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陈再道在武汉“七二○”事件的前前后后

1967年7月20日，地处中原、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江城武汉发生了因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而质问、围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事件。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周恩来正在武汉。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林彪、江青立即盗用中央的名义称：“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消息不胫而走。一些外国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说：“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扣留了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变。”

陈再道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将。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战功赫赫，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年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屯兵中原的最高军事首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再道忧心忡忡。1967年初，武汉军区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陈再道深知自己所处的位置，他暗暗下定决定：忍辱负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硝烟起京城

陈再道对“中央文革”放了一炮，江青说，陈再道这是企图改组“中央文革”，她在人民大会堂煽动军内外造反派说：“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陈再道不服，找周恩来评理。陈再道和“中央文革”从此结了“梁子”。

1967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

南方杨柳早已吐绿，但北京仍遭受寒流的袭击。从蒙古高原吹来的狂风，卷着黄沙，把天空搅得一片昏暗。隐在蒙蒙黄沙中的京西宾馆显得愈加凄楚而又冷峻。3月底以来，每天都有拉严棕色纱帘的一辆辆小轿车神秘而来，又神秘而去。这里正在举行军委扩大会议。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本兴致勃勃而来，然而，会议传出的诸如“要支持真正的‘左派’”、“军队支左有可能犯错误”等种种信息使他感到压抑、忧虑而又困惑。他还得知，他们刚刚抵京，武汉造反派赴京告状团就接踵而至。将军的心情坏透了，也仿佛与这糟糕的天气一般。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形，犹如过电影似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各项工作陷于停顿。1月23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央的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对策划制造动乱的一小撮人提出严厉批评。3月17日，根据军委八条，武汉军区逮捕了一意孤行的朱鸿霞、胡厚发、夏邦银等造反派头头。四天之后，又解散了被他们控制、肆意恣事的造反派组织“武汉工人总部”。与此同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出来工作。武汉形势很快趋于稳定。然而，这一切都引起造反派的不满，他们对武汉军区进行了猛烈攻击。……陈再道不断地反问自己：“难道军区支左真的搞错了吗？”

4月2日晚，陈再道正在他下塌的京西宾馆住所来回地踱着步，思考着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突然门开了，他的老搭档、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满脸怒容地走进来，“叭”地一声，把一张《人民日报》用手掌压在桌子上：“老陈，你看看这篇社论。这是针对我们来的！”

这是一张4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陈再道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什么狗屁革命小将，是打砸抢分子嘛。动不动就是社论、评论员文章，还不是那一套，借笔杆子杀人嘛！”

钟汉华说：“这篇社论是有来头的，轻视不得。”

“这我知道。这是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我听说王力对这篇社论还作了修改。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想把我们打倒，把军队搞乱。他们要揪武汉的谭震林，武汉的谭震林就是我陈再道嘛。”陈再道怒从心中起，对“中央文革”的不满情绪终于公开化了。