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有“神圣使命”的女客人

1963年2月下旬，在春寒料峭之中，江青裹着一身寒气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解放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两个普通的头衔，但由于身份特殊，谁对她都是客客气气的。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是为隐居休养或治病，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是搞得神秘兮兮的。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我们这些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礼貌，每次总要去看望，但也都是礼节性的，来去匆匆，言谈不多。

然而这次来上海却和以往不同，她一改往常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用她后来的话说就是，原本她就是怀有“神圣使命”而来的。

江青这次来沪怀有什么“神圣使命”呢?她当时对我们说是来搞“文艺革命”。我们自然是信以为真：无论以她在文艺界的两个头衔来看，还是以她三十年代在上海当过演员，在延安演过戏，对戏剧有些根底来看，她来上海这个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搞“文艺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都赞同和支持。因此，她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予以满足；她对戏剧提出的意见，我们都不会怠慢。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的“神圣使命”是很不简单的，有着很深刻的目的和复杂的背景。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就很清楚了。

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喜欢闹出点事情、弄出点花样，总爱出风头。长期以来，她以毛主席文艺秘书的身份在思想文艺战线充当“流动哨兵”(江青语)，就搞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名堂。许多事情在大家看来是很正常的，可经她一看，问题就不得了啦。五十年代，大家认为《武训传》只是一部反映历史人物的电影而已，可是在江青眼里却有重大问题。又比如对解放后文艺界状况的分析，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文艺界的成绩很大，可她却不是这么看。1966年11月28日，她在北京文艺界大会上那篇经张春桥反复加工修改的讲话里说：“这个问题就大啦！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有严重反动政治倾向的戏……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

为什么江青说争取批评的权利很难呢?因为她首先在毛主席那里碰了钉子。据后来江青对我们透露批《海瑞罢官》的经过时说，毛主席开始并不同意批《海瑞罢官》。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毛主席说：“你这个人就想整这个人整那个人。我就是要看，我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呢!有工夫你还是多看几本书吧！”江青没把毛主席说动，便只好无奈地退了一步说：“我保留意见总可以吧？”毛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当然是可以的。”

1962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针对小说《刘志丹》特别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还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江青一看风向变了，立刻把她的“保留意见”拿了出来。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时就曾经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但陆定一、周扬等人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江青语)、不予理睬。这就是她1967年4月在《为人民立新功》那番讲话里说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江青在北京没有市场，于是她把眼光转向了上海。1963年1月，柯庆施在上海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也受到了中宣部和文化部陆定一、周扬等同志的冷遇，却与江青不谋而合。于是，江青来到上海找柯庆施组织写作班子，建立她所说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

江青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到上海的。

“大写十三年”与“十五年来成绩寥寥”

1963年年初，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个口号与江青当时的思想不谋而合，因而深受她的赏识。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庆施”。这也是江青这次来上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柯庆施的这篇讲话。柯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他甚至武断地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柯庆施讲话中这个事关重大的命题没有经过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它把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是不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这个讲话一出笼就引起了各级领导和文学艺术界的强烈反感。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也感到奇怪和不以为然。我想，光允许写解放后十三年，那么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能不能写呢?不要写古人、死人，那么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能不能写呢?虽然我有这些看法，但也仅认为这可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柯庆施又要放什么“卫星”吧，并没有体会出这后面还有什么名堂。

江青在北京找中宣部、文化部领导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受到冷遇；柯庆施在上海提出“大写十三年”，中宣部、文化部也保持沉默。因此，江青一到上海见到柯庆施后就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一个是来寻求支持，一个是有意投靠。于是，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发难。

江青说明了她来上海是怀有特殊使命的，既要“破”、又要“立”。所谓“破”，就是要批判，批《海瑞罢官》，批《李慧娘》，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所谓“立”，就是要搞现代戏。她特别提到了上海沪剧《红灯记》，说要把这部戏改为京剧，推向全国。因为江青此行是打着“文化”的旗号来的，而当时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是张春桥，于是柯庆施便把张春桥正式介绍给江青。江青和张春桥的早期勾结活动就从此时开始了。

由于张春桥从江青那里了解到一些底细，知道了毛主席对文艺部门不满，认为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因此，在1963年4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张春桥才敢有恃无恐地和姚文元一起，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大写十三年”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周、林、邵对“大写十三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个口号有很大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依仗着江青的支持，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并竭力鼓吹“题材决定论”，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

张春桥从北京回来之后，向我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他十分得意地谈到了他和姚文元同中宣部领导同志争论的情景，说他们如何临场发挥，为“大写十三年”归纳出十大好处等等。我本来就对“大写十三年”不以为然，看他如此得意忘形和偏执，便冷淡地说道：“我们上海的同志去北京开会应当谦虚谨慎，应当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他看话不投机，便悻悻离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两军对垒的一次前哨接触战。虽然中宣部领导态度很明确，但时隔不久，中宣部还是发出了停演“鬼戏”的通知。显然，这其中大有文章，其中奥秘就颇费猜测了。

