆的时候，依然相当痛楚。他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这次起义啊，当时对革命党人的打击啊，应该是非常大的一次打击，因为当时同盟会啊，可以说是举同盟会的精英，在广州具有的起义。

李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那中间好多很好的人才，久经锻炼的，但是都牺牲了，牺牲了所以后来对黄兴打击很大，黄兴都想自杀了嘛。

解说：广州起义是自1895年以来，在南部边疆策动的第十次革命行动，十次革命无一成功，痛苦之中，宋教仁既没有如好友黄兴般发出“再不问党事”的哀叹，也没有如孙中山般乐观地认为，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他所做的是对革命策略，进行深入地检讨与研究。

宋教仁反思黄花岗起义 建议在中部举事

李育民：那么宋教仁呢，这个时候他就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革命如何成功的问题。

迟云飞：临时联络一些会党，或者一些新军，就发动起义，仓促地起义，所以没有周密的准备，所以每一次起义组织起来了，但是很快都失败了。

李开沅：孙中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孙中山在海外长大的，他跟内地本来就没什么联系，所以他习惯于以会党为基础，以华侨为财政支持的一个依托。

解说：早在广州起义发生的五年前，作为同盟会发发部检事长的宋教仁，就曾向黄兴指出，孙中山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1910年，在同盟会的一些会议上，宋教仁公开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策略的思考。

李育民：他认为边地起义是下策，长江流域举事这个是中策，在中央也就是北京，京师、京城，或者在北方，这个是上策。

迟云飞：然后这些革命党的同志们，讨论之后就认为呢，上策太困难，因为北京的市民和以往历史上欧洲历史上，法国、英国、巴黎和伦敦那个市民不一样，北京这个市民比较闭塞，对清政府的忠诚度比较高，我们要发动很难，同时北方的军队也相对南方的新军比较难于运动。下策呢，以往证明是失败了的，在边缘地的省份举行起义，一个是容易引起列强的瓜分，最好是在中部各省同时举行，这是宋教仁的革命方略。

宋教仁在中部省份练兵 力图缩短起义过程

解说：黄花岗起义惨败后，素来以理性见长的宋教仁，在痛心之余开始埋头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且放眼葡萄牙、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革命得失。在研究对比之后，他认为，葡萄牙的革命是近代革命史上的模范，其革命路线值得效法。

李育民：所以他又提出来一个革命策略的路线，这个路线一个就是革命之时，就是这个时间，举义的时间要迅速、要短、要快，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取得成功。另外就是革命之地，革命之地就是你举事的地点，要集中而小，再就是革命之力，革命所借助的力量，应该是借助于就政府当中的军队，这样一个策略路线，这个的策略路线，当然要和他的“革命三策”，结合起来。就可以说形成了他比较完整的一个策略的思想。

解说：孙中山人在国外，黄兴在黄花岗之后，曾一度不再过问党事，革命消沉之时，宋教仁决心带领革命同仁，以理性与耐心力挽颓势。彼时，位于长江流域的中部省份湖南、湖北，革命势力正呈现出蓬勃之态，将武装起义的重心，由南部边疆移至中部腹地似乎已势在必行。1911年7月31号，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诞生，宋教仁被选为分掌文事的总务干事。管理参谋，立案等诸多事务。实为中部总会的灵魂人物，新的革命开始悄悄地在这一组织里酝酿。

李育民：由于革命党人长期是在华南边地举行起义，所以他们在广州，像在这些地方，都是加强防范，而对于中部，对于像这些地方，倒有一些松懈。

迟云飞：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它的任务就是策动长江流域起义，它的要点呢，是先在湖北或者是湖南起义，如果是湖北最先起义了，湖南立即响应，如果是湖南最先起义了，湖北立刻响应，然后其他的各个省同时发动，这样就缩短战事，避免长期的流血的战争，同时也避免列强的瓜分。

解说：同盟会中部总会既经成立宋教仁即开始静心筹划起义，在长江流域，湖北、湖南、安徽、四川各省，建立分会，并严格训练军队，以求起义时相互呼应。

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 未获孙中山认可

陈晓楠：1911年10月10号，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功地领导了武昌起义，在上海得到武昌胜利的捷报的时候，抱病在床的宋教仁，从床上一跃而起，百感交集，革命终于成功了。而孙中山是在美国的丹佛听到这个消息的，他起初还觉得有点讶异，在确认消息无误之后，马上前往伦敦、巴黎，为新生的政权筹款募捐。革命的胜利，让孙中山和宋教仁踌躇满志，然而在建设一个全新政权的路径选择上，他们俩个人却发生了重大分歧。

解说：1911年12月25号，孙中山辗转抵沪，各方欢迎极盛，黄兴、陈其美更是朝夕不离孙先生左右。次日晚，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集会于孙中山寓所内，商讨临时政府成立事宜。会上宋教仁等人，一致推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不过在政体的架构方式上，宋教仁坚持认为，应该去把责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许多年以前在日本政法大学时，宋教仁曾经对如何制约权力有过深入的思考与设想，如今他认为，实践自己政治理念的机会到了。

迟云飞：这个责任内阁制呢，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责任内阁，所以又叫政党内阁，而总统是代表国家，但是不负责实际政务的，这么一个职务，通过这样的体制呢，就可以避免革命以后呢，对革命有功的军人，或者某些人士呢，把持政权推行专制独裁，妨碍民主体制。

