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四）

摘自《何方自述》

(五)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

中国现在是不是社会主义?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或者所处的地位，我们定性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之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根据前面所提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或标志，即生产力水平、所有制和分配法、民主法治、文化道德，中国不但头三十年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现在也很难说是社会主义。第一，中国还远不是发达国家，预期三五十年后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现在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还相差很远，还属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二，由于党的政策和权钱交易造成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中国已变成两极社会，即属于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除各种权力的大小和有无的悬殊外，单以财富占有来说，在混合所有制中，绝大多数(据说在80%以上)的财富被极少数人(据说不到10%)占有。国有企业实际上也多为少数权贵控制。广大工农群众仍然处在社会底层，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绝对下降，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第三，在专制政体下，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没有普世通行的民主权利可言，一切都是由党的领导说了算。名义上当家作主的广大群众，既无权参政，也无权组织自卫，只能以很难生效的上访、自发的群体事件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和利。这样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和人少权大的强势集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官僚权贵集团。第四，道德败坏、腐败成风、文化落后、愚昧盛行。这也是对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实行全面垄断和提倡造神造假的结果。再加上动不动给自由、平等、博爱戴上资产阶级帽子而加以反对，就只能助长各种歪风邪气。

所有这些，都使现在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上远远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哪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了淡化和掩盖这些客观事实，我们发明了两个用语，就是“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当作两个筐，什么落后的以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东西都往里面装。在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闭关自守等原有的一些特点进行改革以后，社会主义除一党专政外也实在找不出多少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了怕混淆，只有给许多事物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如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其实，真正的民主和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没有什么姓社姓资之别的。要用标签分开，只是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虚，市场经济远不成熟。在各种弱势群体和强势集团之间，党和政府是站在强势集团一边的，而且它本身就属于最上层最有力的强势集团。例如，公私资本和劳动之间，劳动属弱势群体(特别是矿工、建筑工、农民工等);在公私资本之间，私营资本属弱势群体;在政权和群众即官民之间，老百姓属弱势群体。在诸如此类的群体和集团之间，党和政府站在哪边，人们一般都是心知肚明的。

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党和政府站在资本一边，不仅新老“左”派不以为然，一般人中也会有许多表示怀疑。然而这却是铁的事实。我们不谈人们都知道的具体问题，如公私矿主和矿工的矛盾、房地产商和农民工的矛盾、承包商和修路工之间的纠纷等等，只就总体来看也是明显的。以全国而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渐形成两极社会，原因就是党和政府主要着眼于资方和权力部门的利益，而忽略劳动者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人们都知道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就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两者的差距反而越拉越大，造成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一：“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据人民银行苏宁副行长提供的材料，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而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一般都在70%到80%左右(转引自蔡定剑在《南风窗》上的文章)。另外还可举一些发达地区的例子，如珠江三角洲，从过去外来打工者的过剩变成近几年的短缺。人们不愿去那里打工的原因主要是十多年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可见十多年来提倡的增加内需，其实只是空喊而已，近年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扩大投资和出口，这当然保证不了可持续发展，只会引起更多更大的矛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由于劳动者没权，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不能用罢工、示威之类的办法进行抗争。要是那样，定会遭到打压，带头者还会被判以重刑。党和政府(包括它们控制下的舆论和媒体)站在哪边，还不清楚吗?

由此可见，党不仅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而且也不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代表谁呢?主要是代表各级党政干部。党政干部虽然从大的方面讲，是一个执政的利益集团，但是细分起来区别也很大。真正有权有势的是上层领导，一般干部也属于群众。但是基层干部却往往在党群矛盾和官民冲突中首当其冲。上层领导为保持执政地位主要依靠各级干部(不是广大群众)，因此就要扩大干部队伍(例如1982年邓小平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可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历届政府却在大力扩充脱产干部)、提高干部待遇、维护干部利益。结果造成中国的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干部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四分之一。2007年的政协会上有些发言说，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中，中国财政收入从一千多亿元增加到三万亿元，增28倍。同期的行政费却从不到五十亿增至两千亿元，增加87倍，近年更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行政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以2003年为例，中国是19.03%，日本是2.3%，韩国是5.06%，美国是9.9%。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为一千五百亿元，还不及公费吃喝的一半。这就使官富民穷到了危险的程度，也是党群、官民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震将军访问英国时谈到的意思，是说我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特点，就是共产党执政。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在什么问题上比资本主义优越?难道我们当年宣誓要为之奋斗终身的就是这么一个社会主义?这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大问题。