如果对文艺界的创作仅仅停留在以写什么为主，那还属于对一般文艺方针的争论，而实际上江青、柯庆施并没停留在这上面。到了1963年底、1964年初，这种争论就升级到对整个文学艺术界方针、路线斗争的估价和判断的高度上去了。

1963年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的亲自“领导”下、江青的亲自“关怀”下举行的。在这次观摩演出中，柯庆施提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断言“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张春桥又对“大写十三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它推向极端，作为衡量文艺作品好坏和优劣的唯一尺度。

柯庆施这个讲话在戏剧界、文艺界引起了更大的震动乃至震惊。许多戏剧界、文艺界人士对柯庆施否定十五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甚至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上纲为“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深为不解，也深感不安。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

柯庆施之所以敢如此讲，也是有背景和来头的。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柯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写下了一段重要批示——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这个批示成为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的估价，以及从1963年5月开始的对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上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干扰和阻碍了文艺工作的正常开展。许多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被排斥，一大批传统题材的戏曲曲目受到压制。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王孝和》等影片被指责是“专门写死人”，《吉鸿昌》、《七月流火》、《邹韬奋》等影片被迫停止拍摄。1964年7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国江南》等影片被康生点名批判。原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电影剧作家、理论家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也受到大规模批判。随后，上海一大批电影，如《红日》、《舞台姐妹》、《阿诗玛》等统统被打成“毒草”。文艺界的同志整日处在忧心忡忡、提心吊胆之中，大家谁也不知道该写什么，谁也不知道该演什么，整个文艺界处在一片万马齐喑的忧郁气氛之中。

《“有鬼无害”论》与“梁璧辉”的由来

就在江青风尘仆仆到上海几个月以后，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璧辉”。这篇文章是江青首次行使她“争取”到的所谓“批评的权利”后打响的第一枪，也标志着江青在上海建立“基地”后，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用江青后来的话说就是，“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柯庆施本人并不会写文章，一般都是他出题目、观点，由张春桥或张春桥再物色笔杆子捉刀代笔。1958年北戴河会议刮起“共产风”之后，根据柯庆施授意，张春桥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并在《人民日报》转载。从此，一有大的动向，柯庆施总让张春桥写文章，中央的一些重大会议，如郑州会议、庐山会议，柯都把张带去。1963年，大概是张春桥当时正忙于搞“大写十三年”，柯庆施便把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

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

《“有鬼无害”论》是直接从正面批“鬼戏”《谢瑶环》的。它实际上是批《海瑞罢官》的一个先声，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因为当时毛主席还没有同意批《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虽然影响不大，但它却是江青初露锋芒的所谓“破”的一次表演，在“文革”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因为有了这“第一枪”，才会有后来的“万箭齐发”、“万炮齐轰”。这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因此，有些研究“文革”史的人把这篇文章的发表作为界定“文化大革命”起始点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

陈丕显

江青移植“革命样板戏”

从1963年到1965年，江青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其中除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等阴谋活动外，大部分公开活动是搞“革命现代戏”，也就是她所说的“立”。后来常被相提并论的八个“样板戏”中有四个出自于上海。在江青搞“革命现代戏”期间，由于柯庆施病重开刀，我开始和她有了比较多的来往。

江青1963年2月来沪后没多久的一个晚上，在张春桥的陪同下，她戴着大口罩，神神秘秘地在红都剧场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看完后江青很兴奋，她说这个剧基础可以，但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窄，要把这出戏改成京剧，推向全国，并且很得意地说：“那样影响就大了！”

这年秋天，江青又看中了上海沪剧院的《芦荡火种》，便把它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芦荡火种》是一出反映沙家浜地区新四军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伪军斗争英雄事迹的现代戏。《芦荡火种》所表现的沙家浜这一段历史和生活我是很熟悉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江苏战斗的时间很长，沙家浜一带是新四军和地方抗日队伍经常出没活动的根据地。我爱人谢志成第一次怀孕流产，就是在这一带芦苇荡的一条小船上。我对江苏、对沙家浜、对芦苇荡怀有深厚感情。我也很支持这出戏的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问世是经过再三锤炼而成的。在此前后，上海文化局、沪剧院都曾向我们这些在沙家浜地区战斗、生活过的同志征求意见；剧本和演员的表演都相当成熟，很受上海观众欢迎。江青改编这出戏时，自然找到了我和谢志成。

