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关系密切是学界一致认同的问题,同样,作为学术成果展示舞台的学术刊物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学术期刊与学术一样,希望在保持学术独立性和科学性的同时,能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为现实斗争服务,但是,结果往往却是这样:学术期刊在保持学术独立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它的革命性就大大削弱和降低,这无疑是不适应当时的某些政治运动气氛的,导致最后结果的几乎总是学术期刊的停刊。当政治环境正常,学术空气浓厚时,学术期刊再度复刊,为学术的独立性和科学性继续奋斗。这种情况在建国后至“文革”前表现的较为激烈。①本文拟就《文史哲》和《江海学刊》的停刊与复刊为例加以阐述,表明学术期刊与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

 

一

 

著名学术刊物《文史哲》和《江海学刊》曾在建国后至“文革”前这段历史时期中,一度停刊和复刊,而《江海学刊》曾两度停刊,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文史哲》自1951 年创办后,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增大,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1958 年的最后一期的《文史哲》中,登出了自1959 年1 月起停刊的启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为了配合1958 年工业、农业和商业上的大跃进运动而在知识界掀起的兴无灭资、“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使得《文史哲》无法再正常发展下去。学术的发展是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表达学术成果的学术刊物的兴衰也是与政治环境不可分割的。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文史哲》也逃不过政治环境的影响。为了配合科学文化上的大跃进和响应陈伯达“厚今薄古”的号召《, 文史哲》刊登了大量的非学术文章,并对一些专家和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批判。据统计,1958 年《文史哲》共出版了12 期,其中关于“反右”斗争的文章17 篇,关于思想批判的文章23 篇,也就是说,平均每期就有3 - 4 篇思想政治批判的文章在内,这对于以“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为宗旨的《文史哲》来说,无疑是违背初衷的。即使如此,依然还有人认为《文史哲》在贯彻“厚今薄古”方针上做得不够。有文章指出:“‘文史哲’近几年所刊载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古代史、古典文学、古代哲学史的文章;近代和现代史,近代和现代文学、近代和现代哲学史的文章非常少”,“‘文史哲’在过去很少配合各种政治运动,有时甚至一点也不配合,产生‘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之所以这样,主要就是“办刊物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作祟”和“山东大学文科教师的‘厚古薄今’的倾向。”[1]《文史哲》一方面在为政治服务中而扭曲了自己创办刊物的宗旨,一方面还被指责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不好,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停刊似乎是《文史哲》最好的选择。与《文史哲》命运相似的刊物还有《江海学刊》。《江海学刊》是由当时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委会) 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创刊于1958 年3 月。《江海学刊》创刊的时候,也正是“全国人民正在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和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而奋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形成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2 ]的时候。因此,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适应形势而创办了《江海学刊》。其目的就是“用以加强自我教育,促进学术的繁荣,服务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3 ] 。《江海学刊》把“理论联系实际”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自己的宗旨和方针,为学术的发展辛勤耕耘。但令人遗憾的是《, 江海学刊》在出了十期以后与《文史哲》一样也于1959 年停刊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1958 年的政治运动的形势没有把握好,其所刊出的文章没有能够跟上形势。在当时的兴无灭资、“拔白旗、插红旗”、“厚今薄古”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下,任何脱离政治的学术都是无法独立生存的,因此《文史哲》和《江海学刊》只有停刊整顿。

 

二

 

自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兴起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先后发现在大办人民公社中出了乱子,并认为党内有不少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主要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自1958 年11 月至1959 年7 月连续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以及八届七中全会,重点讨论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通过这一系列会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党对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提出一些正确的思想。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导生撰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前的新课题》说:“一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深感到思想跟不上,并且出现了不少混乱思想,我们应当首先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用文件的精神来武装自己,澄清各种混乱思想,以统一我们的思想认识;通过学习来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使我们的理论和知识和当前活生生的现实结合起来,进一步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实质;同时,我们还要根据《决议》上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我们新的研究任务。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抓紧当前的理论问题来开展研究工作, 以便更好地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4 ]

 

在上述背景之下,学术界也开始对前一阶段中的“左”的错误倾向进行了纠正。学术界又恢复了以往的正常空气。借此机会《, 江海学刊》于1960年复刊了。复刊后的《江海学刊》除了把“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之外,还着重强调了“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这是鉴于1958 年《江海学刊》办刊失误所得的经验。《江海学刊》在《复刊词》中说:“根据‘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本刊也将以一定的篇幅登载具有一定质量的整理祖国科学文化遗产的文章。我们并不轻视古代遗产,只是要求古代遗产的研究工作能从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原则指示,来正确鉴别、评价古代遗产,剔除糟粕,吸取其精华,以便我们在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中,能够批判地利用这些遗产。”[ 5 ]

 

复刊后的《江海学刊》在不断发表学术性的文章之外,还积极参与了1960 年的批判尚钺所谓的“修正主义”的观点的运动,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办刊。《江海学刊》对1960 年的工作进行总结时说:“1960 年过去了。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作者和读者的大力支持下,‘江海学刊’顺利出了十二期。在这十二期中,我们发表了一百四十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在阐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上,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上,在讨论学术问题促进科学研究上,还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我们差可自慰的。”[6 ]

 

三

 

继《江海学刊》复刊后《, 文史哲》在沉寂了两年之后,也于1961 年复刊了。这与当时“双百”方针的再度提出是分不开的。1961 年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对前一段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清理。在文化政策上,重申“双百”方针,制定了《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方针政策。《文艺八条》明确规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

