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该被遗忘的辛亥志士——吴公幹
先父1876年生于广东南海。早岁见清廷窳败，国势危急，乃与人共创演说社，鼓吹革命。其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
我出生时，父亲已是51岁。等我长大懂事，他早过花甲之年，加上他暮年赋闲在家，沉默寡言，很少向家人谈说往事，因此他的革命经历，我是经过几十年的搜寻才知道一个大概的。
我第一次知道父亲参加过革命活动，是在1936年，那时我9岁。有一天，他带我到他的一位好友家里去玩。饭后那家主人的几个成年儿女，都争着要“公伯”讲革命故事。他就讲了民国前与一个叫徐宗汉的女同志假扮兄妹从香港运送军火至广州的往事。他说途中遇到香港洋警察上船检查，当时父亲用广东话对同行的同志说：“将他推下水”。那天他还讲了些别的什么，我一点也记不得了，但是上述这些话，一直深藏在我脑海里，虽经七十余年，仍记忆犹新。
后来大了一点，在家里亲眼看见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的名义授予父亲的三等勋章暨奖状，我才真正知道父亲曾追随孙先生参加革命，但是具体情况仍不了了。
1942年，父亲因病去世。安葬后几天，他的老友王薳(秋湄)世伯送来一付纪念性对联并附有跋语：
一生忠为人谋，烈士暮年旋见瘁;
卅载情难我恝，黄花明日最堪悲。
跋语全文是：“吴君公幹系同盟旧友。民国二年，余与潘君达微及君共事香港南洋烟厂，云烟过眼，忽忽计三十年矣。达微墓有宿草，今君遽归道山，旧游如梦，良用怆然。黄花岗一役，君虽未躬与，然居外策划，有足多者，故于下句及之。王薳。”
王秋湄是我早就拜见过的。他善于章草，诗也做得很好，在上海颇有名望。他的对联及跋文使我得知他与父亲都是同盟会会员，都曾参加黄花岗之役(起义);也孕育了我此后几十年一直驱之不散的一个情结，即想找出父亲参加这次起义的正式证据。
进了大学，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知识的增多，我越来越清楚黄花岗起义的过程。此次起义，亦称“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它的发生日期是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按公历应是1911年4月27日，父亲卒于1942年4月1日，距起义周年纪念日不远，故王秋湄所写的下联确系有感而作。
至于小时候听到的徐宗汉和从王秋湄的对联跋文中得知的潘达微，也都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有名人物。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对潘徐二人均列有专条。据该书所载，潘达微1909年加入同盟会，并与徐宗汉等在广州河南筹设革命机关“守真阁”裱画店;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殓收烈士遗体72具，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将之更名为黄花岗。徐宗汉1907年加入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前，负责运输枪械弹药，制造炸弹。这就使我相信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是真的。
今年4月是黄花岗起义一百周年，我请亲友在网上查找有关先父生平的资料。结果查到近十条信息，虽然都很重要，但都与黄花岗起义无关。这就使我想通过以前曾试过一次的途径去继续寻找。
国民党元老马超俊，是先父的好友，也是黄花岗起义的参加者。抗战胜利后，他任南京市市长。当他得知先父身后萧条，我家经济困难时，就向国民党中央请求予以褒卹，获得批准。我知道先父褒卹案卷中附有传略，因此20年前我就曾去过有关机构查找此案卷，但没有找到。今年5月，我也曾请系里一位教授转请南京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代为找寻马超俊送请褒卹先父的函稿，也没有结果。正值为难之时，我的内侄在台湾“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网上查到前国民政府旧档内“革命先进褒卹案”中列有先父的名字。事有凑巧，隔不几天，我的同班同学陈得芝教授应邀到台北讲学。我就写了一信托他转给位于台北、收藏前国民政府旧档的“国史馆”请求复制。不到十天，得芝教授就带回“吴公幹褒卹案”全宗的复制件。数十年宿愿，一旦得偿，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案卷中所附先父传略系国民党中央抚卹委员会根据马超俊送去的材料写成，也是1946年5月前国民政府对先父进行褒扬的依据，应是可靠的。因此当我含泪读到“黄花岗之役，与潘达微等奔走策划，襄助实多。迨诸烈士殉难，复不避艰险，力负埋葬之责”这35个字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暗自说：我在八十有四之年，终于找到先父曾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正式证据了。
要举行黄花岗起义是1910年11月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集议定下来的，会后立即就展开准备工作。1911年1月，黄兴等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执掌运动新旧军人、各路交通、购运器械、伺察敌情等事;接着又在广州设立多处秘密机关，作办事联络、接纳同志、藏匿军械、制造炸弹等等之用。我很后悔当年未向王秋湄世伯询问父亲参加此次起义的详情，因而我不知道父亲是在香港统筹部工作，还是在广州秘密机关服务。但我确信王秋湄和马超俊两位亲历者的证言：“一生忠为人谋”的先父曾在黄花岗起义的策划和善后两方面“襄助实多”。这在清两广督署勾结英香港总督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的情势下，真是要具有“不避艰险”精神的志士才敢去做的。
黄花岗之役，是1911年武昌起义前同盟会所领导的十次起义中准备最充分、力量最集中、目标最远大、失败最惨烈的一次。此举之失手，对革命党人的打击很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时刻都在准备再举。单拿南方的党人来说：1911年8月13日，同盟会员林冠慈、陈敬岳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在广州炸伤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同年10月25日，即在武昌首义后15天，同盟会员李沛基炸死刚到广州还未就任的清广州将军凤山，行事之前“谋之于吴公幹、马超俊……(此举)允为粤机工界参加黄花岗大举后所为贡献之一波”(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卷，第60页)。据此，父亲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是一直留在广州继续战斗的。
凤山被炸死后不到半个月，广东就光复了。父亲曾不经意对我说过：他曾协助接管广东政权。
1913年，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的国民党人(同盟会已更名为国民党)遭到袁世凯的残酷镇压，几乎陷于在国内无法立足的境地。父亲就是因避祸而至支持革命的爱国华侨简照南所创办的香港南洋烟厂做事。当时国民党人中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有的党人就此疏远革命，以至脱离革命。尽管父亲此后一直在香港南洋烟厂以及由它发展而来的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褒卹案卷所附之传略上说，1919年至1920年间，父亲“在沪经手捐募款项20余万元，交由林焕廷同志转呈国父(孙中山)以为本党活动经费”，就是一证。我曾听到母亲说过，父亲曾将我祖父留下的一爿茶叶店卖掉而将所得之资捐给革命，这笔钱大概就是上述20余万元的一部份吧。
父亲毕生崇敬孙中山先生。我在网上看到在1925年4月12日上海各界追悼孙先生大会上父亲所送的挽联：“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成功不居，可敬先生人格;遗训毋忘，权利毋争，牺牲毋惜，方为我辈行为。”就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父亲是努力按照自己在下联所定下的行为准则去做事的。
总之，直到今年6月，我才对先父的革命经历有一个极其大概的了解，对此我是负疚良深的。现在匆匆草就此文，一是切盼通过它能使先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活动不致湮没无闻;二是以之作为一个已届耄耋之年的儿子对父亲逝世69周年的迟到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