一次，陪江青看《芦荡火种》彩排时，谢志成看到芦苇荡中的芦苇太小又太稀，而接应新四军的船很大，无法隐蔽，便对江青说，这个布景不符合实际，应当改一改。江青对此意见很重视，立即表示要到芦苇荡的现场去看一看，体验一下生活。为了使江青熟悉“生活”，我曾和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驱车乘船几百里，陪她到当年“沙家浜”地区去看地形，并回忆当年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情景。秋天的沙家浜，色彩显得格外绚丽和丰富，碧空如洗，纤尘不染，湖水清漾，微波泛起，大片大片高耸密簇的芦苇，坚挺地、精神抖擞地扎根荡中，直指蓝天，我似乎又看到了隐藏在芦苇丛中的部队。看着这熟悉的场景，不由得又使我回忆起了在江苏斗争的艰难岁月，心情激动，难以平静。可是江青却似乎无动于衷，纯粹是一副看“布景”的派头，她漫不经心地看了几眼芦苇荡，随意指点了一番山水，便毫无兴趣了。于是，我们只好悻悻驱车返沪。

对于《芦荡火种》这出戏，毛主席是很赞赏的。记得1965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毛主席来上海时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找周谷城、刘大杰两位教授来见他，他要请这两位教授对《芦荡火种》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我立即派人通知，可这两位老先生举家外出休息，不知去向，这可把我急坏了，直到上午十时多才好不容易分别从两个公园里把他们找到。1964年春，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后，曾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并按照他的意见把戏名改为《沙家浜》。

应该说，搞革命现代戏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江青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把自己树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并借此打击和迫害别人。其实江青在“移植”上并未下什么功夫，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可以说，江青是以“移植”为名来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她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说成是她的“样板”。更为可恨的是，在她搞了“移植”后，就蛮横下令原剧种不许再演了。但上海的老百姓大部分是喜欢地方戏的，我也喜欢看沪剧、越剧，并在戏剧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如俞振飞、周信芳、袁雪芬、丁是娥等同志，他们向我反映这些情况，并征询我能否再上演原剧种。我不假思索地表示，移植的目的是提高和推广，上海人爱看原剧种可以继续演。没想到，我的这句话，后来竟成了我反对“革命样板戏”的“罪证”，“文革”期间为此整了我好久，也牵连了不少上海文艺界的著名人士。

广大群众特别是文艺界对江青这种霸道蛮横作风是很不满意的。著名演员赵燕侠本来是江青请来演阿庆嫂的。江青为了笼络赵燕侠，让赵为她出力，特意送了一件毛衣给赵。可是秉性耿直的赵燕侠却看不惯江青这种庸俗的作风，婉言拒绝，不领江青的情。江青恼羞成怒，伺机整她。《沙家浜》彩排时，我和谢志成陪江青去看，那天江青一改往日居高临下的作风，到处和人说话，打招呼，可以看出她的心情很好，兴致很高。这大概是她的“文艺革命”成果即将问世，她可就此名扬天下的缘故。可是，当“阿庆嫂”出场时，江青一看出场的演员不是赵燕侠，便突然脸色大变，怒不可遏，大声责问：“赵燕侠为什么不出场？为什么叫别人代替？”有人告诉她说，赵燕侠今天感冒发烧嗓子疼不能演出时，江青恶狠狠地说：“早不病晚不病，今天我来看彩排，她就偏偏病。这分明是有意和我作对!我送她毛衣她不要，我来看彩排她不上场，真是不识抬举！”说完就要离开剧场，我们好说歹说才劝住。看完彩排后，江青仍然余怒未消，当即下令不准赵燕侠再演阿庆嫂，而换了洪雪飞。就这样，赵燕侠这位受到毛主席称赞的著名演员从此被打入了冷宫。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出色地扮演琼花的白淑湘，因为化妆中打不打油底这样一个细小的技术性问题与江青发生争执，顶撞了这位“旗手”，“文革”中江青就指使张春桥，让他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把白淑湘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就是这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复无常、颐指气使的迫害狂。更有甚者，上海市有几个沪剧爱好者1970年的时候自己排演了《芦荡火种》，张春桥竟残忍地将为首的谭元泉判处死刑枪毙了!戏剧、音乐、电影等本来是寓教于乐、娱乐于人的艺术形式，江青等人却把这些当成纯粹的政治斗争工具，甚至变成镇压的屠刀，这些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永远吸取。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以“样板戏”作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和立场的标准，以“一花独放”代替“百花齐放”，给人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中国的文艺舞台一派萧条，致使有些同志至今一听到“样板戏”还感到心悸。这是许多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

明明我是支持“革命现代戏”的，为什么后来江、张一伙却把“破坏革命样板戏”当成我的一条罪状，并千方百计要置我于死地呢？这除了我反对他们禁演地方剧以外，还和我了解江青的一些历史有关。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1980年，陈丕显和胡立教(左二)前往医院看望扬帆(右二)及其家属。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扬冤案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必细说，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8月23日发出通知，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在京开会。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扬帆同志的下落，并迅速接他到武汉最好的医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在我和志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难以忘却的印象。江青在“文革”中整了无数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我想，后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老反革命”，置于死地，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