问题不在称号而在实质

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有各种说法，也有些不同的提法。弄清称呼的含义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不解决实质问题。所以我主张不要完全陷到名词的争论中去，还是着重讨论怎样才能解决各种实质问题比较要紧。前面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带有实质性的认识和判断，但是大家要叫也没关系。叫资本主义?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实际上比现代资本主义还要落后，同时人们也不容易接受。不少人主张改称新民主主义，说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实行三大改造以前的那种新民主主义一直延续下来就好了。其实这是个误会。新民主主义本身构不成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真是发展下来也一定会很快转入社会主义，这是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主要就新在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至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已一再声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专政。既然是领袖专政，自然就容不得民主，也谈不上“新”“旧”，更不会允许资本家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在。这是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而且事实上中国也没有实行过什么新民主主义。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言论，都一再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主要是对这段时间跨度极长的社会无以名之，也为了纠正和反对“左”的急性病，并不是什么科学创新。既然有长达百余年的初级阶段，那又何必把一个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硬要勉强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呢?还有一个长期以来为理论界误解的提法，就是把建国后的极左路线称作“超前”或“超越历史阶段”。例如三大改造是犯了超前的急性病错误，公社化也是“超前”，许多“左”的东西都被理解为超越历史发展的“超前”。意思是，这些事情搞早了，条件还没成熟，等条件成熟再搞就对了。这不但是错误的提法，而且是在为极左路线减轻罪责。因为以前搞的那些错事，以后永远也不会重犯了，所以根本谈不上“超前”。

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个样子，加上什么称呼也改变不了它的实质。现阶段中国存在的实质问题，也就是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尽快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文明化，一句话：变成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有一定改善，国际地位显着提高，有些外国人已经在叫喊中国威胁，我们也自我感觉良好，喜欢谈起“盛世”和“崛起”了。但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才被一部分人看出来。这就是至今实行的不是可持续发展。以前的成绩主要是在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当然不可能持久，许多严重问题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以生态来说，破坏容易恢复难，既要花成倍的代价，也要用成倍的时间，而且有些已永无恢复之日。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浪费，造成长期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社会缺乏监督，腐败制度化，两极社会形成。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社会权利分布不公，劳动者参与制度缺失。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面对公私资方，劳动者的权利是什么?面对政府及其专政工具，普通老百姓的权利是什么?面对政府及其主管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诸如此类的相互关系上，现实情况中有公平、公正、平等可言吗?

说来说去，只是一句话，当代中国存在的实质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实行民主、法治、宪政。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其它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如何搞政治改革，人们提的方案有的是，我们这里只谈几项重要的。

首先必须从党的改革做起

在中国，党领导一切。因此要进行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就必须从党的改革开始。现在我们国家属于专制主义国家，谁来专制呢?党。所以要在中国推行政改，把中国改革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变成现代化的文明国家，首先就必须把党变成现代化的政党。怎样才能把党变成合乎时代潮流的现代化的党呢?这就只能从纲领到体制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初步想来，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真正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此就应当早日由人大制定《政党法》，不但使党的存在和活动有法可依，而且还要认真落实宪法上的公民结社自由，允许成立新党，在民主法制和党际平等的原则下，进行相互监督和竞赛。二是实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第一国际规定的建党原则“民主制”，取消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因为事实证明，集中指导下就没有了民主。三是取消党章的“总纲”部分。这是自党的七大起才从苏共那里搬来的，目的在于限制党内民主。因此除行动上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外，应该允许党内自由讨论一切政治和理论问题，取消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四是真正实行党内的民主选举制。候选人不能完全由上级提，应以自下而上提为主，差额至少应多一倍。选举公开进行，并允许竞选。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可以公布，任何人和机构不得扣压。五是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只能管本党的事务，无权越俎代庖管党外的和全国的事，如对党和非党人员进行“双规”和处分，党的宣传部门控制全社会的宣传教育等。六是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应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党委领导，它们对同级党委及其书记有监督和检查之权。七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任期应缩短为七大规定的三年，并恢复八大提出的年会制。适当削减各级领导机构的权限，例如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它的常委只能执行中央委员会决议，而不能在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代行它的职权，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缺陷。八是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我党过去和国民党斗争时一再提出的军队国家化。

上面提到的这些改革措施都是要动大手术的，新老“左”派当然坚决反对。而最大的障碍和成败的关键，还是掌握中国命脉的当权派。其实这对党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个试金石，可以测出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假，是学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描写的巴黎公社对公仆规定的那些作法呢，还是抓住已有的特权和享受不放并想继续高攀呢?入党宣誓、政治学习和对下级讲话时，不是总说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吗?如果多数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现在还真能抱有这种精神，改革是不会有太大困难的。