 

《文史哲》在1961 年第1 期的《复刊词》中这样说到:“它的复刊不是偶然的。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近几年来,山东学术界和全国一样,在研究文学、历史以及哲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中,提出问题,发展不同意见,进行自由讨论的空气,日益活跃起来。特别是1961 年春季党号召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山东省委召开了“双百”方针座谈之后,山东省学术界的学术讨论、学术研究活动,随之出现了新的气象;这种情况迫切需要及时开辟一个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园地。”在这种背景之下《, 文史哲》复刊了。复刊后的《文史哲》除了坚持贯彻学术研究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外,还特别指出要“宣传、介绍、研究和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关于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理论;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作为武器,进行文学、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并批判这些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7 ]这与复刊后的《江海学刊》很相似,也是吸取和总结1958 年办刊的经验和教训所得来的。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 江海学刊》在1961 年第1 期上的《致作者和读者》的信中说:“一九六一年是‘江海学刊’复刊的第二年。在这一年,我们打算发扬已有成绩,继续刊登一些适应形势、结合实际、更深入地阐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理论问题的文章。我们也打算克服过去一年工作中的缺陷,增加本刊的学术内容,多刊登一些研究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中学术问题的文章。在文体上,我们也打算进一步多样化,除了论文以外,还穿插一些杂文、札记、随笔等等体裁的文章。我们希望‘江海学刊’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同时得到加强。”由此可见《, 江海学刊》在过去办刊的一年中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刊登的文章是政治革命性大于学术科学性,所以才有意识地提出要在以后的办刊中多增加学术性文章的分量,但革命性又不能丢弃,只好希望《江海学刊》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同时得到加强”。事实证明《, 江海学刊》在1961 —1962年的这段历史时期中,所刊登的学术文章远远多于政治批评性的文章。在反思1958 年“史学革命”运动和批判非历史主义、提倡历史主义的学术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政治风云多变幻。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国际和国内出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国内方面,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社会上犯罪现象也有所增加。对于这些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的紧张形势和矛盾激化的暂时现象,毛泽东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尤其严重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对经济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的认识分歧,以及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干群关系不正常的问题,也统统被毛泽东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1962 年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将存在并企图复辟,它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并强调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日趋严重地发展起来。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错误的发展,不仅严重限制和消弱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发展,同时也冲击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60 年代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文艺界和学术界) 出现的活跃气氛如同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一个短暂时期,就又被政治大批判斗争所代替。

 

1963年5 月6 日、5 月7 日《, 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后来接踵而至的批判斗争表明《, 文汇报》的文章是一系列政治大批判的公开信号。从此,文艺界对一大批小说、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进行了批判,学术界则接连进行了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孙冶方的经济思想、翦伯赞的“非阶级观点”的错误批判。这样一来,学术界就面对着艰难的选择:要么配合政治斗争的形势,使学术为政治斗争服务,这样无疑违背了学术的科学性和独立性;要么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不问世事,为学术而学术,但多年的实践表明,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学术性为宗旨的学术刊物似乎只有停刊的这一条路可走。《江海学刊》就是如此。1964 年9 月《江海学刊》刊出了最后一期。编辑部在每一本杂志上都附载了一封致读者和订户的声名:本刊今年出至九月号为止。凡预订全年或今年第四季度本刊的读者,请迳向当地邮局办理退订手续。[ 8 ]这样《, 江海学刊》继1959 年停刊之后,再度停刊,直至1982 年才重新复刊。

 

当1966年“文革”开始后《, 文史哲》《、江海学刊》以及其他许多学术刊物都被迫停刊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学术交流和出版事业遭受严重的破坏,大部分刊物停刊,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几乎被扼杀殆尽。据统计,1971 年全国性和地市一级的期刊只有77 种,仅是‘文革’前夕的1965 年的十分之一。”[9 ]

 

结论

 

通过建国后至“文革”前《文史哲》、《江海学刊》的停刊和复刊原因的探析,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政治空气良好的时候,学术发展可以真正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是,当政治空气恶劣的时候,学术很可能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遭歪曲和践踏,因此,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在为现实服务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其科学性,不能因为为了现实服务的革命性而牺牲了科学性。作为表达和展示学术成果的学术期刊也是如此。

 

注释

 

①“文革”中,几乎一切学术刊物都被停刊,无任何学术性可言,所以本文

 

论述范围不涉及“文革”时期的一些刊物的停刊和复刊。

 

参考文献

 

[ 1 ]赵华富. 谈谈“文史哲”“厚古薄今”的倾向[J ] . 文史哲,1958 , (6) .

 

[2 ] [ 3 ]《江海学刊》创刊词. 刘宏权、刘洪泽主编. 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

 

600 篇(下) [M] . 解放军出版社,1996.

 

[ 4 ]刘导生. 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前的新课题[J ] . 新建设,1959 , (1) .

 

[ 5 ]复刊词[J ] . 江海学刊,1960 , (1) .

 

[ 6 ]致作者和读者[J ] . 江海学刊,1961 , (1) .

 

[ 7 ]复刊词[J ] . 文史哲,1961 , (1) .

 

[ 8 ]江海学刊[J ] . 1964 , (9) .

 

[9 ]刘宏权、刘洪泽主编. 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 篇(前言) [M] . 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