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寥寥说：“父亲在新中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艺术家，河殇的作者之一王鲁湘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觉得还比较准确：父亲是红和黑两种颜色，对比非常强烈的一个艺术家。”

 

父亲张仃是辽宁人，因为从小有艺术上的天分，家里就送他到北平学习艺术。到北平不久就赶上“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东三省。父亲一下就成了一个“流亡学生”，祸不单行，他带的钱还被一个老乡给卷走了。那时有家不能回，真是走投无路了。当时，张恨水在北平办了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父亲前去报考。张恨水发现了父亲的艺术天赋，也发现他根本就交不起学费。算是遇到了贵人吧。张恨水爱惜父亲的才华，免除了他的学费，1932年，父亲顺利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

 

那个时候父亲才15岁，同学们看他年纪小，又没有钱就很照顾他。今天吃这个，明天蹭那个，后天住在谁家，反倒和同学们关系都不错。后来，父亲就和建国后《红旗谱》的导演林子峰，还有一个姓陈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3C漫画社，漫画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那时候，宣传抗日还为国民党当局禁止，再加上用了3C漫画社这样一个敏感的名字，3C被国民党当局当作是与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有关的意思，把3C漫画社当成了共产党的组织，把他们一批学生都抓起来了，旋即从北平押解到了南京宪兵队。到了南京之后，当局发现他们岁数太小，父亲又被关押到了苏州反省院。

 

正是在苏州反省院期间，父亲才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反省院里的共产党人教育他抗日救国的道理。父亲逐渐从一个有些民族忧患意识、想画一点漫画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学生，变成了一个对共产党心向往之的革命青年。

 

不久之后，中共地下党以“年幼无知”为理由，把父亲保释出来。父亲临时住在苏州电影制片厂，给杂志画漫画为生，作品内容还是围绕着抗日。开始父亲给左翼杂志投稿，但被捕的经历，使左翼杂志不愿刊登他的作品。

 

一夜成名进了上海文艺圈

 

几次投稿都石沉大海之后，父亲又把稿子投到了张光宇主办的《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这两份刊物是无党派报刊，资金充裕、印刷精美，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漫画杂志。父亲是个无名小卒，他投稿就是碰碰运气，甚至连地址都没有留下。没想到，一个月后在书摊看到的《上海漫画》用了他的漫画作封面，中间加了彩页，做成了特刊，署名竟是漫画名家精选。父亲真觉得“天上掉馅饼”了，于是就坐上火车去上海找《上海漫画》杂志社，那时候上海有丁聪、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一批漫画家。

 

在这个时期，父亲认识了母亲陈布文。她是鲁迅的学生，写过很多杂文，文笔很犀利，对世俗看得很透。父亲和母亲的相识还颇有些意外，正值抗战初期，日军轰炸上海，父亲和母亲躲进同一个防空洞，在那段无聊的时光里，相互交谈、相识、相知。

 

抗战爆发后，父亲参与抗日漫画运动，不久政府向重庆撤退，叶浅予组织了一个抗日艺术宣传队，一边画漫画、开画展，一边演出活报剧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1938年在武汉时，叶浅予组织的抗日艺术宣传队就挂在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二厅下面，叶浅予领了经费就领着父亲一帮人在南方各省进行抗日宣传。父亲提出：“既然日本人在北方，我们也应当去北方”，叶浅予是上海人不愿意去北方。父亲就自己带着一批比较积极的青年去了榆林。

 

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留在延安

 

父亲到榆林就是为了有机会去延安，但那时要去延安非常困难。父亲正好搭上了国民党的一位抗日将军石化岩先生的便车。这位石先生因为抗日分歧和老蒋的关系搞崩了，他决心解甲归田，在还乡路上也想顺路到陕北这个乌托邦去开开眼。父亲正好也想去延安抗日，一老一小就一拍即合了。在统战背景下，石先生到延安被当作贵宾，受到了隆重欢迎，父亲就也蹭成了个年轻的贵宾。石先生走了以后，组织上希望父亲回上海或者回到大后方继续画画，说：“在那里你可以有更好的发挥。”言外之意，延安不大适合你。可父亲觉得延安真是太好了，简直就是一个理想国，决心留下来。