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改革

人们把这两种改革统称政治改革，简称政改。官方经常提的是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作风的改革。许多领导人讲，我们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直在同时进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国务院减少了多少个部，有些什么部改成了总局或总公司等等，把这都说成政改的成绩。机构及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当然也是重要的，但这谈不上政改。政改的根本内容就在于把专制改成民主，把人治改成法治，把封建帝国改成现代化文明国家。这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政治改革。

如果说原来的经济改革是场革命，那这场政治改革就是更深刻、涉及范围更广的革命。连邓小平发起改革也是只搞前者，不碰后者。这不但因为他本人就不愿放权，而且由于涉及的人更多，遭到的阻力更大。所以他也曾经说过不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但基本上都没有付诸实施，可见问题实在不简单。按理说，现在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其实都是民主革命应该完成的任务。我们不是早已宣布，五十多年前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取得伟大的成功，怎么现在又搞起民主革命的事情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不准说真话，留下了一笔糊涂账，现在要清理，要补课。在我看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没什么新，而且就政权更迭来说仍然是一次改朝换代。只是新朝建立了一套新机构、推行了一批新政策，也就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建设社会主义”，对这套制度、机构和政策，现在要改造反而更难了。因此我们这次要推动政改，建立民主法制的宪政秩序，就只能许多课一起补，求得收效尽量大些，不能拖得太久而被时代潮流抛得更远。

政改的讨论多少年来从未停过，做什么、怎么做、谈论了很久，但离民主宪政似乎是越来越远了。谁也不敢说我们国家已经实行了宪政。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一开始就说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现在革命胜利已经五六十年，怎么连个宪政都落实不了呢?原因就在于实行宪政对当权派不利。因为老百姓要民主，当权派要专制，老百姓要法治，当权派要人治，总是闹不到一起，而中国的事情又是当权派说了算。所以要搞政改，消极等待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起来争取，老百姓团结起来，督促推动当权派来一起搞政改。抗战时期，我们在延安就成立过“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我是亲自听到的。他说，中国最缺少的是两件东西，一个是独立，一个是民主。现在抗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促进宪政，就是争取自由民主。向谁争取呢?向顽固派。他说，顽固派现在也口喊宪政，“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讲的顽固派，后来好像这角色换到了自己头上。我们的宪法也搞了好几个，但说的和做的大概不比国民党顽固派强。因此现在对于立宪，还是要学毛泽东说的办法，就是要和现在的顽固派作斗争，希望经过“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想不经过斗争，自然就可以实现宪政，那只能是梦想。可惜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不是对群众进行启蒙工作、不去同现在的顽固派进行斗争，而是麻木不仁、自视清高、不关心时政，“两耳不闻窗外事”，“惑而不解”过日子。

政治改革是一场比经济改革更为深刻的革命，是在中国补上人类历史必经的民主革命这门重要功课，内容丰富，涉及面也极多，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兹根据中国当前情况和历史背景，提几条在我看来属于既重要又紧迫的事来讨论。

1，开放言路，鼓励争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本来就是宪法的庄严承诺，只是过去没有兑现，现在应该认真履行了。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人们对国事特别是政治改革发表意见，进行争鸣，在政治生活上真正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禁止言论自由、实行舆论一律，既是专制主义的表现，也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因此要民主，首先就应解决这个太不合乎时代潮流的问题。其实，反对言论自由的只是少数，而且经过争鸣，其中许多人还是会变过来的，因为民主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个主要潮流，正像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便说一句，许多人引证时写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孙先生的手迹却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努力工作，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是有可能从言论自由问题上首先取得突破的。而且这个突破，对中国摆脱专制，实行民主带有决定性。想想看，如果真的实现了言论自由，人们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本身不就已经是民主了吗?

2，落实集会结社自由，允许党派团体竞争

这也是宪法上的庄严承诺，只是从来没有也不准备实行就是了。事实上，当权派害怕集会结社自由比害怕言论出版自由还要厉害。其实这也大可不必。毛泽东过去就多次引证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难道那些人参加共产党原来是想当“拿破仑第三”?而且成立独立的党派团体也不一定就是要夺你的江山。只要共产党或者你这个党员为人民服务得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无论是新成立的还是旧有的党派都不可能对共产党的政权造成威胁。保持执政地位只能靠为人民服务，靠镇压和欺瞒是不可能持久的。凡是民主的国家，都有一个以上的政党，还经常游行集会，也没见天就塌下来了。恰恰相反，他们的国家倒是更安全一些，社会也更稳定一些。我们国家既然也把集会结社自由写进宪法，那就不能只是为了对外好看，而应该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这对国家只有好处，也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独立的政党和团体存在，起码可发挥监督作用，大大减少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而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罗森堡还强调，反对派的存在是民主的标志。不是群众自己组织的团体，像存在多年的工青妇等组织，除了造成浪费以外，究竟能做多少维护群众权益的事呢?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实在应该总结一下了。

