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新：困难时期高教部长一句话 我便成了教授

核心提示：在困难时期，高教部要给我们一点特殊供应，但必须有学衔的才能领。蔡、陈、孙、彭诸位都有学衔，唯独我没有，怎么办呢？问杨秀峰部长，杨部长说：给他个教授吧。于是我便成了教授。你看我这人运气多好！杨部长一句话，我便成了教授。

本文摘自：《流逝的岁月》，作者：李新，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刚刚稍微轻松一些的政治环境又紧张起来了。康生说《刘志丹》是株大毒草，毛主席同意，由此说借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这时有人写信给人民出版社，对我们的书提出了一些意见。出版社既不分析这些意见（其实这些意见都没提出什么重大问题，而且有的意见并不正确），也不将意见转给我们，就背着我们组织批判。从此我们的书被停止发行了。我们作为作者，对这些情况，竟然全不知道，只不过有些风闻而已。

出版社的这种做法，连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也闻所未闻。不过这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又何足怪哉！我们这部书的遭遇，只是其中的小焉者，又何足道哉！你看，那些批判我们的人，那些组织批判的人，后来不是也都受到更严重的批判吗？按理，这些人是应该觉悟了吧？但奇怪得很，至今还有人认为他们当时批判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对他们的批判错了。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多么神奇的马克思主义啊！我为这般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商感到可悲、可笑亦复可怜！

本来，1962年，高教部为了教学的需要，还要我们编写一套1919-1949年历史的资料。正如我先前所说的，这是“倒行逆施”，但毕竟是件好事，所以我们答应下来了。高教部还为我们调了几个人来，并开始展开工作。但不久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件事也就吹了。1964年，近代史所大部分人员到甘肃张掖去参加“四清”。我和我的助手们也都“踊跃参加”，于是八角亭人去楼空，只好用一把大锁将它锁了起来，怕的是许多资料失散，将来难以寻找。1965年回京，范老要我去帮助他写通史，并强给我加上了个通史组组长的名义。这样，八角亭依然锁在那里。

谁知不过一年，“伟大的”“空前绝后的”（我认为它会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我即被打成“三反分子”、“牛鬼蛇神”，并且当上了近代史所的“黑帮队队长”（第七、八班联合班长）。毛主席虽然保了范老，使他免于被批斗，但他的书还是受到批判。

一天，我的孩子回来告诉我，范老的《中国通史》被当作毒草在美术馆展览，我们的那四卷书也“陪绑”在那里。我对孩子说：这下我可真要出名了。孩子莫名其妙。我说，这道理很简单：范老的书好比是千里名骥，我们的书在那里奉陪，岂不是真的“附了骥尾”？这真是一次太好的机遇呀！我还对孩子说：你知道我的教授头衔是怎么来的吗？是在困难时期，高教部要给我们一点特殊供应，但必须有学衔的才能领。蔡、陈、孙、彭诸位都有学衔，唯独我没有，怎么办呢？问杨秀峰部长，杨部长说：给他个教授吧。于是我便成了教授。你看我这人运气多好！杨部长一句话，我便成了教授。现在革命小将把我们的书和范老的一起展览，岂不是把我们的书也看作权威之作了吗？（而且还没有说是反动权威呢。）孩子听了，都大笑不止，觉得爸爸真开心，受批判毫不在乎，是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