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其人

张春桥在江青1963年来上海建立“基地”时，通过柯庆施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成为后来毛主席所说的“四人帮”，亦即“上海帮”的主要成员。

张春桥的发迹，靠的是他那套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领。我和张春桥相识于解放初期。解放初，张春桥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因为向党伸手，要当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而受到批评。他感到不得志，闹了很久的情绪。尽管党组织一再教育帮助他，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来。1953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他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在报上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同志，还点名批判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甚至还准备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此事被陈毅、谭震林和我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未造成进一步后果。为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于当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老总有句话意味深长：“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陈老总的话就是针对张春桥的。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李文静干部履历表1954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同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就这样张春桥继石家庄之后又和柯庆施在“一起”了。张春桥被柯庆施重用之后，精神才抖擞起来。柯庆施在石家庄当市长时，张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那时，张春桥就竭力巴结讨好柯。柯庆施到上海之后对张春桥极为器重，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我长期负责上海市委干部组织工作，还兼管过审干领导小组组长，非常熟悉李文静历史问题，多次提醒柯庆施，但柯庆施就是不听。张春桥从柯庆施的升迁中揣摩出一条道道，那就是谁的根子硬、权力大，就跟谁。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讨好、迎合柯庆施。1958年，他根据从已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动向，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这篇“成名作”集中体现了张春桥的极“左”思想，助长了当时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在后来郑州会议上把他和陈伯达并提，张春桥声名鹊起，由此而晋升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庆施支持下，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控制了文艺宣传大权。江青来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现代戏，又给张春桥往上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江青开始抓的两部戏《红灯记》、《芦荡火种》虽然都是“沪产”牌，但都“移植”给北京排了，张春桥甚觉“不上脸”。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为了拍江青的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转，上海市委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部戏打上了“张记”印戳，贴上了“沪产”标牌。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博得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周恩来总理后来来上海市时曾对我说：“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

张春桥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当着众人的面，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这番语惊四座的话，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这个“马屁精”的嘴脸。更使人惊讶的是，他拍马屁还有一套“理论”。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对于张春桥这种恶劣品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对他进行了不少教育和帮助。记得有一次在华东局传达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扩大会议上，陈毅、谭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曾严肃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指出他眼睛只会向上，目无组织，目无群众。他却对大家的批评帮助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记恨在心。

经过批“有鬼无害”，经过搞革命现代戏，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庆施这个“基地”老板，又有了张春桥这个“基地”军师，江青就开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罢官》开打了。

一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背景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再次来到上海，她此次到沪，可谓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她要策划批判《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这出戏成于北京，却是源于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们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主席是湖南人，爱看湖南戏。一天，他看了湘剧《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第二天，他专门打电话要我们为他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问题，为了纠正“高指标”等“左”倾问题，毛主席有感而发，在工作会上盛赞海瑞，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毛主席说：明朝皇帝对下臣严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疏批评皇帝。海瑞对嘉靖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嘉”谐音)皆净(“靖”谐音)”。他要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批评的品格，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毛主席指示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毛主席的讲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讲话精神一传出，各地争先恐后演出海瑞戏。光上海，周信芳就上演了《海瑞上疏》、《海瑞背纤》。胡乔木约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文章，吴晗欣然同意，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出版。1959年7月至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了学习海瑞精神问题。他提出要区分“真海瑞”和“假海瑞”，“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问题。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论海瑞》一文时，正值庐山会议闭幕不久。尽管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素无私人往来，但出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他在该文的尾梢上加上了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其目的是以此表白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同志“假海瑞”不同。那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吴晗为了避嫌，为自己挖的“防空壕”。1959年下半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写一出海瑞戏。这位历史学家对戏剧并不内行，但盛情难却。他答应了，并花费了很大力气于1960年底写出新编历史剧《海瑞》。吴晗的好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读了吴的剧本以后，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生平的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显然不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两字。1961年剧本发表并正式上演时，定名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正式演出后，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了饭，对他的演出大加赞扬，毛主席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十分感动，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说明这出戏是成功的，吴晗也感到无比欣喜。