3，争取普选权，实行代议制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思想。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扬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办法就是争取普选权，建立议会制。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自称早已实行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由于实行的是专制和人治，中国的劳动人民并没享受到什么普选权、参政权，上诉权。所以中国人民还有争取普选权的问题。选举要变成民主选举，就必须反对党组织包办代替和干涉压制，反对指定候选人和限制差额比例，应当允许并鼓励不同候选人和不同纲领的竞选。各级人代会，不应成为安插干部的机构、作摆设的花瓶和不起作用的橡皮图章，应该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和监督政府的机关。应该借鉴和实行三权分立，提高立法、司法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总而言之，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完全照搬苏维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期间和“1989年风波”中，人大的作用，证明实在不如领袖个人说了算。因此对人大制度必须进行彻底改革，而不是搞点小打小闹以应付群众和舆论。

4、取消暗箱作业，一切政务公开

列宁说，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主。确实如此。一切都暗箱作业，向群众实行严格保密，本身就是剥夺群众的知情权，还谈什么民主!提倡公开性(一些人由于对强调这个词的戈尔巴乔夫有意见，多改用透明度)并不是一切机密都不要了，主要是表明对群众的信任和自己的光明正大。可实际上，我们不但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立法、行政、司法的实施，又有多少是向群众公开的呢?党内选举和人大选举从头到尾都是暗箱作业，连当选人得了多少票，得票是否过半也不知道，反正公布选举结果都是依据姓氏笔划的。法院审讯对政治性的问题(如对维权人士)说是公开审判，但实际上多是秘密进行。而且还经常发生黑社会性的软禁、关押、刑讯逼供和秘密处理。行政上许多直接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也向群众保密，或者直到执行时才公布。至于立法，更是不让群众参加。如两年前因“三个代表”理论要入宪而提出修改宪法，就曾明令禁止讨论修宪，对此前开会讨论的，还曾进行追究。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既然是代表人民的，怎么能不信任群众?心里要没有鬼，还怕什么呢?

5，扭转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提高生产力，因而着重反对平均主义，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时适当强调效率，这都是必要的。但是只一味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就使党和政府实际上站在了资本一方。一是允许权力进入市场，搞权钱交易，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产生了权贵资本集团或阶层，成为加速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二是分配上没有坚持财富社会化的原则，偏向资方而忽视劳方。例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在10%以上，而工资增长仅为1-3%。国企改革总是让劳动者做出牺牲，产权总是低价向资方或权贵转让。这都是中国两极分化为什么那么快，经过十多二十年(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形成两极社会的原因。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赶快扭转这种趋势的时候了，办法主要的是遏制权贵资本，反对垄断，扶持私人资本，支持工农商学各界群众维权。一些新老“左”派，如这次签名反对《物权法》的三千多位先生，却坚持反对私有化，保护那些为官僚资本垄断、多数生产力低下的国有企业。这当然是明显地开倒车了。

6，改变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

党政不分是维护一党专政和妨碍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也是政改的主要环节。这一条不改，其它方面的改革都会落空。而且邓小平和党中央还在启动经济改革时就已提出党政、政企的分开问题，并多次批判以党代政。但直到现在也还是实现不了。因为党政真正分开，党的权力就会遭到极大削弱，党的领导人直接干政和说了算就要困难一些。一句话，这影响党领导的利益特别是他们的权力，所以他们喊得再响也不会认真落实的。但这又是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大忌，要讲改革就必须改掉这一条，否则仍然是专制主义。领导上要真想搞政改，就得下壮士断腕的决心。实行党政分开后，中国党就可以处于一切文明国家现代政党的地位，真正靠自己的政纲和党员的作用在社会上起作用，而不是靠自封的特权和站在群众和宪法之上的地位。

7，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这也是党政领导早就提出、并且多次重复、还拟了不少具体措施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怎样呢?不但转型慢而且还有些倒退，例如党和政府以行政手段对市场的干预就有增无减。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归根结底还是个利益取向问题。所以政府(实际上后面主要是党委)在很多场合干的是不应由它干的事，应该由它干的事情却干得不够或力度太小。不该干的，如直接控制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等有利可图的事，政府总要积极插手。应该大力干的，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如维护市场秩序、利用二次分配缓和两极分化、加强教育、医疗、社保、治安等工作，但这些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完全缺位。至今中国政府的职能基本还转不过来。这也是教科文卫和环保、群众安全工作不但投入少而且也做得差的原因。