 

那时候，延安方面对从上海和南京来的人都很怀疑。没有组织上的介绍，又是跟随一个国民党将军来的父亲自然就被怀疑是特务。父亲是一个艺术家脾气，为了能留在延安，父亲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说：“你们口口声声欢迎抗日青年来延安，怎么我真来了你们又要赶我走呢？”毛泽东就给父亲回了封信，让他拿着这封信去找周扬。就这样，父亲就顺理成章成了鲁艺的教员。那时候华君武还是学员，他看我爸我妈还有点儿积蓄，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到我们家去蹭饭。我妈妈最后只得把自己的金首饰切开卖钱，到新市场去买牛肉，每个星期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

 

1939年，考虑到父亲在上海滩朋友多，比较适合到重庆工作，父亲就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就像现在电视上的《潜伏》似的，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在延安，吃小米粥，住窑洞，父亲就在重庆穿着白西装，花天酒地。父亲在重庆的具体工作就是和艺术家交朋友，本来很多艺术家就是父亲的好友，比如艾青，曾和他一起“住过”苏州反省院。

 

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怕国民党再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就叫我父亲和杨汉生等文艺界比较有名，又和共产党关系明确的人都去香港避难。但父亲还是想回延安。周恩来就给了一笔钱，叫他带一批人设法回延安。一路上，父亲化装成一个国民党军官，艾青就化装成副官，好不容易回到了延安。有趣的是，在艾青的回忆录里，这一段变成了他化装成一个国民党军官，而父亲化妆成副官。这件事已然成为一段无头案，但反映了艾青与父亲的交情，解放后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这个时期父亲与共产党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但他并没有入党，还属于党外人士。

 

毛主席第一次跳舞是在父亲设计的舞池里

 

父亲回到延安不久就赶上抢救运动。按照特务的标准父亲就是最像的一类人：来路不明又坚持返回，实在是很可疑。当时，鲁艺的一批人都承认了自己是特务，我父母属于死硬派，就是不承认。可越是不承认的，越是受到怀疑。幸亏有个美国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才把我父母这一批人临时放出来。为了叫美国人看到延安的和谐、繁荣，组织上还找父母谈话，说审查你们是组织上的事情，美国人来了不要乱说。经过这件事，组织上才逐渐信任了父亲，父亲才算过了关。

 

萧军为父亲的事情和毛主席谈过，所以父亲就被安排在萧军主持的鲁迅研究会工作。当时，在延安要筹建一个作家俱乐部，展示延安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父亲就负责设计作家俱乐部。那时候延安的物质特别贫乏，父亲就想办法用木头和土布做成摩登的沙发，还设计一个舞池，外国友人马海德弄来很多唱片，作家俱乐部开幕时，还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来跳舞，这就是毛主席第一次跳舞。

 

父亲担任了作家俱乐部主任，党中央逐渐发现父亲设计上的才华，为了给各国记者展示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周恩来就叫父亲设计“大生产成就展览会”。父亲对于设计完全是无师自通，展览之后毛泽东非常高兴，提了字“不要自满、要更精、更好、更进步。”那时候，父亲只有20多岁。

 

抗战结束后，由于父亲是东北人，党组织就把他派到东北做宣传工作，在那里成立了“东北画报社”，这是共产党第一份有彩页的、印刷精美的画报。这一时期，父亲还画了毛泽东的彩色像，著名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海报都是父亲的作品。

 

包装新中国

 

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了北京，同时父亲也从东北调到北京，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印刷精装硬皮的彩色画册。这本画册后来成为送给各国来宾的礼品之一。

 

