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二五计划”期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可谓风风火火。“大跃进”追求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增长，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等等。

“二五计划”生产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毛泽东开始转变对“节育” 的态度。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认为“人多好”，“现在还是人少”，同时他还认为当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行“节育”：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大跃进”致粮食产量陡降，“三年困难”出现饥荒

伴随着“大跃进”推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危机也开始显现。195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约54.8 % ，农业总产值只增长了2. 4%，粮食产量增速仅为2. 5%，1959年，工业总产值增速为36.1 % ，农业总产值却为-13.6%，粮食总产量为17000万吨，减产3000万吨，同期下降15%，1959年农业总产值水平还不及1955年的水平。而1960年和1961年，粮食供应量进一步降到1958年71. 5%和74%的水平。随之而来就是大饥荒，据人口学家统计，从1959到1961年即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有1650万—3 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杨涛，经济学（季刊），2010.04）

周恩来主张控制人口减少粮食供应来克服困难

自“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就主张“人多力量大”，所以从1958年至1961年，“计划生育”几乎陷入停顿。但“跃进”过后，国家经济困难，民间饿殍遍野，领导层就试图通过控制人口减少粮食供应来应对。1962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谈到如何克服当前苦难时认为，首要做的是压缩城镇人口，减少粮食供应，而从长远来计要控制人口增长：

“我现在就谈谈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第一，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中央决定，一九六二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七百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五百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减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计划生育”重启，其后成为国家政策

过往我国“节育”是以“提倡”为主，没有完整制度体系建设的。“大跃进”过后，国家对于计划生育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首先“计划生育”被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来“认真”对待。1962年12月18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预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周恩来：光提倡不行，必须有计划，国家开始有计划调控人口

“计划生育”成为国家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后，领导层也一改过去“提倡”态度，转而试图通过国家计划来调控人口。1963年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就指出“计划生育”必须有计划：

“这就需要研究。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发展人口的计划，不能就这样听其自然，不管，因为我们国家大。即发展人口必须跟生产、教育、劳动力的安排等方面都联系起来，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计划生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倡晚婚，一方面是提倡节育。……但是，光提倡不行，必须有计划，比如说在全国的城乡中，到底在哪些地方更应着力一些？”

“计生”目标：年人口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二以下，计生委员会成立

既然计划生育成了国家意志，那么建立机构执行政策就顺理成章了。63-64年期间，我国部分省市相继成了计划生育机构，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1964年年初国务院还成立了计生委员会。

那么“生育”如何计划呢？这可以参考周恩来对于“计划生育”的设想。周恩里的设想是先从城市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村有步骤推行。谈到“计划生育”目标，他在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被问及“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何时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回应说：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的第一步。现在有些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些。但在农村，这方面工作还不能一下子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们提倡计划生育。这方面工作在城市收效比较大，特别是学校、工厂、机关里的青年承认晚婚好，并且愿意结婚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需要时间。二十世纪内，如果能使中国人口净增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太好了。现在，日本已经实现了这个指标。”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进度不满意，要求制造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大跃进”后，粮食不够吃，所以必须紧搞计划生育，在各种会议文件中都说得很明确。1961年5月、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至少减少1000万。

1962年的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又明确指出:“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1962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在城镇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要认真地提倡节制生育。”稍后，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卫生部门制订办法和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进行人工流产或施行绝育手术。

此一时期，一直是周恩来站在提倡计划生育的最前线，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基本上持默许态度。1965年l月9日，毛泽东终于在同斯诺谈话时，对计划生育有了明确表态。埃德加·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粮食陡降不是饥荒主因，控制人口应对“困难”缘木求鱼

从上述论述看出，领导层应对“三年困难”采取的是降低人口减少粮食供应，这一思路隐含的是，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担心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其实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讽刺的是领导层却声称“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譬如周恩来说：“当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1963年2月26日）

周恩来显然自相矛盾的，但他认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率”是有道理的，正如阿马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说：“事实上，每公顷产量在世界上所有地区都一直在持续提高，全世界的平均数在1981—1993年期间是每年每公顷上升42.6%。就全世界的粮食生产而言，在1970—1990期间，94%的粮食增长来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只有来6%自种植面积的扩大。”(《以自由看待发展》，P211,阿马蒂亚·森，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而在中国也符合这一趋势，经济学家茅于轼做过统计：中国人口1950年5.5亿，2008年13.3亿，增加了140%；人均粮食消费1950年239公斤，2008年398公斤，增加了66%。人口增加和人均粮食消耗增加导致粮食总消耗量增加了400%。与此同时，中国的耕地大幅度减少，但是，亩产增加了500%。（《如何实现“住有所居”》，杨丰来 黄永航，中国改革，2012.3.01）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饥荒？

阿马蒂亚·森在其著名《贫困与饥荒》中批判了马尔萨斯所秉持的粮食短缺造成饥荒的产生的理论，指出食物获取权的丧失才是饥荒发生的本质原因，“饥饿是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即使饥饿是由于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目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贫困与饥荒》，阿马蒂亚·森，商务印书馆，2004年）

具体到“三年困难”，粮食减产是饥荒的必要条件，但不构成充分条件，这次大饥荒并没有打击到每一个阶层，比如上海的死亡率仅从1956年的6. 6 %上升到1959年的7.8%、上升幅度仅为18. 2%，而同期四川和安徽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3倍；即使在一省内部，城市遭受的饥荒也要轻微得多，反而产粮区的农民才是主要要的受害者，因为这部分人群处于最底层，粮食被统购后，又没有获得任何保障。（《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杨涛，经济学（季刊），2010.04）

除此之外，粮食陡降主因还是体制本身。除了当时粮食产量浮夸风盛行，大放卫星外，国家发展工业化把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一些成熟的粮食没有收上来烂在地里，导致粮食减产。在浮夸最突出的河南省，到1958年11月6日止，50%的棉花没有收上来，红薯和花生只收了70 %，粮食虽然已经收上来但打了场的只有60-70%。江西省德兴县1958年抽调万余劳动力去大炼钢铁，导致12万亩晚稻只收割10% , 17.9万亩冬种计划只完成27%，到1960年全县人口外流4.7万人，占全县15.8万人的29.7%。当时有顺口溜生动描写了这种情形：“禾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当然，我们不是主张对粮食与人口之间关系盲目乐观，任由人口盲目发展，而是说明饥荒主因不是粮食陡降，以粮食不够分为由控制人口，理由是不充分的，正如法国学者布吕内尔说：“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因此将控制人口作为应对“粮食不足”“饥荒”的政策，显然是缘木求鱼，而且这也有为政治失误推卸责任之嫌。

结语：“大跃进”的严重后果——粮食不够吃，并不是人口增长的过错；但人口增长却必须为这严重后果买单。这是中国当代生育史上最悲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