李扬帆：孙中山是极力反对内阁制，要主张总统制。

迟云飞：孙中山认为革命以后，需要适当的集中权力，不管是由他当总统也好，或者是由其他人当总统也好，都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权力，所以需要总统制，一定程度集中权力，孙中山认为在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用咱们现在的角度看，是以专制推进民主，因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

解说：1912年的1月1号，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所坚持的内阁制，没有得到认可，对此他选择了沉默。也就在这时，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事上一路高歌。2月12号，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第二天只当了一个多月总统的孙中山，按照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向参议院请辞，让位于袁世凯，不过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旧官僚，能否担当起维系民主共和的重任，孙中山和宋教仁的心里都没有底。就在袁世凯就任总统的第二天，由宋教仁拟写，经孙中山审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南京公布。宋教仁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这一次被明确写进了《临时约法》。

李扬帆：突然就把总统制改为内阁责任制，这是完全针对袁世凯来的，这也是导致袁世凯要下定决心，改变这个内阁责任制的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觉得这个把他的权力给限制了。

解说：利用袁世凯的政治与军事势力，推翻满清帝制，或许是孙中山决心让位于袁的权宜之策，可是实力强大的袁世凯掌权后，如何制约这个在当时中国政坛，无人能出其右的“巨无霸”，宋教仁很焦虑，而且自感责无旁贷。

迟云飞：北洋派就是想独揽政权，推行专制独裁，立宪派的这些人士呢，他们认为革命党只能革命，建设不行，要建设得袁世凯和北洋系，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支持袁世凯，在这种格局下呢，由于立宪派人，宣传了支持北洋派，支持袁世凯，所以这样革命党，反倒是觉得势孤力单，在这种情况下呢，宋教仁就希望把同盟会进行改组，联合其他的一些新成立的政党，成立一个大党，在将来的国会选举中争取多数，那么这样呢，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形成一个制约的力量。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参加选举 拒绝袁世凯贿赂

解说：1912年8月25号，2000余人汇集于北京城南的湖广会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为什么叫国民党，从成立宣言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理想，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言其名曰国民党。求得完全的共和立宪政治，是新生的国民党立下的志向，也是宋教仁多年以求的梦想。

傅国涌：宋教仁站到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万众瞩目的焦点上，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派，张謇他们的立宪派，还是革命派的许多人，都把宋教仁看作是国民党的代表。

迟云飞：袁世凯最初是想笼络拉拢宋教仁，他曾经送给宋教仁贿赂，结果宋教仁不接受，又假说呢，想要任命宋教仁为内阁总理，但是宋教仁认为呢，如果你要任我为总理的话，你让我组成政党内阁，就是我都由我的国民党人组成这个责任内阁，否则我不出任这个总理。

宋教仁率国民党赢得选举 将出任内阁总理

解说：1912年10月，宋教仁欲南下省亲，自1904年远赴日本以来，他与母亲、妻儿已有八年的离别之苦。此间，袁世凯曾向宋教仁送去五十万元的支票，袁世宋教仁如数奉还。在家乡桃源，陪妻儿、母亲的几个月间，正逢中华民国国会选举，宋教仁在家乡湖南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整个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经过宋教仁半年的不懈经营与努力，国民党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政党，而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当之无愧拥有组阁权。宋教仁在这个时候，难免轻狂了一把，口口声声要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这样的局面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傅国涌：这个胜利就让宋教仁完全有把握地成为正式政府当中的内阁总理，袁世凯也面临着被边缘化，大权旁落这样的危险。

迟云飞：那么这样就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构成了非常大的制约。

解说：国民党的胜利，让宋教仁以为自己苦苦追寻的民主宪政之梦想即将实现，他火速离开家乡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后人评价，其言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那些昙花一现的瞬间，让整个百年中国的历史，仿佛有了些须的生气。

宋教仁在上海遇刺 革命派北洋派关系破裂

然而宋教仁过于乐观地估计的形势，他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加快脚步向他逼近。1913年3月20号晚10点，上海沪宁车站热闹非凡，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聚集在此，为即将北上京城的宋教仁送行。两个多星期前，宋教仁接到袁世凯从北京发来的急电，内容为即日赴京，商决要政。

噩耗一出，举世震惊，当时正在日本游历的孙中山，火速回国，立刻在第一时间通电武力讨袁，史称“二次革命”。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关系，自此彻底破裂。

傅国涌：宋案让中国的民国的共和体制逆转方向，它让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北洋派之间，大打出手，撕破了脸，这个结果就逆转了共和政治的方向。

解说：可怜渔父重来日，只见桃花不见人。这是几千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对宋教仁的故乡湖南桃源的追忆。1913年春天的桃源，桃花依旧，渔父却已不在。渔父是宋教仁，在留学日本时，为自己取的一个别号，他的另外一个别号是“桃源逸士”。出生在桃源那样一个世外仙境的宋教仁，最终没有当上隐逸的高人，或许是因为他对于桃源以外的世界，对于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有着更深切的爱恋，和更执著的追求。

陈晓楠：宋教仁22岁离家求学，32岁去世，参与政治的时间还不到十年，但也正是他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第一个民主的春天。他给当时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人权为何物的中国民众，带了新鲜的空气。宋教仁死后不久，袁世凯当上了百日皇帝，袁世凯之后，中国马上进入了没有皇帝，可是却人人争当皇帝的时期。军阀混乱，生灵涂炭。后来蒋介石以国民党的名义，武力北伐，统一全国，取得了形式上的成功。但是此时的政治状况，已经和宋教仁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下一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孙中山和辛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