为开国大典包装新中国的事情，差不多都是父亲主持的，他带人重新设计和布置了中南海怀仁堂，设计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路线，怎么安排好、怎么走效果好，最初的方案都是他画的图，就连天安门上挂灯笼都是父亲带着人干的。周恩来想起来建国要有开国的邮票，又赶紧叫父亲去设计，所以新中国最早的邮票也是他亲手设计。

 

主张国徽中应有天安门

 

关于国徽的设计，直到今天父亲的弟子和林徽因的弟子还在争。其实没什么好争的，在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周恩来指示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小组：梁思成、林徽因、漠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中央美术学院组以延安来的艺术家为主，清华大学个个学富五车，差不多都有留洋的经历。

 

清华大学设计组设计的方案，从中国统一的角度出发，也就是以一个大孔玉璧为主体，取完璧归赵的意思。中央有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有国名、五星、齿轮，中央缠着绶带，比较古典。父亲多年跟随共产党，所以参照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国徽，设计了天安门，麦穗、绶带和五星。林徽因认为西方的国徽中没有放建筑的先例，把天安门放进国徽中不伦不类，天安门是封建的象征。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五四运动之后，天安门被赋予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意义。

 

最后毛泽东拍板，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周恩来说，清华组知道怎么画标准的设计图，两个组就一起做吧。所以国徽的产生是集体创作的，最后由清华组做了设计图。父亲带领工人制作了第一面国徽，他亲自带人挂上天安门城楼。

 

中国画往何处去？

 

建国之前，父亲由于工作需要，从画抗日、反蒋的漫画，到设计装潢什么都做。实际上，他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到中央美院搞艺术。在接收中央美院的时候，父亲作为军代表，和胡一川、罗公柳等人同为接收委员。那时，徐悲鸿等画家都认识父亲，接收还比较顺利。父亲就这样留在中央美院，当上了实用美术系主任。

 

不过，父亲还是希望继续从事绘画工作，当时中央美院还没有国画系，父亲就到了彩墨画系当书记，和李可染住在一个院子。他们每天上班就一起走。1954年暑假，我10岁了，放假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就跟着父亲和李可染上中央美院看小人书。他们一路聊天，主要内容就是“中国画向何处去？”。

 

艺术上的事情是争论不完的，当时认为国画不适合画宣传画，不如彩墨画好。政府要求，国画一律改成彩墨画，这样一来中国画就消亡了。但如果还像以前画清朝风格的国画，也与新时代的风貌不符。如何拯救国画？父亲和李可染商量，提出国画题材可以画中国的大好河山。过去的文人画是不写生的，新国画讲究写生、画真的山水。新国画的思路就在他们这样边走边谈中诞生了。父亲就和李可染、罗明几位画家，一起去江南写生。回来后开了一个画展，宣告了新国画的诞生，国画从此有了新生命。

 

1956年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

 

1956年，父亲奉命参加法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成为了法国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父亲设计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馆，把竹子、园林等中国元素融入建筑之中，在法国很轰动。

 

那时，中法还没有建交，周恩来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让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国。周恩来交给父亲3个任务：见毕加索、见卓别林、说服流亡的中国画家回国。卓别林正好不在，所以没有见到，但是见到了毕加索。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官方的艺术团第一次见毕加索。原本父亲准备了两张门神作为送给毕加索的礼物，他觉得门神很能代表中国的民间艺术，可同行的一位政工干部说门神是封建迷信，不宜送给外国人。最后就送了齐白石的画册。毕加索很高兴，回赠了自己的一幅小画，并用中文写了“张仃”两个字。在法国，父亲还宴请了张大千、赵无极这些在西欧的流亡画家，希望他们回新中国来看一看。

 

没能躲过“文革”

 

1956年，父亲从巴黎回来后，毛泽东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当时谈到艺术家要自己吃饭，不能领着工资作画。父亲就辞去了中央美院的职务，申请成了自由艺术家。我们家也就不住分的房子了，花钱在景山东街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父亲下了决心，准备做一个正经的画家。大鸣大放的时候，父亲是个职业画家，也就没有机会说错话，这真是万幸。