按理说，《海瑞罢官》写的是毛主席提倡的海瑞精神，又是毛主席表扬的戏，为什么后来又会遭到批判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康生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姚文元入伙

担负批判《海瑞罢官》任务的，是人称“棍子”的姚文元。

1957年6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文章，《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并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按语，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登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对《文汇报》、《光明日报》“一个短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报纸方向”进行了公开点名批评，姚文元一跃成为“反右”新星。

柯庆施也马上召见姚文元，并让他以后听张春桥调遣。1958年，姚文元正式调到上海市委，并由柯庆施点名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成为柯庆施的“直辖队员”。柯庆施这个人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从1957年反右以来，他手下这根“姚棍子”着实打了不少人，像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等都挨过他的打。所以，上海文艺界一提起姚文元就摇头，都对他这种唯我独“革”的极“左”面目深为憎恶。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这个当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调往《解放日报》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党报发言人了，他的文章一般都被认为是体现“上头”旨意的东西。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气”，特别对“摇(姚)棍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姚文元在柯庆施的支持和张春桥的授意下，把这些都记下了暗账，并在以后加以“清剿”。巴金、贺绿汀等人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都和当年他们直接反击姚文元的极“左”有关。

1965年春，江青亲自向柯庆施、张春桥推荐的姚文元交代了任务，并把一本1961年1月号的《北京文艺》交给了姚，这一期《北京文艺》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全文。姚文元接受任务后便秘密写起批判文章来，从此“四人帮”第三个成员开始“入伙”。

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

1963年前后，江青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汪东兴等领导反复交代：不能突破、不能超过接待标准。江青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是很难伺候的，汪东兴把此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有一次，毛主席很认真地对我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账上，我来付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同志增加麻烦了。”我听了此话后很感动，对主席说：“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那个时候，江青确确实实越来越难伺候了，和解放初期她来无锡调查研究时完全不一样了。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

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同志设宴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和在成都疗养的柯庆施。柯庆施这人特别爱喝酒，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吃到9点，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柯庆施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但均无效果。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4月10日，我和魏文伯等同志赶到成都，听取了抢救小组的汇报，证明对柯的抢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后来有些人造谣说柯庆施是被害死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春桥也专门派人调查柯庆施之死，妄图陷害我和贺龙、李井泉等许多同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谈。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工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江青后来在讲批《海瑞罢官》经过时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所说的“保密”，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活动，她所说的“担了很大风险”，一方面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只是勉强同意批《海瑞罢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权”提前解除；另一方面是他们做贼心虚，生怕北京市委会揭穿他们的阴谋。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断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主席没有看过，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了。

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给《文汇报》来信来稿，数量达一万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来信来稿对姚文提出不同意见，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特别是对姚文元牵强附会地把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责剧本是“大毒草”的霸道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江青秘密交代，要“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战场”。张春桥对文汇报社领导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他还要文汇报社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会前说好这是内部座谈，听听意见，不算账，尽管放。许多知名人士不知是计，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对姚文元文章及其打“棍子”、戴“帽子”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结束时却宣布要把每个人的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大家纷纷惊呼“上当”！张春桥把这称为“引蛇出洞”，并指令报社把所有“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整理分类，凡不同意姚文观点的，都被列入“右派言论”，成为日后批判打击的对象。“文革”中这些人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迫害。

姚文发表后的十几天，除华东地区各省报和其他少数省报转载外，全国许多中央报刊和省市报都反应冷淡，特别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纸也未转载。这使江青、张春桥等人大为恼火。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市委负责宣传的领导向上海摸底，由于江青、张春桥不让市委领导人把事情的背景向各地打招呼，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结果他们吃了“闭门羹”。当时我对江青、张春桥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对上海直接点名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感到惊愕、不解和气愤。

