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和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正当要求，因而爆发了群众性的游行，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又是一次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发端于 1915年，其标志是陈独秀这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运动是这二者的统一。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灵魂和导向。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就只是一次爱国的政治斗争，不可能发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纪念五四运动，讲五四精神，不能离开这两面旗帜，也不能降低或淡化这两面旗帜。有人写文章强调，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图存”，从而降低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淡化民主。这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特别是高举了民主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目标。我们的新中国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叫“共和国”？就是同君主国相对立的国家，即民主制国家。我们制定了体现共和国精神的《共同纲领》。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体现了两条原则，一条是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条就是民主原则。

进入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民主也不断向前发展。同民主相联系的自由和平等，也在逐步成为现实（2亿多农民离开农村走入城市；个人可以炒股经商办企业；每年有许多人出国；只要有条件，普通人也可以拥有小汽车，坐飞机头等舱；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60多年来的民主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发展民主，是很困难的。

60多年来，在发展民主方面，我们遇到两种矛盾。一种是民主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矛盾。前一种是要不要民主的矛盾，后一种是要什么样的民主的矛盾。

前一种矛盾是主要的，曾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期间，封建专制主义大泛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但那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真空状态，取而代之的，实际上存在的，是遵从“最高指示”的从上到下的革命委员会体制，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版。后一种矛盾情况比较复杂。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如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实际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以上两种矛盾我们都要注意解决。但需要警惕的是，注意力集中在批“西化”，而无视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越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因为习以为常，越容易被忽视。

近年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在发展民主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论调。大致有以下四种。一种是“民主缓行论”，认为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目前实行民主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慢慢来；第二种是“民主危险论”，认为实行民主社会就要乱；三是“民主替代论”，主张以协商民主替代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认为今后应当以协商民主为重点；第四种是，“特殊民主论”，否定民主制度有普遍性，强调中国民主的特殊性。十六大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当然包括民主制度。如果具体讲不能照搬，抽象地讲“借鉴”，借鉴只是一句空话。以上这些理论，实际是给民主开慢车，甚至是开倒车。

发展民主也要解放思想，以上这些就是需要破除的思想障碍。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经过这几年的探索，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很好的理念、原则、设想、主张。如，邓小平早就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任务和要求。他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存在五大弊端，这些弊端，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谓封建主义色彩，实际就是封建专制主义色彩），必须认真革除。

又如，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以上这些主张，都是很好的，问题在于怎么落实。如果能够加以展开和具体化，特别是如何形成制度和法律，使之成为可操作的东西，如果能够切切实实地落实，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向前大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