 

中央美院的“反右”工作原本由江丰主持，他与几个国画家有矛盾，就想打几个国画家当“右派”交差。毛泽东觉得他应付差事，亲自发话：“美院这个重灾区就这么几个人？”还说了“江丰就是最大的右派”，结果江丰这条线的人就都成了右派。这时只有父亲一个人不在其中，中央点名叫父亲回中央美院组织“反右”工作，他便成了主持“反右”的领导了。1957年，父亲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书记。该校是1956年成立的新学校，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在这一时期的十大建筑中的所有的艺术装饰都是父亲和他的学生们做的。

 

“文革”爆发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人被划为一个大的叛徒集团。父亲也被打倒，先是在工艺美院接受工农兵的改造，那些工农兵学员也不打你，也不骂你，就是教你干最不是人干的活，扫厕所都是最轻松的。他们叫父亲这样的艺术家去清理锅炉，锅炉足有公共汽车那么大，几个人进去就敲锅炉内壁的铁锈，一敲就是一整天，永远说你清理得还不干净，其实就是变着法地折腾你，几位比父亲年纪大的老艺术家都受不了，累死了。

 

父亲经过这样的折磨，听力受到很大的损害，眼睛也因为整天在黑暗中工作而失去了色感。不久，父亲被下放到河北获鹿县农村，到乡下种菜去了。从此，父亲就用黑色作画，自创了焦墨山水。

 

父亲晚年就一直画焦墨山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穷。从乡下回来后，美院的房子还被造反派占着，父母便在香山附近的北沟村租了一间农民的平房居住。那时候，父亲没有钱，作画需要的颜料就经常买不起，只好使用黑色，反倒独创出了焦墨山水。当时，中央美院的宋涤在北京香山风景区工作，经常打了饭给父亲送去，借机向父亲和李可染、白雪石几位老先生请教。只要有机会我就扒火车回家看父母。在香山的时候，我就会陪着父亲去写生，每天一大早就带上小板凳和水壶上山，一呆就是一整天。有一次，一位老乡笑话父亲：“老爷子，你这么大岁数了，再画也画不成个画家了，还画啥啊？”当时，我心里挺生气的，想解释点什么，可父亲却只是笑笑。他那种淡定，一般人是比不了的。

 

晚年开心作画

 

从工艺美院退休时，党组织告诉他，今后可以不当领导，继续画画。父亲竟高兴的在地上打了一个滚，那时他已经是年近80的老人了。父亲退休之后就和李可染、叶浅予一直在在颐和园的中国画研究院画画。邓林是我们的同学，她说“我们那里有3个老头，天天在那里画画，很可爱。”说的就是父亲他们。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几个孩子离父亲都比较远，也只有春节和国庆放假的时候才能去看老人，平时就只能打电话，在文革中父亲的听力受到很大损害，耳朵不好。所以就叫保姆听电话，然后写给他看，他再把要对我们说的话说出来，一个电话一般要30-40分钟，说的内容却不多。父亲爱喝茶，我每次都会问他还有没有好茶，那时候父亲在物质上也不缺什么。据说常有人送他一些好酒，他平时不喝，等着有老伙计来的时候才一起喝掉，剩下的就是画画。晚年的父亲终于如愿成了一个自由的画家，他精力无限，完全不像80多岁的人，一个人到大西北戈壁滩，自称“大山之子”，画画时就忘乎所以。

 

采访结束时，张寥寥告诉我，父亲去世之前，看到自己的孙子耿乐出演了电视剧《保卫延安》非常激动。一个在繁荣的大上海成名的年轻艺术家，千难万险来到西北小城延安，参加革命。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延安的日子，那时他对艺术的追求、对未来的期望以及他人生的理想都在延安这片土地上实现着。我想，这就是那一代人的纯真的理想主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