8，经过全民讨论，彻底修改宪法

上面所提大多牵涉到宪法，也是宪法精神和条文的贯彻实施问题。有些应兴应革的事，前面虽未提到，但很重要，也是宪法上应予增减的。总之，无论从世界潮流还是中国实际情况看，现行宪法都还没有完全脱离斯大林宪法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以前的一些小修小补并未解决根本问题。现在应该看到这部宪法的精神已经基本过时和不完全适用了，应该进行重大的修改或重订。例如宪法前头那个对民主精神作出极大束缚的《序言》就应该彻底修改或干脆去掉。无论是序言还是某些条文，都说明这部宪法不是一部民主宪法，而是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宪法，不符合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因此应该经过全民讨论，加以彻底修改。

改革补课，任重道远

上面提到的这类改革任务，对目前的中国来说，真是既庞大又艰巨，但实际上还只是在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课。由于解放后我们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不但在经济上大为落后，更严重的是造成政治上的僵化和文化道德的倒退。二战后许多原来和我们一样比较落后的国家，都已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社会，成为发达国家，而我们则仍然处于专制主义。早已成为普世价值的人类崇高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对中国人民大约还是梦想。这就是说，毛泽东的路线使中国落后至少相当于一百年。他对中华民族犯有这些重大罪过，按理现在应当加以切实清算。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人们至今对他还是顶礼膜拜，继续神化。单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现在还没有为自由民主补课的想法，还要坚持封建专制的传承性，即中国历史上“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统和法统。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民主补课在中国之难了。而且就是有了这个补课的认识，前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是在物质基础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就得费大劲迈过几道坎儿，例如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的普及提高、消除城乡和工农差别等。如果说工业化还比较容易，城市化可就困难多了，要解决好几亿人的就业和住房问题。怎样和什么时候迈过这几道坎儿，这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不能只看到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几位，进出口贸易已名列第几，外汇储存有多少，因此就头脑发热，作出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在宣传上对群众进行误导。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这场政治改革要比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一是这要同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和百年以上的共运“左”倾决裂，不但要改变行之多年的典章制度，而且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进行新的启蒙。二是要触动许多人的权和利，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和权贵走下台来和人民处于平等地位。这两件事都不容易处理，而且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党政分开、改掉一党专政，这就不但是个牢固的观念问题，而且涉及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影响到权和利的重新分配。党政分开，党变成现代化的政党，这在世界多数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现实。但在中国，牵涉的问题就多了。真正实现党政分开，请问这么庞大的党的机构怎么安排?党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一个政党的经费凭什么从国库中支出?须知那是纳税人的钱，绝大多数并不是党员，在民主政治下，他们是有权过问的。例如一些作家的稿费是要纳税的，他们难道都愿意用这个钱养活中宣部的“阅评小组”?而且中宣部处于什么地位并不明确，谁给它的权来管全国党和非党的宣传教育?稍一联系实际，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又如人民解放军是中共中央军委直接管的，党政分开在这里怎么个分法?和前面说的道理一样，军费是全国纳税人出的，而不是一个党出的;军队的任务是保卫祖国保护人民，也不能只是保卫一个党。如果实行我们党当年对国民党提出的“军队国家化”，那又怎么个“化”法?而且党政分开还涉及整个党和国家的体制——从上到下的一元化领导。我这个省的人代会(假定一切都是真正按章办事)，已经选出了整套的领导班子，完全可以依法运转，但是上面却给派来一个省委书记，还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一把手，管起了这个民选的摊子。这是谁给他的权力?这样做合乎宪法规定吗?更不用说民主精神与原则了。小到一个村子的支部书记，或者真是十来个党员的支部选举的，或者是上面指定的，反正也是当然的第一把手，管这个村子的几百人或几千人。所有这些都不能算是民主政治，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党作主，更不是书记作主。搞政改就是要把这种颠倒了的事全部颠倒过来。

有人会说，这是曲解了党政分开的原意。我也知道毛泽东、邓小平先后提出的党政分开并没有取消一党专政的意思。但是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提归提，可就是分不开。也总不能把党政分开解释为党政分工，例如说中宣部在后台，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等站在前台，那可就太不现代化了，也谈不上什么民主改革。党政分开，并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认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足以成为群众的领导。没有取得政权的党，过去和现在不都是这样进行领导的?就是执政的党，也不一定要用人民的钱(多数还是非党员)搞一个庞大的机构系统和一大堆脱产人员。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先后执政近百年，全国有一百多万党员(占八百多万人口的14—15%)，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只有六七十人，一个省委的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人，对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也领导得很好吗?从全世界一切现代化政党看，要取得领导权(更不用说专政了)，都不能靠强加，不管是武力的还是传承的，只能靠群众的拥护。而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又只能靠党的政策代表群众利益以及党的工作(包括同其它政党的竞争)。中国党要保持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也只能靠这些。那种靠武力“打江山坐江山”，用文件法规加以保证，或者申明用“枪杆子、笔杆子”维护党的绝对领导的办法，既已失去法理根据，也违背时代精神，从长远看，最后也是保不住的。所以解决问题还是得从根子上做起，快刀斩乱麻，取消一党专政。这当然极为困难，所以叫作“任重道远”。

