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勋：叶剑英、邓小平亲授指示 廖汉生同“四人帮”的斗争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1976年1 月，廖汉生带领军区工作队沿长江经镇江、江阴、沙洲、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一线，勘察地形，视察部队。9日清晨，廖汉生在无锡驻军营区做继续出发的准备，惊悉周恩来总理于1 月8 日与世长辞，他心里充满悲痛。

2 月8 日晚，周恩来逝世仅仅1 个月，廖汉生就接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宝奇打来的电话，他向廖汉生谈了参加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的情况。上海市一些人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判邓小平搞整顿，是“右倾翻案风”。廖汉生当即将上海警备区报告的情况向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从2 月初到2 月中旬短短的十几天里，中央接连发出[1976] 1、2、3号文件。与此同时，报刊上接连刊载了《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批判文章。

2 月18 日，廖汉生乘火车前往北京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19日晚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叫做“十二省市负责同志打招呼会议”，由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召集，参加者为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12 省、市、自治区和沈阳、北京、济南、南京4 大军区及所属军区的老、中、青负责同志，还有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到会，但排除了叶剑英、邓小平。会议以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为名，批判邓小平提出以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改变以阶段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第二天，会议参加者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集体听取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谢静宜等人介绍该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在“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人们一方面对“四人帮”的种种做法越来越不满，一方面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这种情绪随着清明的临近越来越强烈。从3月30日起，南京街头与长江大桥上陆续出现群众自发张贴的大标语、大字报，点名或不点名地指向“四人帮”一伙。鼓楼广场贴出大标语，点名反对张春桥、江青等。这天晚上，中央军委来电话询问南京的情况，廖汉生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如实作了反映。

4 月2 日上午，江苏省委常委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4月1 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指出：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4 月7 日晚8 点，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同时播出中央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4 月14 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江苏省委彭冲、杨广立和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4 人立即去北京。4 月16 日晚，廖汉生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先到会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对他说：“你们要注意。”廖汉生已感到事情不好，一会儿，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宽敞的东大厅里一边坐的是除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一边是南京赶来的彭冲、杨广立、丁盛和廖汉生。这种场面使廖汉生感到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说明：找你们来，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接着点出会议的主题：今天政治局请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同志，江苏省委彭冲、杨广立同志到中央来谈一下。南京这个政治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很严重，上次打电话要你们认真追查一下，这次找你们来，谈了就回去。

主持人问：彭冲和杨广立谁汇报？杨广立说：“彭冲同志汇报。”彭冲讲了几句。杨广立插话上来，两个人讲得不一致，结果江青等人当场把彭冲批了一通。轮到南京军区汇报时，应该是丁盛先讲。但他对廖汉生说：“我精神不好，还是你先讲吧。”于是廖汉生先汇报，还没讲几句，有人插话说：北京镇压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后，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在报道中把他讲的三个“好的很”删掉了两个。姚文元马上接过来说：“《人民日报》我就没有删嘛。”江青指着廖汉生说：“你是政治委员，你为什么不制止？”廖汉生反问道：“我在北京，怎么制止？”廖汉生感到这次会议的矛头似乎主要是要批彭冲和他的。

接下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先后讲话，批评廖汉生他们说：你们江苏各地的标语搞得早，面很广，内容很坏，其他省也有，但没有你们广泛。南京比较早，面比较大，影响全国。当时为了保护群众，中央电话通知上没有写“反革命”三个字。一个晚上同时到火车上刷大标语，这是有预谋的，让火车带到全国跑。在梅园新村，南京大学的学生冲进去就有那个苗头。如果开始认识不足，那么中央发了两个电话通知以后，江苏省委、南京军区的态度不够明朗，查得不力。从来信中反映，有的单位领导有抵触，联系到去年的谣言四起，到今年没人追查，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这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你们那里的问题没有揭出来，不如北京。军区、省委不要认为事情过去了，不然就被动了。江青在发言中还再次指责廖汉生“欺负”他人。廖汉生火了，当场就顶她说：“今天是在政治局召集的会议上，我工作中有错误可以检查，政治局也可以派人来查，但我没有欺负他人。”会场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时，有人出来打圆场，对廖汉生说：“她开个玩笑嘛。”江青也立即改口说：“哎呀，开个玩笑。我们都是老熟人嘛！”接着她又说：“你们部队在沙家店战斗打得很好嘛！”她一下子把话题扯到1947 年的西北战场上去了。这么一打岔，事情才暂时过去。

最后，政治局要求：回去以后，必须接受教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严肃追查谣言，打击谣言的制造者，坚决镇压反革命。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担当上海防暴的重任

20世纪70年代，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在勘察南京战区地形

1976 年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年。7月7日，朱德因病逝世；7月28 日，唐山等地发生强烈地震，数十万人死伤。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听到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廖汉生悲痛得泣不成声。

9月15日晚，廖汉生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下决心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办公厅，急切请求批准他去北京吊唁。

