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在1990年8月至1993年3月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他曾系统回顾自己的经历，谈到了影响改革进程的若干大事。现摘编部分如下：

工作调动

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

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

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 ”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 ”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 ”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 ”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 ”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

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 “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我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因为我在与李鹏同志的接触中，有几件事给他留下了比较务实、牢靠的印象，所以才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主任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上。

稳定队伍

1990年8月，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体改委即派秘书长洪虎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由于要等人大正式通过任命，我没有立即进体改委机关大门，而是了解了大量的资料。后来进了机关在初步听到一些情况后，我感到除了工作问题外，当务之急是先稳定队伍，让体改委尽快恢复正常活动。

当时，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帮助清查，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对体改委的清查还没有宣布结束。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体改委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表示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就好正常工作。 ”高修同意了，向上面作了汇报，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结束了。

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到1990年底，清查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这样，我们就能甩开膀子大干了。

两个材料

当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请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布置这项工作，还有一个背景，在我到任之前，听说江泽民同志曾经给贺光辉打过电话，要体改委注意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演变进行跟踪、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整理这个资料是为了适应上面的需要。

这件事情当时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时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 《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我看了后，觉得讲得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紧箍把自己套上了。

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国务院的印刷厂去印，如果传出去，影响就太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来份。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大约在10月下旬，江泽民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 ”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同志看了。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界有，也不只是具体实际工作部门有，高层的看法也有分歧。因此，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 7日清晨，我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在家的副主任赶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时间，听取研讨会带总结性的发言。紧接着，当天下午，在京西宾馆，我又召开了部分省市体改委负责同志座谈会。 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 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

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就起了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说明我们研究问题还是有深度的。过去，体改委很少有哪个材料在中央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正式文件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 4月1日晚上11点，我都睡了。江泽民同志打电话找我，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 ”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人代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10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大家主要集中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我在信里说，这5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李鹏的信后面，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推荐他们一阅。此前，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 《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问题都讲清楚了。这时我又参加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定，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搞了好几个月，提出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把它要了过去。 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