既然这样麻烦，又何必一定要搞政改呢?这也确实是说了几十年总是改不成的原因。这次谈的政改，问题比过去要大得多，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从上面提到的一些事例，已经看到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了。而且矛盾还在增加，危机也在积累，例如现在的官民矛盾和党群关系，不少地方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不但影响人们最关心的稳定和发展，而且确实也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命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来为政改冒险犯难、奔走呼号、献计献策，就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

总的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困难虽然很多很大，但是中国的事情还不是气数已尽，没希望了。整个看来，还不能得出完全悲观的结论。这倒不是为了循例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确实有根据。照我看来，有利于我国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条件，起码有这样一些：

1, 世界潮流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只要回想一下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就会相信此言不虚。我在以前曾多次说过，推动国家文明和现代化有两大支柱，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这两化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终究抵不住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以中国的市场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可说阻力极大，但“化”的也很快。“左”派和保守势力竭力抵制市场化，也只能做到且战且退，最后守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阵地。可是邓小平说过，要发展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国内就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国际市场呢?世界上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只剩下几个小国还在精疲力竭地抵制市场经济，但从发展趋势看，恐怕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很快就会被全球化、市场化的潮流裹挟走。再以政治民主化来看，速度更为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还没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就是那几个著名的民主国家如美英法，民主内涵也极不健全，单以选举来说，就有财产、性别、种族等一些歧视和限制。当代这场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潮流，主要兴起于二战后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此后风起云涌，到二十世纪末已和半世纪前翻了个个，多数国家民主化了，保持独裁专制的不文明国家已变成了少数。可见这个世界潮流是不可轻视的，它是一种很大的推动力量。

中国近几年在民主化上的一些小进步，我看主要就是靠国际力量的推动。例如许多传染病和矿难事故的及时公布(虽然有些领导还在设法隐瞒)、死刑的尽量减少、承认普世的人权、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虽然至今还没有履行人大的批准手续)等。如果不是世界潮流的推动，也许中国至今还不承认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更不会在人权公约上签字(我看迟早还得批准，并逐渐执行，总不能一直挂着);也许河南的艾滋病还在保密;外国记者肯定不会获得现在得到的采访权，等等。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可言之，其实这才是见微知著。也不可乱套内因决定论。实际上如果没有所谓西学东渐、没有外来影响，中国是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但谈不上社会主义，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更谈不到现在流行的许多思想观念和器材用具。所以决不能轻视世界潮流对中国进步包括民主化的影响。并且应该看到，随着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这种影响的速度和力度还在不断加强。这不是一些新老“左”派用反“西化”的办法阻止得了的，正像他们制止不了自己使用外来思想观念和多多益善的洋器具一样。作为世界潮流的全球化，现在连新老“左”派也不得不承认了(以前是不承认的，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和帝国主义化)，但是总还要加以限制，把全球化限在经济上，只讲经济全球化，似乎化不到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去。其实全球化是全面的，我看文化就比经济化得还要快。例如没过多久，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就都穿起了西装，中山装已经近乎绝迹。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声势更大，正在席卷全球，中国恐怕是躲不了的。

2，群众觉醒和民主力量成长。绝对不能低估群众的觉悟和力量。

十多年来，我感到群众的看法和情绪有很大变化，这包括对自己所拥有权和利认识的提高，对官场腐败的憎恨，对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不满，维权意志和行为的增强，对时事政治的关心和议论等等。诸如此类的具体事例和现象，无论谁都可以感到和看得出。年来中央领导注意民意、强调民生和谈论起了民主也是证明。因为群众的觉醒已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了和过去的不同。长期以来，老百姓反抗欺压的一个主要手段是上访告状。这说明他们还讲奉公守法，虽然对下层官员不满，但还相信上级领导总会主持正义、讲点公道。否则，他们不会花钱费事来上访。如果上面断绝他们的上访之路，那只能促使他们失去那点信心，认识到原来上下一致，官官相护，上访只是自讨苦吃，那就采取别的斗争方式吧!这就叫官逼民反。我们一些领导机关被权力和面子(上访对地方官名声不好或者有碍市容)迷住了心窍，竟然拦截和禁止上访，自己切断同群众的联系(当年张闻天把上访叫做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招致群众的更大不满。结果也确实如此，群众看到此路不通，只得另找别的斗争方式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地方群众学会了运用法律手段和官府斗争，维护自己的权和利，如反对官商勾结圈地占矿、破坏生态、造成污染等。这不但说明群众知识和觉悟水平的提高，也预示着民间的民主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党内的民主力量要求政改的活动，如开会发言、写文章、提建议、对新老“左”派言行的反击等，也明显活跃起来，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更加不可忽视的。除此以外，知识界特别是法学界的维权活动，不但没能打压下去，反而越来越积极越勇敢。所有这些，正在汇合成一个推进民主改革的洪流，必将改变原先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腿行走状况。