与此同时，江青也大发牢骚，通过张春桥向我转达对北京等地不转载姚文的不满。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我，处在左右为难之中，因为当时毛主席就在上海，这些情况他当然知道。他不发话，我怎么表态？更使我不安的是，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本来可以指示北京市委如何如何做，可是他却要上海出单行本，看北京发行不发行。由于江青严令对北京市委封锁消息，北京市委不知就里，坚决抵制发行。于是，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顶牛”情况。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很多同志并不清楚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其实，我当时也不了解江青千方百计批《海瑞罢官》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更料想不到江青一伙竟会把批判吴晗作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突破口，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使中央被动、北京被动，影响党内的团结。我心想，又要保密、不许打招呼，又要人家转载，这不是有意促使矛盾激化、促使毛主席生气吗？

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为维护党性原则和党内团结，我违背了江青的意图。罗瑞卿在中央分管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管警卫工作，彼此工作来往很多，相互很信任。在11月25日见到罗瑞卿时，我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以及我的忧虑，并基于对他的信任与他商量说：“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清晨，我到锦江饭店南楼为总理送行，总理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总理一见到我便热情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说完，他又深情地望着我说：“感谢你，丕显同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自己为维护中央的团结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即使江青怪罪我，我也问心无愧。我想，总理知道了情况，一切都好办了，这样就不会再“顶牛”了。

据罗瑞卿女儿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回忆，罗瑞卿得知我告诉他的消息后，专门找了一份姚文元的文章。11月26日下午他见到毛主席时还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找了一份，还没看。”毛主席笑了笑，未说什么。这天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发牢骚：“北京报纸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把这些情况打电话告诉彭真，并对彭真说，他已打电话要《解放军报》转载，他还向彭真同志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应尽快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19天之后，即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该文，各自加了“编者按”；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也加了“编者按”；12月2日，《光明日报》把《人民日报》连姚文带“编者按”来了个一字不动的大搬家。不同的版面安排和“编者按”反映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态度。《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要求其读者“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北京日报》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实际上是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参与和修改下写出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此时，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大姐因事也来到上海。我和曾志大姐很熟悉，1957年在中央高级党校一起学习时，我们都分在研究班第二期。她见我不善针线活，经常一面帮助我，一面笑我手笨，还说：都是过去小谢太好了。我也回敬她说，我就不信老陶会干这些。陶铸同志当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曾志大姐这次来沪住在兴国宾馆，她也问起《海瑞罢官》的事，我便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告诉了她，她立即打电话给陶铸。

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揭发出来的事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春桥和邓拓其实是老相识。在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任副总编辑的张春桥有一次写了一篇“寻章摘句”学马列的文章被邓拓扣发。为此，张写了一封告状信给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的干涉，张春桥告邓之事未遂，张春桥对此却一直耿耿于怀。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否则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并故意说成是“学术之争”来迷惑邓拓。姚文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即1965年底，彭真到上海时曾“会见”张春桥，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张春桥故意掩饰真相，施放烟雾，把此事说成“学术讨论”，还拿出一份“讨论”《海瑞罢官》的计划给彭看，使彭真上当。彭真称赞了这个计划，还说事情搞完了以后，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

“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主席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次组织上的“外科手术”，为清除对立面、“绊脚石”，他们向“彭、罗、陆、杨”开了第一刀。

罗瑞卿同志建国后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他对革命的忠诚是大家公认的，也很受毛主席器重。有一则轶闻说，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毛主席对罗瑞卿的亲昵和器重溢于言表。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称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来主管。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主席赞扬，林彪内心十分嫉妒，感到罗对他个人是很大的威胁；加之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有些事情难免让林彪不愉快。我和罗瑞卿同志很熟悉，他在中央分工负责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工负责警卫工作，彼此工作配合得很好。平心而论，罗瑞卿同志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原则性很强的好同志，同时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对罗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等缺点的批评和教导。老谋深算的林彪就是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曾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向林彪“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曾“揭发”罗要夺林彪的“权”等等问题，但刘亚楼这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讲，是“死无对证”。

