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进逼西安，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作战，结果逼出了“西安事变”，震动全国，影响世界。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陕北中央红军在物资、财政方面的具体援助，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或不具体，现将一些具体援助事件简述如下：

  一、是张学良出资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到苏联学习。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与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宋子文的同学，张学良的好友、牧师)有一次见面时，董对张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即毛岸英与毛岸青兄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答应照办。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后由李杜通过各种关系，为其办好出国手续。经香港、西贡、孟买等地，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被送往苏联驻法国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亲自到巴黎接他们的康生。1937年初，康生送他们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历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但是张学良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91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

  二、是张学良送的慰问品救了邓小平的命。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已与中共达成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张学良不仅想出各种办法，送给红军枪支弹药、法币、银洋，而且东北军67、军协助红军打胜“山城堡战役”。张学良还送给红军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也正是这些慰问品中的罐装炼乳挽救了正患重病的邓小平。

  1991年的一天，杨尚昆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对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那时在甘肃庆阳一带，你爸爸得了伤寒，非常厉害。他已经昏迷不醒了，什么东西都无法吃，吃一点东西就会把肠子戳破，只好煮点米汤喂他。正好那时候张学良和我们搞统战，派他的副官来慰问红军，送来两车慰问品，有吃的，还有香烟和其他物资，其中一些罐装炼乳，你聂伯伯(即聂荣臻)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给小平，全靠这些炼乳，救了你爸爸的命。”(毛毛：《我的爸爸邓小平》，第38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三、张学良资助大批款项支持红军渡过难关。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在肤施(今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举行会谈。

  周恩来谈到许多国内国际方面的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等问题，周的精辟见解，使张学良心悦诚服。除此之外还达成六项具体协议。“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2~5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1936年11底，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款项开始汇出，但因“苏联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1937年2月才到，因此，为解燃眉之急，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又从张学良那里再借10万元以救急。中共和红军得张学良帮助之大，可想而知。(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40—741页，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出版。)

  四、1936年10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会见叶剑英、潘汉年。5日在张学良与叶剑英会谈中；叶剑英根据中央的~'I-t，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一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送往红区，提出可安排车队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半路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和机警深表钦佩。

  同日，叶剑英、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张学良的会面情况：‘已见毅(张学良化名李毅)，政治方面说到，军事方面亦少(稍)说到，明天将继续’，‘款可日内拨5万元左右，大数难办，请速电王明讨论具体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0月10日，“叶剑英派刘象三给中共中央送去5万元借款。”(同上)叶剑英与潘汉年电告毛泽东：“拟定王立人留省主持交通，刘象三携5万元十一日动身，请在照八寺接他。”(同上)

  10月31日，中共中央将蒋介石到西安大谈“匪不剿灭决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的同时，也告诉苏联方面：“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65页，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出版。)

  “据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共至此已向张学良借款达60万元。但甘北寒冬已至，除黄河以西近六万红军每日所需之大量粮食、弹药和药品的消耗外，仅解决棉衣一项，即需耗费甚巨。难怪洛甫(即张闻天化名)心急如焚地再三致电共产国际，声称：‘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死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同上)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陕北红军的困难程度。

  11月8日，叶剑英回到保安。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到保安城外迎接。叶剑英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4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五、1936年12月15日，张学良派张政枋携同粮秣处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到陕西渭北耀县、富平两慰问红军。于当日上午11时到耀县、粮秣处补给所，午饭后由所长田道义引导到耀县红军供给部，把携带来的白金龙铁筒香烟30筒、牛肉罐头20箱、饼干25箱交给红军供给部王部长，并向红军进行慰问。大意是说：红军被蒋介石逼迫离开江西瑞金根据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草地，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此地，张副司令对大家非常关心，因他有事不能亲自前来，叫我代表他向诸位致诚恳的慰问。……当日下午8时45分回到西安。16日上午，向张学良汇报慰问红军情况和经过，并转达红军的感谢诚意。”张问到红军生活情况，张政枋说：“他们服装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粮，官兵有些不消化，缺少医药等物。张学良当即就说，把西安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的旧棉衣鞋帽和粮秣处在各地的存粮及军医处药品送给他们一部分，以度时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笫374～37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

  陕北地瘠民贫，筹饷极度困难，使刚到陕北的红军缺吃少穿，天寒地冻之时，不但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戴着单帽，而且没有像样的宿营地，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如谢觉哉、董必武等才能暂时睡在尚无屋门的窑洞里，年轻战士也只能露营于野地里。此时此刻，张学良向中央红军伸出援助之手，可谓雪中送炭。

  张学良何以如此？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已有明确答案。他说：“像那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部队带光了。而他们经过长征之后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一连三个战役(即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消灭了我近三个师的兵力，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数千官兵被俘，像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为什么要消灭他们？”(《张学良口述历史》(未刊稿)。)至此，他与蒋介石坚持的“安内攘外”与自己主张的“攘外安内”之争已无法化解，最终爆发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自传体遗著》中称：“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特务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第174页，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出版)

  可见，这位慷慨无私的雪中送炭者从各方面援助红军，不仅仅是一般的出于人道和个人私情，而是出于民族大义，是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