3，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主流舆论要求加快和加深民主改革的言论，明显增多和加强。这也是近来引起人们注意的新现象。在这以前，谈论自由民主几乎是个禁区，但最近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一是有些领导干部主动谈起了自由民主问题，承认我们的民主制度很不健全，不像以前那样，一提自由人权这类字眼就一脸不高兴，以至于和记者干仗。现在这种情况少了，说明党政领导并不都是坚决反对民主化的顽固派，起码在程度上有区别。同时也有个识时务的问题，有些人还是看到了民主的潮流不可挡，即使思想上原来不同意，也要注意风向。而且时势造英雄，在领导干部中不会缺少有胆识、有智慧、有气魄的人。一旦政改大潮涌起，这种人会成批应运而生。至于官方舆论和传媒，历来就是看领导脸色行事的，一发现领导在某个问题上软了，他们也不会再硬起来。何况媒体从业人员中有许多人本来就支持政改，只是经常不能随心所欲罢了。照我的估计，他们也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多数是拥护民主的。总之，要求政治改革、实行民主法制，已成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各方面的民主力量也在增长和汇合，所谓“政改滞后”的一潭死水局面大约不能再长期维持下去了。

4，另一方面，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当局保持专制的招数已经不多，作用也越来越小。过去最拿手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压，一个是瞒。现在对一些上访者、搬迁户等，已出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局面。至于瞒，虽然一些黑箱作业仍然用得娴熟，但是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学会只看事实，有些问题你说得再好听他也不信了。而且中国的互联网民早已过亿，不管你用上多大力量，还是封不住，总会被冲破。在信息时代，继续采取愚民政策，完全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已经很难做到了。搞防火墙之类，除浪费人力物力外，还会落个骂名。这只能使得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各种传说越来越多，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诚信大跌。其实，反对政改，坚持党管一切的也并不是所有党政干部，只不过是其中的三种人。一种是思想顽固的老“左”派，只知抱死教条，不讲科学道理，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原因是他们得到当局的偏袒。一种是拥有重大既得利益的权贵，他们在革命和改革中获利最多，直接或间接的权力最大，他们的信念和权益结合得最紧密，反对政改的立场也最坚定，其中就有一批窃据要职的大贪污腐败分子和暴发户。最后一种是既抱保守思想又有一般既得利益的干部群众，人数虽多，但态度不坚决，所起作用也不大。这样看来，政治民主化的障碍并不是克服不了的。如果现在中央主要当权的人，能够下定决心，认准目标，放手政改，是自己的失误，勇敢承认和改正;对极少数坚决抗拒者，公开处理，以儆效尤。这样一来，政改就一定能够顺利展开，很快见到效果。像开始经济改革一样，各方人士特别是广大群众，既看到是大势所趋，又得到一定实惠，因而必然会坚决拥护，积极参加。社会稳定不但不会受大影响，党和政府威信更会大为提高，中央的权力也自然会更为加强。

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条件早已熟透了，不但在国内通行无阻(少数反对者总会有，但影响不了大局)，国际上更会受到普遍欢迎和支持。既然如此，为什么政改总是搞不起来，以致领导公开承认滞后也有好多年了。说来说去，主要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前面一再讲到的那些权贵和重要既得利益者不愿减少更不用说放弃已经拿到手的权和利。五千年来，除传说中的尧舜以外，完全出于自愿而让位的帝王还没听说过，大贪官污吏主动自首的恐怕也没有。所以有人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其实就是特权与民权的博弈。党政领导集团，首先要保护的也是自己的权和利。他们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感到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才会对改革作出让步。而中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力量大约也是总会给他们留下后路，不会也没有必要对他们作过分伤害的。所以政改的这一最大障碍，是有可能得到妥协解决的。第二是全国人都希望安定，怕改革引起动荡和混乱。领导集团怕改革引起暴乱，会轰他们下台。人民群众其实更怕乱，所以多年来受的欺辱也都忍耐下来了。中国学生运动一直保持的文明传统也是世界上少见。就以十八年前那次反“官倒”的“六四”学生运动来说，可说完全遵守“理性、和平、有序”的原则，直到后来闹绝食也没听说学生方面发生暴力行为。我不但当时，就是现在还感到惊奇，一次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还没有世界上一个比我们小得多的国家球迷闹事闹得厉害。最后，就连被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也会希望中国保持稳定，更欢迎民主改革，难道还会趁机捣乱?有点脑筋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如果干群中真有人怕改良破坏稳定，那只是杞人忧天，多作解释特别是以实践证明，很快也就解决了。如果是以保持稳定为名，阻挠和破坏政改，那就又当别论了。

