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翊君：傅高义眼中的邓小平

（傅高义教授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谈中国领导人，其观点供各位参考。）

傅高义是哈佛大学与中国各界关系最密切的教授之一，是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主任，还出任过克林顿时期的负责东亚的美国国家情报官。近日美国重要智库威尔逊中心和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分别邀请他做主题演讲。

        傅高义在谈到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时，多次强调了邓在抗战时期作为军事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倾向于务实的态度。和毛主席在相对安定的后方延安不同，身在太行前线的邓小平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讨论哲学，战争中他随时准备着下一场战斗。作为一个领导人，邓小平善于抓住分歧所在，然后尝试去解决分歧，将议程推进。在谈到中美建交谈判时，邓小平使用了各种办法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但意识到这个问题无法一下子解决时，他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姿态。在谈到邓小平早年的国外经历时，傅教授特别提到邓小平是1926年进入苏联的中山大学学习，此时的苏联正处于新经济政策下。而中国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陈云是在30年代中期到的苏联，那时候苏联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傅高义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邓小平的务实，关于如何评价毛主席，傅教授形象地做了一个类比：孔子像放在了天安门广场，但是儒家思想已经离中国现实生活很遥远。而邓小平把毛主席画像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但是时代已经变化了许多。尽管邓小平没有公开地批评过毛主席，但是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提到文革是他最糟糕的经历。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邓小平认为最应该向毛主席学习的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处理党内分歧时，邓小平一直讲的“不要争论”也被傅高义教授多次提及。

傅高义教授认为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三大遗产：首先，是给党和国家留下了一套更好的组织系统。他结束了领导人终身任期，建立了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机制，傅教授认为这多半来自于他战争时期的经历，指挥官需要有后备人选来应对意外。其次，是他重视对外开放，在中美尚在进行建交谈判之时，卡特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半夜三点给卡特总统打电话，报告说邓小平要求派5000名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即便在八十年代末那次风波之后，邓小平提到中国不仅要继续开放，而且要更加深入地开放。最后一点，就是外交政策韬光养晦的指导思想，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国内发展上。

在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傅教授认为邓小平并没有反对民主。早在1927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政治改革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1978年之后的北京出现了一些现象，邓一开始并没有反对，并且嘱咐于光远写一篇文章表示支持，但是当他从美国回来后却被叫停了，因为邓小平意识到有过度的倾向。1980年8月邓小平与知识分子的谈话中同样提到了政治改革，而1986年开始的政治改革研究项目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首肯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傅教授称邓小平儿子在接受其采访时提到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很愚蠢，他将政改放在最前面，使得党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控制。

曾多次与邓小平会晤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认为邓小平不同于其他中国领导人，极富个人魅力。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一般与中国领导人的见面座位布置成U型，宾主双方都向着门的方向，但是邓小平却不同，他会坐在旁边看着你。

在回答毛主席思想在中国的重新崛起和中国未来政治改革走向的问题时，傅高义认为这种思潮的兴起实际上是对腐败和平等的一种反应，但是他认为毛主席的思想太情绪化和浪漫主义了，当前中国已经变化太多，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即便在毛主席的时代，城市和农村也是不平等的。《炎黄春秋》的老朋友说邓小平错过了最好的政治改革时机，傅高义则认为需要一定的政治风气，在政治局常委层面达成一定的共识才可能推进政治改革。

（作者系华盛顿的中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