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主席会见朗诺后，曾说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罗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作了报告。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毛主席却非常认真。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罗瑞卿到苏州看了林彪后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主席这时重提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弦外之音是很明显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他肯定了“三面红旗”，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事后，毛还问罗：“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主席要罗瑞卿转告林彪的这些话，意思很明显，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站出来支持他。当然，林彪要整罗瑞卿，毛主席也就不会不支持了。

但罗瑞卿没有听出毛主席的弦外之音。就在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林彪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叶群后来自己告诉我们，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后来，毛主席就很快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要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一次既神秘又紧张的会议，从12月8日开至15日。在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许多同志到了上海根本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连刘少奇都跑去询问别人开会的内容。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到了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既不是政治局会议，又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是军委会议，所以只能称为“紧急会议”。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到上海开会。毛主席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主席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总理和邓总书记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我和我爱人谢志成以“东道主”身份去接。毛主席同意了。我当时考虑，这次会议极不寻常，万一罗瑞卿问我开什么会，怎么回答呀？于是便请示小平同志。小平说：“你先不要告诉他开什么会，就说总理和我在住地等着他，到那里会和他谈。”

12月11日，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头也蒙着一层阴影。我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时，吴法宪也去了机场。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便问我：“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我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同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一路上我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以及工业生产的情况。我和罗瑞卿很有感情，过去见面都很亲切、随便。那天我们一改往昔那种谈话方式，这更引起了他的疑虑。从机场到市区的路显得特别长，我也感到非常别扭。

这次罗瑞卿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来上海都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我只好说：“这次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下车时我才很尴尬地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我把满腹狐疑的罗瑞卿送进会客室，便转身到里屋，对面色凝重的周恩来、邓小平说：“总理、小平同志，人已接到了，我告退了。”总理、小平点了点头。

这一趟接机就像演戏，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我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梁国斌商量，对罗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在周、邓与罗谈话时，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与叶帅等人分在一个小组。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搞了“背靠背”。会上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关于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对“八·六海战”和“一一·一四海战”以后罗瑞卿、萧劲光的表现进行了“揭发”，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揭发。这次“批罗”，叶群最积极，会上发言，会下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会议揭发了罗瑞卿的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等。这些问题，今天已完全得到澄清，纯属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同志想为其辩护也无济于事，连罗本人都有口难辩。后来，他以死证明其清白，结果也只落得个“罪上加罪”。林彪之阴险、狠毒，就在于他很懂得抓对手的弱点，采用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恶劣手法上纲到反对毛主席、有个人野心这样一个最能引起毛主席憎恨的高度，又使人家不敢说话。实际上就是“借刀杀人”。所幸的是，毛主席这时对罗还留有余地，毛主席决定“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他让罗先回北京，到北京再说。

实际上，罗瑞卿从到上海起就开始被隔离审查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考虑十分周全，安排一些与罗熟悉的同志如陶铸、李井泉等去看望他们夫妇(罗瑞卿同志的夫人是后来到上海的)，还专门要我和谢志成以“东道主”名义请罗吃饭。总理和小平这种对同志关心、爱护的精神，同林彪、叶群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不良用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按照总理、小平的指示，利用会议间隙请罗瑞卿夫妇吃了一次饭，但是由于罗瑞卿夫妇心情不好，这顿饭吃得极为沉闷。我深深地感到，他心里有多少难言之隐和委屈啊。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罗同他、小平一起回京。罗不愿同时登机，提前了半小时登机。12月17日，罗瑞卿夫妇与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同机离开上海回北京，以后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审查处理。由于邓、彭对罗采取保的态度，尔后这也成为他们的“罪状”。

罗大将军蒙难仅仅是个开始，随后而来的对老干部的折磨、迫害就更加残酷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