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而改革，一般也解释为改良，是一种理性的、渐进的、非暴力的完善过程。过去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说明他是改良主义。所以搞民主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就没有，也反对用暴力手段。在这点上，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倒有相通之处。1948年胡适解释自由主义的涵义，总结为四点，即：自由、民主、容忍反对派、和平渐进的改良。我们过去虽然把胡适骂得一无是处，现在仍然不时声讨自由主义。但在改革上，我们借用他这第四点，不是有利于发展、稳定，又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民主化已是世界潮流，是人类历史上必须经过的重要关口，现在已到非过不可的时候了。我们是主动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还是被动地用毛泽东临终前所说腥风血雨的办法呢?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必须思考、回答和面对的问题。

至于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怎么个搞法，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呢，还是像党的十三大及其以后的一个短时期那样，初步提出一些目标、步骤的设想，然后再不断前进、不断总结、继续深入、继续完善呢?在目前来说，这些都还不是问题所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从党政领导集团的言行中还看不出有走民主宪政道路的意向，相反地还是继续站在民主化的对立面，坚持原有的一套方针和措施。他们对改革确实比以前重视了点，特别是在群众意见最大的一些问题上，如医疗、教育、环保、圈地、肃贪、以至给群众点参政权。这当然也是好的现象，虽然属于治标，但总比不治强。更重要的是说明他们已感到了问题的存在和日益严重，比前一届那样过多注意制造假象、自我表扬、歌颂升平等总还多少要强点。但另一方面，对这种治标不治本和太多空话也不能过分乐观，像有的学者那样，一提到“三个代表”写进了宪法，就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有财产制度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忘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关键是民主，也不了解中国有个好话说尽的传统习惯。再说，治标不治本最后还是不解决问题。像反腐倡廉，以为对少数人严刑峻法就能解决问题，结果却是用刑越严，贪污越多。不光现在，明朝已有先例。所以要在古老的中国搞民主法制，实行宪政，实在不容易，困难还多得很。我的看法是，战略上乐观，战术上悲观。以我这样的年龄，要看到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恐怕是属于空想了。但可以肯定，中国必将走这条路，而且为时不会太久，这就是战略上的乐观。

现在人们正在热烈讨论中国应该确立什么制度和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央领导和全国党政系统依旧认定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并按十三大的解释，现在处于初级阶段，走出这个阶段还需要一二百年。至于一二百年后是个什么样子，如何命名，初级阶段论者好像还没说得太清楚，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过从各方面透露出的消息看，一二百年后大约是指在经济社会等层面上达到那时的发达国家水平。如果确实是这个意思，那这条道路(或制度)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优越性了。因为过去不少中小国家，经过三四十年，就从落后的农业国和殖民地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今后许多中低等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大约也只要三四十年。所以中国搞这么长的初级阶段，看来是不合算的。那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呢?归根结蒂还是个民主化问题。所以有人提出恢复新民主主义，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在我看来，两者也许并没有太大差别。就是现在的中国，必须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思想启蒙等一起推动，先补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课。在当前，应以政治改革为主，否则其它改革很难启动或者进度太慢。例如一个既属政改，又直接影响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物权法，由于领导上认识不清和决心不大，再加上“左”派的干扰，竟拖了十二年才得通过，还是半成品，落实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在前面提到，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改革、向前进。我们应当明确，关键是要争取尽快建成一个民主、文明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长处，如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福利保障制度等，都可以拿过来、学到手。叫不叫民主社会主义，现在还不是专门争论名称的时候，而是集中抓民主化这个中心。只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才能早日成为发达国家，生产力有高度发展，产品有极大丰富，人民不仅可以过上丰衣足食、共同富裕的生活，还能够享受到人类多年来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和谐、幸福。到了那个时候，虽然我已看不到，但总可以瞑目，也算参加革命七十年的奋斗没有白费。

当年读苏轼的《前赤壁赋》，留下的一个主要印象是文章的戛然而止。也学东施，我的这本《自述》就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