16 日凌晨2 时，廖汉生终于接到军委办公厅的答复电话：中央批准他去北京参加吊唁，瞻仰遗容，并参加守灵。他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日上午8 时，从北京派来接他的飞机抵达南京。廖汉生立即登机，经过1 小时40 分钟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奉陈锡联之命前来接他，一路上向他说明了批准来京的过程，并告诉廖汉生，他可以参加吊唁和守灵，但是名字不能见报。

16 日16 时，廖汉生来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毛主席遗体前，致敬默哀。望着毛主席的遗容，他百感交集，忍不住痛哭起来，直至返回东大厅仍然泣不成声。5 分钟后，他强压悲痛，再次来到北大厅肃立在毛主席的遗体旁，为他守灵30分钟。

17 日早晨，专机送廖汉生返回南京。

1976 年10 月7 日上午，廖汉生接到中央军委陈锡联的紧急电话通知：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的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

专机是从上海过来的，到达南京已是中午，随飞机来的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10 月7 日16时，专机抵达北京，廖汉生住进京西宾馆。按照以往开会的惯例，廖汉生住下后，首先叫秘书张玉江向会务组报到。一会儿，张玉江报告说：没有会务组。开会没会务组，廖汉生感到奇怪，去问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他们也不知道。

晚上10 时30 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随行工作人员一个也不许跟去。廖汉生立即起身，匆匆下楼，乘坐军委办公厅的4 辆红旗轿车驶出京西宾馆大门，朝着西北方的郊外驶去。车子很快就来到玉泉山9 号楼。参加会议的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3 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议室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 日下午5 时，他们继续到玉泉山开会，南京、济南、武汉3 个军区的同志一一发言，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叶剑英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作出决策的经过，并说政治局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南京军区一项任务：防止“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发动武装暴乱。军委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廖汉生和丁盛交代了任务，要求他们密切注意上海的动向。他们同总参谋部的同志一起商量防范措施。廖汉生提议：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暴乱，可以利用临近冬季，按惯例部队进行野营拉练这样一种方式，把驻江苏的第六十军和驻浙江的第一军分别向东拉，形成对上海的包围态势，一旦有事就可以迅速进入上海。但军委决定暂时不要动，一动就可能会打草惊蛇。

9 日晚上10 点，彭冲、许家屯、丁盛和廖汉生又被中央政治局找去，华国锋等向他们作了指示：回去以后的传达权，政治局不作统一规定，由省委和军区自己掌握，逐级传达。同时华国锋还说明了南京军区过去这个、那个运动的一些情况：中央过去对南京军区的批评“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这是“四人帮”为了压南京军区，由张春桥提出的，是别有用心的。

10月10日中午，廖汉生乘坐一架伊尔-18 飞机返回南京，马天水等人留在北京。当天下午，廖汉生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军区首长、原本离职休养的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同志们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群情振奋。

就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们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又看到马天水等人相继被中央叫到北京开会，他们推测可能出事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于10 月9日命令所属民兵进入一级战备，突击给民兵发枪、发弹，有人找到上海警备区干部，要求有所动作。这些人还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一些人主张“干了”，先占领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另一些人主张等一等，“等马老回来再说”。中央政治局把马天水等人留在北京，要丁盛、廖汉生先回来布置防范措施，就是为了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们摸不着头脑，打乱他们的计划。

为防止暴乱，中央军委最终批准了廖汉生早先的想法，将驻江苏第六十军和驻浙江第一军分别向上海方向进行“野营拉练”。

13 日，杨成武打来电话，转达了陈锡联的指示：上海的马天水、徐学贤、王秀珍等4 人已经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中央今天就让他们返回上海，估计不致发生大问题。目前全军很稳定，全国也很稳定。

廖汉生立即将电话提示的内容分别转告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海军东海舰队政委方正平等，同时也将上海民兵指挥部下令民兵进入一级战备的情况报告给杨成武。17日零时，杨成武再次打来电话，转达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已经给上海市委发出电话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当天下午，军委领导陈锡联又接连3 次给廖汉生打电话，作出有关指示：根据中央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组成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并将担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22日凌晨3 时，廖汉生接到中央工作组负责人苏振华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提出根据原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和上海民兵等方面的情况，要廖汉生马上到上海去一趟，共同商量预防暴乱的问题，此时已派出专机来南京接廖汉生。22 日上午7时，廖汉生带着张俊、张挺两位副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乘专机前往上海，为预防不测，司令部的同志还特意增派了警卫员，携带手枪、冲锋枪以及充足的子弹。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他们搭乘汽车，穿过市区，赶到位于吴淞口的海军基地司令部。中央工作组、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同志们共同讨论了防范上海暴乱的问题，拟定出一个加强警戒、加强民兵工作、防范暴乱的预案。廖汉生向中央工作组通报了南京军区的应变措施：第一军和第六十军正在周边地区“野营训练”，密切注意着上海方向的情况。方案定好后，廖汉生于下午乘坐专机返回南京。他们的周密部署，确保了上海的安宁与稳定。在中央工作组的领导下，上海驶入快车道，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